中国

①　导言

影响中国教育的各种力量概览　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机构和社会进程的教育，经常受到所处环境中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自然力量的影响。对于教育发展而言，这些影响或是有利的，或是无利的。它们既可能阻碍正常地制定教育规划，也可能促进教育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更好地领会当今中国的教育，有必要对同期内作用和反作用于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各种比较重要的力量加以描述。

在政治上，这一年以1923年10月10日曹锟被选举为大总统而导致的全国范围的不满情绪为开端。人们认为，这次选举将引发一场内战，虽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这场战争何时会来临，但是必定无可避免。最为担忧的莫过于这块土地上的教师，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察觉到，一次选举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量，将会使在教育方面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这就促使教师们不得不考虑，如果代议制政府对于中国有益的话，那么怎样通过教育来培养未来议员的品质。作为一种运动的公民教育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动力。

此次选举之后，不同政治派系的领袖们开始结成反对直系的统一战线。虽然孙逸仙博士、段祺瑞将军和张作霖将军在国策方面有分歧，但是在反对曹锟和吴佩孚方面却保持一致。不到一年，直系和反直系便在战场上交锋了，双方军事费用估计不少于2,000万美元。如果将平民财产和农业收成的损失也计算在内的话，在此次战争中的损失不低于7,500万美元。

在这一年初，军队有150万人。在将近整整一年时间里，各方都在准备全面战争，由公费开支的军队人数大大增加了。军费总额估计约为15,000万美元。这是军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军国主义以及当前由军国主义引发的这场战争在两个方面都影响了教育。首先，军国主义和战争榨干了本来可用于发展教育的巨大资源。其次，它们还刺激了军队中的职业教育。教育工作者们心中常把士兵复员看作基本的救国方略之一，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不给予士兵们能独立谋生的职业培训就把他们遣散是不可行的。对康复中的残废军人进行职业培训乃是当前战争的直接结果。

外交事务　　在国际关系上，有三个层面特别值得一提。如今，外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遭到空前强烈的抨击。这些条约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也导致不少外国人滋生了傲慢态度。一位中国作家曾说：“如果外国人友爱待我们，我们也以友爱待他们；但如果外国人鄙视我们，我们就憎恨他们。”这些条约滋长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甚至在今年举行的历次教育会议中也有表现。目前对中国教会教育的抨击，除了宗教原因之外，也受到全国范围内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间接影响。双方就废除不平等条约达成一致，将使有关各方受益。人们相信，取消不平等条约不仅能使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更为合适的位置，而且将使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更能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第二件应予考虑的事情是恢复与俄国的外交关系。通过取消沙俄与清朝签订的所有条约，俄国赢得了中国人民诚挚的友谊，这表现在1月26日向列宁致敬和要求承认俄国而举行的游行活动中。中国人民对新俄国持有的好感，与其说是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如说是由于俄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维护国际正义与平等的立场。但要预测这位新朋友对我国教育的影响还为时过早。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与新俄国联系将使中国教育不那么有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

取消庚子赔款　　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项使用庚款的政策，然而两国政府的这项政策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法国的庚款仍因金法郎问题悬而未决。如果改变基金的管理方式，这三笔款项将有一部分用于发展教育和文化。美国的那一份庚款，总额为12,545,438.67美元，已于5月21日由美国国会予以取消并计划用于教育和文化。8月孟禄博士访问中国，建立了一个名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机构，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共同指导这笔基金的使用。在俄国庚款中，有约达4,500万美元可用于教育，并已委托两名中国人和一名俄国人负责管理。这些款项将会激励发展新的教育和文化活动。许多活动项目已经提出来，不过看来促进科学和乡村教育已经得到最多的支持。

中国舆论　　在结束讨论政治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之前，必须讲一讲中国舆论的影响。舆论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在中国，它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重要。它的影响是潜在的，但无时不在。它的作用是缓慢的，但是非常稳定和实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兴衰起伏由这种无形力量的向背而定。从民国的建立、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倒台、清朝君主政体复辟的失败、安福系的垮台和这次直系的垮台，都可以看出舆论乃是最终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今天中国的舆论，在对内事务中主张建立一个诚实、高效的政府，在对外事务中主张保持公平与友好，缺少这些理念就不能适应当今明智的舆论要求。怎样使舆论更加公开、更加理性是普及教育中的一个问题，因此，普及教育设立的计划包括：在十年内将两亿文盲变成有知识、有责任感的公民！

中国，一个农业国　　80%以上的中国人居住在依靠耕作为生的农村。因此，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对于理解有关经济和教育的问题很有必要。中国农民是知足的、保守的。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稳定和延续作出了贡献。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们在种植粮食和保持土壤肥力方面还是很成功的。收成勉强够养家糊口的小农遍及全国。由于没有任何农村信贷组织，在需要资金时，农民只能典当个人的财产，所付年利竟高达36%。其他不利于中国农民的因素还很多，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糟糕的运输设施，没有合作买卖，缺乏对书面文字的基本认知，而文字乃是获得改良耕作所需要的新知识的钥匙；此外缺乏环境卫生的管理，以致损害着农民及其子女的健康。这些事实促使人们从经济和教育方面着手解决农村问题，发展有效农村教育以改进农民的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改善农村教育的同时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已经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由此科学的农业将指日可待。

工业发展和劳工问题　　尽管农业的影响占支配地位，各种新型工业还是逐渐地、稳步地兴起，其范围和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现在已有一百多家面粉厂和七十多家榨油厂开工。水泥已在上海和南京投入生产，山东、河南和满洲也将很快投产。我们现在已能精制食糖、食盐，用国产肥皂洗涤，用国产火柴点火，两百多个城市用电照明。有十多个业务兴隆的公司由中国人拥有和经营，资本总额达6,000万元，其矿井生产能力为800万吨，而中国所有现代矿井的生产能力为1,400万吨。这大致相当于在13年内增长了400%。1918年至1919年中国棉纺织工业突然红火，1921年之后开始衰落。比之1923年纱锭总数2,221,486，1924年减少至2,160,406。中国经营的纱锭从1923年（全国总数）的64%降至1924年的56%，而日本在中国的纱锭则在一年中从25%增加到34%。不过，织机的数量却在增加：1923年开工的织机为7,817台，而在1924年开工的织机数已上升至9,481台。上述数字表示的乃是战前的状况，然而当前的战争必定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的自然增长。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劳工和阶级斗争问题。“数以百计的各种工会组织迅速成立了，广州成为最活跃的中心。罢工随着劳工组织的增长而逐步升级。虽然工人们受到那些想当劳工领袖者的拙劣领导，有时甚至受到利用，但他们还是体验到了自身的力量……工人们正逐步意识到自己的苦难、自己的权利，以及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中国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最缺乏保护，且备受剥削。大多数劳动力是文盲。

上述即为中国工业状况的现状，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便是如何将人的因素融入工业主义，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劳工和资本，以尽量不牺牲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工业能够满足民族和世界的需要。教育与立法必须联合起来从工业主义当中获取最充分的利益，将伴随西方工业主义而来的灾难减少到最低限度。

商业发展　　“尽管政治上动乱频仍，过去20年中国的外贸还是逐年稳定上升，每年的利润都比上一年有所提高。”1923年的外贸总额是1,676,320,303海关两，比上一年增长76,378,720海关两。进口总值下跌约2,200万两，而出口则增长了将近1亿两”，其中包含物价上涨的因素。我国与美国的茶叶和丝绸贸易已经下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忽略了改进质量以符合美国标准，也可部分归因为日本的激烈竞争。这些失败激发起对养蚕和茶叶加工的科学研究。近年来私人对教育事业捐助款项的增加，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商业的日趋繁荣。今年，商业因战争而大受干扰，教育即丧失了许多本来可能从商界得到的资助。正如阿诺德先生所说，“如按人口平均计算，一旦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澳大利亚的水平，其总额就会达到大约600亿美元，远远高于现在的10亿美元。”要使中国的贸易60倍于目前的规模，必须依赖于改善农业、工业以及合适的商业教育体制。

水灾和饥荒　　不时降临中国的其他因素还有水灾和饥荒。今年七八月在直隶、湖南、江西以及更远的南方发生的水灾确实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要获得全部损失的数据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仅就张家口（卡尔干）、湖南和福建而言，损失估计就达45,000,000美元。根据国际救灾委员会的报告，至少需要花费1,000万美元才能救济1,000万受灾的民众。这次水灾的直接后果是：第一，要求动用一切可能的财源来进行救济工作，实际上已经没有从事新的教育活动的财力；第二，一个集再造林计划与水利建设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公认迫在眉睫；第三，坚持运用救济基金进行系统实用的预防教育工作。普及教育的倡导者们还试图利用空闲时间在难民中开展扫盲。

交通状况　　一般说来，与教育改善同步的是交通状况的改善。新的教育体制所能达到之处与火车和轮船所及范围十分一致。尽管中国的领土面积比美国、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面积总和还要大，且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但与美国的265,000英里的铁路线相比，中国的铁路线却不到7,000英里。结果导致中国人口的七分之六集中在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领土上。在2,000,000平方英里现时无人定居、尚未开发的地区铺设铁路，将有助于人口更加合理分布，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有助于根除匪患与饥荒。铁路和良好的公路是教育得以普及的不可或缺的保障，因为普及教育依赖于交通设施的普及。

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当今影响中国教育的所有力量之中，中国的文艺复兴发挥着最为深刻的影响。这个运动肇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当时运动的领袖胡适博士和陈独秀先生宣称：文言已经过时，白话文将取而代之。由于白话是中国使用最为广泛的口语，是两千多年来语言演进的最高点，用白话文书写的文学作品在全国范围内都最受欢迎，“文学革命”也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文学革命”受到保守学者们的强烈反对，年轻一代却以无法抑制的喜悦心情欢迎这场革命。中国人重新发现一种活的语言，这促使他们创作出许多适应新时代的文学作品，彻底革新小学教材及教学方法，并使扫除文盲的平民教育运动成为可能。

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第二阶段与高等教育有关。在这场运动的后几年里，学者们试图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对国故进行整理。用胡博士的话来说，这次“整理国故是近三百年来赋予汉学家的作品以生命的那种批判与研究精神的复兴和再生”。

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影响力远大于此。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场运动，即“以新的立场和标准重估一切传统的价值，传统常被抛弃，权威被打倒，旧的信仰基础遭到破坏”。这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如此透彻和深远，为什么其影响遍及民族生活的整个结构。

各国学者的来访　　自1918年以来，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曾经访问中国。通过演讲以及与我国知识界领袖和学生们的联系，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威博士和孟禄博士的来访，正是他们的来访对中国教育的改造具有独特、深远的影响。除了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影响之外，杜威博士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已经成为我国初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之一。自从他访问我国以来，在初等教育机构中已经进行了若干实验。他的教育哲学激发了一些教育专业的学生运用先进的技能和科学的方法来使之得以实现。孟禄博士强调教育是一种观念的应用而不是观念的获得。基于1921年的深入研究，他提出的建议引发了对各种教育问题的深思，尤其是促进了中等教育和科学教学的改革。

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批判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只讲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及其对中国教育产生的影响。这些足以说明中国问题很多而且错综复杂。人们正在从中国以往的文明，以及当今的范例中寻求解决方法。因此，中国试图向一个又一个国家求教，如今，已有一批见多识广的导师可供选择。日本、德国、美国、英国、菲律宾、印度以及俄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以往曾经十分盲目地追随那些老师们，但是还没有一位老师成功地为中国问题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法。每一位老师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所帮助，但是全盘照搬任何一种体制都把中国引入歧途。最初，中国抛弃了一切旧的东西，采用了新的东西。逐渐地，中国认识到，旧的东西未必十分坏，新的东西也未必十分好。因此，我国教育工作者变得比以前更有批判意识了。现在他们对于新的理论和实践不再是照抄照搬，而是加以质疑、检验、实验和选择。这种态度所导致的合乎逻辑的后果是通过吸纳古今中外新旧事物中的精华来制定出最适合新中国需要的教育。必须吸取过去的经验和外部世界的经验才能有利于增强民族的活力与安乐的生活。批判性和实验性的态度是具有创造力的。只有抱着这种态度，适合中国人生活的真正的教育制度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这种创造已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