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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中国教育

① 引言

中国教育进入现代化进程已近二十年,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内才取得较大进展。粗略地说,1919年以前,中国教育还处在模仿他国的十字路口。时而模仿日本制度,时而模仿德国制度,时而又模仿美国制度。这些从外国引进的教育制度,虽然在中国硕果累累,但简单的移植却很难开花结果。直至近期,中国的教育界人士乃至普通民众才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透彻地研究和分析中国在教育方面的需要和存在的问题,才能十分有把握地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国现状并能为中国所用的教育制度。然而,为了充分理解这种认识产生的影响,以及将要在下文中阐述的由此引发的种种设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必要在此说明引起这种巨变的内在动因。

诚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影响最深刻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当时,胡适博士及其追随者们提出:文言文已经不再有用,白话文或语体文理所当然地应取而代之。“文学革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它遭到一些保守学者的强烈反对,却为年轻一代人所热烈拥护。能够为中国人所用的这种“活语言”的重新发现,催生了新时代新文学的出现,也使小学的阅读材料和教学法得到了彻底的改革,同时使平民教育运动扫除文盲的行动得以继续开展。

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影响力不止于此。这是一场以新观点、新标准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与判断的运动。旧传统常被抛弃,权威被丢在一旁,旧的信仰在不断被削弱。引用胡适博士的话来说,就是:“整理国故是近三百年来赋予汉学家的作品以生命的那种批判与研究精神的复兴和再生。”如前所述,此前中国十分盲目地模仿邻国。最初,为了学习新的,就抛弃了一切旧的。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旧的未必一定不好,新的也并非十全十美。对于一切新理论、新方法不再是生搬硬套,而是先存疑、检验、实验,然后才加以选择。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有益的态度。在教育领域开创了新的教学体系即为此种态度顺理成章的结果。这种新制度汲取了国内外新旧体制中的精华,因此十分适合新中国的需要。

② 教育行政管理

1.教育行政单位

(1)中央教育行政管理 中国的教育行政管理在理论上是高度集中的,在实际上却是地方分权的。教育系统的最高行政机关是教育部,它在法律上全权主管全国的各项教育工作。教育部下辖三个司:普通教育司、高等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教育部里重要的官员有总长、次长、三名参事、三名司长、四名秘书、十六名全国视学。教育部的重要事情通常都在部务会议上研究,出席部务会议的有参事、司长、秘书以及有时被教育部邀请出席的其他人士。部务会议由总长主持。总长是内阁成员,他的僚属由他挑选,提交内阁批准。由于近几年来国家政局不稳,总长更换频繁,有时一年之内竟达五次之多。但是次长通常的任期比较长,而参事、司长和秘书们的任期更长。教育部的工作能够持续进行,应归功于他们。

不过,尽管其活动经常因总长更换频繁而受到限制甚至停顿,教育部仍然享有很高的威信。随着国家趋于统一,任命一位合适的总长,能使教育部在未来的岁月里,仍然成为促进教育的动力,尽管地方的积极性很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鼓励,而教育部以前官僚政治的影响会被削弱。

(2)省级教育行政管理 在中国的各省,现存的教育行政机构有三种形式,即教育司、教育科、教育厅。广东省曾试图实行第四种模式,即教育委员会,但现在又废除了。西南各省一般采用教育司的形式,如云南、贵州、湖南。云南、贵州两省的教育司长由省长任命,湖南则由省议会选举产生。广西、四川的省一级教育行政组织称为教育科。在法律上,教育科的权力没有教育司大。其他各省都实行教育厅的体制,其主要负责人称为教育厅长。教育厅长经教育总长推荐,由中华民国总统任命,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是在指导本省教育事务、督促其下级管理当地教育方面,又要受省长领导。所以教育厅长是受到教育总长和省长双重领导的。其结果是,不同的省份教育厅长的权力也就大小不一,这主要取决于省长的意愿。因为教育厅长离教育部远而离省长近,对他来说,执行省长的指令比执行在北京的上级的指令更为实惠。

省教育厅下辖二至三个科室来处理大量的教育事务。此外,每省还有四至六名视学。

(3)地方教育行政管理 地方教育行政分为县和学区两级。省级下面是县,县级教育行政内有两种体系:起先是劝学所,它的功能和职责是在教育管理方面协助县知事或监督自治区域内的学校工作。劝学所有一名所长和几名劝学员。但是,除所长外,在县知事下面还有一名教育秘书以及一名不受劝学所长管辖的县视学。这三人的意见很难统一,事实证明,这种三足鼎立式的县级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很多问题,如今正逐渐被新产生的县教育局取代。

县教育局这种体制创立于1922年,它试图统一县级学校行政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县视学由教育局长领导,教育局长经县知事推荐由省教育厅任命。这种新体制还有另一种尝试,即给特别城市以更多的权力,让其独立管理自己的学校,而让县政府只管理乡村教育。这个原则虽已广为人知,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实施。

学区是最低的一级教育行政组织。一个县划分成好几个学区,每个学区有一名管理学校事务的教育委员,有时还附设一名助手。中国并没有授予学区足够的权力以履行它们在教育管理方面的职责,因此它是一个十分松散、效率很低的组织。唯独山西省的地方教育行政组织最好,县里的每一个乡村,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有人负责主管教育福利事业,并且他们都有职有权。所以,改革最基层教育组织是当今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2.视学与督导 在中国,视学分为三级,即国家级、省级、县级。

据1913年颁布的《条例》,全国划分为八个视学区,每区有两名国家级视学。对学校的常规视察时间一般始于每年八月下半月,止于第二年六月上半月。视察内容包括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阶段。特别视察则依据教育总长的特别命令进行。视学不外出视察时,则被要求留在教育部里以备执行可能交给他们的其余任务。在过去几年中,这些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全国视察活动几乎完全没有实行。

省视学由省教育厅长任命,较小省份有四名视学,较大的省份则有五六名。省以下设有县视学。根据旧体制,县视学是代表县知事视察学校的。但是采用县教育局的新体制后,县视学划归教育局长领导,每年视察他们所负责的学校一至三次。

视学的职责在教育法规中都有具体的条例规定。国家级视学和省级视学有七条职责,县视学有十三条职责。但是实际上,一些视学仅是参观者、报告者,更有甚者成为吹毛求疵者。他们大都不明白视学的职责是给予在岗的校长及教员以启发、鼓励和帮助。近年来已经出现了抗议消极视学的声音,主张用一种建设性的督导制度来取代。江苏省在这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从去年开始,教育厅长邀请国立东南大学和另外几个研究所的数位专家担任专科督导,由此职业教育、自然科学教学、体育训练、师范教育等几方面的监督都得以设立。今年,又引进了社会科学与国语的督导。这就为中国的视学和督导制度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3.教育财政 简言之,中国三个不同级别的学校的经费来源各不相同。高等教育经费主要靠国家拨款,中等教育经费靠省级政府出资,初等教育经费则靠县及地方筹资。虽有例外,但这种说法一般是与实情相符的。

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关税、盐税、印花税、烟酒专卖证,电报、铁路、邮电等事业的利润,以及土地税和厘金等,因此国家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也是从这些综合来源中提取的。除了清华学校、交通大学、武昌师范大学等少数几所学府有其获取经费的特殊来源外,其他国立学校均需从总的国家拨款中获得其经费份额。校址不在北京的国立学校的经费从各省金库所保管的国家经费中提取。根据1919年预算——唯一准确制定了的预算,政府用于国民教育的拨款为5,028,836元,不到该年政府总支出的百分之一。

虽然各省都有自己办的专科院校,省级政府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中等教育。目前各省都有办一所学科齐全的高等院校的趋势,但至今成功的极少。省教育经费主要来自附加税,尤其是土地附加税。江苏和浙江正在征收烟草特别税,专门用于省级教育经费。两年前,四川试图把近200万元生猪税用于教育,但效果并不明显。河南省采取对契约转让和所有权转让征税的办法,每年约有100万元的收入可用作教育经费。面对财政困难,人们虽然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经费解困办法,但都还处于试验和摸索阶段。为了使人们对各省教育经费的支出有个大致概念,兹列举出几个极端的代表性省份为例:江苏每年280万元,浙江150万元,江西仅60万元。

通常,县级用于初等教育的经费来自土地附加税、杂捐、租金以及从历代留传下来的校产所得的收益。迄今为止,山西省对学校的资助经费制度是全国范围内最完善的。在城镇,按商店和房屋的区位来划分等级确定征税金额,税款用来资助城镇的小学;在乡村,则按照土地质量征土地税,用以资助乡村教育。

由于政局动荡,军费开支无常,办学人员面临着教育经费不能受到稳定保障的局面。经费已经严重短缺的省份有广东、福建、江西、四川、安徽和湖南;稍好一些的有奉天、云南、山西、陕西、山东和河南。但是,总体上中国的教员是最有牺牲精神的人。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1)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和经济措施来保证教育经费支付的常规化,使从教人员免受经济拮据的困扰,能全身心投入教育;(2)如何调整税收制度,以求教育负担和受教育的机会均等;(3)如何在不损伤地方积极性的基础上建立一项适当的分配和补贴机制来鼓励教学活动;(4)如何节约使用现有经费,从而能以最小的开支获取最大的教育效果。

③ 新学制

1.学制 “过去二十年内中国至少换了四种学制。”最新的学制是1922年修订的,它始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9年所召开的第七次会议的提议 3 ,经过三年审议而通过。在此没有篇幅讨论学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下面在讨论各级各类学校时将对学制形成中的各种问题有所涉及。1922年以来成立的各种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忙于拟定新的课程,旨在为新学制框架填充新鲜教育内容。今年除了职业教育的少部分课程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新课程均已制定就绪,并已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次会议表决批准,然后提交教育部公布。

上图是教育部第二十三号令所采用的新学制图解。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图中左行之年龄表示学生入学及升级之标准,但实施时,仍以其智力、成绩或他种因素分别定之。

2.各级学校

(1)学前和幼稚园教育 新学制包括了幼稚园教育,幼稚园主要招收六岁以下的儿童。师范学校的实验小学,尤其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实验小学一般都附设幼稚园,有些私人和教会学校也开办幼稚园,但幼稚园的总数仍相当少。幼稚园的保教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积极自我表达,以及儿童与教员间互动的机会。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有足够多的学校来培养幼教师资。1924年1月,江苏省教育行政会议通过了一项加强培训幼教师资的决议,表明人们已认识到了这种需求。湖南教育会今年也倡导在城镇创办更多的幼稚园。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还建议在小学低年级采用幼稚园的教育方法。还有一件令人鼓舞且意义重大的事情是国立东南大学陈鹤琴教授指导幼稚园开展教育实验。幼稚园中所使用的教材和教法都是照搬外国,其中一些也许并不符合中国儿童——有感于这一事实,他带领工作人员在1923年秋季开始尝试自制玩具、中国儿歌和童话以及其他的教材。他还打算使幼稚园不仅成为幼童教育的中心,而且成为母亲培训中心。中华教育改进社和陈教授已达成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试点以尽可能少的开支开办幼儿教育,从而使幼稚园教育得到最大范围的推广。

(2)初等教育 根据新学制,小学修读期限为六年,但依当地实际情况可延长一年。小学校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前者的修业期限为四年,并可单独设立。

由小学十八人委员会起草的小学各科课程如下表:

委员会还建议小学一二年级每周授课时间不得少于1,080分钟,三四年级不得少于1,260分钟,高年级则不得少于1,440分钟。上述课时数按每周六天分成若干节课。乡村小学的课程可以合并和简化,但国语和算术讲授时间绝对不能减少。

根据新学制规定,义务教育暂定为四年。如果当地条件允许,时间可以延长。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由各省区根据各自情况自行规定。

自清朝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打算实施义务教育。直到1920年才由教育部规划出在特定时间内各类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明确步骤。其详细规定如下:

1921年,省城及通商口岸;

1922年,县城及市镇;

1923年,五百户以上的村镇;

1924年,三百户以上的村镇;

1925—1926年,二百户以上的村镇;

1927年,一百户以上的村庄;

1928年,不足百户的村庄。

由于近年来的政局不稳,上述计划很少得到积极实施,唯独山西一省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山西计划从1918年到1921年,用七个半年完成上述七步计划。虽然并不能说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最近回收的统计数据表明,现在该省已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在校就读。此外,还规定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须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

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教育运动是与初等教育相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密切关注乡村教育显得特别重要。最近,“回到农村去”的运动已积聚了很大的力量。中华教育改进社已经建立了乡村教育特别委员会。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今年十月在开封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也着重商讨了这一重要问题。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八月在无锡召开的会议花费了三天时间草拟出发展乡村学校的七条切实可行的建议。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和中华教育改进社已开始对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的典型乡村学校进行专门调查。尽管调查报告尚不全面,但已引起了人们对乡村教育的极大兴趣和很高的热情。鉴于一般的乡村都拿不出太多的钱来兴办教育,中华教育改进社选择了几所校长有建设新乡村领导才能的乡村学校进行实验,以期用最少的钱创办出最好的乡村教育。但愿在今后的几年内,实验所确立的乡村教育标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采用。

经过数百年对全国各地方言不同的现象进行斗争,中国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语言问题。胡适博士的“文学革命”已在初等学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话,或称之为“活的语言”,现在已受到绝大多数初等学校的欢迎。然而奉天当局却表示反对采用白话文,广东省对于此种改变也仍持犹豫的态度。但是从长远看,生动活泼的白话文终将在所有的初等学校普及。

(3)中等教育 关于中等教育,新学制规定:“中等学校修业为期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并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为普通、农、工、商、师范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

中等学校实行选科制。一个学分就是指上一小时课再加课外预备,无须预备的课程,应酌量折算减少学分。初中毕业要求修满180个学分,其中164个学分为必修的。由十二人委员会起草的初级中学必修课程如上表。

由九人委员会起草的高级中学的课程由三个学年构成,即:(1)所有学生必修的公共课,大约占总学分的43%;(2)专业必修课随各专业而异;(3)纯选修课不得超过学分的20%。高级中学阶段的职业课程尚未公布。普通科课目分为两组,即:文学和社会科学组、数学和自然科学组。这两类所设置的课程如下:

正如孟禄博士于1921年对中国教育作了全面调查之后所指出的那样,中等教育是整个中国教育体制中最薄弱的一环。自那时以来,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全国中等教育联合会两个全国性教育团体对这一阶段教育的各个不同层面作了认真思考。行政管理人员、中学校长以及教职员工同样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方面。这里不妨扼要地叙述一下当前中国中等教育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及发展倾向。

第一,改进中学的理科教学现已提上议事日程,教育学者、中学校长及教员对此都十分重视。理科教学是中学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中学理科教学只是通过课堂及相关教材来传授,学生们很少有机会积极参与实验。理科学习旨在持有实验的态度以及获取有效控制自然的能力,而这些一直被大大地忽视了。有鉴于此,中华教育改进社通过孟禄博士邀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推士教授对中国的理科教学进行专门研究并提出改进的意见。推士教授在对中国10个省的187所学校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内容极为丰富且附有建设性建议的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已经以《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为题出版了。

另一件令人鼓舞、值得一提的事是中国科学社正在将改进理科教学提上议事日程。科学社的成员几乎包括了全国科学领域所有优秀的学者,将对促进理科教育发挥巨大的作用。该社已选定江苏省作为调研与实验基地。

第二个近几年来引起人们很大关注的是中等学校的国语教学问题。这门重要的课程先前以极不科学的、枯燥无味的方法教授。教师们由于缺乏教育及心理学的培训,所以不得不依赖灌输式教育和逐字讲授的教学方法。当胡适博士于1922年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宣读他的论文《中学的国文教育》时,改革国文教学首次引起人们关注。继胡博士的演讲之后,先后出现三十多篇关于改进中国语文教学的文章,其中大多数于近两年发表。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正在从主观、经验性向客观、实验性转化,白话文在中学和小学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趋势是年级愈高,白话文愈少,随之增加的是古文教学。

第二种趋势,即中学愈来愈强调纪律。自五四运动以来,学校的纪律大为松弛。许多校长和教员简直无法管理学生。然而近两年出现了一种反弹:一方面是对学生加以消极防范,禁止学生参加迄今为止他们一直积极参加的一些活动;另一方面是在学校当局的监督之下,鼓励学生管理自己、自我控制。学校现已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这两种趋势,所以,有充分理由相信,学生的操行将因此而有所改观。

第三种倾向即是基于民族感情反对将外语作为初中必修课。尽管规定必修的外语为36学分,然而,在如此强烈的反对面前,今后是否能继续保持这么多学分,还是一个问题。

第四种倾向是在中等学校不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正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入学考试统计》所显示,能够录取的考生不到10%。这一比率在近几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职业教育倡导者认为中等学校作为大学预科的性质应该大大削弱。很多学校以增加职业化课程积极回应此类号召。但是,这些课程如何适应学生在工作中的需要并为他们提供终身化的职位,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第五种倾向是中等学校男女分校。近几年有些中学已试行男生女生共同接受教育,但是学校数量十分有限。虽然人们赞成在高等学校和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但中学男女同校却遭到极其强烈的反对。今年三月在湖南和今年八月在山东开始实际禁止中学男女同校。江苏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规定男子师范学校可以招收女生,城市里的中学在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以男女同校。

(4)高等教育 根据新学制,“高等教育机构可由几个学院构成,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院。修读大学或者学院的时间一般在四至六年。”最高层的是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情况[见左页及本页]。

今年这个名单中增加了几所大学,其中较重要的是国立广东大学及陕西的西北大学。

至于中国大学教育的近代发展趋势,第一个即是科学研究的趋势,我们可援引蔡(元培)校长的一段话加以说明。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第二个值得一提的趋势是要求学术自由。如果外部的干涉太多,则任何一种科学思想及研究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政府的干预总是激起高等院校的怨恨和排斥。今年,当教育部公布新的《国立大学条例》时,遭到了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不将此《条例》暂缓施行。

再就是全国各大学及学院有更加密切的合作趋势。今年七月,为处理有关高等教育中共同利益攸关的问题,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时发起正式成立中国大学联合会。可以相信,这样的机构如果正常发挥作用,必定可以提高大学工作的总体水准。

第四个趋势是高等教育向女性开放。绝大多数中国大学已为女性敞开大门,并实行了男女同校。北京女子高师也已获许可跻身于大学行列。

最后一个趋势是私立学院有了异乎寻常的增长。仅在北京,今年秋天即有大约十所私立学院成立。在其他的大城市,也可见到类似的情况。然而政府拒绝承认那些办学目的可疑的学校。

(5)职业教育 在新学制中,职业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小学课程得[于较高年级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之教育。……初级中学……[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为普通、农、工、商及师范科(后来增加家事科)。……职业学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实际需要情形定之。”

根据这些规定,职业教育课程委员会花了三年时间编写了16种不同课程的教材,这个工作实际已经完成了。除了小学的职业预备课程和高等院校的专门职业课程外,已拟定三级职业教育的课程,即:(1)为四年制初小毕业生开设的职业课程;(2)为六年制小学毕业生开设的职业课程;(3)为初中毕业生开设的职业课程。

关于实习时间及普通课程的安排,职业学校联合会及时提出了下列建议,并最终被采纳。第一,实习时间的安排不应少于课堂教学的时间,即每周不少于18至24小时。其次,职业学校的课程应分为三类,即职业课、职业基础课及普通课。普通课的学习时数至少应占学习总数的20%。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重要发展可列举如下:四川、贵州、广西、浙江以及福建诸省已根据新学制颁布了重建职业教育的计划;山西已成立了一个省级的职业教育委员会,并为20个学区中的每一个学区任命了一位督学,专门负责管理该区域的职业教育、义务教育及平民教育;云南已将烟草税专用于发展职业教育;湖北则令各县调拨教育经费的20%用于发展职业训练。在上海、南京、济南及武昌等地发起了“一周职业指导运动”,唤起了人们对这种教育形式的极大兴趣。最后,教育部已命令所有女中提供家政学的实习机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也提供了一笔特别经费,专用于促进女子职业教育。

④ 师资培训

关于师资培训,新学制有以下规定:“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为六年,得单设后二年或后三年,收受初级中学毕业生。……为补充初级小学师资不足,得酌设相当年期之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科。”新学制还规定,“得于相当学校内酌设职业教员养成科”。中等学校教师由四年制师范学院培养。“依旧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为补充初级中学之不足,得设二年之师范专修科,附设于大学教育科或师范大学校,亦得设于师范学校或高级中学,收受师范学校及高级中学毕业生。”

师范学校的课程已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制订完毕,已拟定出来的有三组课程。

第一套课程是为三年制师范学校拟定的,与高级中学程度相当。它的普通必修课和高中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4学分的音乐,总共有68学分。专业必修课由以下科目组成:心理学入门2学分,教育心理3学分,普通教学法2学分,各科教学法6学分,小学各科教材研究6学分,教育测验与统计3学分,小学校行政3学分,教育原理3学分,教学实习20学分,总计48学分。选修科目有两类:(1)分组选修,(2)纯粹选修。分组选修的目的是满足三类未来教师的需要,即:(1)对语言、文学及社会科学有特殊爱好者,(2)对数学及自然科学有特殊爱好者,(3)对艺术及体育有特殊爱好者。每组学生将从本组选修课中至少选择20学分的课程。此外,全体学生将从九种教育课程中至少选修8学分。纯粹选修课由各校自行决定。

第二套课程是为相当于六年制中学的六年制师范学校拟定的。一般来说,在这种师范学校中保留了初级中学的特点,然而,整个课程的安排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并没有中途间断。这套课程比较简单,一般适合较小的学校采用。因此,在这种学校里没有分组的差异,而且几乎没有选修课。在毕业时需修读完的330学分中,必修课程为319学分,选修课仅为11学分。

第三套课程是专门为培训初小四个低年级的教员而拟定的。它有三种形式,即:招收六年制小学毕业生的三年制课程,招收旧高小毕业生的二年制课程及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一年制课程。所有这三种形式的课程内容都已仔细拟定出来。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能一一列举,仅简单列表[见左页]。

从师范学校这些新课程中可以看出四个重要变化:第一,更灵活多样。这就使得师范学校的校长能够依据当地特殊的条件办学,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只能使用唯一的标准课程。第二,更强调专业课程。吸纳新近的教育发展成果用于培养更优秀的教员。第三,安排了更多时间的教学实习。第四,十分重视教材及各科教学法。以前,对于小学的需求未予以充分了解与满足,绝大多数师范学校因袭中学的模式。这种对初等教育各科的强调自然标志着师范教育新纪元的到来。

实际上,高等师范学校正在忙于使自身升级为师范学院。旧的师范学校也正在根据其自身需要及条件采用六年制或三年制课程。部分高中也开设了新的师范科。另一个很重要的动向是乡村教师的培养正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去年起江苏已创办了五所乡村师范。中华教育改进社、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及农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及江苏教育会正在协商创立一所培养乡村教师的实验性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乡村教育教授、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教育部主任赵叔愚(崇鼎)先生已被推选来组建这所学校。

绝大多数师范学校免除学生食宿学杂费,也有学校招收半费生或全费生,但是数量很少。作为回报,正规渠道录取的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必须视情况到小学或中学执教。几年前在江苏省的一项调查表明, 80%以上的师范生毕业后都从事教学工作。强制服务的规定执行得相当宽松。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封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显示出要求更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定的趋势。今年江苏省已禁止县师范科毕业生在服务期满以前继续深造,奉天省甚至推行在强制服务期满后再颁发文凭的计划。

除了师范毕业生以外,所有其他小学教员都要申请教师资格证明。教师资格证明有两种:(1)通过考试获取的资格证明;(2)不须考试的资格证明。凡在中学学习过二年或二年以上者,或在小学执教一年或一年以上,或从半年或半年以上师范科毕业,或有足够的教育学知识,学习过所教的学科,并能通过书面文章或论文反映其水平的申请者,通过正规师范学校学科考试,依照不同的等级和性别,即可取得教员资格。助理教员的考试要容易得多。无须通过有关科目考试即可获得资格证明的人员是:(1)有一年或一年以上小学教龄的中学毕业生;(2)学习成绩良好的中等实业学校毕业生;(3)能胜任所习学科教学的专科学校毕业生;(4)有三年小学教龄,由县督学证明其服务成绩优良的小学教员。

凡申请资格证明者,都需提交学校文凭和担保人保证其品行端正的保单,并须通过体检。

在中国,教员资格证明是由省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开出。发证情况由省长每年向北京的教育部报告。

至于中国教员的酬劳,江苏省曾作过一次简单的调查,其结果如下[见左页]。

1921年,由邰(爽秋)先生主持的另一次调查,范围涉及六省,其结果是:所有小学教员的年平均薪金为(墨西哥)银洋160.25元,他们第一年服务的平均年薪为银洋125.10元。即使充分考虑到在中国货币有很高的购买力,我们仍然必须承认,现在付给小学教员的薪金是很低的。新的趋势是:根据教员教学经验及专业知识的增长相应提高薪金。然而,当下的问题是如何更常规化地向教员支付薪金。

除了提高收入外,还试图通过酬金来鼓励长时期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员。退休金制的重要性尚未为人们充分认识,然而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浙江教育行政会议已建议施行一种计划,即为任职六年的小学教师安排一年的学术假;为工作二十年,或工作十年后丧失工作能力的教师每年支付相当于其最后一年年薪四分之一的退休金。此会议还建议实行一种特别补助金制度,一旦教员去世,其家属可获得一笔相当于教员年薪四分之一至百分之百的补助金。今年,江苏教育会已采用了一项临时退休金制度。根据这项制度,一位小学教员只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即可得到相当于他工作最后一年年薪三分之一的退休金:(1)连续任职八年后因疾病不能从事工作,(2)他在履行公职时严重致残或丧失工作能力,(3)连续任职二十年后因年老退休。此外,他的一名子女可到所在省份的任何一所公立学校免费就读。

关于小学教师的任期,几乎还没有做过什么调查。根据规定,教师的聘约通常以半年为期。几年前在江苏省13所学校中收集的有关教员服务期的数据可以说明一些情况[见左页],但是切不可把这些并不充分的数据作为全国的代表性数据。

目前中国急需教师。若按4,000万初小四年学龄儿童就读作为基数估算,我们至少需要为这四个年级配备100万名教师。但根据最近的报告,我们现在仅有在岗初小教员223,279名。为了实施全国范围的义务教育,需要增加超过三倍于现在的师资力量。现在师范学校和师范科共有学生总数为43,846名,即每年只能培养不到10,000名教师,而需求却是770,000名。问题既严重又紧迫,但只能逐步解决。

⑤ 最近的若干教育活动及其发展

1.教育测验和测量 中国的教育测验运动始于四五年前南京的廖(茂如)、陈(鹤琴)两位教授,北京的刘(廷芳)、张(耀翔)两位教授开设科学化教育测量课程,并在搭建测验平台方面做了些原创性的工作。但是直到1922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威廉·安德森·麦考尔教授来华,这个运动才展现出强劲的势头。麦考尔教授与中国各个中心机构的心理学家协作,成功地拟定了供中小学使用的20套测验。今年增加的测验如下:

1.英语综合测验

安德森

2.地理测验

扬格

3.算术练习测验

4.绘画测验

5.智力测验

刘–布莱德肖

6.自我调查综合测验

推孟

7.初小非语言智力测验

8.高小非语言智力测验

9.高小汉语语法测验

10.数学综合测验

11.科学综合测验

12.国语和文学测验

13.国语语法测验

14.历史测验

15.地理测验

中国关于测验的改进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第一,所有的测验都以统一的新体系(即T. B. C. F.测量编制法 4 )为依据来确定评分等级,由此获得的历次测验得分之间具有可比性,有助于将测验结果列表并加以解释,所有的使用指南都以同一种标准设计为模板,教师只须学习一种操作步骤即可。第二,所有的测验都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出版,这便省去了学校教员到处寻找测验题的麻烦。

1923年秋,燕京大学推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查(良钊)教授曾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要求,使用特别设计及自我控制的测验进行合作性的自测。“这种自测的目的是使教育者熟悉各种测验,推动教师们利用中华教育改进社即将出版的各种自助指南,在中小学生中间举行一次全国性竞赛。”尽管这种测量有其缺点,但是实现了它最初的目的。有关情况的最后报告已由推孟教授撰写成《中国初等学校效率》一书,于今年春天出版。

2.学生的医疗及社会福利 小学学生的健康及社会福利比中学学生的健康福利受到更多的重视。一些较好的学校,如香山慈幼院,以及东南大学、北京男子高等师范学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办实验学校和湖南楚怡学校等,为儿童提供了许多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并极为关心儿童的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实验学校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报告。这所学校有590名学生,1920年开始设置校医,每学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要求学生每年注射一次疫苗。在课外活动时间,强调自由活动及运动,既有中国的运动项目,也有外国的运动项目。体育课上练习矫正体操,卫生课上传授一般的保健常识。学校也注意通风、采光、座位等。学校园艺是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另一种健康的娱乐方式。此外,学校鼓励户外活动,每学期至少为每个班安排一次短途旅行。学校有学生自治会、文学社、班会、周会、合作商店、儿童俱乐部、儿童阅览室、储蓄社及数十个为丰富儿童的社会生活而提供充裕机会的其他组织。

在国立东南大学及中华教育改进社共同努力下,由查尔斯·哈罗德·麦克洛伊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或许可称得上是今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下列研究项目已经完成:

1.对人体测量学及体格检查的一系列研究。若干成果可列举如下:

(1)关于不同体型的体重研究已经完成。采用了新的体重计算基准,据此拟定的新体重卡片已准备完毕。

(2)胸围测定的研究已准备就绪。

(3)对所有通常采用的测定都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它们在诊断上是否真正有用。研究的范围压缩到了少数真正重要的测定,并研究了它们如何能对学生的福利有所助益。

(4)胸围指数作为测定退化的遗传特征的基准已在编制并接近完成。

(5)研究各项最重要的测定和学生的年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6)年龄、身高、体重及运动成绩的一种新的测定方法已设计出来。

(7)对体格检查作了精细的统计研究,并制定出一种数、形结合的研究结果呈现的新方式。

2.对若干运动比赛项目做了研究,以确定与其近似的比赛项目中哪种可以被使用。例如,根据统计,在三种形式的拾土豆竞走中,最佳的方式已经确定。

3.对标准田径测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300名小学男生参与的11项比赛项目和330名中学男生参与的18个比赛项目进行研究,根据统计数据,确定出每一标准测验的最佳比赛项目。

4.已设计出来一种普遍适用于70余项田径运动比赛项目的记分表。这种记分表可以显示出不同的比赛项目达到同样分值的难度大致相等。

5.根据标准比赛项目及上面提到的年龄、身高、体重的测定标准,制定了确定男女生在运动比赛项目上肌肉运动商数的方法,相当准确。

6.对足球和篮球方面的标准测验进行研究,并已初步完成。

上述研究成果中的若干种已出版,有些还有待出版。当一切完成时,中国的体育教育及体格检查至少前进10年。

3.平民教育——一场扫除文盲的运动 文盲的大量存在是中国一个独特的问题。除了一亿二千万学龄前及学龄儿童,再减去八千万曾经在旧式学校平均学习过三年的人,中国仍然有两亿人,或者说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人从未受过任何教育。这是一个有待平民教育的倡导者去解决的巨大的问题。几年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平民教育的新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清华学校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成立了以熊希龄夫人为董事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运动立即得到全国范围的支持与响应。

实际上,所谓平民教育,就是教会使用大约1,200个最常用汉字为基础的四册通俗读本。一个一般的文盲每天花一小时,利用四个月的时间即可学完四册课本。四个月后,他就可以用所学词汇阅览书报、信件,也可利用这些词汇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四册课本总共只值银洋一角二分,即使赤贫者也可买得起。教文盲识字的方法有三种:第一是平民学校,由一位教员在固定时间给班上的学生上课;第二是平民读书处,它以家庭、商店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为单位,鼓励家庭或商店里识字的人教他的亲人或同事识字;第三是平民问字处,不识字的人可就课本中他不明白的任何问题到问字处寻求解答。这些问字处一般由志愿于此工作的店主主持。通过这些方式,扫盲课本发到家庭、店铺、工厂、学校、教堂、寺庙、衙门、轮船、监狱及军营。两年内,这些课本已发行200万册。在这些课本发行后,还出版了一系列介绍各科知识的小册子。在中国通过征收愚民捐实行义务平民教育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平民教育的朋友有决心在这一代创造消灭两亿文盲的奇迹。

4.理科教学的发展 一段时期以来,对理科教学成效不满的情绪日渐增长,尤其反映在中等学校的理科教学方面。这种不满不仅仅是针对简陋的设备,更主要是针对所采用的方法。1922年,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保罗·孟禄博士访华,他的观察证实了许多人关于理科教学的意见。在他的推荐下,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了俄亥俄州立大学推士博士来华协助改进理科教学方法。他在中国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旅行,虽然逗留时间不长、建议有限,但是他的来访对中国理科教员仍是一个有力的激励。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重要事件是为理科教师创办了暑期讲习班,理科教师们可以利用暑期,在专家指导下深入地学习研究。这类讲习班须由教育团体与科学团体共同举办。第一期讲习班已于1924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开办,第二期讲习班将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举办。

5.图书馆运动 远在公元前数世纪的周朝,中国就有了图书馆,但是只有极少数知识贵族方能利用,一般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问津的,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学校逐渐创办了图书馆。到今年为止,中国已有12所设备优良、现代化的大学图书馆,以及相当数量设备良好的中等学校图书馆。这意味着教师和学生将有更多的机会探求知识。与此同时,位于各教育中心的古籍图书馆尽管犹豫,仍逐渐向比较高级的读者开放。

一些高等教育机构认识到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图书馆的必要性,已经不断派遣学生们出国学习图书馆学。当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年会时,中国已有几位受过现代管理方法培训的图书馆专家了。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赞助下,他们立即开始组建图书馆委员会,旨在推动创立更多的图书馆,以更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图书馆,吸引更多的人使用图书馆。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这些计划,在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于清华学校举行的第二次年会上,他们通过了一项组织地方图书馆协会的决议。此后,1924年有八个地方协会成立。当1924年7月第三次年会在国立东南大学举行时,他们自然又期待着成立全国性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以便协调致力于发展与改进图书馆的个人和团体。这个全国性的组织预定于1925年成立。由此,要求提供更多更好图书及图书馆的呼声响彻全国。我们的图书馆专家正在不失时机地作出他们独有的贡献。与此同时,呼吁更多的人读书及使用图书馆的号召正在得到平民教育倡导者们的响应。图书馆运动中最好的朋友之一伍德小姐及其他朋友正四处奔走,力求得到美国庚子赔款基金的一些份额,用来在中国建立示范公共图书馆。中华教育改进社已请求美国图书馆学会派遣一名图书馆专家来华,帮助为这一事业拟订一份系统的计划。

⑥ 教会教育

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副总干事华莱士博士陈述,现在可能有总数近30万的学生在新教教会学校学习,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之中。从1920年到1924年的四年中,大学生增加了76%。科斯坦蒂尼大主教表示,在天主教会学校学习的学生为253,953人。因此,在中国每100名学生中,即有8名是教会学校学生。

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会的组建是今年教会教育突出的一件大事。该会任命了一个理事会作为临时机构,该理事会也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高等教育理事会。这样,就把高等教育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其他活动联系起来了。理事会干事洛本斯坦牧师现正从事研究各高校,特别是这些学校的财政状况以及对它们的工作进行协调的可能性。理事会的主要目的是使经费来源有限的基督教高等学校在满足中国需要上作出最有成效的贡献。

尽管教会教育成绩斐然,但仍在三个方面受到了抨击:第一,教会学校完全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即使是有资格的中国基督教徒,也很难有机会在其中担任管理职务。第二,教会向尚未成熟、不能自己做出明智抉择的年幼儿童灌输宗教。最后一点,部分中国人非常怀疑传教机构正在组织一个与政府的教育系统平起平坐的基督教教育系统,担心有朝一日很可能成为大群体内部的一个不能相容的小群体。

基于上述事实,在今年七月和十月举行的两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我们目睹了教会教育遭到连续的抨击。然而,比较保守的中国人却认为,在这个过渡阶段,那些比较自由的教会教育的独特贡献在于作为政府举办教育的有益补充,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并为学校纪律树立一个较好的榜样。他们也认为教会教育应变得更加社会化、自由化、中国化。最后,他们还感到,如果传教机构将它们的力量和资源集中于少数几个高校,而不是耗费在创立质量较差的中小学上,那么它们将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认为,传教机构以及其他私立机构也许可以开办实验性质的中小学,但大量发展这类学校并由此建立一种体系的尝试迟早要同政府的体制发生冲突。

⑦ 几句结束语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正在十分困难的逆境中工作。他们并不因为困难而沮丧,而是把逆境视为努力奋斗的机会。现在中国堪称为一块教育工作的处女地,或者可以叫做一种社会工作的真空,无论注入多少力量都能够被吸收。因此,如果真正要理解当今中国的教育,不仅要看到面对的困难,更要看到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9PmNzcGkU11CR5lJxw/baA9MxA3NyxNDtdvZekV4/NnpnPiMiB02rCdm36G6xJ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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