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双重文明的产物。这两种力量的融合赋予了中国现状的色和形,并将决定且陶铸她未来的命运和前景。吉卜林先生不久前写道:“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非到天地立在上帝裁判席前那一刻它们不会见面。”如今,会让吉卜林先生意外的是,东方与西方确实在中国交会了。
在某些活动领域,这两种文明的交会形同火山爆发或是令人畏惧的战争,从而导致一方的霸权压倒另一方,或是一方取代另一方。其中既有胜利,也有屈从与妥协。而在其他的领域,则采取了融合的形式。有时像是氢和氧的结合,事起突然而且令人惊奇。有时则堪比爱抚、求爱或是订立婚约。其必经的过程是精挑细选、彼此适应、相互妥协或调解,就像酵母,渐进却很有效,其结果是甜美且令人愉快的。
从两种文明直接对话起,就从未停止过冲突与融合。它们相互作用并改变着对方。最终,生活变得更丰富,更具多样性。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或许显示出多个世纪中国文化主要特征的一个侧面。在中国,我们发现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被中世纪的“城墙”所包围:人们渴望新生活,敌视经院哲学的束缚和墨守成规的范式,这些正是文艺复兴的核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观察、对比和批评精神信仰的强烈趋势,这些正是宗教改革的灵魂;在这里我们看到18世纪工业革命的大潮涌动,随处可见民族主义的爆发和国民意识的觉醒,这些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代特征。当我们看到一个内地农民坐在现代的火车车厢里,一面用火刀火石点着旱烟,一面好奇地打听着美国的女权运动,或是满腔热情地谈论着抵制洋货以表达其爱国信仰时,大多数人会感到惊讶。因此,罗斯教授要我们相信“中国是看得见的中世纪欧洲”这一点真的难以苟同。毋宁说: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17世纪、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迹象在今天的中国都能看得见。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数世纪文明转变与相互融合的动态画面。如果乐意,我们可称之为文明的光谱——各大洲和多个世纪的文明在其中呈现出显著、鲜明、悦人的差异。
这种现象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家庭、在学校、在教堂、在社会以及在国家中,但是或许最显著的变化还是观念的改变。
中国人传统的生活观念本质上是罗马型的。如果我们按照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去设想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不难理解了。中国人和罗马人似乎在生活观念方面分别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觅求过去经历的黄金时代,因此显得保守;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机构,因此相对静止;他们强调权威统治,因此要求顺从。另一方面,主流源自古代希腊的现代文明对未来怀有其乌托邦理想;它具有一种社会理想的原动力,并且鼓励自由和解放。作为两种文明融合的产物,在当今华人的精神世界中,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秩序与进步、权威与自由并存。
毫无疑问,许多人在上述两种对立观念中持其一端,进而相互间激烈战斗。同样也绝不可否认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像钟摆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将这种情况视之为理所当然,在转型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有一个非常令人庆幸的事实值得一提,即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群体人数愈来愈多,且愈来愈强大。这个群体认为新旧两种观念均有其价值。无论观念新旧,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他们而言,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基石,而未来则是过去和现在的目标;对他们而言,没有秩序就不可能进步,而秩序仅仅是作为进步的保障而存在;对他们而言,权力是自由守护者,是实现自由的一个手段,自由才是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他们认识到明显冲突着的每一种观念都有其正确的地方,比如德国的效率有其正确的地方,美国的自由也有其正确的地方。正是这个两极之间的人群有力地推翻了极端的保守,同时不断阻止着激进的狂暴盲动;正是这群人引领新中国走出危急的转变时期,正呵护着她迈向光明的未来。祝愿这群值得民族信赖的忠诚、智慧、勇敢之士们经受住今天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