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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村生活状况
中国的村庄 据估计，中国有100万个村庄，平均每个村庄的人口为400人。这些村庄遍布在黑龙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或西北高原与华北平原，组成结构不一，生活方式各异。有些村庄是由同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众多家庭构成，有一个供奉先祖的祠堂，族长或多或少起到控制作用。另一些村庄则为多个家族混合构成，绅士或者退休还乡的官吏可以在地方行政官员和村民之间起联络作用，并且常常对地方事务有最终发言权。越是进步的村庄则越是民主，村吏由选举产生。在许多村庄，茶馆即是舆论的中心。不定期营业的杂货店向村民供应食盐、蔬菜、油、糖、纸、煤油和其他日常必需品。除了少数地主之外，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一般来说，每一农户有五六口人，拥有3.5英亩稻田或6英亩麦产田，分布在四五块地方。即使是这样一小块耕地，在很多情况下也并不完全属于甚至完全不属于农民所有。农户家如果有一头牛或一头小毛驴帮助干活，那就算幸运的了。通常农户家都养有一头猪或一只羊、两三只母鸡、几棵树和一块屋边小菜园。金陵大学关于土地利用情况的研究报告指出，农村纯收入的15%来自辅助工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包括织布、谷物加工、榨油、土法缫丝、制茶、制糖、造纸、竹木编和稻草器皿。在工业城市周围的村民于农闲季节打零工。他们也从事贩卖水果、谷物或蔬菜。
人口 据专家估计，全国总人口的12%居住在一万或万人以上人口的城镇里。保守地说，4.5亿人口中的80%居住在农村。在每年新增加的400万人口中，至少有300万来自农村。农村剩余的人口从前是向东北迁移，到满洲寻找生路；或是向南迁移至国外；或是随着工业发展到城市里谋生。自从1929年世界范围内经济萧条以来，海外约20万至25万的中国劳工被迫返回故乡。每年有15万至18万农民向长城以北和东北迁移，但由于日本侵占满洲，这一方向的人口迁移已大大受阻。中国民族工业由于受到外国竞争的阻碍，又没有任何关税保护，其缓慢发展已经不能为中国剩余农业人口提供出路了。
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 中国土地问题最为严重。土地分配不均、农场经营规模较小、耕地收获的分成地租、无地农民的增加——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加速了近年来的土地革命。情况之严重，从下表可以看出：
对25个省占地1,148,874,000亩的58,569,000个农户的调查，其结果显示如下（1亩=0.164英亩）：
当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颁布了《土地法》。《土地法》规定，若地主离开其土地，则在该土地上耕种已满十年之佃农即可根据若干合法条件占有该土地，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37.5‰。农民可以独自地或集体地自由使用公有耕地，但不得占有公有耕地。改良耕地的税率应为地价的1%，非改良耕地的税率应为地价的1.5%至10%。佃农可以随意对土地进行改良，并将由地主给予补偿。除非佃农拖欠地租达两年之久或无故不耕种所租土地达一年之久，否则地主不得将佃农所租土地收回。
可列举现已合并为一个特区的中华苏维埃地区的土地政策作为对照。国民党农民委员会于1926年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10%的农村人口占有全国70%的可耕地；中产农民占有15%；占农村人口65%的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则仅占有全国可耕地的10%—15%。据埃德加·斯诺 3 报道，西北苏维埃政府于1935年颁布了一项土地法，该法规定：凡土地所有人不自行耕作之土地一律没收，并将没收之土地、荒地以及主人不在之土地分配给贫农。地主一词，包括主要收入来源于向他人收取地租的所有农人。该法之目的在于通过提供充分之土地和消灭地租剥削来保证每位农户体面的生活基础。
高利贷及合作社 1933年金陵大学对22个省850个县的农民负债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50%的农民负债，48%的农民借粮为食；90%以上的债务年利高达20%以上，差不多24%的债务年利竟高于40%；债务中95%贷于封建性的处所（当铺、钱庄、农村商店、地主、富农和商人），只有5%是向银行及合作社借的。
为了遏制高利贷，解除农民的痛苦，合作社运动于1918年与学生运动相应而起。从1918年至1927年，合作社运动在定位上主要是社会性和慈善性。自1927年以来，政治动机注入了提倡合作社运动中。自1934年以来，中国的银行已经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合作社。从1918年第一个合作社出现，到1936年合作社的数目已达37,318个，社员1,643,670人，股金本金5,139,795中国元（注：当下汇率为1中国元等于25美分）。
由于缺少公意监督、需要财产作抵押，年利率又高达12%—18%，比一般的农业收入还高，所以总的看来，合作社对于贫苦农民并无好处。在对合作社运动进行了研究之后，陈（翰笙）博士得出如下结论：“简言之，中国合作社运动的最初发起者都是真诚希望改善国内千百万人民命运的知识分子和领袖人物。但在发展和扩大的过程中，合作社运动却成了中国经济所固有的一切社会弊病的牺牲品……仅仅是个体的高利贷为集体的高利贷所取代而已。”
中华苏维埃地区也非常重视合作社，并在现时政府的领导下继续经营，其目的，如埃德加·斯诺所详述，包括为了“提高群众的经济、政治水平”以及“鼓励社会最低阶层参与”。
疾病和医疗中心 农村人口要比城市人遭受更多的疾病痛苦。农村最流行的疾病是疟疾、肺病以及眼病、牙病和皮肤病。由于缺乏医护条件和卫生知识，农村产妇及婴儿死亡率也很高。诸如天花之类的传染病常常使村民大量死亡。
近年来，通过实验和示范的方式在力图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1935年建立了独立的全国卫生管理机构。江西、湖南、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浙江七个省系统地开展了巩固卫生服务工作。每一个省的中心点都有一个行政办事处、一个卫生实验室和一所医院。各县卫生工作通过县卫生中心、卫生站以及各镇各村的卫生分站或诊疗所得到进一步推进。已经建立起来的总共有74个县卫生中心、144个卫生站和诊疗所。江宁、定县、兰溪、邹平诸县则建立了示范中心，这些示范中心因战争关系已迁往华中。这些农村的卫生中心试图在医疗人员的指导下，在农村招收普通人，经过短期的、简单的工作程序上的培训成为农村的卫生员，教会他们诸如种牛痘、传染病以及出生和死亡情况报告、几种简单药物的使用、急救、常见皮肤病和简单外伤的治疗。全国现有27所医科学校、217所护士学校、38所助产士学校，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极其巨大的需要。然而，良好的开端已经有了，而且这项工作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饥荒和对自然的调节 饥荒时常降临中国，使农民深受其害。造成饥荒的原因甚多，其中可以列举的有如下诸多方面：森林遭受毁坏、水利设施缺乏、河流调控不当、耕作方法落后，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产生水旱灾害，加之大规模土地占有的增加和耕作规模缩小而致农业生产下降，从而常使人民陷入饥馑。而且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很难将粮食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地区。
近年来，已经开展了大规模的重新植树造林运动。政府鼓励学生、文职官员和农民于清明节种树。救灾委员会已致力于建造拦河坝，以便为西北地区提供更好的灌溉条件。在1936年至1937年间，拨款5,000,000元（国币）用于水利工程，约9,000,000元（国币）用于淮河、湖北防水坝以及海河与永定河上的水土保持工程。在科学耕作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对棉花等作物的选种；中央棉垦局已将改良棉种分配给江苏、河南、陕西、河北，种植面积从1934年的570,000亩增加到1936年的3,000,000亩。同时也对西北地区的畜牧和祁门茶的改良十分重视。最后，公路已从1921年的1,185公里增加到1931年的66,111公里和1935年的96,345公里。
外来侵略和团结抗战 百年来的外来侵略已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最近日本的入侵正威胁着民族的生存。其中仍是农民受害最深。第一，外国货已经摧毁了农村的手工业。第二，由于直到1929年中国才获得关税自主，其自身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农民不能在城市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第三，日本侵占满洲，关闭了农民外出谋生这条非常重要的出路，使他们在华北的生活更加艰难。第四，自1935年8月以来，日货走私进入中国市场，不缴纳关税，给予中国工业极为严重的打击，成为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税收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损失每年高达1亿元（国币）。第五，沦陷区的农民被迫以几乎与没收无异的低微价格出售他们最好的土地。
自从“分而治之”成为日本侵略的政策，中国人获得自由的唯一道路便是“团结抗战”。中国农民为民族解放战斗作出很大贡献。正是他们形成了中国“看不见的军队”的群众基础，正是这支“军队”使得侵略者如今难于，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能永久占领中国。中国人的确已经日益团结了起来。所有军队现时正在蒋介石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战斗，而中国农民将在这一为获得自由而战的历史性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② 教育状况
文盲和教育 所谓文盲，即通常所指的没有读写能力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大约有1.2亿人可以列为有文化者，其余大约3.3亿人可以称作文盲。文盲在农村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城市。但是，随着教育范围的扩大，“文化”便有了更宽广的内涵。如果把生活本身视之为教育，那么文化不仅包括学校习得的读写能力，而且包括社会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汲取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某些地区的农民可能比西方一些学者或农场主具备的文化程度要高。然而由于基本读写能力是促进个人自身教育的重要手段，中国农民中大量的文盲问题就必须解决，以便帮助他们取得更大的进步。同时，在讨论问题的这个层面时，有一点不容忽视，即真正的农民教育必须包括对关系农村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的理解，包括对正在影响农民的一切力量的鉴别，还包括积极努力帮助或引导他们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过上富足的生活。
初等教育 有各种类型的初等学校。第一，是六年制的小学，包括四年制的初级小学课程和两年制的高级小学课程。这一类型的学校通常设在县城里，农村则很少见。第二，是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校，这一类型的学校多数在小城镇，在农村的百分比很小。第三，是主要以农村儿童为对象的一年制课程。第四，是在农村仍旧盛行的私塾教育。
国民政府特别致力于普及一年制课程，并对私塾教育加以改革，引导它们尽量符合一年制课程的标准。一年制小学校的教学科目有：国语、作文、写字、算术、公民和体育，课时为每周36节，共1,080分钟。
近20年来，这些学校的招生人数有显著增加，在1935—1936学年度，招生总数达到16,588,000名。还应该加上700万名私塾学生，他们通常未经注册，也未加到统计数字上去。
初等学校一般规模很小，甚至在城市里平均每所学校也仅有3个班左右。只有极少学校有10到20个班级。在农村里和小镇上，通常每校只有一个班。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学生人均费用之间的差异非常值得注意。在城市里，每个学生的费用高达28.71元（国币），而在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甘肃省，每个学生的费用却只有4.77元（国币）。曾经有人说，中国农民很慷慨，给地主的孩子优良的教育，给自己的孩子低劣教育，不给自己任何教育。
初等学校的数目从1912年的86,318所增加到1935—1936学年度的293,000所；同一时期招生数从2,795,475人增加到16,588,000人，经费从19,334,480元(国币)增加到106,594,685元（国币）。
成人教育 自从中国的文艺复兴以来，成人教育已经受到重视，普及教育运动又给予成人教育以新的推动。1925—1927年的革命对成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从那时起，政府已经承担起推进这一运动的责任。成人教育运动的发展情况是：从1928年的6,708所学校、206,201名学生，增加到1934—1935学年度的38,000所学校、130万名学生；同一时期的经费从466,562元（国币）增加到190万元（国币）。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的经费总额：1928年是3,632,466元（国币），1934—1935年度是1,690万元（国币）。
义务教育 1930年，教育部召开的第二次教育会议通过了一项在中国普及教育的二十年规划。1935年，颁布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该大纲规定，1935年8月至1940年7月期间，所有成人文盲及学龄儿童必须上一年制小学；在1940年8月至1944年7月期间，必须修学两年制课程；1944年8月以后，修学四年制课程。每一个小学学区必须有一所一年制小学。每五至十个小学区必须有一所四年制小学。儿童学龄定为8岁至12岁。对于16岁至30岁成年人应给予选择学校的优先权。父母或监护人如不将儿童送往指定的学校，将会受到1元至5元（国币）的罚款。
在1936年法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成人教育将于6年之内普及。教育部仅在1937年一年内，就向成年人分发教科书550万册。为丰富教育项目还大批分发了无线电收音机。除1936—1937学年度正常教育经费外，教育部及各省政府还拨出15,847,000元（国币）专款以推广义务教育。通过这些努力，1935—1936学年度共计增加一年制及四年制小学校33,000所，注册学生增加340万人，预计1936—1937学年度一年制小学校增加46,000所，四年制小学校增加3,000所，又可增招新生600万名。教育部长充满乐观地预言，两年内（至1937年底）中国就将有2300万名小学生。
乡村教师培养 专门培养乡村教师的运动始于1927年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这一运动倡导农村教师应在农村环境中进行培训。未来的农村教师应与农民同生活，向农民学习，与农民同甘共苦。自1932年以来，私人实验已经停止，所有师范学校都已成为官办学堂。
如今有几种培训乡村教师的途径：第一，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习三年制的课程；第二，特别师范课程，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一年；第三，短期师范学校，招收高年级小学毕业生，修习四年制课程；第四，附设于师范学校或中学的短期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一年。
1932年共有50,150名学生在477所乡村师范学校学习，18,712名学生在短期农村师范学校就读；141个中学和职业学校的附设乡村师范科的学生数字没有报告。
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学科目包括公民、体育、军训（专为男生设置）、军事护理和家政学（专为女生设置）、卫生、国文、数学、地理、历史、生物学、化学、物理、逻辑、手工与美术、音乐、农业理论与实践、农村经济与合作社、水利、教育入门、教育心理学、小学各科教材、教法与管理、测验与统计、乡村教育、教学实习、课外活动、自修。教学计划要求每周60小时，课堂教学和教学实习36小时，体育运动和自修24小时。
乡村教育实验 在最近15年里，中国已经在乡村教育这个领域内进行了若干实验，下面是其中比较出色的：
（一）平民教育促进会：由晏阳初先生于1923年创建，开设有四大科目：卫生、生计、公民、文艺。对村民的教育全部是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小组这三个机构进行。促进会推行一套经过精简专供农民掌握的词汇，通常以千字课本的方式印制。促进会还设立了一所“乡村建设育才院”，由教育、农村经济、农业和公共卫生四个部门组成。
（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由梁漱溟先生创建。该院在民政部门选定的两个县为试点，每县分为若干区，每个区又再分为若干村。“政教合一”是这一实验的基本原则。相应地，区的行政权力被赋予区校，村的行政权力被赋予村校。一个村校的人员由四个部分构成：（1）理事，即负责公共事务的乡绅；（2）校长，即被认为应该以身作则、训诫村民的长者；（3）教师和视导员；（4）学生，即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全体村民。全村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上面。在保卫村庄方面，强调自卫和纪律，还建立了一个研究部和一个训练部。
（三）江苏小学师范院：由赵崇鼎（叔愚）博士于1928年创建。该院培训从事农村教育研究和实验的农村教师和管理人员。已经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并对心理学、成人读本和教育文献作了研究。该院设四个实验单位，其中两个单位专门以农村生活和农村问题为研究对象，它们瞄准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公民能力、普及大众教育三重目的。其他实验则致力于：（1）利用农村房屋和乡村教师从事教育活动；（2）节约学校课程的时间；（3）把儿童与成人合班教学；（4）组织村民进行乡村改造。
由于目前的战争，所有这些实验都已移到湖南,据报道，这些实验相互间的合作比以往更为密切了。关于这些实验较为详细的情况参见俞庆棠女士所作《成人教育与中国乡村》一文。
中华苏维埃的农民教育 中国的农民教育不能不包括中华苏维埃地区的教育活动。根据埃德加·斯诺的报道，红军在经过有两万万人口的省份时，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进行戏剧表演，课富人以重税，释放许多长工，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们向人民解释土地革命和抗日政策的宗旨。他们还为传播文化、训练军队和传播政治理论而兴办了教育。许多群众组织了自学小组，在共产党人或有文化的人的领导下，把宣传材料当作课本来学习文化。
大众教育运动 这个运动有时被称作新的大众教育运动，指的是一个以“民有、民治、民享”为宗旨的教育组织。运动开始于大约11年前，当时一批教授和学生着手研究和制定一种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教育方法。在1935年，这场运动的目标被定为：（1）团结起来维护中国的民主；（2）通过国际合作达到世界和平；（3）通过民众自己的努力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4）全民免费教育。
传递先生 根据目前的讨论情况，最后一种运动十分重要。由于其方法简单易行，它使中国农民能够通过自我教育、自我适应越来越多地参加到为获得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传递先生”机制已经形成；课下，每位学生就变成了先生，每个家庭变成了学习的中心。事实表明，十分之一的中国农民是天生的先生，能够驾驭大“班级”，说农民的语言，理解农民的问题，有着独特的有利条件。
小先生 除了传递先生之外，“小先生”制也已经建立。学童在学校结束一天的课程回家之后，将所学知识教给自己的亲属和邻居。爷孙辈在一起玩耍、学习、分享知识。中国几十万小先生正在帮助播撒教育种子，他们所具有的特殊优势是：在女教师数量少、不赞同男教师教女学童及妇女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能够帮助妇女接受一些教育。
几年来，先进的农村学校已经遵循“来者不拒”的原则。由于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上学人数越来越多，小先生们便不只帮助解决了缺少教师的困难，更提出“对无条件上学者，免费送课上门”的口号，即小先生们把教育送到那些无条件上学的群体的家中去。这样一来，学校的孤立状态就被打破，整个村庄成了学校，教育之光能照射到每一个角落。破庙里孤零零的教师突然有了几十个小先生并肩作战，不能不看到自己职业的新前景，并为自己应当去完成的历史使命而感到精神振奋。
新文字 大众教育运动也非常热衷于推进根据汉语口语制定的新文字。北方方言、上海方言、广东方言和其他几种方言的新文字方案已经制定。这些方案把汉语口语视为一种多音节语言来处理，同时成功地取消一些代表不同声调的小符号。有了新文字，不同地方的农民只需每天花上一个小时，一个月之内就能用他们的方言阅读和写信了。
利用公共空间教学 由于没有钱建造专用的校舍，人们便自愿把他们仅有的房屋用来办学。不但庙宇、茶室和空房被这样利用起来，而且树阴下，或天然的露天大礼堂也足够用来开大会、唱歌、讲故事，学习朴素的真理，讨论国内外的问题。
结束语 有了传递先生、小先生、新文字、社会这所学校，农民就能够拥有他们自办并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教育了。教育本身就起了变化，它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它像阳光，人人可以享受；像空气，人人可以呼吸；像水，人人可以饮用。有了合作改造乡村的一切力量的帮助，新的农民正在中国出现。赛珍珠女士所著《大地》中，农民竭力为自己的小家庭捞到更多的土地以求比别的农民兄弟更富裕，这已不再成为别人仿效的榜样。在今日之中国，进步农民渴望每一个农民都拥有足够的土地过上富足的生活。如下诗歌充分展现了新一代中国农民的状况。
锄头舞歌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革命的成功靠锄头呀，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参考文献
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中文版），上海。
教育部：《月报》，第7卷第33—34期，1935年，上海。
《中国年鉴》（英文版），1936—1937，1937—1938，上海。
陈翰笙：《合作社是治中国病万灵药吗？》，载《远东观察》第6卷第7期，纽约，1937年3月31日。
陈翰笙：《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1卷4—5期，上海，1933年。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