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避居香港

1947年年底，方成回广东老家探亲。因为他父亲生日的时候特别想他，他就回去一趟看望父母。当他要返回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他，现在上海很紧张，白色恐怖严重了，国民党到处抓人，封杀言论，报纸上针对时事的漫画不允许再刊登了。大家都往外跑了。还有消息说《观察》周刊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编辑部的一些人已被抓到监狱里关起来，主编储安平也已逃往北平躲避。看这情况，方成要是回上海，那肯定也是不安全的。于是，原定要回上海的方成不敢再返回上海了，决定跑到香港避一避。

1948年初，方成到了香港。大舅父帮他在自己家楼下租到一个小房子。房租很贵，每月一百港元。著名画家黄永玉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住在九龙一个靠海的渔村里，已经结婚有孩子了。他听说方成在跑马地租房，花钱多，便给方成打电话说：过来我们这边住吧，你那里一百块钱，在我们这里一二十块钱就够了。黄永玉住的这个渔村在九龙荔枝角，叫“九华径”。当年这村子也还不叫“九华径”，而是叫“狗爬径”，后来才改名的。这村子离荔枝角游泳场不远，环境还算优美。方成就搬到“九华径”来了，就是从这个小村子开始，方成结交了许多左翼文艺家。

当时，香港的房租太贵，这个村子是个极小的村子，虽然地处香港，但它与港九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里的村民自己种地，过着一种与社会半隔绝的生活，所以这里也相当安静，房租也非常便宜。

不过，当这里慢慢地来了不少文化人之后，村民们也似乎慢慢地开窍了，他们在明白了这些人的来历之后，便开始在一些生活小事上提价了，比如用的水呀，洗衣的报酬呀，每天都要买的蔬菜呀……

的确，来这里的文化人几乎都可以说是不简单的，看看这一串名单就清楚了：楼适夷、王任叔、臧克家、杨晦、张天翼、唐人、余心清、耿庸、端木蕻良、方成、黄永玉、巴波、林景煌、朱鸣冈、考蒂克、陆志庠、陈敬容、蒋天佐、阳太阳……他们都是爱国进步人士，而且几乎都是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才来到香港的。其中的核心人物是楼适夷，正是因为有了他，这个小村子才热闹起来了。

黄永玉会讲广东话，他常帮着大家联系一些生活杂务，调解一些小摩擦小纠纷，大家戏称他为“保长”。他在晚年时如此回忆当年九华径热闹的“盛况”：

正因为适夷先生也在那里，那个小小的村庄便成了极富于文艺气氛的地方了。招来了作家巴波夫妇，蒋天佐和诗人陈敬容，接着是杨晦老先生全家，再就是张天翼、王任叔诸位作家，不久臧克家先生夫妇也驾到，那种盛况已经到了满座的程度。只好找到一小幢门口就是板桥的石屋作为诗人的雅座。跟着又是唐人全家，耿庸夫妇，雷石榆诗人。后来端木蕻良，林景煌，画家方成也进驻了最后一间小屋，跟着画家朱鸣冈、陆志庠又从台湾赶了来。画家阳太阳携儿带女也从广东驾到，已经针插不进了，仪表十分魁梧体面，留着把大胡子的余心清老人硬塞进了一间原来堆放本村举行典礼用的仪仗的屋子。这倒是个最有意义的谶兆；回到北京后，余心清老人担任了国务院典礼局局长。

上文黄永玉说的“招来了作家巴波夫妇”指的是成都人李琪树、巴波夫妇。他俩都是民盟成员，也是因为成都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妻子巴波上了黑名单，在成都呆不住了，得知许多爱国文化人都陆续去了香港后，也于1948年下半年先后从成都到香港的。初到香港，他们没有地方住，巴波住在文协，李琪树住姑母家。巴波一到九龙就经作家蒋牧良介绍去拜访了楼适夷。李琪树到九龙后，巴波也领他去拜访了楼适夷。平易近人、有长者风范的楼适夷替他们在他住的九华径找了一间房，就在他家的隔壁，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多年后，李琪树在《忆适夷二三事》一文中这样忆述了当年的“九华径”生活：

九华径是位于荔枝角的一个小山村，离荔枝角游泳场不远，环境还算优美。我们住的是一座楼房改造的一间大房子，用木板隔成三间，上下都有空，躺在床上都可以与邻居互相通话。我们住在中间的一间，左邻是适夷和黄炜夫妇，右邻是黄永玉和张梅溪夫妇。我和巴波特别和适夷亲近，这时我称呼他“楼先生”，我和黄炜成了好朋友。我们也曾一起到荔枝角游泳场去玩，巴波和黄炜都能下水，我和适夷不会游泳，我二人就带着小楼爱在茶座喝茶聊天。

大家对楼适夷都很尊重。大家都在等待机会到解放区去。有空聚在一起时，大家总是谈论着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楼适夷每每进城回来，总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香港有个什么集会，大家就从九华径出发到九龙市区的加连咸老道叶以群先生那里集合，再过海到香港某个会场去。

这九华径地方虽小，这时的名气却不小了，茅盾、夏衍、潘汉年、乔冠华等人及不少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都来过这里，见朋友，叙旧情。

方成与著名进步作家端木蕻良、散文家单复在九华径“进驻了最后一间小屋”后，合着一起开伙，用煤油炉做饭。房租一共才三十多块钱。三人相处甚好，成为挚友，方成把年纪比他大的端木蕻良视为兄长。单复晚年回忆说：“经黄永玉介绍，我和方成、端木蕻良同住一起，朋友们戏称我们为‘一家三口子’。从青丝到白发，‘三口子’的情谊，越老越觉得珍贵。”

在九华径，喜欢游泳的方成常邀约上几个人去游泳。每天上午他们写的写，画的画，下午就去游泳，一块钱租个船划着就去了，游完后跑到山上去洗个澡——那里有一个泉水流下来形成的沙坑，泡进去，真舒服。方成的水性不错，看他游泳的架势可以称得上是身手矫健。

在香港找工作也很难，开始那个阶段，香港地下党给来港的这些进步人士发一点救济费救急，每人一百元港币，对大家小有帮助。之后，各人便努力另想自己的谋生之道。方成呢，还去当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教一个富家孩子画画，每月一百块钱。后来他决心靠画画的报酬来养活自己，每天给香港《大公报》画一幅四格漫画，干脆做起“专业画家”来了。现在的人大概都不会画这种四格漫画了。四格连环漫画的内容很幽默，雅俗共赏。方成创作了连环漫画《康伯》天天在《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就靠它吃饭了，一天画一幅，一天八块钱稿费，一个月两百多块，够他过日子了。《康伯》的内容主要是讽刺香港小市民的种种劣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每天报纸出版后，大家都忙着先看这漫画。康伯是一个讲虚面子、爱贪小便宜的小市民形象，身上有许多庸俗的小毛病。后来《康伯》在香港结集出版时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方成和村里的这些作家、艺术家们都相处得很好，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他后来回忆说，“这期间，穷困的生活，迫使我们合住在一起，生活起来，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方成对端木蕻良特别了解，也格外理解，回忆起端木蕻良和萧红的波折，他叹息地说，“可能是出于对萧红的同情，大家一般指责端木。在香港生活很困难，大家又都没有钱。萧红得的是痨病，要花很多钱，一切医药费都是端木掏，不知有多难。小两口打架是常事，多事的人拿这些说事。端木从不为这些事辩解，问心无愧。”

方成在上海时就和端木蕻良相知，通过端木蕻良的引导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因此对国家前途寄予希望。现在，在这九华径，方成又在端木蕻良的指点下，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在香港这段时期，方成还参加了左翼“人间画会”的活动，画政治漫画，搞画展。这是由共产党组织的一个艺术团体，张光宇任会长，几个秘书黄新波、米谷、特伟全是共产党员。游允常、王琦、黄苗子、黄永玉、廖冰兄、丁聪等都是会员。

时间过得也快，全国解放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1949年8月，九华径的朋友们都先后离开了香港。方成想回上海去，和端木、单复等人也从香港坐上了去上海的船。

不料，船到上海吴淞口却被堵住了，船进不去。他们等了好多天，让人真等得着急。后来听说有船到北京，方成一想，回北京也行呀，那就去北京吧。于是通过朋友的关系弄了一张去北京的船票，就改道前往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