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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像
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战国时期秦国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秦庄襄王子。因出生于赵都邯郸，又名赵政（一说秦与赵同祖）。公元前247年5月，其父病卒，十三岁的嬴政即位为秦王，由相国吕不韦和太后宠信的宦官佫专擅国政。公元前238年，行冠礼，始亲政，旋即镇压佫叛乱。次年免吕不韦职，任用李斯为相，分派王翦等将军继续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十年时间，消灭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并确定了以“三公九卿”为主体的中央政权组织，自为“始皇帝”。又下决心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拆毁战国时各国边邻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修建了驰道、直道和在今滇黔一带的“五尺道”，加强了全国的陆路交通。同时，他还派兵北击匈奴贵族，南定百越诸地，又筑长城，开灵渠，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和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焚烧了秦纪以外的列国史籍和民间收藏的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著作，坑死以古非今的方士四百多名。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严刑峻法，赋役繁重，加以连年用兵，广大人民不堪其苦，致使秦帝国二世而亡，并没有实现他想传之万世的美好打算。
秦始皇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自古以来人们对其褒贬不一。褒者，誉其为千古一帝；贬者，斥他是少有的暴君。然而不论怎样看他，秦始皇首创大一统封建帝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他的雄才大略和荡涤天下的能力，也是任谁都难以否认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大诗人李白的这一名句，勾勒出了秦始皇扬威奋武、扫荡天地四方的高大形象。“一箭射大鲛，裂岸鸣惊弦”、“东岳留胜迹，西华挽强弓”，有名的和无名的诗人，写了不少涉及这位始皇帝的诗句，从中似见他的威猛高大，气势更是凛凛不凡。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有的还把他描绘成英武无比的军事统帅。有一部电影，甚至把秦始皇装扮成了驰骋疆场的战将，纵马扬刀，亲手将对手砍落在马下。绘画作品中的秦始皇同样腰粗体胖，高人一头，而且英姿勃勃，不可一世。总之，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不仅本领天下无敌，相貌也一定俊伟不凡。
不错，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位始皇帝性情暴烈，刚愎自用，“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遗憾的是他不是搴旗斩将的统帅，没有带过一次兵。更让人失望的是秦始皇相貌丑陋，身形猥琐，甚至带点残疾，根本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样子。
关于秦始皇的形貌，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确记载：“（尉）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这样看来，秦始皇的长相真是无法让人恭维：“蜂准”，说白了就是马鞍鼻，鼻梁明显凹陷；“长目”是眼球向外突出，即民间所说的“鼓鼓眼”；“挚鸟膺”，是医学上所说的鸡胸，系典型的软骨病症状；“豺声”，则表明这位始皇帝生有严重的气管炎，久咳不愈而致使嗓音沙哑难听。秦始皇的这些相貌特征表明，他是典型的软骨病患者，身体发育不够正常，因而胸廓、鼻梁的形状出现了扭曲。胸、鼻的畸形，又造成了气管炎或支气管炎的经常发作，有时还会发一阵“羊痫风”。由此可以推断，这位扫六合、平天下的一代伟人，不仅谈不上相貌堂堂，而且不像个正常人的样子，他还被多种疾病纠缠，使其脾气暴躁，性情乖戾，待人“少恩而虎狼心”。
秦始皇果真是这副尊容吗？不少人明确表示了怀疑态度。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尽管是权威史料，然而也只是传达了尉缭之语，属于第二手材料。尉缭的话是否可信，同样说不大准。他是战国末年魏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名缭，不知其姓，因官居国尉，故称尉缭。秦王政十年（前237）进入秦宫，帮助策划统一六国的大计，提出了用金钱收买别国豪臣，打乱其原来部署的重要意见，被嬴政采纳。可是时间不长，他就同嬴政闹翻，慌忙偷偷逃逸，从此不知所终。尉缭是个游士，不懂得医学，对于人体的观察和判断都不见得准确。而且尉缭与嬴政关系紧张，从最后一句来看，明显具有咒骂、诋毁和贬损的味道，难保不会有歪曲或夸张成分。而且，尉缭的这番话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的，这一材料是怎么来的，司马迁都没有写明。所以，尉缭对于秦始皇相貌的描绘，不可轻易相信。同时还要看到，秦始皇身处风云变幻难测的战国时代，短短一生屡遭刺杀，他的行踪比较诡秘，见他面的人甚少，他的病更是朝廷的高级机密，就是司马迁先生也可能被蒙在鼓里，尉缭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其次，从秦始皇的实际活动看，他的身体一定不错，根本不像有软骨病、患气管炎的老病号。比如，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至三十七年（前210），十年之内五次出巡，赴陇西、攀峄山、登东岳、上琅邪、临碣石，路途坎坷，行程万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医疗条件，就是贵为皇帝，被人侍候得十分周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恐怕也难支撑下来。又如，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至之罘（今山东烟台市），见巨鱼，射杀一鱼。”（引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既为巨鱼，并且亲自射杀，说明秦始皇能拉大弓，有着很强的臂力和很高的射箭技术。倘若他的身体真如尉缭所说，怎会有这样的壮举？再从“图穷匕首见”的史实来看，秦始皇也决非一个软骨病人。秦王政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密派壮土荆轲刺杀嬴政，当匕首从督亢地图中露出时，荆轲的左手已紧紧抓住嬴政的衣袖，右手中的匕首随即刺来。嬴政大惊，赶忙躲闪，居然把衣袖给挣断了。他想拔剑自卫，可是来不及了，只得绕着柱子与荆轲周旋。结果，这位刺客不仅没能刺杀嬴政，反被他拿剑砍断了左腿，又重创其身八处，荆轲很快丧命（事见《战国策·燕策三》）。这件事也说明秦始皇的身体不错，假如他形销骨立，或者举止失措，恐怕难以挣断衣袖，也不可能与刺客周旋，早已成了刀下之鬼。
再次，从秦始皇的工作情况看，他的身体不会很差。《史记》记载，秦始皇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才算。尤其是统一六国后，百废待举，万事俱兴，不知有多少重大决策要他决定。仅阅批文件一项，工作量就大得惊人。据《史记正义》载：秦始皇当政时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当时没有纸张，文件全写在竹木简上，秦始皇要看完一石文件才休息。秦时一石为120斤，日以继夜要看完这么多的文件，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秦始皇不仅身体很好，而且精力过人，在办公之余还亲自检查社会治安工作。三十一年十二月一天夜里，他与4名武士化装成老百姓在咸阳巡行，突然间冲出几个要抢劫的暴徒，秦始皇率武士们反击，刺杀了这几个家伙。可见他身强力壮，武功也可能不错。毋庸讳言，这位始皇帝怕死也是出了名的。他接受卢生的建议，为使自己的居处无人知晓，下令在咸阳附近二百里的范围内，在已建成的二百七十座宫殿间添造复道和甬道，命令各宫殿设帷帐，置钟鼓，住妃嫱。他在众多的宫殿中穿梭往来，夜不虚度，若是身体不好，能应付得了吗？
此外，从陕西临潼出土的秦兵马俑来看，它们的主人也不会矮小瘦弱。以一号俑坑为例，六千件陶人、陶马威风凛凛，雄伟壮观，武士俑个个体形高大，肌肉丰满，英姿勃发，雄伟劲健，身高均在一米八左右，有的高达两米，俱为典型的“关中大汉”。以此推断它们的主人，该是八九不离十的样子。
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秦始皇的形貌应是威猛高大，英武潇洒，并且他还身怀武功，精力过人，处变不惊，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能承担繁重工作量。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推论嬴政的形貌相当漂亮。也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出生在秦地，他的母亲赵氏是出了名的美人，按照子肖其母的生育规律，嬴政的长相不会很差。而且他的生活条件不错，肯定不会营养不良，因而他应是高大魁梧、相貌堂堂的西北大汉。至少他应是常人模样，而决非是发育不良、长相寒碜、身形难看的多病之人。
秦始皇的长相果真这样乐观吗？有的专家学者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理由：
第一，《史记》对嬴政长相的记载大致不错，尽管司马迁所记不是第一手材料，但毕竟是史书中明确记载秦始皇形貌的文字，除此尚无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记载。司马迁是个善于描写人物形象的高手，《史记》中所写的人物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鲜明的三大特点，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有近百个。有些尤重外貌和神情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如写汉高祖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咇颜、膝挛”等等。使用文字不多，却是面目活现，形象生动，且各有特征。像秦始皇这种重量级人物，司马迁当会认真对待，不会仅凭道听途说即轻易落墨，因此认定司马迁所写的秦始皇形貌是可信的。
第二，秦始皇性情暴戾，易发脾气，这正是他多病缠身，心境不好的结果。他幼年时随同父母在赵国为人质，为了逃避追杀，东藏西躲，寄人篱下，食居不安，很可能因营养不良而导致软骨病症。又因为鼻部和脊椎骨弯曲变形而呼吸不畅，故讲起话来如同“豺声”，一旦发起“羊痫风”，更是把人吓死。再从秦始皇喜欢侏儒来看，他的身形也难说高大威猛。比如，他在统一六国之后，曾打算扩建苑囿，西起雍、陈仓（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东至承谷关（今河南灵宝蒌北），面积广阔，东西千里，一旦实施这个计划，耗费资财可想而知。周围大臣惧于秦始皇的虎威，谁也不敢谏止，惟有其好友侏儒优旃敢于说话。他开玩笑说：“您的这个计划太好了，这么大的苑囿，多放凶禽猛兽，就没有人在此出没，若有强盗从东方来犯，让麋鹿出动就把他们全顶跑了！”秦始皇听罢大笑不止，立即打消了这个荒唐主意。据记载，他身边的侏儒不止优旃一人，他们均与这位爱发火的皇帝相处得很好，这也说明，秦始皇因为自己身材不高，长相不佳，特意弄来一批侏儒以做陪衬，如果他是一个身心很健康的人，断不会和这些人结为挚友。
第三，秦始皇五次出巡，并不能证明他的身体有多好，因为他有豪华的车坐，有骏马可骑，跋山涉水不费气力。而且所到之处，刊石立碑，自我张扬，正是以此掩饰他的形秽。再从他逃脱荆轲追杀来看，他连自己的佩剑都拔不出来，可见其武功如何。如果不是御医把药袋砸向荆轲，恐怕他难逃活命。再说，逃生是人的本能，即使身体再弱，也决不会引颈就戮。另从御医随时携带药袋来看，秦始皇很可能是长期病号，否则不会把这玩意儿拿上朝堂。至于他每天要看一石竹木简书文件，这也不奇，必定有人给他搬运，甚至会读给他听。这些与秦始皇的形貌没有必然联系，因而不必给他加上英武潇洒、高大奇伟之类的溢美之词。
至于那些秦兵马俑，众所周知是以写实的手法，用高人、大马组成的大军阵，来反映当年秦军统一六国的磅礴气势。这些陶俑的形象当然要健壮端庄、高大威猛，不能因为秦始皇其貌不扬，身材难看，这些陶俑也要照着他的模样去做，也不能由陶俑的模样去推断他们统帅的尊容。这种机械的类比不仅毫无根据，也很不严肃，甚至有些滑稽可笑。
总起来看，还是要相信《史记》对于秦始皇形貌描绘的，不能以习惯的思维定势去想象。司马迁先生也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成大事业者未必一定威武英俊，而坏蛋恶人也非就是鼠目獐头。从历史上看，有些名垂青史的人物身材就很矮小，而且长相也不漂亮。如传说中的大舜，身高不及常人，皮肤又黑又粗。又如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晏婴、孔子门生子羔、汉代丞相蔡义、文学家王粲、晋代大学者山涛等，身材都很矮小，有的近于侏儒，照样做出了非凡业绩。不仅文臣学者有此实例，鏖战沙场的将军也有矮人。如春秋时鲁国大将臧纥、汉代将军严延年、三国时魏国名将乐进等，个头远远不及常人，长相也很丑陋。然而他们上阵搏杀，个个武功非凡，常把高大雄壮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可见阎立本身材、长相与一个人的业绩没有必然联系。更何况秦始皇贵为天子，一呼百应，手底下又笼络了一大帮杰出人才，谁敢说他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业绩？
秦始皇的形貌不佳，其名声也不好听，很多人把他归于暴君之列，提起他来几乎没有什么好感，一些画家甚至不愿意为其造像。比如，唐代有名的肖像画家阎立本绘有《历代帝王图》，画了从西汉到隋朝共十三个帝王的“真容”，其中有开国皇帝，也有亡国之君，却惟独没有首先打出皇帝旗号的秦始皇，可见对他怀有很深的成见。据说阎立本的写实本领很高，其肖像画无不生动传神，即使这样，恐怕他也很难画出秦始皇的真实尊容。因为那时没有照片参考，也无录像资料，仅凭司马迁的几句描写怎能准确画出几百年前的秦始皇来？所以，就算阎大画家雅量无限，真能为这位始皇帝造像，恐怕十之八九非其本人。
那么，现在看到的秦始皇画像是怎么来的？为何把他画得如此威武英俊？有关专家学者推断，《历代帝王图》中的开国之君，都被画得威武刚颜、相貌堂堂，后人揣度秦始皇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很可能以晋武帝司马炎的画像为蓝本，把他也画成方脸广额、高鼻美目、方嘴美髯、大耳垂肩的富贵模样。这样，大家都容易接受，相反，如果照司马迁写的秦始皇形象去画，没准儿还真有人要提抗议哩！
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很难一时说清说准，这给文艺工作者塑造其形象带来一个难题。解开这个难题很有必要，至少可在这方面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版本，不要再对这位千古一帝戏说、乱说，更不要随心所欲地去瞎说、胡说。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除去这些很普通的名字外，他还有个不普通的名字——魏武帝，或者叫做“武皇帝”。其实，曹操终其一生，鞍不离马，甲不解身，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挟天子以令诸侯，费了很大气力统一中国北部，虽有皇帝之实，却无皇帝之名。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死洛阳，葬于高陵（今河北临漳西南），终年六十六岁。当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国号曰“魏”。十一月，曹丕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至此，曹操才算有了皇帝正式名称，他的这个伟大遗愿在曹丕手里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儿子创造老子。
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其为“抑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做皇帝，是其高明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众所周知，曹操在镇压黄巾军起义中起家，建立了以“青州兵”为精锐的曹家队伍，他在占据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期间，一些大臣拥献帝逃至洛阳，这里的宫室也已化为废墟，百官依壁而居，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在汉献帝和大臣们走投无路之际，曹操做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建安元年（196）九月，将献帝接到许昌，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侯。自此政归曹氏，皇帝仅守位而已。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任丞相；建安十八年五月自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晋号为魏王，其位置在诸王之上。曹操儿子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称公主，王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设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之类的官职，在形式上和皇帝没有太大区别。魏王在名义上仍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皇帝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了。
曹操大权在握，皇帝之位伸手可及，然而曹操操纵汉献帝24年（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小他二十六岁的汉献帝废掉。尽管曹操已全面完成了曹魏王朝的准备工作，可是他还是没有当上皇帝。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甚至将其归为曹操的最大“奸谋”，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因为曹操权衡利弊，他还不能当这个皇帝。
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曹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很善于从全局、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出现了一批不可小瞧的实力派人物，如袁绍、袁术、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个个不甘雌伏，总想以求一逞。而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尚不足以荡平群雄，除尽异己。特别是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曹操感到汉室还有一定号召力，像孙坚等人，“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在后来同刘备的接触中，知道此人表面上高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实际上却是天下第一号“皇帝迷”。还有实力雄厚的袁氏集团，也在虎视眈眈看着自己。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点，是皇帝的位置。自己一旦称帝，各路诸侯就得像当年讨伐董卓一样再讨伐自己，他坚决不做董卓第二。相反，要千方百计剪除这些对立势力。在曹操看来，汉献帝尽管是个孩子皇帝，但却是最好的政治工具，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比自己称帝讨伐更加名正言顺，更得天应人。另外，曹操也清楚地知道，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可是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帖。尽管他果断地杀掉了这个阶层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等，但不可能除掉整个士族阶层。再看看本营垒的知识分子，最拥护自己的莫如荀勦、荀攸叔侄，可连称魏王他们都激烈反对，怎么再好意思自称皇帝？而充分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就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一步步发展壮大自己。就是到了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曹操还是没有代汉自立。比如，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为了引祸于人，主动给曹操写信，对其歌功颂德，劝他登基称帝，自己甘愿称臣。曹操让群僚传观了这封信，然后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引见《魏略》）。一眼识破了孙权的阴谋，仍然只行皇帝之实，不挂皇帝之名，堪称是聪明的算计。
为了避免重蹈他人覆辙
皇帝为万民之主，富有四海，掌管着天下最高权力，觊觎其位者大有人在。当年的董卓也是大权在握，废少帝，立献帝，犯了帝位不可轻易谋取的大忌，遭到诸侯讨伐，死无葬身之地，教训极为惨痛。再就是那个袁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竟也想代汉自立，要过一把做皇帝的瘾。但是他错误估计了天下形势，也没有弄清自己有多大本事，结果使得兄弟反目，众叛亲离，皇帝没有做成，还搭上全部家底和自己性命。
袁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字公路，是大军阀袁绍的从弟。他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祖上四代都有人任太尉、司徒、司空职务，掌握全国最高军事、政务、监察执法大权，官高势大，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不要说家族势力曹操望尘莫及，就是手里掌握的军队也让曹操畏惧三分。董卓专权时，袁术逃奔南阳（今属河南），据有其地，不听招呼，受到曹操和袁绍的联合攻击，袁术遂率余众割据扬州（今长江下游与淮河下游间）。兴平二年（195）冬，汉献帝被郭汜等人追杀，百官士卒死亡者不可胜数，袁术以为代汉自立的时机成熟，遂召集属下说：“今刘氏衰微，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引见《三国志·魏志·袁术传》）。大家见他想当皇帝，不敢回答这种问话，只有主簿阎象当场劝阻，袁术置之不理。建安元年（196）七月，袁术迫不及待称帝，听说孙坚得了传国玉玺，遂逮捕孙妻夺了这一宝贝。不久又听了术士张炯的胡说八道，说他命中注定要做皇帝。袁术自以为一切准备停当，便在建安二年正月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称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有滋有味地当起了皇帝。袁术的倒行逆施引起众人反对，他的儿女亲家吕布毁婚以示抗议，接着二人兵戎相见，袁术被吕布打败。这年五月，袁术又向阳夏（今河南太康）的陈王刘宠借粮，遭到拒绝。九月，曹操率军击败袁术。袁术投奔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被拒之门外。他要把帝号归于袁绍，袁绍不肯接受。走投无路的袁术众叛亲离，呕血斗余而死。袁术死后，妻子归了庐江太守刘勋，女儿被孙权纳入后宫，一个势力强大的军阀，因为利令智昏，擅自称帝，结果弄得家破人亡，声名狼藉。曹操亲眼看到袁术的失败过程，再联想到董卓暴尸于市、被燃火焚烧的情景，当能深刻领会这些前车之鉴，不会重复董卓及袁术的老路。所以尽管他大权在握，重兵在手，废献帝易如反掌，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皇帝。
为了避免慕虚名而处实祸
据《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记述，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在铜雀台大宴文武官员。当时，尽管赤壁兵败，可是曹操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北方，形势仍可乐观。王郎、钟繇、王粲等一批文官借机进献诗章，大力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公开劝他登基为帝。曹操看了这些拍马屁的文字，笑了笑说：“诸公佳作，过誉甚矣！”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和微不足道的期望。在这段表露心迹的话里，他一方面向大家说明自己毫无野心，只想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只图个“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足矣。想不到现在身为丞相，人臣之贵已极，还会有什么期望？在曹操看来，“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仅曹操至死不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说明曹操在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曹操也明确指出，现在有人“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同时，曹操也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要他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实在不行，恐怕一解兵权，就会被人所害。若是自己败了，则国家就会倾危，所以决不能只慕虚名而处实祸。
《三国演义》为小说家言，文中所述不可尽信。比如，据《三国志》曹操本传记载，铜雀台修建于建安十五年冬，而不是这年春天。铜雀台是曹操为小老婆建造的高级别墅，至少这一年铜雀台没有举行过此类国宴。不过，罗贯中记述的曹操这些话并非凭空捏造，其来源为《魏武故事》，有些话则直接抄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较为真实地道出了曹操的心声。分析他对百官说的这些话，不仅看出了曹操在权势巅峰之时的清醒与明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热衷权力、看重实利的心理。当时，确实有些人认为曹操蓄有异志，诸葛亮和周瑜等人就公开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在曹操属下中，也有人劝他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封国养老，以此“杜天下人之口”。曹操当然不会受他们操纵，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如果只图这种虚名，一旦失去了兵权，说不定哪天仇人就会杀上门来，他和子孙都要遭殃。而现在，自己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连皇帝都可以随意操纵，功名富贵，样样皆备，没有的只是那顶名誉上的皇冠，同样没有必要图此虚名。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儿子要做皇帝的全部准备工作，儿子做了皇帝，自己也会被追认为皇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果然在他算计之中，曹操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至，所以他不会急于做皇帝。
为了难以割舍的汉室情结
曹操被人骂为“汉贼”，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汉室臣子。细看曹操一生作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汉室情结。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他自己及儿子曹丕等，四世累受汉室皇恩，曹操讲究实际，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这是曹操终究没有篡汉自立的思想基础。从曹操一生的主要行动来看，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汉室情结。他二十来岁入仕，很想为朝廷尽力。做洛阳北部尉时，不畏豪强，犯禁者杀，工作很负责任；任济南国相，整顿吏治，成绩卓著。黄巾军起，他赶忙跑去镇压，竟降伏其部众三十万人。董卓乱政，曹操敢刺杀他，且在陈留散尽家财招募义兵，首先举起讨董义旗。在当时的讨董联军中，他和孙坚一样，是最没有私心杂念的将军。曹操及时提出讨董良策，众人置之不理，他一怒之下率五千人先行出击，结果败得一塌糊涂。这次失败教训了曹操，没有实力干不成大事，于是他扩充军队，开拓地盘，走上了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的道路。不客气地说，与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孙权等人相比，曹操对于汉室的贡献最大。如果不是曹操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汉献帝，很难设想他能再稳稳当当做二十五年皇帝。当然，迎立这个傀儡皇帝，给曹操带来很大方便，但也造成了诸多麻烦，比如稍有举措，就要上表奏闻，还容易给人抓到把柄，无异自寻烦恼。然而曹操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就贯彻到底，至死没有抛弃汉献帝，也未修改“匡扶汉室”的既定方针，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汉室情结在起作用。他如果代汉称帝，就会彻底毁坏自己一生的声誉、名节，就会成为真正的汉贼。曹操奋斗一生，不能不考虑自食其言的后果，所以他宁愿做周文王，给儿子铺好登基之路，也决不会自己去当皇帝。
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曹操不当皇帝的理由和原因。此类理由和原因还可举出一些，如障碍尚未扫清，内部尚不稳定，时机尚不成熟等。尽管曹操是汉朝廷所有权力的真正主人，但他没有代汉自立却是不争的事实。
曹操不称帝并不是他不想当皇帝，这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曹瞒传》和《世语》都称尚书桓阶“劝王（曹操）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由此看来，曹操并非只是一心一意匡扶汉室，其实他还是想当皇帝，只是蜀、吴未定，他坐不稳这个宝座。如果“二方既定”，他就会效法舜禹之轨，不客气地让汉献帝禅位。可惜曹操已至暮年，等不到这一天了。曹操死后，夏侯惇还“追恨前言”，以为泄露了天机，很快他也死掉了。有人对此进行了考证，以为《世语》是胡说八道，但没有否定《曹瞒传》也说过这些话，可见对于曹操的这一记载并非全是妄说。还有，曹操在看完孙权劝其称帝的信后，曾经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一句感叹：“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周文王没等灭掉殷纣王就去世了，其子姬发后来灭商，建周朝，即帝位，尊其父为周文王。曹操以周文王自居，说明他不是不想改朝换代，只是自己身体有病，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人以为，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事实上他做不成皇帝。就是轻而易举把汉献帝搞掉，他也只能做个控制一方的草头王，做不成统一全国的真皇帝，而且还要背个“篡汉自立”的万世恶名，倒不如只要实惠，不要虚名，所以才一直“谦虚”着不称帝。如果给曹操排个时间表，可以看出他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很艰难，就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算起吧：
建安元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他又紧忙让汉献帝封袁为太尉、邺侯。可是袁绍不领情，不仅不接受，还大骂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只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给袁绍；建安二年，董卓的部将张绣率部攻击曹操，袁术则公开在寿春称帝，同曹操唱起“对台戏”；建安三年，荆州的刘表公开支持张绣，向曹操发动进攻，吕布也同他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根本不听招呼；建安四年，刘备公然背叛曹操而投靠袁绍，不久，许都就受到袁绍大军的攻击；建安五年，官渡大战爆发，曹操获胜，接着就是长达七年的征伐，总算大体平定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形势一片大好，他要统一全国，不料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不客气地占领西川、荆州，从此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至此，曹操已是鞭长莫及，他没有力量和时间再搞统一了。总起来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身兼多种要职，占据有利位置长达二十四年，可是他没有制服各路诸侯。曹操不是没有想当皇帝之心，然而缺乏回天之力，事实上他当不成皇帝。如果曹操公开亮出代汉自立的招牌，局面将更加糟糕。曹操的精明之处，就是善于利用合法的外衣，将不合法的目的掩盖起来，虽然他不称皇帝，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想当皇帝，而且这种努力是有计划、按步骤的，既稳稳当当，又周到严密。比如：曹操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其中曹节被立为皇后。一方面用于政治上的笼络，一方面设下几个眼线，便于控制这位小皇帝。从建安十三年起，曹操就从政治体制入手，将皇帝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年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任丞相。他的所有命令先由丞相主簿司马朗传递给代尚书令荀勦，再由荀勦传给汉献帝，最后以诏书形式发出，其实却是曹操的“旨意”。十六年，曹操以儿子曹丕为副丞相，进一步抓牢了中央大权。十七年，曹操可以带剑穿鞋直接上殿，而且入朝不用小跑。十八年正月，曹操以皇帝名义合并十四州为九州，其所领冀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州，魏郡成为最大的郡，为将来的魏王国奠定了基础。十八年五月，曹操受魏公及九锡，后者是天子赐予臣子的九种礼物和待遇，通常被认为是大臣篡位的先兆。十九年正月，曹操在封地内举行耕种籍田仪式，表明魏的分封国地位正式确立。同年三月，汉献帝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并授曹操以金玺、赤绂、远游冠等物，具有了过去皇太子的待遇。二十年九月，曹操执掌分封诸侯、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得官爵者皆知有魏公而不知有天子。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晋爵为魏王，并得到金虎符，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他的调兵权。与此同时，曹操也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魏国的政治组织：任命钟繇为魏国相国，任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立太学作为培养干部的基地。曹操还在北方实行屯田，改革赋税，颁布租调制度，为今后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可以说曹操从政治、军事、组织、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好了登基的准备。到了这种地步，曹操仍不满足，动不动就朝汉献帝大发脾气，吓得这位天子苦苦哀求：“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说，你若不辅佐我，发发善心放我一条生路得了。恨不得要把皇位拱手相让。曹操自知时机尚不成熟，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宝贝位置留给了儿子。
总起来看，曹操为什么不做皇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局中的曹操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清醒。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可是却实实在在获得了许多超过当皇帝的荣耀，这正是曹操想得到的东西。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有一个虔诚狂热的佛教信徒，他一面贪恋着九五之尊的权位和荣耀，占有着三宫六院众多妃嫔和无数的财富，一面又痴迷于佛事活动和教义，实行“戒肉”和“禁女人”，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就是曾经三次舍身寺院的梁武帝。
萧衍像
梁武帝名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生于宋大明八年（464），卒于梁太清三年（549），终年八十六岁，属于历史上的高寿皇帝。他在东晋南朝270年间，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是统治时间最长、比较有作为和富于特色的一位皇帝。粱武帝博学多能，有文武才干。史书说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诀，并悉称善”。在学术和文才方面，梁武帝都很突出，这对他接触宗教活动，了解佛经内容，领会其中精髓提供了方便条件。他在早年信奉的是道教而不是佛教，不久，与沈约、谢胱等人同被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召为西邸文学之士，在这段时间接触了佛教典籍和一些名僧，引起了他对佛学的极大兴趣。齐中兴二年（502）四月，时为梁王的萧衍在建康（今南京市）南郊称帝，两年之后正式宣布舍道皈佛，这年萧衍四十岁。
梁武帝皈依佛教是真心诚意的，他尤其看重佛家的戒律。据史料记载，他在即位后第十八天就急忙忙跑到无碍宝殿受戒，法名冠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皇帝。
这时的萧衍，脑袋里充满了这样的幻想：自己由一名普通官员变为皇帝，看来没什么稀奇，那么，也完全有可能由皇帝而变为菩萨，永生不灭，照耀万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准备吃苦，戒肉食，禁女色，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特地要求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都要像他那样虔诚信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诗句写出了当时佛事的兴盛，梁朝成了佛的国度。
梁武帝的信佛不只是真心诚意，而是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以皇帝之尊，甘心到寺院为“奴”，以现身说教的方式做给臣民们看，起到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
比如“舍身”，这样滑稽可笑的做法竟有四次之多。按照佛教的说法，舍身有两种做法，一是舍资财，即把个人所有的身资服用无偿交给寺院；二是舍自身，即自愿人寺院为僧众执役。从史料记载看，梁武帝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分别在大通元年（527）、大通三年（529）、中大通元年（546）和太清元年（547）。舍身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开始是三四天，接下来是十五六天，最长的达三十七天。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在梁武帝的授意下，“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把他这个“皇帝菩萨”一次次请回宫里，然后他再次舍身让大臣们去赎。这种自编自演的游戏，不仅使同泰寺发了大财，同时又检验了公卿大臣对自己的忠诚程度，还借以推动了全国性的佛教信仰，一石三鸟，梁武帝很是自鸣得意。
既然到同泰寺舍身，就不可能把一大群花枝招展的嫔妃带进寺院。梁武帝只好把这群越女吴娃留在宫里，坚决奉行禁女人主义。据《南史·梁本纪》：梁武帝“自五十外便断房事”，从此不近女色，弄得嫔妃宫女怨声载道，有的竟偷偷使用“媚术”，妄图使这位“皇帝菩萨”回心转意，哪怕来个雨露均沾，总比守冷宫的滋味好受些。
梁武帝既然决定献身佛教，当然顾不上这些只添乱而不帮忙的后宫佳丽。最起码一点，他要坚持佛教的基本戒律。佛法中的修行，不论深浅，必以归戒为根基，皈依、受戒，才能成为佛家的真正弟子。众所周知，佛教从东汉时期传人中国，教义发生了多次变化，但独身灭欲是一直不变的。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僧众的一致认可。如果不禁女人，就难以做个和尚，梁武帝当然要带头遵守这一戒律。另从“五戒”和“五常”关系来说，佛教与儒教有异曲同工之妙。禁色淫合于儒家之“礼”，最易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同时梁武帝还借以向全体臣民表白，自己毫不留恋皇帝的荣华富贵，比如断绝房事这一条，你们谁能做到？
既为佛教徒，理所当然禁绝女人，皇帝也不能例外。这没有什么疑问，不必为此多费口舌。
但有人不这么看，认为梁武帝禁女人是个特例，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先说说梁武帝的后宫生活。按照周礼规定，“王者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汉代以后，又“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属”。后来又将后宫分为14个等级。到了魏晋之后，仍遵汉制，然而“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焉。高祖（梁武帝）拨乱反正，深鉴奢逸，恶衣菲食，务先节俭，德配早终，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
从上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梁武帝不满前朝后宫的混乱状况，决心拨乱反正，确定后宫编制。加上他有“深鉴奢逸”的习性，在元配夫人去世之后，以致“长秋旷位”，而“嫔嫱之数”也“无所改作”，说明这位皇帝对于女色并不上心。据史书记载，萧衍的结发妻子是郗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相貌一般，但有才华，善隶书，读史传，闲习女工，是很有名的大家闺秀。宋后废帝刘昱欲纳为后，齐安陆王萧缅也想聘娶，但都被郗家拒绝，却看上了当时尚无多大名望的萧衍。齐建元四年（482），十四岁的郗徽嫁给了十八岁的萧衍。当时上层社会纳妾成风，萧衍也不能免俗，齐永泰元年（498），他又娶进了十四岁的少女丁令光。可是转过年来，郗徽就病逝于襄阳，年仅三十二岁。齐永元三年（501），萧衍在攻入建康时又纳了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阮令嬴，此女时年二十四岁。同时还把一个姓吴的宫女收为小老婆。从史书中看，萧衍一生中为他生育儿子的女人还有董昭仪、丁充华、葛修容等，关系很密切的女人也就是十多位。他当了皇帝之后，才追谥发妻郗徽为武德皇后，丁令光、阮令嬴、吴氏分别册立为贵嫔、修容和淑媛。在以后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梁武帝再也没有册立后妃，所谓“长秋旷位”并非夸大之辞。前面已经说过，梁武帝禁女人时，正值五十岁的虎狼之年，作为一个有正常生理欲望的男性，面对美女如云的后宫，真正不近女人也是很困难的。可能正是这种神秘的佛教力量，使得这位盛年皇帝禁断房事，清心寡欲。就算是装装样子，也得需要一定的克制力。
也有人认为梁武帝禁女人，与他的发妻郗徽有关。这个女人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以至于在其死后多少年内，梁武帝仍然不得安宁，不得不为她在佛的面前求情讨饶，从此对女人彻底失去了兴趣。
郗徽出身高贵，父亲郗烨，官至太子舍人，母亲为宋文帝刘义隆女寻阳公主。在这种家庭氛围里长大的郗徽傲视一切，性情酷忌。可是偏偏她的肚皮很不争气，一口气生了玉姚、玉婉、玉夗三个女儿。这让有心做皇帝的萧衍很不满意，于是纳了丁令光为妾。丁氏性情仁恕，为人宽和，居宫接驭，颇得人心，很快使得郗徽妒性大发，对待丁令光极为刻薄，每日让她舂米五斛（每斛十斗），不许他人相助。这对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女真是一种残酷折磨。萧衍惜香怜玉，多次调解妻妾关系，郗徽总是鼻孔朝天，根本不予理睬。当时萧衍的职务是雍州（今湖北襄樊）刺史，四品官衔，面对水火不容的妻妾关系，他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是结发妻子，夫妻情分一直不错，而且郗家很有势力，这个女人得罪不得；一个是心爱的小妾，眼看受到虐待，作为丈夫而无力阻止，这让萧衍伤透了脑筋。多亏这种局面不长，妻妾相处不到一年，郗徽病逝，丁令光获得彻底解放，萧衍也真正松了口气。
可是，萧衍并未摆脱郗徽的阴影。据《释氏通鉴》记载，郗徽死后阴魂不散，其妒性不仅未改，反而变本加厉。她看到丈夫居然登基做了皇帝，后宫又填塞了那么多天姿国色的美女，令她一刻也难安宁。不料郗徽遭到佛的制裁，使其变为巨蛇，面目狰狞可怕，郗徽这才知道佛法神通广大。于是她迅速来个转变，入后宫托梦给梁武帝，求丈夫替她忏悔，并为她大修功德，以求尽快脱离苦海。梁武帝看在结发夫妻的份上，昼夜披阅佛藏，制定《慈悲道场忏法》，请了许多和尚不停地拜诵，为郗徽忏罪祈福超生。果然郗徽化为天人，在空中感谢丈夫梁武帝。通过这件事情，梁武帝进一步认清了佛法惩恶扬善的重要，真切地感受到妒恶女人的可怕，他下决心不再册立皇后，宁可让后宫这个最重要的位置空着。他在四次舍身佛寺期间，远离任何女人，被赎回宫后也自觉实行这条戒律，使得众多后宫佳丽长吁短叹，春梦难寄，白白守了个只当摆设的皇帝。
以上所说梁武帝禁女人的理由，似是而非，让人觉得难以信服。民间有种传说，倒是可以破解他的禁女人之谜。萧衍早就想做皇帝，暗中制造好了兵器，伺机准备起事。永元二年（500）冬天，以长兄、尚书令萧懿无罪被杀为由，公开举兵造反。他率军进攻建康，同守城将领展开厮杀，不想那人处于高处，一条长枪如翻江倒海，萧衍有些力不能敌。他收紧马镫，想要起身直刺那人心窝，不料一支冷箭飞来，一下射飞了萧衍的两个睾丸，还带走了半条阳根。多亏他的副将及时赶到，将其带到一位老僧处包扎，这才捡回一条性命。老僧见萧衍两骻骈骨，顶上隆起，生有奇异之相，断定他大福大贵，而且与佛有缘。一边给他疗伤，一面对他开导，使他成了日后的“皇帝菩萨”。萧衍登基之后，决心报答老僧，派人到寺院寻找，不想老僧已经坐化归西。登基后的梁武帝这才决定要为佛舍身，他舍身的地方正是当年疗伤的同泰寺。此后，男根不全的梁武帝遂对女人失去了兴趣，然而为了报复齐东昏侯，又抢了他的宫女吴淑媛。后来吴氏生下豫章王萧综。当时，梁武帝已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位萧综本是齐东昏侯的遗腹子。其后吴氏向儿子道出这个秘密，萧综遂同梁武帝离心离德，不久，萧综就背梁投魏了。
这个传说像是确有其事，但正史不载，查无实据，而且也经不住推敲。如果真如这个传说所讲，梁武帝受了这么严重的箭伤，应该失去生育能力，但事实上他在攻下建康并称帝之后，还生了好几个孩子。比如，后来的梁简文帝萧纲是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他生于攻占建康两年以后的皇宫，母亲是丁贵嫔。又如，后来的梁元帝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生于攻占建康以后的第八年，即天监七年（508）八月，其母是阮修容。这是正史记载的梁武帝的第三子和第七子。此外，还有第八子萧纪。这样看来，梁武帝登基后至少生了六个孩子，怎么会没有生育能力？传说中的豫章王萧综是梁武帝的次子，据《南史》记载，吴淑媛“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显然萧综出生时月份不足，他到底是不是梁武帝的孩子，实在不好判定。后来，萧综也果然投魏，以不得志郁闷而终。这个传说有真有假，若说梁武帝因箭穿男根而禁女人，实在不足为据。
还有人说，梁武帝是个伪君子和色迷，因惧于郗氏之威，尚不敢过于放肆。他在进攻建康时，得了齐东昏侯的余、吴二妃，左拥右抱，朝夕不离。此事惹起一些人的怨愤，多亏将军王茂劝说，萧衍才放了余妃，只留姿容姝丽的吴妃供自己享用。他在登基当皇帝后仍热衷于搞花架子，一方面是所谓克己，一方面却放手纵奢，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他提倡节俭，不用锦帐用棉帐，不穿绸缎穿布衣，一条被子盖两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不准宫女穿华丽衣服，裙裾的长度不能拖至地面。他自己的饮食也很节俭，专门撰写《断酒肉文》，害得中国的汉族和尚从此不能喝酒吃肉，而他自己不减口福。其诀窍是，素食一瓜变为数十种，一种菜成了几十种口味，而且样样都很精致，实际上梁武帝节俭不了多少。最可气的是他对于皇亲国戚纵容贪欲。如他的弟弟萧宏，积存的金银财宝塞满上百间库房，仅现钱存量就在三亿以上，萧宏的宠妾一双鞋子价值超过一千万钱。梁武帝的儿子萧纪在四川做刺史，搜刮黄金达一万多斤，白银五万多斤。竟陵太守鱼弘，娶了一百多房小老婆，珠宝、服饰、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这些梁武帝不是不知道，可是从来没有认真管一管。他自己虽然坚持“辍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可是对这些腐败分子却听之任之，仅此一点来说他也不是个称职的皇帝。由此联想到他的禁女人问题，也多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从史料记载看，梁武帝四十岁信佛，并很快受戒，可是他照样过着有女人的生活，直到五十岁了才禁断房事，这一拖就是十年。可是作出这个重要决定之后，“嫔嫱之数，无所改作”，后宫佳丽依旧，人数没有减少几个，还要那么多宫人干什么？况且，梁武帝舍身最长的时间是三十七天，相当于独自出去游玩一次，回到后宫禁不禁女人，那只有佛知道了。
梁武帝禁女人的事情，放到平常人身上，没人当回事情，何况又是佛教徒？可是因为他是皇帝，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种属于个人私生活的事，也无说三道四的必要，糟糕的是梁武帝把佛事、国事搅和到一起。自日是皇帝，却不于皇帝应该干的事，后来错误接纳了大野心家侯景，不但使梁朝遭到毁灭性的浩劫，他自己也被活活饿死。后人谈起他禁女人的事来，大都看成是历史上的笑柄。好心不得好报，这恐怕是梁武帝没有想到的可悲结局。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蒙童初识字时常学的一首唐诗。它的作者是初唐著名诗人骆宾王，此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
骆宾王像
骆宾王，浙江义乌人，从小聪明过人。《鹅》诗相传为其七岁时所作，被后人誉为神童。然而他一生命运坎坷，怀才不遇，潦倒失意。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升任侍御使，掌管举荐贤能、弹劾百官事务，后因好向武则天上书言事而被诬下狱。遂作《在狱咏蝉》诗以明志，其中“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四句犹为世人所称道。获释后改任临海（今属浙江）县丞，故后人又称其为骆临海。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唐朝大将徐世勣（后赐姓李，避太宗讳，名李勣）之孙徐敬业因反对武后篡位称帝，在扬州聚兵十余万发动叛乱，意在恢复大唐李氏王朝。骆宾王因对武氏政权耿耿于怀，便毅然投奔徐敬业做其幕僚，并撰写了《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文章用词苛刻，反复嗤斥，多加揶揄，说武氏“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馋，狐媚偏能惑主”，极力贬斥武后争劝邀宠；获得先帝信任的媚态，还历数武则天的秽行恶迹及阴谋野心，与徐敬业起兵的正义和威武相对比，来瓦解武氏朝中士气。并用“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形容先帝尸骨未寒，武则天就将储君软禁宫中，对武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她能还政与唐。最后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为结语，气势恢宏，极富感号力。武则天观看此文后，十分震惊，问是谁写的，周围的人告诉她是骆宾王。武则天十分惋惜地叹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资治通鉴·唐纪十九》）。无奈徐敬业寡不敌众，只坚持了三个月，就被武则天所派大将李孝逸击败，逃至海陵（治所在今江苏泰州），被部将杀死。骆宾王亡命逃遁，下落不明，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桩千古疑案。
被杀说
《旧唐书·骆宾王传》曰：“敬业败，伏诛。”《新唐书·李勣传》曰：“敬业与敬猷、之奇、求仁、宾王轻骑遁江都，悉焚其图籍，携妻子奔润州，潜蒜山下，将入海逃高丽，抵海陵，阻风遗山江中，其将王那相斩之，凡二十五首，传东都，皆夷其家。”又《资治通鉴·唐纪十九》云：“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正史记载的都是他兵败被杀。与骆宾王是世交的宋之问在《祭杜审言学士文》中也说：“骆（宾王）则不能保族而全躯。”对他的死表示出无限痛惜。
投水自尽说
唐代张鷟《朝野佥载》云：“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谶也。”他认为骆宾王在早年所作《帝京篇》中，早就预言自己要投江而死。
逃遁说
据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明武宗正德年间，南通城东的黄泥口发现了骆宾王墓穴，墓主衣冠如新。后来该墓被迁至狼山，至今遗迹犹存。又清代陈熙晋在《骆临海集笺注·附录》中说，雍正年间有个自称李勣三十七代孙的李于涛，据其家谱称，扬州兵变失败后，骆宾王与徐敬业之子隐藏于邗河的白水荡，得以逃脱。以后骆宾王客死崇川，骆宾王墓就是徐敬业之子所修。唐代海陵的地望在今江苏泰州一带，距南通市很近。骆宾王在兵败后，可能就近隐遁，后来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恨凄惨离世，这就是南通骆墓的由来。
落发为僧说
唐中宗时郄云卿搜求骆氏文集，编成十卷，盛传于世。他在《骆宾王文集序》中云：“文明（唐睿宗年号，684）中，与敬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此逃遁。”《新唐书·骆宾王传》曰：“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后人据此推测说，兵变失败后，官兵并未捕获徐敬业与骆宾王，因害怕武则天问罪，便以假充真，函首以献，二人最终逃脱，落发为僧。唐代孟猀《本事诗》中记载更详：“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近八十岁卒。”造成徐、骆二人脱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以匡复李唐王朝为名而起兵，深得众人爱戴同情，故失败后能得他人掩护并隐遁。
骆宾王是否真的出家为僧，《本事诗》记述的一段轶闻或许能解开谜底。唐代诗人宋之问秋夜在杭州灵隐寺赏月赋诗，吟出两句：“鹫岭郁狾呴，龙宫锁寂寥。”便才思枯竭，沉吟良久，难续下句。这时走过来一老僧，问清缘由后，即说：“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随后又连吟数句完篇，句句珠玑。宋之问惊愕不已，大为叹服。次日拜访，竟未寻见此人。别人告诉他老僧就是骆宾王。这段趣闻可谓有根有据，堪称诗坛佳话。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元代辛子房《唐才子传》也信而不疑，一并收入，只是文字略有出入。然而，当代的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故事纯属虚构，宋之问和骆宾王原本十分熟悉，即使岁月沧桑，骆宾王苍老了许多，又落发为僧，也不至二人相逢而不相识。
综合以上诸说，无非是骆宾王兵败后或死或生两种观点，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各抒己见。
主死者认为，正史中除《新唐书》云骆宾王兵败“不知所之”外，其余均说其被杀，而宋之问所说骆宾王“不能保族而全躯”，更成为他被杀的力证。骆宾王与宋之问的父亲是同僚，骆宾王文集中也有三首赠宋之问的诗：《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在兖州饯宋五之问》《送宋五之问》。诗中径称宋之问为“故人”，可见二人关系甚密，交情深厚，宋之问的话是完全可信的。关于投水自尽之说，多以为小说家言，又带有宿命论色彩，更无其他资料佐证，很少有人相信。但《资治通鉴考异·唐纪十九》引《唐纪》曰：“敬业（敬）猷……宾王走归江都……敬业入海，欲奔东夷，至海陵界，阻风，伪将王那相斩之来降，余党赴水死。”看来，骆宾王的确是投水自尽了。
主生者认为，郄云卿是奉诏令搜辑骆宾王诗文，必然要详加考证他一生的主要行踪。而得出的骆宾王“逃遁”结论，是否定其被杀的重要证据。除此，骆宾王的《夕次旧吴》《过故宋》《咏怀》三首诗，尽是黍离之感，故国之思。如“西北云逾滞，东南气转微”，“惟当过周客，独愧吴台空”等，大概不是一般的咏古抒情之作，可能是其兵败后重游故地的无限感喟。另孟猀《本事诗》所载，虽有疏漏，但大致是可信的。王那相为邀功请赏，完全有可能以假首级报送京师。宋之问知晓后，便在《祭杜审言学士文》中记下了“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退一步讲，即使宋之问明知是假首级，他也断然不会说出真话。因此，以宋之问语来证明骆宾王被杀是站不住脚的。
骆宾王出家为僧一事也并非是虚妄之谈。有人对《潜阳唐夏骆氏宗谱》研究后认为，骆宾王在兵败后先逃亡至灵隐寺为僧，后定居于潜阳（今浙江临安县），十堪余年后才去世，遗体被运回浙江义乌安葬，因此今浙江义乌绣川溪仍有骆宾王墓。骆氏宗谱虽然为清宣统元年（1909）重修，并残缺不全，但谱中载有明清人序跋十余篇，均未对骆宾王遁迹于潜阳提出异议，显然是可信的。对于骆墓，《骆临海集笺注》所附李于涛《和骆宾王遗墓诗·诗引》说，义乌为骆宾王衣冠冢，本墓在崇川（今南通境内）。这就是明代在南通境内发现骆墓的缘由。上述两说虽细节处稍有差异，但都肯定骆宾王兵败后遁迹于江浙一带。
至于骆宾王投水自尽，也存在诸多疑点。既然有人看见他投水，谁又能说这不是潜逃呢？骆宾王生于浙东水乡，应识水性，当时趁兵乱，极有可能人水远遁而去；也正说明他并未遭诛杀。而人们误以为他溺死，才有了《朝野佥载》、《资治通鉴考异》的记载。由此看来，骆宾王兵败隐匿生还说似占了上风，其实也不尽然。反对者认为，郄云卿的序言有不同版本，宋代著名私人藏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骆宾王文集》条下注曰：“其首卷有鲁国郄云卿序，言宾王光宅中广陵伏诛。”又曰：“又有蜀本序文视前本加详，而云广陵起义不捷，因致逃遁。”两个版本的郄序关于骆宾王的下落竟截然相反，究竟该相信哪一个好呢？关于徐敬业的子孙，引日唐书·李勣传》只言及“偶有脱祸者，皆窜迹胡越”，记载了其后代徐舍人在吐蕃繁衍生息一事。谁又能保证清代所谓李勣的三十七代孙李于涛不是个冒牌货呢？他所言其先祖为骆宾王修墓一事是否真实，值得相信吗？以此推之，骆宾王是否真的逃脱，仍值得商榷。
总之，骆宾王是死是生，各家广征博引，据理力争，也未形成不易之论。至少，在未发现新的材料之前，这场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清代谢蓝斋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龙图公案》整理的《龙图耳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宋真宗乏嗣，刘、李二妃俱怀有身孕。时钦天监奏天狗星犯阙，真宗分赐二妃玉玺龙袱一个，以镇天狗冲犯。又刻金丸一对，上书“金华宫刘妃”“玉宸宫李妃”，赏给二人用来驱除邪祟。一次真宗酒后醉言：“皇后已死，谁若生有皇子，就立为正宫。”刘妃心胸狭窄，惟恐李妃生下皇子于己不利，就与总理都堂郭槐暗中勾结，设计陷害李妃。次年三月李妃分娩，郭槐买通接生婆，用剥了皮的狸猫偷换出太子。而李妃因血晕不省人事，毫无察觉。刘妃命令宫人寇珠将太子抱至销金亭，用裙带勒死，丢至金水河中。然而，寇珠素怀怜悯之心，不忍下手，时逢内宫首领陈林采办果品归来，就将太子放入妆盒，前往南清宫八千岁处求救。八千岁获知详情后，把太子暂时收养起来。
刘妃向皇帝进献谗言，说李妃生了妖孽。宋真宗联想到“天狗犯阙”，雷霆大怒，将李妃贬入冷宫。后来，刘妃也生有一子，依照约定，皇上立她为正宫，儿子为太子。不想太子七岁夭折，真宗伤心不已。八千岁趁机将李妃之子引见，皇上见其聪明伶俐，又酷肖自己，十分高兴，便将他封为东宫太子。刘后见太子面貌举止颇似真宗，想起了七年前之事，就严刑逼供寇珠。寇珠为保全李妃及太子，坚贞不屈，触阶而死。
李妃得知太子是自己的儿子后，天天烧香祈祷。恰被刘后撞见，就密奏皇帝说李妃诅咒自己。真宗下诏赐死李妃。冷宫内侍纷纷为李妃鸣不平，有一面貌酷似李妃者甘愿替其受死。内侍官秦风则派心腹将李妃偷偷护送出宫，安置在陈州家中。郭槐与秦风向来不和，就设计焚烧了冷宫，把秦风活活烧死。李妃在陈州秦氏家中，思君念子，哭瞎双眼。秦风死后，她遂失去经济来源，栖身破窑，乞食为生。这时太子已经登基，是为仁宗。包公放粮，途经陈州，李妃拦轿喊冤，并拿出金丸为证。包公见是国母，就带她同回开封府，包公夫人为其治好了眼病。仁宗因从小在南清宫长大，奉狄后为母亲。适逢狄后做寿，包公送李妃进宫与仁宗相识。狄后召来仁宗，母子二人最终相认。仁宗下密旨令包公严审郭槐，又将郭槐供词拿给刘后审阅，刘后作贼心虚，胆战惊恐，突发暴疾身亡。仁宗命令包公代写诏书颁行天下，匡正国典，祭祀天地、太庙，迎请太后还宫正位。此时黎民百姓才知当朝国母姓李，而不姓刘。
上述就是人们熟知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后来有人依据《龙图耳录》将其写进了一百二十回的《三侠五义》。剧作家们也不甘寂寞，把它改编为《狸猫换太子》戏曲，广为传唱。以至于七岁小儿、八旬老妪也谙熟这段宫廷秘闻。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此事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小说家、剧作家也非完全向壁虚构，所述仍包含着一定史实。
历史上确有刘妃、李妃二人，宋仁宗即为李妃所生。可是直至李妃患病而死，宋仁宗母子也未相认。这完全是一幕悲剧，与小说（或戏曲）大团圆结局显著不同。据《宋史·后妃上》载，刘妃祖籍太原，后迁徙益州（今成都）。先为真宗美人，大中祥符中为修仪，进德妃。她“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是一名记忆力很强的女子。宋真宗退朝后，她协助批阅奏章，处理得井然有序。宫闱中有要事相商，她都能根据掌握的知识广征博引，提出对策。然而如此精明的女子，却未能生育，实为憾事。李妃，即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宫时，为刘德妃侍女，庄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既有娠，后生下仁宗。但是李宸妃地位低贱，虽生下皇子，却无力保护，被刘德妃强领为义子，密令杨淑妃抚育。宫人们迫于刘德妃权势，亦不敢言，遂成为一段关系重大的秘密，没人有胆量挑开。刘德妃以自己出色的才干赢得了宋真宗的信任，真宗力排众议，立其为皇后。乾兴元年（1022），真宗驾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刘太后权力进一步上升，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仁宗年幼，由太后摄政长达十二年之久。朝中大臣有知晓仁宗身世者，因害怕罪及自身，也不敢说出实情。刘太后或许是良心发现，曾在李妃染病时，进封她为宸妃，也算是对她的一种安慰吧！令人悲叹的是，李宸妃终其一生也没能同当皇帝的儿子相认，带着无限惋惜离开了人世，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刘太后以己之私，强夺她人之子为己子，手段确实不够光彩。她也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密切防范仁宗知道真情。据《宋史·后妃上·李宸妃传》载，当宸妃卒后，刘太后打算以宫人礼仪治丧于外，宰相吕夷简奏言礼宜从厚。她惟恐皇帝听见，赶忙让仁宗起身回避。过了一会儿，她才问吕夷简：“只不过死了一个宫人，有必要这么隆重吗？”吕夷简毕竟老谋深算，心知肚明，回答说：“事无内外，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一下戳到了刘太后的痛处，她愤怒地说：“这不是离间我和仁宗的母子关系吗？”吕夷简则从容答道：“如果太后不为刘氏族人着想，我也不敢提此建议，倘若还顾及刘氏宗族，就应该丧礼从厚。”刘太后心思缜密，经他一提醒，终于恍然大悟，就问：“应该按什么等级规格安葬李宸妃？”吕回禀说：“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太后从之。吕夷简计高一筹，又密令下葬人员用皇后服饰给李宸妃入殓，并用水银填棺，起防腐作用。所有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把许多大臣都瞒得严严实实。
刘太后死后，朝臣再无忌惮，燕王告诉仁宗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宋仁宗大吃一惊，这才了解到自己身世的真相。也有史料说，告诉仁宗事实真相的是抚育他的杨淑妃，此时已是皇太后。她说：“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向他讲了李宸妃的悲惨遭遇。宋仁宗听了哀恸顿毁，饮食难进，不视朝数日，又下哀痛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亲自前往洪福寺祭告，并打算重新安葬母亲。等他打开棺盖，见李妃身着皇太后冠服，肤色如生时，产生了疑虑。他叹曰：“人言其可信哉！”不但没有治罪刘氏宗族，反而给以极厚的优待。毫无疑问，这归功于吕夷简当初的悉心安排。宋仁宗感到对生母有愧，便想办法加以弥补。他对李氏家族宠赉甚渥，一再擢升生母之弟李用和的官职，还将福康公主下嫁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可是这一切对李宸妃来说，都来得太迟了。
小说（或戏曲）中向仁宗说明真相的是八千岁，而《宋史》中却是燕王。据《宋史·宗室一》说，燕懿王赵德昭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子，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自杀而死。又《宋史·宗室三》说，燕王赵俣为宋神宗第十子，属于宋仁宗的曾孙辈。他们二人都不可能面谏仁宗，因此《宋史》中的燕王实是太宗第八子周王赵元俨（宋真宗八弟，仁宗叔父）。他为人正直，忠心赤胆。刘太后临朝时，元俨恐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闭门谢绝人事，佯装疯狂，不上早朝。及至太后驾崩，仁宗亲政，他才恢复常态，告知仁宗身世。宋仁宗对他也恩宠有加，遇有重要国事，均找其商议。元俨病重时，仁宗亲自调药服侍，叔侄二人感情很深。至于小说（或戏曲）中讲到的八千岁领养仁宗为义子，后伺机领其面见真宗，直至作为太子登基为帝，这也是张冠李戴，不合史实。据《宋史·英宗本纪》，宋仁宗老年乏子，不得不于嘉啣七年（1062）认领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子，一年后即位，是为英宗。明显看出，小说（或戏曲）将正史中濮安懿王允让身上的事，移植到八千岁元俨身上，将两朝事合在一起上演，有意增加曲折性和传奇性。
包公向以断案如神著称，即使真有“狸猫换太子”一事，他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能为李宸妃伸冤。因为仁宗亲政时，他并非在汴京任职，只是外地的一个税务小官。既不具备面见皇帝的资格，更无审问朝中高官的权力，还轮不上他来管这事。而小说（戏曲）中的忠臣陈林，据考证可能是《宋史》中的内侍程琳。但他是一个奸诈小人，绝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宋史·后妃上》载，刘太后临朝称制时，程琳为取悦太后，献《武后临朝图》，希望能劝谏太后废宋自立。然而刘太后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并不想成为武则天第二，愤怒地将图掷于地上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程琳自讨没趣，白白挨了一顿训斥。
人们总是同情弱者。李宸妃虽贵为国母，但在刘太后压制下，守着儿子不敢相认，只能将满腹辛酸深藏而不能吐露，最终饱含遗恨离开了人世。仁宗作为一代帝王，被蒙在鼓里20多年，与亲生母亲从未团聚在一起，虽贵为一国之君，却无法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发生在帝王家的悲剧。他们母子的遭际令人怜悯，而制造悲剧的刘太后理所当然地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于是人们创作出小说（或戏曲）“狸猫换太子”来贬斥这个自私自利的女人。并将善于侦破冤假错案的包公“请”来，为李宸妃鸣冤叫屈，伸张正义。尽管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它满足了人们惩恶扬善的心理愿望，明知有假，也乐意接受。此外，“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人们爱看爱听，很多年来流行不衰，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赵构像
宋高宗赵构（1107～1187），字德基，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初封蜀国公，后封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初，徽钦二帝被金人掠走后，同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他执政三十六年，以求和苟安为国策。长期倚用奸相秦桧，收诸将兵权，杀岳飞，与金订立屈辱的“绍兴和议”，割地称臣纳贡。为交付巨额贡物和奢侈之费，大肆搜刮百姓，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金朝完颜亮率兵攻宋，宋高宗几无战守之备，不得不让位于宋孝宗，退居德寿宫，当起了太上皇，十五年后病死，终年八十一岁。
宋高宗在收复国地上动脑筋不多，在确定接班人时却费尽了心机，关键时刻竟用处女“选”太子，在历史上制造了一段不绝于口的闲话，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原来，宋高宗后宫嫔妃不少，于史留名的就有两位皇后、两位贵妃、两位贤妃、一名婉仪，被他宠幸过但没有名位的女人就不知有多少了。然而为他生出儿子的只有宪圣皇后吴氏、张贤妃和潘贤妃三人。而其中只有潘贤妃生下的儿子成活，取名赵呠。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到了扬州，一天晚上正兴致勃勃同宫女淫乐，突然报告金兵袭来，他受了很大惊吓，患了锁精症，从此失去生育能力。一个月后，宋高宗到了杭州，扈从统制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立不到三岁的魏国公赵勇为帝，并请隆啣太后垂帘听政。一个月后，韩世忠杀苗、刘二人，高宗复位。建炎三年四月壬申日，册立赵呠为太子。在这场动乱中，赵呠被吓出病来，延至七月，病情愈重，医治无效，短命而亡。
太子夭折，皇储乏人，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不识时务者开始上疏，要皇帝尽快在宗室后裔中挑选储君，倘若皇帝日后生出儿子，到时再重新册立太子。按说这是关心国脉大事，照此实行可安人心。然而宋高宗以为这是心怀二志，并借此事羞辱自己，再说眼前战事紧张，哪有时间选立太子？为了平息大臣议论，便将上疏者撤职查办。大家果然缄口藏舌，不再议论立储之事。
宋高宗和后妃们生不出儿子，战局也慢慢稳定下来，立储之事遂又重提。这时，辗转在江西的宪圣皇后也平安返回临安，她说曾经做了一个怪梦，不解何意，秘密向高宗说了，高宗悟出是选嗣之事。恰在这时，大臣范宗尹也提出了这事，高宗答道：“太祖皇帝以神勇之武定了天下，可是他的子孙没有享受承继之福，现在遭遇世乱艰难，他的后代更是飘零可怜，我若不效法仁宗皇帝，为天下着想，怎能告慰太祖在天之灵？”
众所周知，宋太祖临终前，遵从太后之意，把皇位传给了弟弟，他自己的后代没有继承大统。至仁宗时，没有儿子，便挑选四岁的侄子赵宗实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现在的高宗赵构也没有儿子，便想效法宋仁宗的做法，在太祖的后人中选立太子。一方面显示自己有尧舜之风，一方面也可安定人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太宗一支的嫡系子孙全都被掳北上，皇太子不得不在太祖后裔中选立。果然，副宰相张守、负责军事防务的长官李回、禁卫官娄寅亮等人纷纷上疏支持或称赞皇帝的这一英明做法。宋高宗遂借坡下驴地说：“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决定在太祖后人中选立皇子。
按照赵宗室玉牒，赵构系宋太祖六世孙，“伯”字辈为七世孙，排列起来是子侄关系，立为皇太子名正言顺。经过多人寻访，查明太祖皇帝七世孙共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在这些人中，又挑选出七岁以下幼童十人，经反复审看，相中了一胖一瘦的两个男孩。宋高宗把他们两个叫到一起，再仔细端详一遍。他看胖的那个孩子结实，个头儿也高，决定“留胖去瘦”。然后赐给瘦孩子三百两白银，想打发他回家。就在这时，一只白猫从两个孩子中间穿过，胖孩子飞起一脚，踢翻了这只白猫。高宗看了大为不满，他想，此子如此轻狂，如何担当社稷重任？当即改变决定，留瘦去胖。绍兴二年（1132）五月，高宗皇帝育太祖朝奉大夫赵子偁之子伯琮于宫中，赐名瑗。追溯起来，伯琮是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
伯琮入宫这年只有五岁，生活不能自理，遂交给张婕妤负责养育。高宗虽然用心选了一个侄子，但他并未将其视为皇子。说来宋高宗有自己的理由：①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倘若医治有效，说不定以后还会生出儿子。②赵瑗年纪幼小，发展难以预料，万一不如人意，随时可以废掉。③“伯”字辈侄子众多，说不定有更优秀者出现，到时择优汰劣，于江山社稷更为有利。
宋高宗的这些想法确有道理。可是，朝野医方用尽，他还是生不出儿子。绍兴四年，吴才人觉得寂寞无聊，也想抚育一个孩子。高宗把秉义郎赵子彦的男孩找来，时年七岁，名为伯玖，长相可爱；聪慧颖异，吴才人一看就很喜欢，留在身边精心养育。宋高宗将其改名为赵璩，这样，事实上有了两个储君侯选人。他们自身尚不明白悄然开始的竞争，但大臣们在密切注意着立储大事。比如，大将张浚专门上表，请求高宗尽快确定皇太子。然而高宗心中有数，对于这种请求，一概置之不理。
绍兴五年五月，大臣赵鼎建议应在宫中建立书院，对这两名男孩加强培养。宋高宗为此修建了“资善堂”，聘请徽猷阁待制范冲和起居郎朱震为宫廷教师。两个孩子的学习都很认真，接受了系统正规的良好教育。绍兴十年（1140），岳飞奉诏班师后，提出“正国本以安人心”的建议，赵鼎也提出议立皇子一事，均遭宋高宗训斥。两年后，十五岁的赵瑗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按照惯例，他出宫住进王府。而这时的赵璩，独居禁中，封吴国公。三年后，赵璩晋封为思平郡王，同样搬进自己的府第，时人称为东、西二府。
宋高宗对于选立皇子之事不是没有考虑，然而他还必须考虑这样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抚育赵璩的吴才人已被册立为皇后，秦桧因与赵瑗关系不好，遂借机一打一拉，制造吴皇后欲立赵璩为太子的谣言。许多大臣看秦桧脸色行事，弄得“中外议颇籍籍”。高宗左顾右盼，难下立储决心。二是高宗母亲韦太后从金国回来后，因与赵璩接触较多，对其很有好感，日常言行不免偏向赵璩。高宗是个孝子，不能不考虑母亲的这种态度。此事就这样不痛不痒地拖了下来。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奸相秦桧病死；二十九年（1159）九月，韦太后崩于慈宁宫。立储的所谓两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大臣们又一次提出确定皇子的问题。高宗觉得再往下拖延实在难塞众口，遂把这事提上了朝廷议事日程。然而，赵瑗和赵璩两个究竟立谁，宋高宗再一次犹豫起来。这天，他独处宫中，看到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宫女，一个妙计涌上心头。遂悄悄召来内府总管，要其挑选未被临幸的二十名宫女，东府、西府各赐十人，他要看看赵瑗、赵璩在女色面前的态度，据此决定取舍。过一段时间，宋高宗传命将这些宫女召回，让女官逐个对其检验。结果，赐给赵瑗的宫女完璧如初，而赐给赵璩的宫女全被奸过。宋高宗对此秘而不宣，但他明白了孰优孰劣，女色可以乱性，女色可以致祸，高宗利用这一传统办法，识别出哪个是正人君子，谁又是好色之徒。争论了近三十年的立储君问题，靠了十名处女，就这样一锤定音了。绍兴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朝廷举行了隆重的皇子册封仪式，宋高宗亲笔御书：“瑗可立为皇子，改名玮。”赵璩仍为皇侄，一个月后，他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垂头丧气地离开临安，住进绍兴王府。皇子与他擦肩而过，他至死也不会明白自己失算在哪里。据史书记载，立皇子的制书颁布后，大臣们“动色相庆”，“中外欢悦”，说明宋高宗的这个决定英明正确，很得人心。赵瑗向皇太子之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了惟一的皇位继承人。
如此重大而又严肃的立储问题，居然用十名处女去检验测定，可谓独出心裁，历代罕见。这件事引起了后人的争议，宋高宗果真是用这种难以启齿的方法选定皇子的吗？《玄玄堂闲话》《前桥小语》等史料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其一，选定赵瑗为皇位继承人，本是宋高宗的初衷。据《宋史·孝宗本纪》：孝宗（即当初的伯琮，后改赵瑗）一开始就受高宗喜欢，“绍兴二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宫中修建“资善堂”书院，主要是为了教育好赵瑗。后来赵璩（即伯玖）被召进宫后，只有“寻诏赴资善堂听读”的资格。虽说他也按时受到诏封，其养母也位居皇后，但赵璩的资历、地位仍然无法与赵瑗相比。因为赵瑗比赵璩年龄稍大，受封几乎总要领先赵璩一步，这也是他被立为皇子的有利条件。更主要的是，赵瑗性喜俭约，厌恶骄奢，在这点上很对宋高宗的心思。这位经历了北宋亡国、父兄被掳过程的皇帝，多少记住了一些惨痛教训，他曾严厉批评过喜玩珊瑚的楚王之子赵仲湜。赵瑗听到这件事情，引以为戒，旰食宵衣，踵武前贤，很想有所作为。对此高宗皇帝看得十分清楚，这正是一国之君最可贵的品质。确立赵瑗为皇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二，后官方面的大力支持，对确立赵瑗的皇子地位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所谓韦太后和吴皇后偏向赵璩，并因而干扰了高宗立储君的决心，于史无据，完全是秦桧一党制造出的谣言。关于立皇子之事，韦太后从来没有加以干涉，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出她对这类事情的态度。当时，皇后未立，高宗请母亲写道手书，韦太后说：“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当预。”由此推断，这个老太太怎会干预立皇子的事呢？吴皇后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更是明智。虽然赵璩是她抚育成人的，但她并没有想要立其为皇子，且看《宋史·吴皇后传》中的这段话：“伯琮（赵瑗）性恭俭，喜读书，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后尝语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决，立为皇子，封建王。出（赵）璩居绍兴。”很明显，在确立赵瑗为皇子的问题上，吴皇后投了关键的赞成票，她以公正无私的行动，平息了秦桧一党的谣言，也打消了高宗的种种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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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皇子问题上，宋高宗确实有种种顾虑，后宫的态度非常重要，秦桧等人的意见也要考虑。吴皇后与秦桧的关系较好，因为“秦桧等累表请立中宫”，她能进位为皇后，这个奸相是出了力的，所以她常常附和秦桧的意见。不妙的是，赵瑗与秦桧的关系却很紧张。对此，吴皇后心中自然有数。宋高宗正是担心她同秦桧一伙搅在一起坚持立赵璩为皇子，幸好在这件事上她没有为秦桧所左右。恰在这时，赵瑗又立了一功。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重，其家人和死党欲以秦桧之子代父职，妄图继续操纵朝政。赵瑗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了高宗，高宗也认为秦氏父子太过分了，连夜驾临秦家，挫败了这一乱政阴谋。这件事使高宗和吴皇后感到，在大是大非面前赵瑗有胆有识，处事果敢，为君者理应具备这种素质。吴皇后不以一己之私与赵瑗结怨，仍然积极推荐他进位皇子，说明秦桧一党的挑拨未起任何作用。高宗原来以韦太后和吴皇后做“挡箭牌”，是想应付那些关心国本的大臣，也是为了敷衍秦桧一党。说不定宋高宗正是看到赵瑗善断大事的能力，再加上吴皇后的大力支持，才下决心确立他为皇子。
其三，大臣们关键时刻的苦谏，促使高宗正确地选立了皇子。赵瑗与赵璩比较确实难分伯仲，但在文武大臣中间，就声望和人缘来说，赵瑗还是优于赵璩。比如岳飞入京奏对，见到赵瑗，觉得他英武俊伟，可以立为储君，为此还上了密奏；老臣赵鼎也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赵瑗。这些做法虽然引起高宗的反感，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秦桧偏袒赵璩，再加上他钳制舆论，很长时间人们忌谈选立皇子之事。秦桧死后，立储之事重又提起，晋原人阎安在考进士的策文中借机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高宗在太祖后裔中选立皇子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一直议而不决，储君至今未定，不知要考验到什么时候？如再拖延下去，佞臣当生异望，继而朋比结党，成为社稷遗祸，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这篇策文洋洋数千言，用语犀利，说理透彻，深深触动了高宗，遂钦定阎安为探花。大臣张焘及时上疏：两位宗子“谁为君，谁为臣，应当晓谕天下”。宰相汤恩退等一批大臣也纷纷上疏谏言，劝说高宗快立皇子，可是依然不见动静。就在这时，利州（今四川广元市）提点刑狱范如圭把仁宗时期名臣请求建储的奏章搜集到一起，呈给高宗，终于使他感悟，认为这事如果再拖就要失信于天下。他考虑再三，接受了宰相的意见，赵瑗既然封了真王，就应该确定为皇子身份，朝廷做事要符合礼制，就干脆封赵瑗为皇子吧！
其四，赵瑗的体魄强于赵璩，具有担当大任的有利条件。从史料记载看，赵瑗幼时身材削瘦，体质一般，为此差一点落选，想不到他后来长得英俊魁伟，懔懔一表，望而知为庙堂之器。而赵璩虽然也是仪表堂堂，但与赵瑗比较起来就差一大截。据史料记载，这与赵瑗有志进行北伐、恢复北宋疆域有关。赵瑗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尤其喜爱骑马，而且具有娴熟的骑术。一次，他策马奔驰时间过长，弄得人困马乏。快到宫殿前，乘马突然窜入殿前庑廊，因为廊檐很低，眼看就要把赵瑗从马上撞下来。只见他不慌不忙用双手攀住廊檐悬在半空，轻松脱离了险境。还有，赵瑗很喜欢打马球，常召集军中好手前来较量，就是刮风下雨也不耽误比赛。由于长期坚持体育活动，使其体质非常强健，像岳飞这样的武将对他都很喜欢，足见其英武非凡。高宗皇帝明白，宋金两国将要长期对峙，战争随时可能发生，作为战时的帝王没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在选立皇子时宋高宗不能不考虑这个条件。
从以上几点来看，赵瑗之所以被确立为皇子，有内外各方面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他经受住了女色的考验。其实，作为封建帝王来说，“寡人好色”算不上什么大的毛病。宋高宗自己有严重的男性疾病，在这方面毫不示弱。据《宋史》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六月，一次性“出宫女三百九十人”，但他没有落下好色之名，《宋史》评论他却是“恭俭仁厚”，可见占有几位宫女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而这时的二位宗子都已位居郡王，并且早已过了结婚年龄，如果仅凭这点决定谁为皇子，传开以后岂不遭人嘲笑？退一步说，假若赵瑗也同宫女们发生了性关系，宋高宗还要从头再培养宗子吗？再说，用处女检验他俩是否好色的办法可靠吗？宋高宗也许永远不知道，他刚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就被赵瑗的老师史浩一眼看穿，此人及时提醒赵瑗谨慎行事，赵瑗在美色面前约束了自己，从而取得了高宗皇帝的好感。如果不是史浩先生的提醒，那十个宫女是否还能保持处女之身恐怕还得另说呢！
宋高宗以处女选皇子的办法在历史上留下了笑柄，赵瑗是不是占了十个宫女清白之身的便宜，在历史上多有争论，究竟是哪种原因让赵瑗坐上皇子的座位，恐怕只有高宗本人才说得清楚。从确立皇子的结果来看，证明宋高宗的眼光没错，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主完颜亮率六十万大军侵宋。十月，宋高宗决定亲征。十二月，收复泗、和、楚、汝四州，高宗驾临建康（今南京市），赵玮（即改名前的赵瑗）随驾前往。在抗金前线，赵玮夙兴夜寐，孜孜不倦，一面及时整理各种奏章文书，一面亲自照料高宗的生活，受到上下左右的一致称赞。而这时的宋高宗，经过多年颠沛流离，早已身心疲倦，眼看疆土收复无望，金人又频频南侵，觉得不如早点把这个烂摊子交给皇子。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日，诏立赵玮为皇太子，更名咘，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之礼。六月十日，诏皇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宋孝宗。高宗赵构自称太上皇，他高兴地说：“我把社稷托付得当之人，没有什么遗憾了。”对此；史书有段比较中肯的评论：“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俊，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
宋孝宗在南宋九个皇帝中确实很难得，他的皇位来得也算“难矣哉”。可是从他与那十个宫女的游戏看，其皇位来得似乎又太容易了。真耶？假耶？谁能真正说得清呢？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三十九岁的抗金名将岳飞同他的儿子岳云及部将张宪，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在大理寺风波亭里。岳飞自十九岁从军，以身许国，志在抗金，先隶宗泽部下，披坚执锐，屡立战功。后从王彦渡河收复新乡，与金兵战于太行山，斩获甚众。金兀术南侵临安（今杭州市），岳飞在广德（今属安徽省）袭击金兵，收复建康（今南京市），又大破齐兵，收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等州县。后出师北伐，获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市）大捷，为抗金大业立下了伟绩丰功。他正率部乘胜进击，却被朝廷十二道金牌召回，旋即被夺兵权，下大狱，历尽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终被投降派们害死。岳飞死讯传出，朝中正直之臣无不为此千古奇冤而扼腕悲叹。“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人们崇敬这位抗金英雄，仰慕他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英雄的音容笑貌已不可追寻，岳飞墓遂成了缅怀和凭吊其英灵的千古胜地。多少年来，杭州栖霞岭的岳飞墓前，观瞻的人们川流不息，望着中间那座高高的岳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各自的钦敬与哀思。可是很少有人去想，这座坟墓里埋葬的真是岳飞的遗骨吗？
众所周知，岳飞属于非正常死亡。他在很长时间沉冤难以昭雪，幸存的亲人又远徙外地，岳飞既不可能事先选好墓地，又不可能举行葬礼，也不许有人祭奠。其遗体究竟埋在哪里，历来说法不一，至今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先听听一些很流行的说法。
在过去的杭州，有一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老话，说的就是关于岳飞的埋葬地。当年岳飞被秘密杀害后，狱卒隗顺十分同情这位被冤杀的抗金将领，决心要掩埋好岳飞遗体。可是在热闹繁华的国都临安，要掩埋好一名“钦犯”的遗体并不容易，思来想去，他终于有了主意。临安郊外的螺蛳壳堆积如山，而且从来无人过问，何不把岳元帅遗体埋在那里？原来，当时的钱塘门外有很多穷人以食螺蛳为生。废弃的螺蛳壳堆在河边，有的地方竟有好几尺厚。在这里掩埋遗体，可以做得天衣无缝。秦桧一党就是掘遍临安城，也决不会想到这里。
隗顺很快选好一个地方，当晚就把岳飞等人的遗体背出城外，扒开一堆螺蛳壳悄悄埋了。不料这事被秦桧知道，遂命人四处搜查，因为隗顺埋得巧妙，岳飞遗体完好保存。二十多年以后，宋孝宗登上皇位，要为岳飞平反，寻访英雄遗骨。这时，隗顺已经去世，他的儿子遵从父愿，在官府告示旁贴一纸条，上写十个大字：“欲觅忠臣骨，螺蛳壳里寻。”朝中大臣按照这个线索，果然找到了岳飞等人的遗骨。宋孝宗选了黄道吉日，把忠骸迁葬在栖霞岭上。为了超度亡灵，请了一百二十个和尚到原葬地做全堂水陆道场。临安的百姓听到这一消息，扶老携幼前去祭奠，“螺蛳壳里做道场”这句话便由此传开。
还有一种传说：狱卒隗顺将岳飞等人遗体背出后，并没有埋在螺蛳壳里，而是把他们葬在钱塘门外北山脚下水边，并以岳飞随身佩戴的一只玉环作为陪葬物，置于遗体腰下。然后在坟上种了两株桔树，作为日后寻找的标识。为了掩人耳目，隗顺还在坟前立了石碑，上刻“贾宜人之墓”。
隗顺把这个秘密一直保留到临终。他在咽气之前，把负尸出城经过、葬地、标识等详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让他在合适的时候上报官府，一定要重新安葬岳元帅的遗骨。后来，宋孝宗为岳飞平反，并以赐官为赏，寻求英烈遗骸。隗顺儿子遵照父亲临终嘱托，把岳飞葬地报告临安府。官府派人找到英烈墓地，将岳飞父子和张宪遗骸迁葬于西子湖畔栖霞岭下，以后又修了祠堂，供人凭吊瞻仰。
以上只是传说，传说不足为信。这里看看有关文字史料对于岳飞葬地的记载：
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高宗诏岳飞赐死，诛张宪、岳云于市。“飞死于狱中，枭其首”。“狱卒隗顺负其尸出，逾城，至九曲丛祠中。故至今九曲王显庙尚灵。顺葬之北山之呧”。《金佗祠事录》也说：“隗顺负尸潜瘗北山之渭。”可见这两则史料的说法是一致的。隗顺死前“谓其子曰：‘异时朝廷求而不获，必悬官赏，汝告言曰，棺上一铅筩，有棘寺（大理寺）勒字，吾埋殡之符也。’后果购其瘗……其子殆上台，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敛礼服也。”
从上面这些文字史料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岳飞死于狱中，并被砍下头颅。而张宪和岳云是被杀于市。隗顺是只负岳飞尸出，还是把三人尸体都背出城，从记载中看不清楚。岳飞等三人在当时是“要犯”，按宋律规定，盗葬犯尸要判刑。隗顺有无能力和胆量把三具尸体全都背出和安葬，也看不清楚。
第二、隗顺将岳飞葬于临安九曲丛祠旁的北山之渭，即今杭州市昭庆寺以北。当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大理寺在钱塘门以内，而“钱塘门沿城而北，旧有九曲城”。那么，九曲丛祠在哪里呢？《咸淳临安志》记载：钱塘门以北，有九曲昭庆桥、九曲法济院、九曲宝严院等。此地多湖河，故城垣曲折，九曲丛祠因而得名，其位置当在钱塘门外。王显庙则在钱塘门外九曲城下，宋绍兴年间修建。狱卒隗顺要背岳飞尸体出城，钱塘门是必经之地，而王显庙又正在这条路线上，岳飞遗体“葬之北山之呧”很有可能。所谓北山，就是今天的宝石山。
第三、岳飞自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被冤杀，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上台，七月为岳飞平反昭雪，其间经过二十一年，岳飞遗体居然“尸色如生，尚可敛礼服”，按照杭州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如不采取防腐措施，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岳飞“葬之北山之呧”的说法影响很大，不少史料和方志都采用此说。如明嘉靖年间刊刻的《西湖游览志》、万历十年刊本《汤阴精忠庙志》、清康熙时修撰的《钱塘县志》等，都认为岳飞葬于九曲丛祠旁的北山之呧。“呧”为水边，究竟何处是岳飞的确切葬地，至今也说不清楚。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岳飞埋葬在杭州众安桥下十七号处。李汉魂在《宋岳武穆公飞年谱·遗迹考》中写道：“今杭州市众安桥河下十七号忠显庙，其地南宋为北郭丛葬之所，传即岳王初瘗处。”他之所以这样写，也是有来由的。清代道光十三年（1833），杭州地方官府重修栖霞岭下岳飞庙和岳飞墓，追寻岳飞的初葬地。经过多方查询，终于在杭州市众安桥螺丝山下扁担弄内的红纸染房旁（俗称十七号处），找到了最初的岳飞坟。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予以确认，并刊印了《岳忠武王初瘗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的学者名流，如胡兴仁、沈祖懋、杨昌浚等也持相同看法。众安桥为岳飞的初葬地，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定论。清代光绪二年（1876），官府在众安桥修建“忠显庙”，杭州人俗呼为“老岳庙”，其实它的资历不算老。
对此，后来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众安桥这个位置，在南宋时处于钱塘门内，系当时临安城中的商业街，铺面林立，人稠物穰。桥南就是“北瓦子”等有名的娱乐场所，车水马龙，履舄交错，是临安城黄金地段，且是御街必经之处，这里怎会成为北郭丛葬之所？岳飞遗体又怎能被偷偷埋在这里？
如今人们都知道，岳飞的坟墓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上，前面为岳王庙，岳王庙内西南部为岳坟，墓碑上书“宋岳鄂王墓”。在岳坟的斜对面，有四个反翦双手、面墓而跪的铁像，即谋害岳飞的秦桧、秦桧妻（王氏）、张俊、万俟呙。这几个铁像也是几铸几毁。明弘治年间，参政周木修岳飞墓，先铸秦桧夫妇二跪像，不久被游人击碎。明正德八年（1531），都指挥李隆用铜重铸，增加了万俟呙，成为三铜像。不到10年被人抛入西湖，传说西湖为之水臭。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按察副使范涞再次铸像，又增加了张俊，遂成四铁像。到了清代，阮元知杭州，又重铸了4铁像，这些铁像后来被毁。现在墓前四铁像是1979年根据河南汤阴岳飞纪念馆的有关铁像重铸的。
据资料介绍，岳飞坟墓原先并不在栖霞岭上，而是在前面说的狱卒隗顺负尸埋葬处，即今杭州昭庆寺以北地带。后来为岳飞平反昭雪，才迁葬于此。这样说来，栖霞岭上的岳坟就是岳飞遗骸的埋葬地吗？有人认为难以说清。
岳飞遇害以后，朝野一致要求为其平反昭雪。宋高宗不能自打嘴巴，对此置之不理。宋孝宗上台后，有志恢复旧土，鼓舞抗金士气，遂顺应民心民意，下诏平反岳飞冤案，追复其原官。又以五百贯的高价购求岳飞遗体，“以礼改葬”，并访寻岳飞后人，用其孙六人为官。又在岳飞旧宅（此时已改为太学）之左，立庙奉祀，时称“右佑庙”。乾道六年（1170）七月，朝廷下诏于鄂州（今湖北武昌）建岳飞祠，庙额书写忠烈；淳熙五年（1178）九月，朝廷谥岳飞为“武穆”。淳熙六年（1179），岳飞之子岳霖等上《赐谥谢表》，感谢皇帝为其父亲恢复官爵与名誉，并赐谥号，其中有“葬以孤仪，起枯骨于九泉之下”等语。在古代，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堰城大捷之后，朝廷特授其为少保，故岳霖称之为“葬以孤仪”。如这一说法可信，岳飞的遗骨是从初葬地起出后，再按少保的葬礼仪式改葬，其改葬地点为“西湖覆泰山剑门岭”，即现今栖霞岭。这里的岳飞墓则为改葬地，墓中埋葬的一定是岳飞的遗骸了。
既然如此，清道光年间的杭州府司狱吴廷康，为什么又确定众安桥下十七号处为岳飞的初葬地呢？他又为何重建岳飞墓呢？难道他与胡兴仁等人不知道栖霞岭为岳飞遗体的改葬地吗？还有，吴廷康等人既然认定众安桥下十七号为“岳王初瘗处”，也一定有岳飞遗体葬于此，那么，当初隗顺负尸葬于“北山之渭”的又是谁呢？岳飞平反后，“以礼改葬”的是谁的遗骸呢？持“北山之渭”说与持“众安桥下十七号”之说者，都说把岳飞的遗骸迁葬栖霞岭，那么，现在栖霞岭岳飞墓一定是改葬地，而墓内所葬是否为岳飞的忠骨，还真有些说不清呢！
忽必烈像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成吉思汗孙，拖雷子，蒙语尊称薛禅皇帝，公元1260—1294年在位，是我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迁都燕京（后称大都，即今北京），定国号为元，在汉族地主协助下大力采用”汉法”，制定典章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注意农桑，兴修水利，使元初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他又四处用兵，于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后又进攻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可谓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但元世祖万万没有想到，在进攻日本时他却屡屡受挫，无功而返，使这位大元帝国的皇帝伤透了脑筋。
元世祖为何兵败日本？曾经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重视，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然而至今仍是疑云重重，看法不一，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疑案。
关于日本的情况，元世祖忽必烈当初并不了解，只是听高丽人讲过。忽必烈知道水道迢迢，跨海作战胜利把握不大，同时也为了摸清日本国王的底牌，遂于至元三年（1266）、至元七年、至元十年，先后五次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参议陕西省事赵良弼等人出使日本，欲行说服。可是，日本国王六条上皇竟不买账，甚至拒绝接见元朝来使。他们这种夜郎自大的态度激起了忽必烈的满腔怒火，决定进行武力征服。
为了做好征日的充分准备，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忽必烈命令凤州（今吉林怀德县一带）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女真军、水军组建了一万五千多人的水陆联军，又筹集了战船九百多艘，由元帅忽敦率领，浩浩荡荡直趋日本。此时，日本后宇多天皇上台，改元建治，很想有番作为。八月，元军至对马岛，日本将领允宗助国率八千骑兵防御，元军连下三岛，日军头目助国丧命，天皇急调藩属兵十万两千人支援，两军战于博多，忽敦凭借有利地形，以铁炮轰击日军，日军大败。元兵又进至今津，大将刘复享被日军射下马来。由于战斗频繁，元兵所剩箭矢有限，有人建议不可再行深入。忽敦认为言之有理，决定让刘复享先归。是夜风大浪高，元兵船只多被崖石撞坏，连夜无功而返。这是元军的首次征日，日本人领教了元军的招数，只是有惊无险，称之为“永文之役”。
对于这种消耗性的征讨忽必烈很不满意，第二年他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再次出使日本，不想杜世忠一时不慎，竟被日本国王杀死，忽必烈闻之大怒，决定再次武力征讨。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敕命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建造战船六百多艘，不仅扩大了舰队规模，也提高了战船的质量。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宣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带到大都研究征日策略，决定以拔都、张弘、李庭负责后勤保障，听从范文武的建议，增加汉军万名，提升阿剌罕为光禄大夫和左丞相，统一指挥征日大军。二月，大将军忻都率蒙、汉、高丽联军十余万人由高丽合浦出发，大将军范文虎率领南宋新附军十万人由江南出发，携带充足的给养，两路合击日本。忽必烈和阿刺罕都认为，如此规模的大军（两路合计实为十四万人）对付海中一个小国，如同瓮中捉鳖，只待胜利消息。
岂料战事又出意外，此次征日元军招致更大惨败。十人仅存一二，船只丧失殆尽，战败的元军被掠为奴，狼狈逃回大陆者仅有三人！日本人不仅再次避免了元军的洗劫，还获得大量战俘，可谓千年难逢之幸，他们高兴地称这次战事为“宏安之役”，举国上下欢庆胜利。元帝国的常胜统帅忽必烈坐不住了，想想几年的辛苦准备，居然全部付之东流，两次征日，两次失败，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是人算失利还是天意如此？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说明白。
从《元史》《新元史》有关记载看，元军第一次征讨日本可以说连战皆捷，形势很好，只是由于兵力太少，部队又很疲劳，不敢长驱深入，不得不悄悄撤退，所以才有了忽必烈的第二次征日。那么，第二次的行动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兵力不可谓不充足，给养不可谓不充实，为什么失败得更彻底？《元史·日本传》借一名逃兵于阊之口是这样说的：官兵六月人海，七月船队行至平壶岛，随即又向五龙山转移。八月一日，忽然刮起了大风，船只彼此相撞，损失十分惨重。挨到五日这天，范文虎等将领各自乘好船逃跑，把十多万士兵抛于五龙山下。大家推选张百户为主帅，号曰张总管。他与众人商议伐木做船返回大陆，正欲行动，不料被日本人窥知。八月七日这天，日军一齐杀来，准备不足的元军大部战死，所剩二三万人被其虏去。八月九日，至八角岛，日军开始大规模屠杀蒙古、高丽、汉人。因为于阊属新降元的“唐人”，日军给予优待，留下性命当了奴隶。《元史》总结这次失败的原因是：“盖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十万之众，得还者三入耳。”
元军的这次失败在《癸辛杂识》等古籍中也有记载，情节基本相似，故不重复。
元军两次征日，两次均告失败，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无不与遭遇大风雨有关。第一次征日虽然也告失败，但是人员伤亡不算太大；第二次征日，暴雨坏舟，船只互撞，又逢日军袭击，结果“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把元军两次惨败归结于恶劣天气确有一定道理，就连《东国通鉴》和《高丽史》这类古籍也清清楚楚写明了这点，因此这种说法在中日史学界很有市场，已经形成了传统观点。
不能否认，元军两次征日的失败，恶劣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倘作深层分析，感到又不尽然。
先看元军第一次征日的败因。
《元史·日本传》载：“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新元史·日本传》提到了元军撤退之夜遭遇大风雨，“官军战船触崖石多破坏”也确是事实。再就是由于元军士气不振，加之箭矢又快用完，只好匆匆捞上一把，不得不被迫退兵。只是在退兵的夜里遇了恶劣天气，船只撞了崖石才被损坏。这样看来，天气并非元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于这点，日本气象学家荒川秀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西部的台风季节为旧历七月到九月之间，元军第一次征日，发生在旧历十月下旬，当时的台风季节已经过去，不可能如《东国通鉴》和《高丽史》所说，元军是在攻日途中遇到台风，无法前进而撤回的。至于《新元史·日本传》提到撤退之夜风大浪高，官军的船只撞崖极有可能，但也不会损失太大。
那么，导致元军失败撤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日本当代历史学家纲野善彦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元军第一次征日，舰队由蒙古军和高丽军联合组成，蒙古军元帅为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他们先行抵高丽。高丽早已为元军所征服，设为东征行省，建立起攻日基地。被封为左丞相的高丽国王不敢怠慢，派出都督使金方庆等率八千人作助攻。亡国的高丽兵帮着别人打别人，自然没有多少积极性。加之右副元帅洪茶丘又是高丽的军民总管，这样，他率领的蒙古军与金方庆指挥的高丽军实际上成了主仆关系。这样貌合神离的征日联军不可能齐心协力，甚至还会产生矛盾，“官军不整”的表现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所以联军元帅忽敦不敢恋战，只好无奈地撤军了。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从《新元史·日本传》记载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此次战役后期，金方庆不顾兵少马乏的实际，要求背水决战，忽敦一口否决了他的意见：“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如果按照金方庆的意见一味蛮干，元军一定会失败得更惨。
再看元军第二次征日的败因。
这次战事发生在当年旧历闰七月，正是日本西部台风旺盛季节。根据日本史料记载，其时确有暴风雨侵袭九州和近畿一带，许多房屋树木被毁，造成很大损失。元军第二次征日极有可能遭遇台风，由此带来意外灾难，这种结论是可信的。
但是，元军的这场惨败仅仅归结于一场台风吗？台风可以毁掉千百艘战船，能吞噬十多万条生命吗？真是这样，能征善战的元军岂不全是木偶？再说，元军上次征日已经吃了台风的苦头，富有实战经验的将军还愿意再蹈履辙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元军二次征日惨败的原因还有哪些？从《元史》、《新元史》等有关史料看，有以下五点值得注意：
其一，临阵易帅，犯了大忌。这次远征由中书省左丞相阿剌罕挂帅，统一指挥蒙古、高丽联军和新归附的南军。然而，到了六月，部队行至中途，阿剌罕突然病逝，忽必烈临阵易帅，由左丞相阿塔海代总指挥，想不到他拖拖拉拉还没上任，南军大将范文虎、李庭等却已擅自行动，部队统一控制不力，怎会有取胜把握？
其二，将领不合，军心难聚。这次征日大军由三个山头组成，其中两个山头（高丽与南宋）俱是亡国之兵，将领同床异梦，兵士南北不同，怎会彼此一心？大军出发之前，忽必烈就看出了这一要害，他曾忧虑地说过：“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等不合耳。”事实证明元世祖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按照战前部署，两路大军应在壹歧岛按时会师，但南路军失期，引起了高丽军大将金方庆的不满。东路军首领忻都和洪茶丘不得不率所部与南军会合，“舳舻相衔而进，屡为日本人所却”，导致连连失利，大将忽都、哈思等也因此丧命。后来，征日元军损失惨重，范文虎想要掉转船头退却，平章政事张禧反对，范文虎竟拍着胸脯说：“朝廷问罪我来承当，与你们毫无关系！”强行带兵撤退。如此各行其是，导致力量分散，结果不战自败。
其三，贻误战机，当断不断。《元史》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都说，元军二次征日抱定战无不胜的决心，船上带了农具，打算长期占领。两军会合之后，将战船联为园营，外面围有大船，设有石弩硬弓。日本人的船小，前后来攻均被打退。当时日本国内人心不稳，市场竟然没有米粜，日本天皇跑到八幡祠祈祷；形势十分危机，可谓一触即溃。然而元军“全将多苦航海，议政议守，迟疑不决”，当断不断，自寻其乱，结果丧失良机，舟师遭遇大风，由胜转为惨败。
其四，战术错误，处置不当。在征日大军之中不乏精明有识之士，如平章政事张禧就是一位善治水军、智勇双全的大将。他率军到日本肥前之后，不再单纯依靠战船，而是舍舟上岸，筑起堡垒，同时他又严格约束战舰，“相去各五十步，以避风涛撞击”。结果台风袭来，“故禧所部独完”。如果征日将领都像张禧这样，及时舍舟筑垒，又注意保护战舰，何惧什么台风？可惜他的这种正确战术不被其他将领理睬，他们舍不得离开战舰，又未拉开适当距离，台风一来，自我撞击，战舰岂有不坏之理？还有，范文虎强行撤退，张禧又分了许多好船给他，严重削弱了元军的实力，这种错误的战术、错误的举动必然导致惨败的结局。
其五，贪生怕死，军无斗志。这次征日所需的水手、海船几乎全部来自江南，而当时的江南被元廷征服不久，人心没有完全归服，自然不肯冒死作战。如范文虎等都是降元高级将领，很会为自己打算，所以八月一日那天台风一来，“诸将各择坚好船乘之，弃军士十余万人于山下”，庞大的部队失去首领如同一盘散沙，遇到日本人来战只顾各自逃命，形不成抵抗力量，自然是“尽败没”了。
由此看来，第二次征日元军的失败，遭遇台风、暴雨坏舟，只是一种外因，而真正致败的症结是以上五点。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内症，即使有大自然魔力的干扰，元军能败得如此彻底吗？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有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失败，总是认为天意如此，没有看到人为如此。《内蒙风鹤》还说日人诈降，设宴犒劳元军，席间把大将军布禄华等灌醉杀死，然后焚烧元军船只，以致元军全军覆没。这种说法颇类神话，不知所据何来？
元军两次征日惨败，据说元世祖发了脾气，他曾折箭为誓，要报此仇。可是没有听说他能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依然重用贪生怕死、欺上瞒下的范文虎等人。后来，元世祖又在至元二十年（1283）、二十二年三次备征日本，皆因内外条件所限，大臣们又屡屡谏止，晚年的忽必烈只好放弃了攻日打算。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去世，终年80岁。后来，忽必烈的后代又进行过攻日尝试，皆以失败告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元世祖征日的失败再次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打赢任何一场战争，都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如果仅凭个人意志，不顾主客观条件，就是占有很大优势，也难逃脱失败的命运。
在明朝的十六个皇帝中，除去建文帝和明代宗无陵墓外（代宗原建寿陵被毁），有十三座陵墓建在北京昌平燕山脚下，即著名的十三陵。只有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建在金陵（今南京），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明孝陵。
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东郊钟山南麓的独龙阜。它以钟山为屏，钟山又有东、中、西三峰（中峰为主峰），合于“华盖三台，尊极帝位”的传统说法。独龙阜的东西分别是龙山和虎山，向南偏西为前湖，北部有位于钟山主峰之下的玩珠峰，这种并不多见的自然地形，分别象征着古老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真可谓巧夺天工。在孝陵的正前方，有梅花山作为“前案”，再远处有天印山，似呈俯伏朝拜之状，象征“远朝”而来的“贡臣”。在陵宫东、南两面，有由东北向西南源源流淌的“冠带水”，以保王气聚而不散。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明孝陵可谓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
更让人称奇的是，明孝陵同其他皇陵一样，陵宫平面十分规整，中轴对称，气势恢宏，然而它的神道蜿蜒曲折，一改历代帝王陵墓平铺直叙的庸常格局，显示出不拘成式、依山抱水、顺乎自然的理念。陵寝位于京城城墙和外廓之间，成为大明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设计中大胆突破了唐宋帝陵为上下宫的传统模式，实行了“前朝后寝”和阳间三进院落制度，既突出了皇权观念，又合于儒家的礼制秩序，同时又给这些地理地形特征赋予了很深的传统文化内涵。明孝陵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帝陵制度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帝陵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据史料记载，明孝陵自洪武九年（1376年）筹建，十三年正式选定陵址，十四年开始动工修建，征用10万民夫和数不清的能工巧匠。工程进行不到一年，也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死，即葬于此。因其谥号孝慈，九月，朱元璋便“命所葬山陵为孝陵”。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定其阴宅为“孝陵”，主要是“以孝治天下”之意。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驾崩，与马皇后合葬一处。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为他父亲在此建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至此，明孝陵的所有工程才算告竣，历时长达25年之久。
一代英主朱元璋和他的大脚马皇后，还有那些殉葬的嫔妃宫女，在这座皇陵内已静静地躺了六百多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少沧桑变故，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了。同时，朱元璋还不知道的是，他所长眠的这座陵墓，还留下了几大谜团，后人为此各抒己见，有些至今还在争论不休。
明孝陵疑冢
孝陵不论是在规模、气势，还是在布局设计等方面，在明代诸陵中皆居其首。朱元璋死后落葬何处，按说这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在南京一带，流传着好几种说法：一说朱元璋认为自己一生杀人过多，死后怕遭仇家侮辱，也怕有人盗墓，便在南京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至今也不知他究竟葬在哪里。二说朱元璋临终秘嘱，把自己葬在朝天宫的三清殿下，埋入明孝陵的只是一口空棺材。三说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第二年，也把乃父的灵柩移至北京，葬在万寿山下。这些传说虽然不见史书，可是在民间颇有市场，而且还编排出相关故事，说得头头是道。由于孝陵在文献上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也没有留下有关的工程档案资料，对于这些已历很久的传说，不能不抱谨慎的态度，对此要做全面分析。
第一，朱元璋不会舍弃孝陵这一风水佳壤。
明代风水术盛行，朱元璋很迷信这套东西。传说他的祖父葬在泗洲（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淮水西岸）杨家墩。据说当初朱元璋祖父为自己在这里选墓地时，一个老道士说，“若葬此，出天子”，便在墩上插了一根枯柳枝。想不到朱元璋祖父随手把它拔掉了，老道士说这下子泄了气，只能是他的孙子做天子了。后来朱元璋果然荣登大宝，遂对风水术深信不疑。他之所以定都南京，就是被龙蟠虎踞的王气风水所吸引。他在选择陵址时，命刘基、徐达、汤和各寻吉地，再把他们集合起来秘写展示，朱元璋一看，三人选的都是钟山独龙阜。
这可能只是传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为了选择陵址朱元璋的确费了很大气力。北宋王洙等人撰写的《地理新术》，是专讲风水术之书，对阴宅的选择这样写道：“白虎缘山，青龙入泉，朱雀鼓翼，真武登天，大吉。”朱。元璋及其谋士们看中的独龙阜，恰好符合“真武登天”的所有条件，可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南朝时期的蒋山寺和宝塔，是梁武帝和永定公主为纪念神僧宝志而建的。朱元璋为了侵占这块宝地，施舍了建太庙的材料，动用了五万名禁军，把蒋山寺和宝塔搬迁到紫霞洞南面。就在新寺快完工的时候，一个有名的风水先生又说寺址不利于皇陵，朱元璋只好忍气吞声再将寺、塔迁至今中山陵以东，朱元璋将其改为“灵谷寺”。
只迁了蒋山寺和宝塔还不行，在梅花山还有六朝陵墓群。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吴大帝孙权和夫人步氏就葬在这里，宣明太子孙登的墓也在附近。不把他们的坟墓迁走，显然于礼制不合，主持工程的中军都督府佥事术新，奉命辽走了几处坟墓。朱元璋特意留下了孙权之墓，他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留他给我守门吧。”
显而易见，朱元璋的这些做法都是要争这块风水宝地，绝不是为了只设一处疑冢。明成祖在“神功圣德碑”中说得明白：“天作钟山，永奠玄宫。世万世亿，福禄攸同。”选择这种风水佳壤，就是为了“保我子孙，为王为君”，朱元璋能轻易葬在别的地方吗？明崇祯朝礼部侍郎蒋德璟在《察堪皇陵记》里也说：“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结为凤（阳）、泗（州）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中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诸陵。这三大干龙本朝独会其全，真是帝王万世灵长之福。”朱元璋及其谋士们看中这块地方，且不惜任何代价一定据为己有，就是为了保佑他的子孙万代永为帝王。朱元璋难道不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会悄悄埋葬在别的地方吗？再说受其福荫的众多儿孙，还有那些主政大臣，能看着朱元璋干这种傻事吗？当然，风水之事，在今天看来只是笑谈，但在封建社会却被认为是关系自身祸福和子孙命运的大事，只要选定了吉地佳壤，一般是不会轻易变更的。
第二，朱元璋没有必要再搞“疑冢”。
可以想见，作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后的治丧是隆重的。是不是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不见权威史料记载，但《明史·礼志》之“山陵”条下，有明太祖驾崩后的有关记载：“（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礼部定议，京官闻丧次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赴内府听遗诏。于本署斋宿，朝晡诣几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临，至葬乃止。自成服日始，二十七日除。……孝陵设神宫监并孝陵卫及祠祭署。”从这段记载看，朱元璋治丧的规格完全符合帝王驾崩后的礼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真是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史书当有记载。史书不载，当时的职官札记、笔记或轶闻野史等也会有所述录，可是这方面的材料至今难寻，怀疑只是传说而已。
朱元璋一生南征北战，直接或间接杀人甚多，尤其是他到了晚年，制造了一系列血腥大案，动辄杀人愈万，犯了镇压扩大化的错误，与数不清的人结怨。然而即使有这么多人与其结怨，朱元璋也无必要再搞“疑冢”（假坟）。且不说孝陵构建复杂，结构坚固，棺椁落座于深深的地下，要盗掘此陵谈何容易？就算是盗墓人完全有能力打开朱元璋的地宫，又岂能轻松办到？当时守护孝陵的军士多达五千余人，日夜巡逻在陵墓内外，负责看护孝陵的一草一木，神烈山以东的“孝陵卫”，就是守陵将士的驻地，与陵园共同组成一个特殊禁区，常人不准涉足此地。陵园内植有十万株青松，还有一千多头颈挂银牌的长生鹿在陵园内出没，大睁着特别警惕的眼睛，一有动静即穿林渡水，引发阵阵旋风，带来串串震撼，不用说盗墓，想靠近陵园都很困难。再说，真要13个城门出殡，理应有十三处陵墓，除孝陵之外，朱元璋的“疑冢”在什么地方，谁又能说得清楚？还有，要搞这么多“疑冢”，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很多钱财，以朱元璋俭约的性格，也不允许做此无益之举。更何况他的江山是正大光明打出来的，生居皇宫，死眠孝陵，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设什么“疑冢”。果真设“疑冢”，朱元璋就有可能孤守一坟，甚至连其后代也不知他埋进哪座“疑冢”，形同无主野坟，无论如何朱元璋也不会去干这种蠢事。
第三，朱元璋不会遗弃孝陵而栖身朝天宫。
传说这位开国皇帝自知江山得来不易，生前眷恋皇位，死后也不愿离开皇城，选择了朝天宫作为永久栖身之地。朝天宫为南京市著名道观，为五代时吴国国君杨溥所建。原名“紫极宫”，后又改为“祥符宫”“天庆观”“玄妙观”“永寿宫”等。因其位置很好，朱元璋命人在洪武十七年（1384）拆掉重建，始改名为“朝天宫”，成为当时举行朝贺演习礼仪的场所。朱元璋十分喜欢朝天宫内的三清殿，临终前嘱人一定要葬在殿下面。
这种传说也属无垠游谈，看一看明孝陵的规模和布局就很难相信这种传说了。明孝陵红墙长达45里，纵深5里，陵园内享殿耸立，楼阁巍峨，入口处在卫岗东坡的“下马坊”，由此向西行一里半，是孝陵的大门，名曰“大金门”。过此门便是四方城，这里本是一座碑亭，矗立着明成祖为其父歌功颂德的“圣德碑”。出碑亭，过石桥，进入平坦开阔的孝陵“神道”（墓道），两侧依次排列着石像十二对，由南往北计有石狮、石骆驼、石麒麟、石象、石马等，体形高大，相对而峙，每只约需八十吨重的整块石料才能雕成。神道尽头是棂星门，也置有大型石雕。过棂星门，经梅花山北麓，再过御河桥，即是孝陵主体部分建筑。陵寝建筑有文武方门、中门、孝陵殿、方城、明楼、宝顶等。方城是孝陵中最大建筑，东西长二十三丈，南北宽九丈余，高约五丈，高大雄伟，坚固无比。方城正中为圆拱形的南北向斜坡隧道，有五十四级台阶，出隧道即面对宝顶南墙。宝顶后圆形土丘即有名的独龙阜，为孝陵地宫所在，是整个陵园的“心脏”。登明楼，放眼南望，方山形如一珠，东西各有一山，活似两条巨龙，构成天下罕见的“二龙戏珠”奇景。朱元璋独霸钟山之阳。在山之阴，则是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等十几座功臣墓，拱卫着这位开国皇帝。前面已经说过，朱元璋精心选择了这块风水佳壤，为此迁寺、移塔、掘坟，前后经营二十多年，花费人力、物力、钱财无算，他怎会轻易抛开这么气派的皇陵，而屈就于朝天宫的三清殿下呢？众所周知，明太祖少小曾做僧人，而朝天宫是著名的道观，他在登基之后又热心提倡佛教，怎会弃佛就道而长眠在三清殿呢？再说，朱元璋与马氏属于患难夫妻，终生厮守相爱，大富大贵之后仍然相敬如宾，朱元璋怎会轻易丢下亲爱的皇后而栖身别处？清代学者甘熙在《白下琐言》中驳斥明太祖葬于朝天宫，而孝陵只有马皇后的胡言时就说：“相度地势，起造山陵，动帑数百万，经画十数年，岂第（只）为马后而计？”这一看法很有见地。
此外，关于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时，将朱元璋灵柩移至北京万寿山的传说，也属无稽之谈。第一，南京乃龙兴之地，孝陵是朱元璋亲自选定，且花了很大代价才建成的，他和马皇后已经入土为安，朱棣没有必要再惊动长眠中的父母。第二，朱元璋的灵柩如迁北京，势必重建新的皇陵，且规模气势要超过朱棣的长陵，事实上万寿山没有朱元璋的陵墓。第三，前面说过，永乐三年明成祖为乃父立了“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此碑通高8．78米，碑额碑身高6．7米，龟趺2．08米，碑文长达二千七百多字，是南京地区最大古碑，无论立碑或移灵都不会是临时动议，如果朱棣打算将乃父灵柩迁到北京，他不会费力劳神再立此碑。
朱元璋究竟落葬何处？看起来非明孝陵莫属。也就是说，这位垂之不朽的开国之君既不会葬于疑冢，也没有栖身朝天宫的三清殿下，更没有移灵于北京的万寿山。传说终归是传说，没有事实根据。
朱元璋陵寝位置之谜
回答了朱元璋落葬在孝陵后，他的陵寝在陵园中的哪个位置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发现，明孝陵在当初设计时很讲究“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其布局与天象有关，整体呈北斗七星形状。最突出的是，明孝陵神道不像其他帝王陵那样笔直，拐来拐去，很有学问。从地形上看，神道的弯曲是因为绕过梅花山所致，实则是暗合北斗，“取象于天”，这是明孝陵设计中的神来之笔。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人们仰观天象所看到的北斗七星形状，实际上明孝陵的布局应是北斗七星投影到地上的图形，即陵园中的下马坊、大金门、碑亭、外御河桥、望柱、棂星门、金水桥这7处突出的建筑物。而在金水桥以北的全部建筑，如寝宫、享殿、宝顶等均不在“北斗”之列。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既然朱元璋的寝宫、享殿、宝顶等均不在“北斗”之列，这位开国皇帝真正的陵寝应该在何处？是不是孝陵内还有一处寝宫和宝顶呢？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朱元璋称雄一世，气魄非凡，他决不愿意葬在地点处于相对次要位置的“第七星”宝顶下面，只有在北极星这一位置，才能充分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那么，这颗“北极星”相应的地下投影在哪里呢？应从棂星门向金水桥作连线并延长至两者间距的五倍处，才是朱元璋的真正陵寝所在地。
也有人认为，朱元璋的陵寝处就在宝顶下，属于北斗七星范围内，这是符合其生前愿望的。当朱元璋未贵时，曾写过一首气魄很大的诗：“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从中明显看出他对天象的崇拜，因而在其身后事上，也会追求一种“魂归北斗”的超凡境界，朱元璋的真正陵寝处，绝不会跑出孝陵内“北斗七星”的范围。
这两种说法也仅是推测，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查明朱元璋陵寝的准确位置，并非仅仅解开这一个谜团，在史学、建筑和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有关专家认为，利用现代探查技术，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历来有争论的问题。南京的考古人员利用磁测（GMP）技术，在经过选择的核心区方圆两万多平方米的区域内，再细分了上万个一米见方的方格点，通过磁测仪取得地下一万多个反馈数据，再经过精密的技术处理，终于有了科学的结论：朱元璋真正的陵寝处就在玩珠峰地下数十米处，也就是宝顶下面。其地宫规模宏大，构建复杂，仅甬道部分就超过了一百二十多米。至此可以肯定地说：朱元璋的真正落葬处已经真相大白，从前的种种传说不辩自明，有关的争论也可以到此了结了。磁测的结论准不准呢？有人信，有人疑，只有等候将来发掘的结果来证实。
宝顶南墙的“明”字之谜
孝陵的宝顶南墙粗粗一看并无特别之处，墙用大条石垒筑而成，共十三层，正中横刻“此山明太祖之墓”7个楷书大字。如果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此处的“明”字并非由“日”“月”两字组成，而是写成“眀”。在这种地方写字，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何把“明”字写走样了？显然这不是用“差错”“疏忽”之类的原因能解释的。那么，这个“眀”字是不是古体字呢？查“明”之古体字也不这么写。这就有必要追根溯源说一说了。
明，《易·系辞下》解释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由此来看，“明”字应由“日”“月”组成。朱元璋的国号为什么相中“明”字？一般认为元末农民组织起义时，曾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弥勒佛即未来佛）。朱元璋曾建黄旗“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日月即“明”。《明史·太祖二》载：“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遍查明代官府文书、碑刻题字、书籍文簿、信函手札等，凡涉及明朝的“明”字均不作“眀”。
那么，“眀”字用在明朝国号上始于何时呢？至少在《康熙字典》颁行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个字。比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十五日，时任通政使的曹寅在给康熙皇帝的《再奏洪武陵冢塌陷折》中说：“洪武冢陷下深广十余丈，扬州、镇江各处传闻略同。有疑看守不谨，盗发岁久致陷者，有说明朝气数已尽天陷者，有疑前明初起工程不坚者。小人之谈，纷纷不一……”这个奏折提到孝陵塌陷的严重情况，其中提到“明朝”“前明”时，均系正常写法，“明”字不作“眀”写。
可是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字典》成书，首次出现了这个“眀”字。凡提到明朝国号，按照避讳，“明”字作添笔处理。这年闰三月十九日，在翰林院学士陈邦彦奉敕写的《御制康熙字典序》里，有“眀则洪武正韵”“汉晋唐宋元眀以来”等句，其中凡涉明朝，“眀”字皆作“明”写法。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皇帝本人对明孝陵倒没有什么避讳，他六次南巡，五次亲谒孝陵。他没有按照清代祭陵礼仪，行二跪八拜之礼，而是同祭禹陵一样，“行三跪九拜礼”。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第三次拜谒明孝陵时，还题写了“治隆唐宋”御碑，赞扬朱元璋的政绩超过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当时的“江宁织造内务府三品郎中加五级曹寅”监刻了御碑，其后又加立了两块卧碑，记载了康熙皇帝两次谒陵的盛况。在“治隆唐宋”碑的两侧，还有乾隆皇帝题写的诗碑，可是在写到“明太祖”的“明”字时，仍照习惯写法，没有写成“眀”字，可见他也没有避讳。
以上情况，看出了“明”字改写的大体时间。可以推知，改写“明”字，是在整修孝陵时才有的。明孝陵在清初时期已受到严重毁坏，这不仅在曹寅的奏折中写得很清楚，戏曲作家孔尚任的笔下也描绘得很明白。就在康熙第三次拜谒明孝陵的那一年，孔尚任写成了名作《桃花扇》，在《驻马听》中他这样写孝陵：“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江山易代后的明孝陵已经荒芜破败到了让人哀痛的地步。面对旧江山“宫墙断缺迷青琐”的既成事实，清廷采取了“斜阳衰草系情多”的明智态度，对遭到严重损坏的明孝陵进行了修缮，其时间当在《康熙字典》颁行之后。填补了下陷之处，整修了部分建筑，“此山眀太祖之墓”七个楷体大字，就是在修理宝城南墙后增刻的。康熙皇帝承认朱元璋治国超过唐宗宋祖，但他和他的属下不承认已灭亡的明朝“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这样循环往复，所以把“明”字中的“日、月”，改为“目、月”。明王朝并没有周而复始，但清王朝照样垮台了。
历尽沧桑的明孝陵是一份厚重和宝贵的历史遗产，需要好好加以考证和研究。在它的身上还有一些未解之谜，比如：明孝陵地面上的主要建筑物（如配殿、明楼等）是何时、何人毁坏的？陵寝处下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明孝陵是否有盗墓者光顾过？等等。人们期待着这些谜团能够一一破解，以对这座古陵墓有更加全面、准确、透彻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