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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囚论》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文章评论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全文基调。接着通过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用君子与小人相比较，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
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
囚三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
，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
信义是在君子间通行的，而刑罚却是对付小人的。被判死刑的人，是罪恶到了极点，是小人中的小人。宁愿为坚持信义而死，不侥幸地苟且偷生，把死看得很平常。这种人是君子中最难得的。
在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查取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多人，释放他们回家，并约定自动回来的时间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反而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果然都自动地回来，没有一个超过期限的。这是君子很难做到的事，小人却很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近乎人之常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等到施加恩德去对付他们，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恩德深入人心，能很快地改变他们的品行，所以出现了像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深入人心的声誉啊。怎么知道放他们出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到狱中以希望得到皇帝的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怎么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到自动回来就一定能够被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如果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那就是皇帝骗取民心；如果料想到皇帝一定会赦免他们才回来，这是犯人骗取皇帝的信任。从这件事中，我只见皇帝和犯人互相欺骗来成全各自的好名声，哪里有皇帝施给犯人恩惠和犯人懂得信义的事情呢？如果不是这样，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次释放犯人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懂信用、讲义气，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皇帝的恩德使他们这样做的。但是，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放他们回去，又让他们自动回来，再赦免他们的死罪，只能偶尔做做，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的都可以不死了，这能成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成为常法的，能称得上是圣人的法典吗？所以，尧、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治理天下，一定以合乎人情为根本出发点，而不标新立异来自称高明，不违背人情去求取好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