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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后来仁宗时范仲淹与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为了辩论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就上了这篇奏章。
这篇奏章主要目的是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辨朋党之诬。文章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君子则不然，所守着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
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
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
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
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
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
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
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
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
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辨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一般来说君子与君子是因政治观点一致而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则是因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爱的是俸禄，所贪恋的是货财。当他们的利益相同时可以暂时的勾结为朋党，那是虚伪的；等到他们为了利益而争先恐后时，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相互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伪的。君子则不是这样，他们坚守的是道义，奉行的是忠信，爱惜的是名誉和气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彼此目标相同而互相取长补短；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就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废退小人的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的真正的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废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任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任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太平。《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是朋党，纣王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振兴。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看成党人而关押起来，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比不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比不上汉献帝；能诛杀清流的朋党们的，谁也比不上唐昭宗时代。然而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猜疑的，谁也比不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任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从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上，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借鉴了。
《秋声赋》写于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时作者五十三岁。晚年作者虽身居高位，但是回首往日屡次遭贬，内心隐痛难消，再加上如今朝廷内外的污浊、黑暗，国家日益衰微，改革又无望，不免产生郁闷心情。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创作了这首赋。
《秋声赋》是欧阳修的辞赋作品，骈散结合，铺陈渲染，词采讲究，是宋代文赋的典范。此赋以“悲秋”为主题，抒发人生的苦闷与；以“秋声”为引子，从万物凋零到人生易老，抒发了“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的感慨。
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廖。
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
百犹感其心，万事劳其形。
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
欧阳子方
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
以萧飒
，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
，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
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
，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呼！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能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
然黑者为星星
。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
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我正在夜里读书，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向传来，恐惧地侧耳倾听，惊道：“奇怪啊！这声音初听时像淅淅沥沥的雨声般凄凉，然后忽然变得汹涌澎湃起来，像是波涛在黑夜中翻滚，风雨骤然而至。碰到物体上发出铿锵之声，又好像金属撞击的声音。再仔细听，又像衔枚奔奔赴战场的士兵，听不到任何号令声，只听见人马疾走的声音。”
我对书童说：“这是什么声音？你出去看看。”童子回答说：“星月皎白明亮，银河高挂空中，四下里没有人的声音，那声音是从树林间传来的。”
我叹道：“唉，可悲啊！这就是秋声呀，它为何而来呢？大概是那秋天的样子：它的色调忧郁，烟雾蒙蒙云气聚；它的形貌清新明净，天空高远、日色明亮；它的气候寒冷、刺人肌骨；它的意境寂寞冷落，山川寂静冷落。所以它发出的声音，凄凄切切，时而呼啸，时而激昂。秋风未起之时，绿草浓密繁茂，树木青翠茂盛而使人快乐；一旦秋风吹起，拂过草地，草就要变色；掠过森林，树就要落叶。造成一切景色衰败零落的原因，是秋气的余威。秋天是刑官执法的季节，它在季节上说属于阴；秋天又是兵器和用兵的象征，在五行上属于金。这就是所谓天地之间的义气，它常常以肃杀为核心。自然对于万物，是春天生长，秋天结果。所以，秋天在音乐的五声中又属商声，商声是西方之声；夷则是七月的曲律之名。商，也就是伤的意思，万物衰老了，都会悲伤；夷，是杀戮的意思，万物过盛就杀戮。唉！草木没有情感，季节一到尚有衰败零落之时，人为动物，在万物中又最有灵性，无穷无尽的忧虑煎熬他的心绪，无数琐碎烦恼的事来劳累他的身体。只要费心劳神，就必定会损伤他的精力，更何况要常常思考自己能力所办不到的事情，忧虑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自然会使他红润的面色变得苍老枯槁，乌黑的头发变得花白。既然这样，为什么却要用不是金石的肌体，去像草木那样争一时的荣盛呢？应当仔细想想是谁在残害我们，又何必去怨恨那不相关的秋声呢？”
书童没有应答，低头沉沉睡去。只听得四壁虫鸣唧唧，像在附和我的叹息。
本文是为《五代史伶官传》所做的序言。伶人，音乐工作者。《五代史伶官传》是《新五代史》中的一篇合传。关于《新五代史》的编纂，原因如下：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旧五代史》又“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
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
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
以一少牢
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
，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仑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
，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啊！国家的兴盛与衰败的规律，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没有人为的缘故吗？探究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李克用临死时，把三支箭交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的，契丹与我结为兄弟，可是都背叛了我而归附于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支箭，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心愿。”庄宗把箭收藏在宗庙里。此后宗庄打仗时，就派随从以猪羊去祭祀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放在锦锻织的袋子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又把箭收进宗庙。
当庄宗用绳子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装着梁王君臣的头，进宗庙，把箭交还先王，告诉他报仇成功的消息的时候，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仇敌已灭，天下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发难，叛乱的人四方响应，庄宗慌张东逃，还没等见到敌人，官兵们就离散了。剩下的士兵互相看看，不知投奔哪里是好；到了剪断头发，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了衣裳，这又是多么衰败可怜啊！难道真是得天下难而失天下易吗？还是推究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人为的缘故呢？
《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忧患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庄宗气势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无人能同他对抗；等到衰败时，数十个伶人就可使他命丧国亡，被天下人所耻笑。可见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的错误累计而造成的，纵使聪明勇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事或某人，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仅仅是因为溺爱伶人有这种坏结果吗？于是作《伶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