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后来仁宗时范仲淹与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为了辩论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就上了这篇奏章。
这篇奏章主要目的是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辨朋党之诬。文章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君子则不然,所守着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 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 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 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 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 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 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 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 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 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辨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一般来说君子与君子是因政治观点一致而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则是因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爱的是俸禄,所贪恋的是货财。当他们的利益相同时可以暂时的勾结为朋党,那是虚伪的;等到他们为了利益而争先恐后时,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相互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伪的。君子则不是这样,他们坚守的是道义,奉行的是忠信,爱惜的是名誉和气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彼此目标相同而互相取长补短;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就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废退小人的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的真正的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废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任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任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太平。《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是朋党,纣王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振兴。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看成党人而关押起来,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比不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比不上汉献帝;能诛杀清流的朋党们的,谁也比不上唐昭宗时代。然而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猜疑的,谁也比不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任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从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上,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