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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曾巩校勘整理《战国策》后，为书作的目录序。本文在布局上非常严谨，条理清晰，言语简洁，是曾巩书序中的代表作。
整篇序言是围绕对刘向说法的批驳而展开的。文章首先叙述了《战国策》一书校勘的情况，然后展开议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结果又回归于《战国策》注本，首尾呼应，浑然一体。作者提出对一种错误学说的否定，不能采用毁灭书籍的办法，而应将邪说的内容公布于众，让大家鉴别以引起警惕，自然而然的消除影响。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
。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
、三王
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
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
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
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
至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它缺少第十一篇。我走访了士大夫家，才全部找到它们，校正了其中错误的地方，那些不能考明的地方暂存疑问，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我说：刘向给《战国策》写的《书录》，说周朝初期，实行教育感化，修整法令制度，所以天下太平；到后来，计谋欺诈盛行，仁义之路被堵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都是很好的，但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此书是由于战国的谋士，审度当时的君王能办到的，不得不这样说。这可以说，他是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而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孔子、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西周初年已经几百年，周朝的老办法已经消失，旧时的习俗也已经消亡很久了。孔子、孟子就独自阐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治国的原则，认为是不可变更的，难道要用后世所不能办到的去强迫当时的君主吗？他们只不过是要根据他们遇到的时代以及所遭遇的变化，而提出当时应当实行的法令制度，使那些主张不违背先王的旨意罢了。
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他们的变化本来就各不相同，他们的方法，本来就有差别，但是他们治理天下的用意，以什么为根本，以什么为末事，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未尝不相同。孔孟之道，就是这样。法令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原则，不能够不保持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所以孔孟坚持这个原则，哪里是喜欢提出不同的言论主张呢？只是不肯无原则的附和，取悦他人罢了。他们可以说是不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的人，并且能够坚定相信自己的人。
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却不这样，他们不懂得王道是可信的，却乐于他们的言论与君主的想法相合。他们的居心用意，只是苟且地提出一时权宜的策略罢了。所以他们讨论欺诈的好处，而对不说欺诈的失败；夸耀战争的好处而不隐瞒战争带来的祸患。
他们互相沿袭去做的事，并非没有益处但比不上带来的害处；得到的比不上失去的。像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样的谋士，因此而丧生；而任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使自己的国家遭到灭亡。这是社会的大灾祸是多么明显啊。但是世俗之人仍然没有醒悟过来，只有先王之道，积极适应时代变化，虽然法度不同，但是检查不出瑕疵，实行起来也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用先王的原则去与游士之说作交换的。
有人问：“邪伪之说对正确的原则是有害的，应该弃绝，那么这本书不销毁，可以吗？”回答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要禁止邪伪的话，是通过向天下人解释明白这些理论，使当代世人明白，那些说法是不可行的，然后就能禁绝邪说、达到思想划一的目的了；使后世的人都懂得邪说是行不通的，然后加以告诫才能使人明白。难道一定需要把书籍毁灭吗？放出去但是使它难以实行，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孟子的书中，农家的学说和墨子的理论，都记载下来并加以驳斥。”
就这本书而言，上承《春秋》，下达楚汉之间，共二百四十五年，记载了其间的历史事迹，本来就不可能废弃。
这本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也有人说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八篇，现在共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