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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的学记。宜黄县，今江西省宜黄县，北宋时属抚州临川郡。县学，是古时候由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主持修建的学校。
曾巩写的“学记”有两篇，前人评价很高，本文堪称学记写作的楷模。本文广泛论述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曾巩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情，可以扭转一个社会的世风，以至推行仁政。文章从古至今，娓娓道来，以大量的事实作根据，条理清楚，语言典雅醇正。
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
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
，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不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
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古时候的人，从家乡到天子所在的都城，都设有学校。人们从幼年直到成年，都没有脱离过学习。学习的内容有《诗》、和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技能，有弹奏和演唱民歌，也有洗涤酒杯再向客人敬酒的酬答礼仪，低头和抬头的姿势，进来和退下的步法，由此来使他们内心、身体、耳目和手脚合乎礼仪规范。也有祭祀、乡射、养老这类典礼，由此来使他们养成端庄严肃、谦逊推让的习惯。还有进用优秀人才、区分轻重审断案件、如何祝贺军队凯旋的礼仪，因此来使他们熟悉自己担任的职务。通过老师和学友来解开他们的疑难问题，用奖励和惩罚的手段勉励他们不断上进，教人对不规范的事情保持警惕。古代所订立的教学内容、方法与规范如此详细，其中的要旨，还是务必让人人在各自的善良本性上自觉地来体会领悟、陶冶和提高，而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人们走向邪路。尽管学生在性情上或刚强、或柔弱、或迟缓、或急躁，但是他们却能在学习上全都步入正途，不再有过分或赶不上的倾向。使他们的见识不凡，并且心中充满正气，这样他们无论是进或退，沉默或者言语，没有什么不会妥善处理的了；面对福或祸、生或死的变故时，也不会动摇他们的意志。作为天下的士大夫，对于他们的身心培养的完备程度竟然到此地步。进而又让他们了解天地事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直至典章制度增补变化、废止创设、先行与后续、起始与终结的关键点，没有一处不清楚的。他们身处堂室门户之上，然而四海九州的大业，万事万物变化的道理，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方法，全都了然于胸。等到步入仕途，担当起天下的大任，位居百官的行列中，则他们对自己所处理的事情，没有一样是不知道如何应对的。为什么呢？这是他们平时所学习掌握的知识所造成的。
大体说来，平凡的人作息、饮食、日常活动这类小事，直至修养好自身，掌握治理国家天下的要领，都从学习中得出来，所以人们片刻也离不开教育啊！耳目四肢要做的事情，必然让它们同内心保持一致；在一开始就该谨慎对待的那些方面，必然让它彻底贯彻。用自然而然的方式，来使他们循序渐进，不断地学习以使他们完全符合要求。啊！古人教的多么周全啊！因此，风气一旦形成，刑罚就搁置不用了。一旦学有所成，三公百官就会得到有用的人；他们的做法坚持下去，中等资质的人就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思想观念在人的心目中之深，即使是世道衰微，人们也不会动乱。这就是教育的极致，鼓舞全天下，让他们自然而然地遵守礼法制度，这哪里还用得上动用强制性的力量呢？
等到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圣人创设的教育制度全部被破坏。一千多年之间，学校虽然还保留着，但是已经不按古代的礼法授课了。人本身的性情、行为，也任由其自己放纵下去。当官为政，治理民众的方法，根本就不再学校讲解。学子们具备聪明和朴实厚道的资质，但是却没有循序渐进的人才培养过程，结果学校无法培养出理想的人才，这也是也情理当中的事情。让那些不曾真正学习、尚未造就的人才去做天下各地的官吏，在世道衰颓凋敝之后，强硬去治理未曾教化过的百姓。哎呀！仁政之所以得不到推行，贼寇强盗和国家刑罚之所以无法灭除，这种局面难道不是因为以上上述原因吗？
宋朝兴起已经几百年了。庆历三年（1043），圣明天子谋求当世的要务，而把振兴教育列为首位，在这时，天下各地的学校得以纷纷建立。可正值此时，抚州辖领的宜黄县，仍然不具备条件拥有学校。求学的学子们，都一个个借宿在抚州的州学，大家聚集在一起，讲论研习。第二年，天下各地的学校再次废止，学子们也都离散而去。但是春秋两季祭奠先圣先师的大事，那是写在法令上必须履行的事情，常常在孔庙祭祀孔子，但是孔庙得不到修缮。皇元年（1049）正赶上县令李详到任，开始讨论设立学校的事情。而县中士子某某以及他的追随者，都以为获得了奋发学习的机会，他们之间相互鼓励而且为建立学堂的事情出谋划策。所以，所需物料不摊派还有剩余，工匠不征调还远远超额。县学的建成，累计起房屋建筑区共有许多处，而门墙和先圣祭室、讲诵经典的厅堂，供学子住宿的房间，一样也不缺。累计的器物的数目共有若干种，而祭祀、饮水、睡觉、吃饭的用品，一件都不缺。校内的雕像与画像，从孔老夫子以下，直到陪从受祭的贤士，一个都不缺少。所需的图书，无论经子史集、诸子百家，还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文章，没有向外求借就已经很齐全了。从学堂的选址到施工，从头到尾才总共用了几天时间。这是多么周全和迅捷呀！
正当四方学校纲要废止时，朝廷主管部门的讨论意见坚持认为，兴建学校，属于人们普遍都不感兴趣的事情。观察宜黄县学的修建，恰恰是在那次废止兴建学校的决定之后几年发生的事，只不过该县的县令一倡导，全县境内就群起响应，并且共同出力谋划操办这件大事，县民都争先恐后地参与此事。由此来看，当初说人们普遍对办学校不感兴趣的人，他们的说法是不是错了呢？
宜黄县求学的人，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学子。而李君担任该县县令，权威得到贯彻，仁爱得到树立，诉讼的官司日渐减少，政事大有起色，他把这个县治理得很好啊！趁贤良县令在任的时候，又随顺当地向往求学、发愤读书的习俗，修建了学堂，图书、器物、用具应有尽有，培养出来的优良士子，尽管古代距离今世已经很遥远了，然而圣人的典籍都还保存着，他们讲过的那些话仍可以考查，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则仍可以求取，特让士子共同学习并明确它。其中礼乐方面各种仪式的详细规定，固然存在着不能全部照办的东西，至于像能使内心纯正，修养好自身，学习治理国家天下的知识，就在于士子们自我追求了。先使一个人的品行得到完美，推广到一家去，一家品行得到修明，再推广到乡里邻居、同一族的亲属去。这样，整个县的风俗就形成了，人才就不断涌现了。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属，并不远离世人呀！怎么能够不劝勉呢？宜黄县的士子前来请求说：“希望我写一篇记文。”这篇记文记于十二月的某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