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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苏轼与年少的苏辙游巫山。山上一位老道听说神童苏轼光临，便想当面考考他。老道出了个异字同音对：“无山得似巫山好。”苏轼不假思索，立即对出下联：“何叶能如荷叶圆？”老道连连称好。谁知，苏辙在一旁却说：“兄长的下联对得还不甚工稳，不如改一改。”苏轼问：“怎么改？”苏辙便念道：“何水能如河水清？”苏轼和老道一听，以“水”对“山”更工稳，齐声叫好。苏辙也因改得巧而远近闻名。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经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引文见《宋史·河渠志》）
苏洵当年科举落榜，他由此对科举、朝廷失去了信心，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返乡后，苏洵写了一篇《名二子说》。当时，苏轼十一岁，苏辙八岁。在抱有希望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前途忧虑。
苏轼个性张扬豪放，苏辙相对内敛。为了劝诫与勉励儿子，他在《名二子说》说：“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对于一辆车来说各有用途，缺一不可，而车轼则似乎是作用不大，可有可无，但一辆车如果缺了“轼”，也就不成其为完整的车了。由于这根横木有些过于张扬显露，所以苏洵在给苏轼取这个名字时说“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他又给苏轼起了个字叫作“子瞻”，意思是让他瞻前顾后，谨慎小心。而对于另一个儿子苏辙，苏洵则想对比较放心，取名为“辙”，字“子由”，意思是让他跟着别人走。
《巢谷传》是苏辙的一篇著名传记。
巢谷不过一介布衣，既无显赫的功名，亦无惊天动地的事迹，但经苏辙妙笔点染后顿时犹栩栩如生。苏辙在《巢谷传》中介绍了他的三件事情：一是弃文从武、逆时而动；二是冒死完成朋友韩存宝的嘱托；三是在苏氏兄弟政治处境孤危之时，万里步行来见。通过这三件事，体现了巢谷这个人物的平凡而传奇的人生。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巢谷出身诗书之家，却能放弃已有的功名改习武艺，可见他原本就不屑追逐名利，而是胸怀抱负。
习武业成而未能中第，巢谷于是仗剑西游，结交天下豪杰。与韩存宝义结金兰，在朋友危难之际受其嘱托，隐姓埋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终于完成其遗愿，这是大侠的风范。
此文作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当时苏辙贬官循州。自哲宗亲政、新党复出，坚持政治操守的苏辙兄弟接连遭到政敌的残酷打击，被一贬再贬。在苏辙兄弟远谪岭南之时，巢谷不顾七十三岁的高龄和体弱多病，从家乡不远万里赶来探望二苏，让苏很辙感动。于是就写了《巢谷传》以颂扬巢谷高尚大义的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