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拓展阶段

1 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

燕国的辉煌岁月自公元前三世纪初开始，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战国七雄中另一个位于边疆的诸侯国秦日益强大，开始有计划地扩张，首先侵占了周人最初兴起的渭河谷地。随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秦国所向披靡，逐一吞并了其他诸侯国，包括以洛阳为中心的周天子王畿地区。秦军于公元前226年占领蓟城， 燕国于公元前222年向秦国投降。 一年之后（即公元前221年），秦王统一全国，在都城咸阳 称帝，为秦始皇帝。在中国，由此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延续至二十世纪初才彻底结束，但秦朝本身只存在了短短15年（公元前221─前207）。秦朝灭亡后，天下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混乱时期，汉朝的建立又恢复了国家秩序，并维持统治长达四百余年，其间，仅因王莽篡权在公元9年至公元25年间有一个短暂的中断。汉朝的前半段一般被称为前汉或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定都于距秦咸阳仅数英里之遥的长安；而由于汉朝的后半段将都城东迁至周代晚期的王畿地区所在地洛阳，所以被称为后汉或东汉（25─220）。

在秦汉两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下，与蓟城地位及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值得注意。首先，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他不再将地方行政权力交给宗室子弟，而是创立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复杂官僚体系。秦始皇将国家划分为若干郡，郡下设县，每一郡、县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管辖。虽然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并不算创新，但是，秦始皇首次将这些地方行政单位纳入一个有组织的体系，并统一运用于整个国家。 此时，蓟城成为广阳郡的郡治，广阳郡恰好处于北平湾内，位于平原之上，这片地区可能就是原燕国的核心地域。曾置于燕国辖下的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为秦沿用，与广阳郡同属中央直接管辖。 郡，因此成为了有别于分封诸侯国的另一种地方行政单位。

然而，汉朝时曾经重新实行分封制，后世一些朝代也加以效仿，只是都不像周代时那样完全采用分封，而是郡、国并行。汉朝时蓟城先后三次作为分封诸侯国的治所，诸侯国先是采用旧国名燕（公元前202─前127、公元前117─前80），后又改用新国名广阳（公元前73─公元37）。 其地域范围与秦广阳郡大致相同，实际政治地位也与郡相当，虽然依然称为“国”，但其地位与战国时期的燕国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诸侯国与郡还是不同的，因为它的行政长官并不是普通官员，而是宗室子弟。

汉朝时的另一行政区划变动，是将郡国合并为数州，即今天省的最初形态。 封国燕及另外九郡组成了幽州，其地域范围与战国时期的燕国几乎一样，只是增加了新征服的朝鲜北部领土。 与此同时，蓟城也变为州治所。 但是，州牧只是司监察之职的官员，并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州治所的地位对于当时的蓟城来说，并没有提升其政治的重要性。

秦始皇的统一不仅限于政治上的统一。在称帝后不久，他便采取一系列新措施，如统一全国度量衡，规定器物制作标准，统一马车轨距，统一文字及书写方法。这些措施达到了双重目的，既巩固统一，又促进繁荣。如同罗马帝国一样，秦朝修筑了宽阔的驰道，方便皇帝出行、军队调动，以利商业发展。有记载说：“秦为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 汉朝时，陆路交通进一步发展，蓟城在秦汉时期的国家道路网中明显占据重要地位，但其政治地位仍旧只是一个边疆城市而已。

此外，秦汉两朝四面出征，攻占新的疆域，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与早期诸侯国燕相邻的地区。上一章中已经提到，燕国疆域已包括辽河下游地区，秦朝在东北方向没有什么疆域拓展，只将燕长城东段延长至鸭绿江口。 西汉初期，朝鲜在辽河下游兴起，出于政治、战略上的考虑，汉武帝派军于公元前108年攻占朝鲜，将其领地划分为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见图13）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汉族移民及文化渗透。位于今平阳附近的原朝鲜国都城变为乐浪郡的郡治，并建起了汉族富人居住区。在那些居住区的墓葬中，发现了众多反映当时文明发展的陪葬品，包括官府监造的精美漆器，它们都是当时王朝边疆地区鼎盛时期的见证。

2 边疆都会

在大一统的秦汉两朝，商业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先秦分封制度的消亡加速了商人阶级的兴起。周代后期，也就是战国时期，曾经兴盛的分封制开始衰落，中国开始了早期商业的发展，但是直到西汉全国规模的国内贸易才开始形成。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的总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这一新发展在地理上的反映，就是在全国各地自然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这在当时另一部经济著作《盐铁论》中有专门记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了当时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下图显示了其分布的情况。（图14）

图14　中的一些城市在周代晚期便已因发达的商业而闻名，如临淄、邯郸、郢、陶等地，然而大部分还是新兴的商业中心，蓟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盐铁论》记载，“燕之涿、蓟，富冠海内， 为天下名都。” 更详细的描述仍可见于《史记》，司马迁用“燕”这个名称取代了“蓟”这一城市名，他记载道：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临乌桓、夫馀，东绾 貊、朝鲜、真番之利。

这段话十分有趣，不仅描述了蓟城是一个商业都会，而且还概述了促使其成为商业都会的诸多因素。首先，最值得关注的是当地的物产资源。按书中所列，鱼、盐、枣、栗是该地区盛产的主要产品。这些物品都是当地的特产，因此得以提及。 枣和栗子若非了解其真正的重要性，哪一样似乎都没有什么价值。其实，汉代以前很长时间，燕这个地区已经因出产枣和栗子而闻名，这在《战国策》中便有记载：“［燕］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 到了汉朝，栗树种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兴旺的产业，对此司马迁也有记载：“燕秦 千栗树，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原因便是此时枣、栗和鱼、盐一样，人们都拿来进行贸易，都是因在别处有所需求而具有商业价值的当地产品。

然而，蓟城发展成为商业都会，主要原因还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其物产资源。其区位优势有二，一是同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关系，一是与东北方南满及朝鲜北部的关系。蓟城位于北方边疆，易于从山口进入游牧民族地区，因此可以与草原游牧民族进行贸易，这一点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地处平原地区的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当时，如马、牛、羊、毛毡等畜牧产品被视为北方游牧地区的重要财富，其价值被汉人看重，也被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与此同时，中原的农产品以及其他奢侈品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有很大的需求。虽然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市场应当位于边界附近，但蓟城必定是一个集散中心，汇集了来自平原地区的中原货物，同时又将北方的畜牧产品分销到平原各地。《后汉书》记载，由汉朝官员监管的官方贸易市场位于今南口和张家口之间谷地中的上谷郡， 蓟城控制着通往这个市场的唯一道路。建立这些官方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原因， 但是这些市场其实并不能作为中原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贸易关系开端的反映，因为自由贸易在此之前必定已经长期存在了。

此外，汉朝在东北地区领土的扩张大大开拓了蓟城的贸易前景。来自新征服领土的物产，如东北森林地区盛产的皮毛，在中原市场极受欢迎。因此，司马迁才会有“东绾 貊、朝鲜、真番之利”的说法。另外，前文所述及的迅速兴旺的汉族移民聚落也必定促进了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商品交流。当时，可供商人们行走的、来往边疆地区的唯一通道，就是那条穿过今山海关沿着滨海低地由蓟城通往辽河下游的道路，此外再无其他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与沿太行山东麓修筑的南北大道通过蓟城相连接，并在秦始皇时期得到大力修缮。 此外，秦朝国都与蓟城之间还有一条捷径可以联系，这条支路在秦朝得到充分发展。这条支路很可能是在距渭河流入黄河的河口不远的地方跨过黄河，然后沿着汾河河谷向东北方抵达太原，从太原转而向东，穿过井陉关以后，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在正定交汇。 这样我们便发现，在那一时期，帝国中心与东北方遥远的边疆地区便由这条古代大道及其支路绝妙地连接了起来。（图15）

此后，蓟城不仅成为与北方游牧区往来道路的交汇点，而且成为帝国中心与边疆地区之间交通线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正是这条大道，在王朝统一前便使蓟城开始兴起；也正是这条大道，在统一之后的和平年代里，给蓟城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tmWMPjo0+eAetrDGEuYzxwRwsrOfTD6oRFeW+xUKKieacD2lOPWl7pDMHFeJoS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