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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的秋天，我初次负笈北上，自济南而北，火车竟日奔驰于华北大平原上。那正是秋收就要开始的时候，阳光潋滟，万里无云。从车窗中望去，遍野都好像泛滥着一阵浅碧又一阵澄黄的波澜，恰是一幅陆地海洋的景象。时远时近若断若续的农庄田舍，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也都一齐淹没在这无限秋禾的波澜中，只见屋顶不见庭院，只见树头不见树身。这正是一个大好丰年的预兆，我眼前立刻浮起了“金颗玉粒，遍地嘉禾”的字句。预备收获忙碌的无数农民，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已经开始向田间散去，就使这辽阔而宁静的大原野上更平空煊腾起无限生气。这幅景色一直继续着，在南北千里乡间，竟然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风驰电掣的列车尽管一小时一小时的奔驰着，而窗中所见仍然是那同一的一幅图画。时间久了，心中未免起了一种茫无依归的厌烦，这平原委实是太大了。
但是一到黄土坡车站，情形立刻改变了。这时我从车窗中望去，在绚烂的夕照中，突然看见西北一带平地崛起一列高山，好似向列车进行的方向环抱而来，于是我又不由的想到：“那应该就是这大平原的边际了吧！我们的行程也该告一结束了。”果然，列车一过丰台，便蓦地转了一个弯子，渐渐在灯火灿烂中安定下来，正如一艘远涉重洋的巨轮，舶入了它最后的港湾——这就是北京。
我用“港湾”两个字，只在描写我当时的心情，事后才知道，原来美国地质学家维理斯氏，在他考察过北京及其附近的地形而后，就早已给它起名叫做“北京湾”了。
既到北京而后，那数日之间的观感，又好像忽然投身于一个传统的、有形的历史文化的洪流中，手触目视无不渲染鲜明浓厚的历史色彩，一呼一吸都感觉到这古城文化空气蕴藉的醇郁。瞻仰宫阙庙坛的庄严壮丽，周览城关市街的规制恢宏，恍然如汉唐盛时的长安又重见于今日。这一切所代表的，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文化的“诉诸力”。它不但诉诸于我的感官，而且诉诸于我的心灵，我好像忽然把握到关于“过去”的一种实感，它的根基深入地中。这实在是我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最伟大的一课历史教育，是我平生所难忘怀的。
但是，我始终不能无所疑惑的，就是这座古城的存在，是否纯粹为历代帝王意志的产物。如其不然，那么它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历史都会的地理原因，就应该是一个极有兴味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本文只想从两点出发，加以解释：甲、北京的地理地位，乙、北京的水道与给水问题，分述于后。
……
狱中腹稿注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翌日清晨，燕京大学被封，师生二十余人被捕，其中教职员11人被关押在北京东直门内日本陆军监狱，包括父亲侯仁之在内。父亲身陷牢狱，思念故都，以“北京都市地理”为题构思专著。1942年6月，父亲被日本军事法庭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罪名判刑，后取保开释。缓刑期间，遁迹津门，移记狱中腹稿于纸端，以为后日续作之张本，其时当在1942年下半年。
2010年4月26日，我在清理家中堆积在阳台上的资料时，在一方纸盒内见到几叠宣纸稿本。其一封面有“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字样。稿本大体完好，仅封面边缘有缺损。我立即捧到母亲面前，请她辨认文稿毛笔字迹。母亲凝神细读，确认为父亲亲笔。当天下午，携“狱中腹稿”稿本到医院病房看望父亲，简述寻见的经过后，为父亲读“引言”部分。父亲闭目静听，并无言语，只是在几次被问到要不要继续读下去时，都回答：“要。”如此连读三天。第三天，见父亲精神较好，我将稿本翻开至目录页呈送他面前，父亲双眼大睁，目光自上而下缓缓移动，再自右至左，扫过全页。
《北京都市地理》写在敌寇入侵、国家危亡的时刻。它不仅是沦陷中的苦难习作，正值30岁的父亲更是以此明志：本业之不可废，志气之不可夺；确立以北京研究为安身立命的事业、为生活的重心，以事业寄托性命；坚信矢志不渝、终生不悔的“献身”将使国家和社会受益。
父亲坚守着中国读书人最重视的坚韧不拔的“士节”，在“献身”的道路上走下去，七年之后，完成了本书呈现的《北平历史地理》。
2013年9月24日，一部赶印出来的《北平历史地理》试读本送入父亲病房，置于枕旁，伴随他人生历程最后的跋涉。
侯馥兴
2013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