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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想，无论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凯恩斯
英国黄金短缺，自然是金汇兑本位的积极倡导者。美国人对金汇兑本位并不感冒，但是乐观其成，因为美国的黄金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美元比英镑更加坚挺，当各国在增加外汇作为货币储备的选择时，美元肯定比英镑更受青睐，其结果自然是美元在各国储备资产中的比例超过英镑，从而奠定美元未来的霸权地位。
不过，大量的黄金涌入，也给美国带来了“幸福的负担”。这是因为在传统的金本位下，黄金大量增加会导致美元信用被迫增加的问题，从而诱发通货膨胀。这一点和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过剩而形成的人民币被迫超发的实质是一样的。
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其本质就是一种购买资产的行为。当价值20亿美元的黄金从欧洲逃到美国时，美国的银行体系将主动或被动地将这些黄金“吃进”，而“吐出”的则是美元钞票或银行信用。当这些钞票和信用进入市场流通时，由于商品供应尚未来得及增加，所以将推高物价。因此在“一战”期间，并非由于战火导致的物质损失，而是由于货币供应的增加，将美国的物价推高了60%。而在战后，欧洲经济萧条，黄金仍然持续流入美国，美联储终于坐不住了。
而美联储的实权，实际上是操纵在12个联储银行手中，特别是纽约联储银行，它的掌舵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本杰明·斯特朗。斯特朗乃是摩根财团的悍将，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过从甚密，这三人堪称20世纪20年代世界金融江湖的“三剑客”。
斯特朗眼看着一批批黄金从欧洲用轮船运抵纽约，然后像洪水一般涌进纽约的银行金库，结果是泛滥的信贷和节节攀升的物价。他决心不能放任黄金大潮对美元堤坝的巨大冲击，他必须收缩货币供应量，以减轻物价的上涨压力。
纽约联储银行行长
本杰明·斯特朗
在美联储的初创时期，它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整贴现率来影响信用环境。凡是加入美联储体系的银行，都可以通过贴现窗口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贴现率就是中央银行愿意提供这种贷款的利率。当中央银行提高贴现率时，就会抑制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拿钱的冲动，因为成本提高了。
但这个法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不好使了。因为欧洲黄金来势太猛，整个纽约的银行已充斥着金条，而黄金正是银行家们造钱的源头，所以市场上的钱已经太多，银行不必到央行的贴现窗口借钱。斯特朗调整了贴现率，却堵不住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信贷洪水。
他必须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来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结果，斯特朗首创了央行通过向市场抛售其国债资产来回笼货币的办法。同样，如果市场货币不足，央行则创造货币买入资产，向市场注入美元。这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公开市场操作。
当时，斯特朗的做法绝对算得上是离经叛道。在金本位中，黄金才是最核心的资产，其比例应该占有绝对优势，其他资产（如国债、商业票据）只是辅助性资产。但是斯特朗的这种“操作”，将使国债在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进而从根本上颠覆货币储备资产的基本定义。
为什么央行货币储备必须主要依靠黄金呢？在金本位体制下，货币含金量由法律确定，央行在创造货币买入资产或卖出资产回笼货币的时候，如果资产为黄金，则资产与货币互换时始终等值。这种资产与货币互换必须等值的原则，其实是央行资产负债平衡与稳定的基石。以国债替代黄金，而国债却永远存在着直接或间接违约的可能，将会从根本上瓦解货币稳定的核心，造成央行的货币与资产交换时真实价格的潜在错位，引发货币贬值的自然趋势。
当然，银行体系显然欢迎这种创新。同样作为银行资产，黄金是稳定的，但没有利息收入；国债是不稳定的，但有现金流。国债是全民未来税收的抵押凭证，只要人们干活儿，政府就有税收，如果税收大于财政支出，国债的现金流就是有保证的。银行家们对国债替代黄金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国债作为银行体系的核心资产，既提供了放贷的基础，又可获得利息收入。这样，银行家们将会获得两个利润来源：一是通过放贷收取利息，二是国债利息将全民税收的一部分转移支付到金融系统中。
反过来，当黄金货币蜕化为债务货币，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将产生一个严重的副作用，这就是双重利息成本问题。人们不仅需要为借用货币支付利息，同时还不得不为货币的抵押品再次支付利息。在债务货币制度下，货币成了经济发展的一种负担。社会为使用公共货币，而不得不向少数人支付利息成本。将国家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这是一个无法在逻辑上令人信服的设计。同时，这也是一个从基因里就存在着“癌变信息”的货币系统。货币发行量越大，债务规模就越大，利息成本也就越高，全民“被负债”的压力就越重。由于利息只与时间有关，因此货币扩张呈现出内生性的刚性需求，具有天然的货币贬值倾向，而通货膨胀将成为最终的必然结果。通货膨胀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导致贫富分化的元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银行家们憎恨黄金乃是利益驱使、情理之中的事。他们通过传媒向整个社会不断宣称黄金无用论，他们通过学校向一代代学生传播黄金只是野蛮遗迹的思想。他们对黄金的厌恶和对债务的热爱，其实根植于他们在债务货币体系中所分享到的惊人利益。
斯特朗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恰好利用了美国在黄金上的绝对优势，为最终颠覆金本位铺平了道路。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另一个人也在密切关注着斯特朗的创新，他就是眼光老辣的凯恩斯。凯恩斯从斯特朗的举动中不仅看到了金本位的危险，更看到了大英帝国金融霸权的危险。从1922年开始，凯恩斯就不断发出警告，并在1923年出版的《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一书中明确指出：“一个美元本位制，正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拔然而起。过去两年里，美国人貌似在维护金本位，但事实上，他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元本位制。”
在凯恩斯看来，美国是在“挟黄金以令诸侯”。美国拥有着4个经济大国75%的黄金总储备，其他国家的货币正在闹黄金饥荒，而美国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黄金的作用埋藏起来，美元则根据本国经济情况自行其是。美国督促大家维护金本位的真实目的，就是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跟着美联储的指挥棒转，并最终形成对美元的依赖。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大英帝国的金融霸权岂不就要旁落华尔街了吗？
应该说，在凯恩斯对金本位的猛烈抨击中，也包含了对大英帝国命运的担忧。
其实，美元不仅在储备货币的正面战线上颠覆着英镑，而且也正从贸易结算的侧翼迂回包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