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生于1933年，同年查希尔国王 [1] 开始了他对阿富汗长达40载的统治。就在那年，一对来自喀布尔名门望族的年轻兄弟，开着他们父亲的福特跑车一路狂飙。他们抽了大麻，喝了法国葡萄酒，醉意醺然，又有些亢奋，在去往帕格曼 [2] 的途中撞死了一对哈扎拉夫妇。警察逮到了这两个略带悔意的青年，连同罹难夫妻那个五岁的遗孤，带到爷爷跟前。爷爷是位德高望重的法官，听完那对兄弟辩说来龙去脉之后，爷爷不顾他们父亲的哀求，判决那两个年轻人立即到坎大哈去，充军一年。此前他们家里已经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免去他们服役的义务。他们的父亲有所申辩，然而不是太激烈，最终，人人都赞同这样的判罚，认为也许有些严厉，却不失公正。至于那个孤儿，爷爷将他收养在自己家里，让仆人教导他，不过得对他和蔼一些。那个孤儿就是阿里。

阿里和爸爸一起长大，他们小时候也是玩伴——至少直到小儿麻痹症令阿里腿患残疾，就像一个世代之后哈桑和我共同长大那样。爸爸总是跟我们说起他和阿里的恶作剧，阿里会摇摇头，说：“可是，老爷，告诉他们谁是那些恶作剧的设计师，谁又是可怜的苦工。”爸爸会开怀大笑，伸手揽住阿里。

不过爸爸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奇怪的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我与哈桑是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虽然我们彼此学习如何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放开双手，或是用硬纸箱制成功能齐备的相机。虽然我们整个冬天一起放风筝、追风筝。虽然于我而言，阿富汗人的面孔就是那个男孩的容貌：骨架瘦小，理着平头，耳朵长得较低，那中国娃娃似的脸，那永远燃着微笑的兔唇。

无关乎这些事情，因为历史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也是。最终，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这些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没有。

但我们是一起蹒跚学步的孩子，这点也没有任何历史、种族、社会或者宗教能改变得了。十二岁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时候回想起来，我的整个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我们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错的树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与强盗，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虫——我们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怜的东西身上系根绳子，每当它想展翅飞走，就把它拉回来，这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快乐。

我们还追逐过路的游牧部落，他们经由喀布尔，前往北方的层峦叠嶂。我们能听到他们的牧群走近的声音：绵羊咪咪，山羊咩咩，还有那叮当作响的驼铃。我们会跑出去，看着他们的队伍在街道上行进，男人满身尘灰，脸色沧桑，女人披着长长的、色彩斑斓的肩巾，挂着珠链，手腕和脚踝都戴着银镯子。我们朝他们的山羊投掷石头，拿水泼他们的骡子。我让哈桑坐在“病玉米之墙”，拿弹弓用小圆石射他们的骆驼的屁股。

我们第一次看西部电影也是两个人，在与那家我最喜欢的书店一街之隔的电影院公园，看的是约翰·韦恩的《赤胆屠龙》。我记得当时我求爸爸带我们到伊朗去，那样我们就可以见到约翰·韦恩了。爸爸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狂笑——与汽车引擎加速的声音颇为相像，等他能说得出话的时候，告诉我们电影配音是怎么回事。哈桑跟我目瞪口呆，愣住了。原来约翰·韦恩不是真的说法尔西语，也不是伊朗人！他是美国人，就像那些我们经常看到的男男女女一样，他们神情友善，留着长发，吊儿郎当地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喀布尔城里游荡。我们看了三遍《赤胆屠龙》，但我们最喜欢的西部片是《七侠荡寇志》，看了十三遍。每次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哭着观看那些墨西哥小孩埋葬查尔斯·勃朗森——结果他也不是伊朗人。

我们在喀布尔新城那个弥漫着难闻气味的市场闲逛。新城叫沙里诺区，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以西。我们谈论刚刚看完的电影，走在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在商人和乞丐中蜿蜒前进，穿过那些小店云集的拥挤过道。爸爸每周给我们每人十块阿富汗尼 [3] 的零花钱，我们用来买温热的可口可乐，还有撒着开心果仁的玫瑰香露雪糕。

上学那些年，我们每日有固定的程式。每当我从床上爬起来，拖拖沓沓走向卫生间，哈桑早已洗漱完毕，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祷，帮我弄好早餐：加了三块方糖的热红茶，一片涂着我最爱吃的樱桃酱的馕饼，所有这些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我边吃边抱怨功课，哈桑收拾我的床铺，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课本和铅笔。我听见他在门廊边熨衣服边唱歌，用他那带鼻音的嗓子唱着古老的哈扎拉歌曲。然后，爸爸和我出发，开着他的福特野马轿车——会引来艳羡的目光，因为当时有部叫《警网铁金刚》的电影在电影院已经上映了半年，主角史蒂夫·麦奎因在影片中就开这种车。哈桑留在家里，帮阿里做些杂务：用手将脏衣服洗干净，然后在院子里晾干；拖地板；去市场买刚出炉的馕饼；为晚餐准备腌肉；浇灌草坪。

放学后，我跟哈桑碰头，抓起书本，一溜小跑，爬上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爸爸房子北边的那座碗状山丘。山顶有久已废弃的墓园，各条小径灌木丛生，还有成排成排的空白墓碑。多年的风霜雨雪锈蚀了墓园的铁门，也让那低矮的白色石墙摇摇欲坠。墓园的入口边上有株石榴树。某个夏日，我用阿里厨房的小刀在树干刻下我们的名字：“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这些字正式宣告：这棵树属于我们。放学后，哈桑和我爬上它的枝丫，摘下一些血红色的石榴果实。吃过石榴，用杂草把手擦干净之后，我会念书给哈桑听。

哈桑盘腿坐着，阳光和石榴叶的阴影在他脸上翩翩起舞。我念那些他看不懂的故事给他听，他心不在焉地摘着地上杂草的叶片。哈桑长大后，会跟阿里和多数哈扎拉人一样，自出生之日起，甚至自莎娜芭不情不愿地怀上他那天起，就注定要成为文盲——毕竟，仆人要读书识字干吗呢？但尽管他目不识丁，兴许正因为如此，哈桑对那些谜一样的文字十分入迷，那个他无法接触的世界深深吸引了他。我给他念诗歌和故事，有时也念谜语——不过后来我不念了，因为我发现他解谜语的本领远比我高强。所以我念些不那么有挑战性的东西，比如装腔作势的纳斯鲁丁毛拉和他那头驴子出洋相的故事。我们在树下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直到太阳在西边黯淡下去，哈桑还会说，日光还足够亮堂，我们可以多念一个故事、多读一章。

给哈桑念故事的时候，碰到某个他无法理解的字眼，我就十分高兴，我会取笑他，嘲弄他的无知。有一次，我给他念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他让我停下来。“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哪个？”

“梼昧。”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一脸坏笑地说着。

“不知道，阿米尔少爷。”

“可是这个词很常见啊。”

“不过我还是不懂。”就算他听到我话中带刺，他也是不露声色地微笑着。

“这么说吧，在我们学校，人人都认识这个词。”我说，“让我看看，‘梼昧’，它的意思是聪明、机灵。我可以用它来给你造句。‘在读书识字方面，哈桑够梼昧。’”

“啊哈。”他点头说。

后来我总是对此心怀愧疚。所以我试着弥补，把旧衬衣或者破玩具送给他。我会告诉自己，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玩笑来说，这样的补偿就足够了。

哈桑最喜欢的书是《沙纳玛》（也译《列王纪》），一部描写古代波斯英雄的10世纪的史诗。他通篇都喜欢，他喜欢那些垂垂老矣的国王：费里敦、扎尔，还有鲁达贝。但他最喜欢的故事，也是我最喜欢的，是“罗斯坦和索拉博”，讲的是神武的战士罗斯坦和他那匹千里马拉克什的故事。罗斯坦在战斗中，给予他的强敌索拉博以致命一击，最终却发现索拉博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罗斯坦强忍悲恸，听着他儿子的临终遗言：

若汝果为吾父，血刃亲子，名节有亏矣。此乃汝之专横所致也。汝持先母信物，吾报汝以爱，呼汝之名，然汝心难回，吾徒费唇舌，此刻命赴黄泉……

“再念一次吧，阿米尔少爷。”哈桑会这么说。有时我给他念这段话的时候，他泪如泉涌，我总是很好奇，他到底为谁哭泣呢，为那个泪满衣襟、埋首尘灰、悲恸难当的罗斯坦，还是为即将断气、渴望得到父爱的索拉博呢？在我看来，罗斯坦的命运并非悲剧。毕竟，每个父亲的内心深处，不是都有想把儿子杀掉的欲望吗？

1973年7月某天，我开了哈桑另外一个玩笑。我念书给他听，接着突然不管那个写好的故事。我假装念着书，像平常那样翻着书，可是我说的跟书本毫无关系，而是抛开那个故事，自己杜撰一个。当然，哈桑对此一无所知。对他而言，书页上的文字无非是一些线条，神秘而不知所云。文字是扇秘密的门，钥匙在我手里。完了之后，我嘴里咯咯笑着，问他是否喜欢这个故事，哈桑拍手叫好。

“你在干吗呢？”我说。

“你很久没念过这么精彩的故事了。”他说，仍拍着双手。

我大笑：“真的吗？”

“真的。”

“太奇妙了。”我喃喃说道。我是说真的，这真是……完全意料不到。“没骗我吧，哈桑？”

他仍在鼓掌：“太棒了，阿米尔少爷。你明天可以多念一些给我听吗？”

“太奇妙了。”我又说了一遍，有些喘不过气，好比有个男人在自家后院发现了一处宝藏。下山的时候，各种念头在我脑海炸开来，如同在察曼大道燃放的烟花。你好久没念过这么精彩的故事了。他这么说。哈桑在问我问题。

“什么？”我说。

“‘奇妙’是什么意思？”

我哈哈大笑，给了他一个拥抱，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干吗这样啊？”他红着脸，吃吃地说。

我友善地推了他一把，微笑着说：“你是王子，哈桑。你是王子，我爱你。”

当天夜里，我写了自己第一篇短篇小说，花了我半个小时。那是个悲伤的小故事，讲的是有个男人发现了一个魔法杯，得知如果他对着杯子哭泣，掉进杯里的眼泪会变成珍珠。可尽管一贫如洗，他却是个快乐的家伙，罕得流泪。于是他想方设法，让自己悲伤，以便那些眼泪会变成他的财富。珍珠越积越多，他越来越贪婪。小说的结尾是，那男人坐在一座珠宝山上，手里提着刀，怀中抱着他深爱着的妻子死于非命的尸体，无助地将眼泪滴进魔法杯。

入夜之后，我爬上楼，走进爸爸的吸烟室，手里拿着两张稿纸，上面写着我的故事。我进去的时候，爸爸和拉辛汗边抽大烟边喝白兰地。

“那是什么，阿米尔？”爸爸说，他斜靠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脑后。蓝色的烟雾环绕着他的脸庞，他的眼光让我唇干舌燥。我清清喉咙，告诉他我创作了一篇小说。

爸爸点点头，那丝微笑表明他对此并无多大兴趣。“挺好的，你写得很好吧，是吗？”他说，然后就没有话了，只是穿过缭绕的烟雾望着我。

也许我在那儿站了不到一分钟，但时至今日，那依旧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分钟。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而一秒与一秒之间，似乎隔着永恒。空气变得沉闷，潮湿，甚至凝固，我呼吸艰难。爸爸继续盯着我，丝毫没有要看一看的意思。

一如既往，仍是拉辛汗救了我。他伸出手，给我一个毫不造作的微笑：“可以让我看看吗，亲爱的阿米尔？我会很高兴能读你写的故事。”爸爸称呼我的时候，几乎从来不用这个表示亲昵的“亲爱的”。

爸爸耸耸肩，站起来。他看上去浑身轻松，仿佛拉辛汗也解放了他。“这就对了，把它给拉辛汗。我要上楼去准备了。”他扔下这句话，转身离开。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我对爸爸敬若神明。可是那一刻，我恨不得能扯开自己的血管，让他那些该死的血统统流出我的身体。

过了一个钟头，夜色更加黯淡了。他们两个开着爸爸的轿车去参加派对。拉辛汗快出门的时候，在我身前蹲下来，递给我那篇故事，还有另外一张折好的纸。他亮起微笑，还眨眨眼。“给你，等会再看。”然后他停下来，加了一个词：太棒了！就鼓励我写作而言，这个词比如今任何编辑的恭维给了我更多的勇气。

他们离开了，我坐在自己的床上，心里想要是拉辛汗是我父亲就好了。随后我想起爸爸，还有他宽广的胸膛，他抱着我的时候，靠着它感觉多好啊。我想起每天早晨他身上甜甜的酒味，想起他用胡子扎我的脸蛋。一阵突如其来的罪恶感将我淹没，我跑进卫生间，在水槽里吐了。

那夜稍晚的时候，我蜷缩在床上，一遍遍读着拉辛汗的字条。他写道：

亲爱的阿米尔：

我非常喜欢你的故事。我的天，真主赋予你独特的天分。如今你的责任是磨炼这份天才，因为将真主给予的天分白白浪费的人是蠢驴。你写的故事语法正确，风格引人入胜。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你的故事饱含讽刺的意味。你也许还不懂得讽刺是什么，但你以后会懂的。有些作家奋斗终生，对它梦寐以求，然而徒唤奈何。你的第一篇故事已经达到了。

我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亲爱的阿米尔。我愿意倾听你诉说的任何故事。太棒了！

你的朋友，
拉辛

拉辛汗的字条让我飘飘然，我抓起那篇故事，直奔楼下而去，冲到门廊。阿里和哈桑睡在那儿的地毯上。只有当爸爸外出，阿里不得不照看我的时候，他们才会睡在屋子里。我把哈桑摇醒，问他是否愿意听个故事。

他揉揉惺忪的睡眼，伸伸懒腰：“现在吗？几点了？”

“别问几点了。这个故事很特别，我自己写的。”我不想吵醒阿里，低声说。哈桑脸上神色一振。

“那我一定要听听。”他拉开盖在身上的毛毯，说。

我在客厅里的大理石壁炉前面念给他听。这次可没有开玩笑，不是照本宣科了，这次是我写的故事！就很多方面而言，哈桑堪称完美的听众。他全然沉浸在故事中，脸上的神情随着故事的情节变化。我念完最后一句话，他鼓起掌来，不过没发出声音。

“我的天啦！阿米尔少爷，太棒了！”哈桑笑逐颜开。

“你喜欢它吗？”我说。得到第二次称赞，真是太甜蜜了。

“安拉保佑，你肯定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哈桑说，“全世界的人都读你的故事。”

“你太夸张了，哈桑。”我说，不过很高兴他这么认为。

“我没有。你会很伟大、很出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接着他停了一下，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他想了想，清清喉咙，“可是，你能允许我问个关于这故事的问题吗？”他羞涩地说。

“当然可以。”

“那好……”他欲言又止。“

告诉我，哈桑。”我说。我脸带微笑，虽然刹那间我这个作家心中惴惴，不知道是否想听下去。

“那好吧，”他说，“如果让我来问，那男人干吗杀了自己的老婆呢？实际上，为什么他必须感到悲伤才能掉眼泪呢？他不可以只是闻闻洋葱吗？”

我目瞪口呆。这个特别的问题，虽说它显然太蠢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无言地动动嘴唇。就在同一个夜晚，我学到了写作的目标之一：讽刺；我还学到了写作的陷阱之一：情节破绽。芸芸众生中，惟独哈桑教给我。这个目不识丁、不会写字的哈桑。有个冰冷而阴暗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懂得什么，这个哈扎拉文盲？他一辈子只配在厨房里打杂。他胆敢批评我？

“很好……”我开口说，却无法说完那句话。

因为突然之间，阿富汗一切都变了。

[1] Mohammed Zahir Shah（1914～2007），阿富汗前国王，1933～1973年在位。

[2] Paghman，阿富汗城市。

[3] Afghanis，阿富汗货币名称。 /mtMhMUtBea6xHnoMOx4lc2jlsI1gMeBPcMqy2gsxs/hcWWeCQGq549zbqOGgE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