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病呻吟式的悲观

第2章概述了有关富足的艰巨的目标，但这只是对终极目标的惊鸿一瞥，更重要的是，在到达终点之前，我们还要先完成一个漫长的旅程。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还要先对起点进行精确的评估。如果能够剥离身上的悲观情绪和怀疑主义倾向，世界在我们眼里将会变成怎样一个世界呢？它是不是在不经意间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呢？又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呢？

在过去的20年里，马特·里德利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50岁刚刚出头的里德利精力非常充沛，他是一个高大清癯的英国人，留着一头棕色的头发，总是面带温和的笑容。他是一位动物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但是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写作——他是一个科普作家，致力于写作关于行为的起源与演化方面的著作。近年来，最令他关注的是人类所表露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对坏消息的“偏爱”。

“真是难以置信，”里德利写道，“这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悲观，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人们的生活既奢华而又安全，周围的一切都是他们的祖先梦寐以求的，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觉得每况愈下，他们总是把事情看得很坏，紧紧抓住坏消息不放，就好像抓着一床舒适的毛毯一样。”在设法搞清楚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到底是怎么产生时，像卡尼曼一样，里德利也看到了问题的核心，即这是认知偏差与演化历史上形成的心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他还正确地指出，作为一种偏差，损失厌恶（指的这样一种倾向：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往往认为损失是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对富足的负面影响最大。损失厌恶往往让人们陷入困顿之中无法自拔。不愿意改变现状是一个坏习惯，人们总是害怕，改变会让他们陷入比以前更糟糕的境地。但是这种偏差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想应该还有一个演化心理学方面的原因，”里德利指出，“我们之所以总是感到悲观，可能是因为在更新世时代，人们一直在担心如何设法避免被狮子吃掉。”

不管怎样，里德利认定，脱离现实的悲观想象弊大于利，他决定采取行动，扭转这种情况。“现在对这种言论进行挑战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听到有人抱怨这个世界，我就会努力去搜寻与他们的论调相反的论据，而且一次又一次，在对事实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之后，我都发现是他们错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让人们转变观念，凡事都朝好的方面去想，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多年以前，当里德利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科学记者时，他就已经遇到过无数预言未来不容乐观的环保主义者。但是，至少在15年前，他就开始注意到，这些专家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是毫无根据的。

许多人都大张旗鼓地宣扬过酸雨的危害，这是想象与事实不相符的第一个例证。酸雨曾经被人认为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环境威胁。矿物燃料在燃烧过程当中会释放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质，而酸雨就是雨、雪等在形成和降落过程中，吸收并溶解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质，形成了pH值低于5.6的酸性降水——酸雨也因此而得名。早在1852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安格斯·史密斯（Robert Angus Smith）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酸雨，但是当时这一发现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酸雨也一直是人类的科学好奇心的对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才开始认为酸雨是一个大灾难。1982年，加拿大环境部部长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对《时代周刊》所说的一番话，恰好表达了许多悲观主义者的心声，他说：“酸雨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具破坏性的污染形式，它堪称潜伏在生物圈中的疟疾。”

在那个时候，里德利本人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到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里德利已经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说：“酸雨并没有导致树木的枯萎，它从来都不曾导致过树木的枯萎——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关树木出现了异常枯萎现象的证据，即使有些树木枯萎了也不是因为酸雨造成的。曾经被认为会完全消失的森林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茂了。”

可以肯定的是，是人类的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避免了这种灾难。“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美国，正是因为这种担忧，才迫使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修正《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到强制汽车行业采用催化转换器等，促使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从1980年的2 600万吨减少到了2008年的1 140万吨；而同一时期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也从2 700万吨减少到了1 630万吨。尽管一些专家还是认为当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太高了，但是事实是，人们在1970年所预言的生态灾难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酸雨灾难预言落空了，这个事实激发出了里德利的好奇心。他开始着手调查其他“世界末日”式的预言，并且发现了一种相似的模式。“对饥荒与人口的预测都是极其错误的，”里德利说，“流行病从来都没有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糟糕过。再举个例子，‘年龄调整癌症发病率’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此外，我还注意到，指出这些事实的人总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反驳。”

所有这一切又把里德利引向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这么多声称灾难即将到来的消极预言都没有变成现实，那么，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糕这种更一般的假设的准确性又会如何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里德利开始研究各种全球性的趋势：经济发展趋势、科学技术进步趋势、人的预期寿命变长的趋势（及其与卫生保健政策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趋势，等等。这些研究的结果构成了他在2010年所出版的《理性乐观派》一书的主要内容。《理性乐观派》一书致力于阐明：为什么拥有更健全的哲学立场的是乐观主义者，而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正是乐观主义者的哲学立场才使人类有机会走向更光明的未来。他这个令人振奋的观点是建立在以下这个显而易见、但却时常被人们忽视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时间也是一种资源。是的，时间实际上一直是人类最珍贵的资源，它对人类如何取得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节省时间与延长寿命

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为无论是谁，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但是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却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管理好时间，应该努力节省时间、创造时间。在过去，仅仅为了满足基本需要就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到了如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种状况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在现在的马拉维，一个乡下农妇必须把她35%的时间用于田间耕作（以获得糊口的粮食）；33%的时间用于做饭和打扫卫生；17%的时间用于获取干净的饮用水；5%的时间用于收集柴火。这样在一天当中，她只剩下10%的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事实上，就算她想去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以摆脱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也不可能有时间。正因为如此，里德利感到，“致富”最好的定义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节省时间”。“让我们忘了美元，忘了珍珠玛瑙，忘了黄金吧，”他说，“真正能够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的，是要想得到它你所必须花费的时间。”

那么，在历史上，为了节省时间，人类曾经尝试过哪些方法呢？人类曾经试着通过奴役他人与动物的方法来节省时间，这就是奴隶制。这种制度一直运作良好，直到有一天人类拥有了良心。人类也学会了利用更多的自然元素来提高自身的力量，比如，火、风与水，然后又进一步发展到利用天然气、石油与原子能。在这个过程中，每推进一步，都不仅人类的力量变得更强大，而且也节省了更多时间。

在英国，人工照明在公元1300年比今天贵20 000倍。里德利计算了各个历史时期工作一小时（按当时的平均工资）的收入能够换得的人工照明，结果发现，随着历史的进步，我们节省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如果你的工资刚好处于平均水平，那么，在今天要获得这些发光量（指18瓦节能灯照明1个小时的发光量），你只需工作不到半秒钟就够了！假设你回到19世纪80年代，使用煤油灯照明，那么你得工作15分钟才能换回相同数量的发光量；在同一时期，如果你是使用蜡烛进行照明的，那么你得工作6个多小时才能换得相同数量的发光量。而在公元前1750年的巴比伦，如果你使用芝麻油灯进行照明，那么要想获得同样数量的发光量，你得工作超过50个小时。

换句话说，从节省时间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你试着对今天的照明成本与公元前1750年利用芝麻油进行照明的成本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两者相差了350 000倍。这还只考虑了与工作相关的时间的节省而已。由于现在使用的是电力，几乎不可能发生像撞翻了灯笼而导致谷仓起火或者由于吸入了燃烧蜡烛所产生的烟雾而导致呼吸道感染等灾难或疾病，所以，我们在事实上还进一步节省了大量的隐性时间成本，因为检查身体、重建生活环境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

运输工具的发展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运输工具的进步为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甚至还要更多。数百万年以来，人类都只能靠自己的双腿行走。6 000年前，我们驯服了马。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与飞机相比，马根本就不算什么。在19世纪，乘坐公共马车从波士顿去芝加哥需要花费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而且所需的费用也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在今天，你只要花上两个小时和一天的工资就足够了。另外，当你需要漂洋过海时，马就没什么用处了，而且早期的班轮也无法保证远洋航行的效率。1947年，挪威的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驾驶木筏康提基号（Kon-Tiki）从秘鲁出发一路航行到了夏威夷，历时101天。如果你乘坐波音747，那么只需花费15个小时就够了——它可以为你节省100天的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以往，远洋航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可能要在这个历时100天的旅途中经历许多磨难，最糟糕的是，甚至可能还会一命呜呼。

有待我们去发现的类似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节省时间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事实上，正如里德利所阐述的那样，它们可能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几乎任何地方。里德利说：

现在，在生活于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当中，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苦难当中，他们严重缺乏生活必需品，他们的现状甚至比石器时代最坏的情况还要糟糕。还有一些人的生活比自己几个月前或数年前更差了。但是，与我们的祖先相比，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确实已经好得多了：不仅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玩得更好，而且面对疾病时也有了更好的保障，也更有可能安安稳稳地活到老年。在过去的200年里，人们维持生活所需要或他们渴望得到的几乎所有东西的可得性一直都在快速地提高（而在这之前的10 000年里，则只是呈现出了一种无规律可循的改进趋势）：更长的寿命、清洁的水源、干净的空气、更多的私人时间、快速的交通、便捷的沟通工具，等等。当然，数以亿计的人至今仍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物资匮乏，但是，即使把他们全部考虑进去，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获得了更多的卡路里、瓦特、流明小时（lumen-hours）、平方米、吉字节、兆赫、光年、纳米、单位产量、单位汽油行驶里程、食物里程、航空里程，等等，当然，还有比以上任何东西更突出的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如果你对富足持反对意见是依赖于“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这种抗辩，那么，你可能需要寻找另外一种抗辩方法了。如果这个针对富足的最常见的指控并没有像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么有力，那么，其他比较常见的针对富足愿景的批评又将如何呢？例如，有人强调，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这将威胁到富足。

这也不是一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印度的情况吧。根据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在2010年8月1号发布的一个报告，印度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高收入家庭的数目 （4 670万）超过了低收入家庭的数目（4 100万）的情况；而且，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地缩小。1995年，印度只有450万中产阶级家庭；到了2009年，中产阶级家庭的数目已经上升到了2 940万。更鼓舞人心的是，这一趋势还在加速。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日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多，现在在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低于18%了。确实，虽然目前仍然有数十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当中，但是，按照目前这个速度递减，里德利估计，到了2035年，世界上处于“绝对贫困”中的人数将会降为零。

当然，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数字不会真的下降到零，但是，绝对贫困人口并非是唯一值得考虑的衡量指标。我们还需要考虑商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众所周知，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影响极大。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人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0—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用来衡量某个社会所消费掉的商品）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两倍。由于人口规模、人类的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都受到消费水平的影响，所以很自然，这几个方面的指标也得到了大幅改善。例如，与5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富裕了10倍，婴儿的出生率则减少了1/3，人的寿命也延长了28年。同样地，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尼日利亚人富裕了两倍，那里的婴儿出生率也下降了25%，人的预期寿命则延长了9年。总之，根据联合国的说法，在过去50年里贫困减少的程度比之前500年的还要大。

而且，还有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贫富差距不会再次重新上升。“中下阶层的地位，一旦出现了加速提高的趋势，”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1960年出版的巨著《自由宪章》（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一书中写道，“那么获取厚利的主要途径，就不再是通过迎合少数富人的口味，而是通过满足大众的需求实现的。这样一来，那些最初会加大不平等的力量到后来却会有助于缩小不平等。”

而这正是当今在非洲所发生的故事：原先地位较低的各阶层正在加速崛起，并且正在社会经济领域获得独立的地位。举例来说，手机的推广使用促进了小额信贷的发展，而小额信贷的发展又反过来加快了手机的推广速度，它们两者共同创造了更多内生于本阶层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直接依赖于富裕阶层的工作更少了），从而使本阶层的每个人的前景都变得更加美好了。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除了经济政策之外，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力也大大地促进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奴隶制都曾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随着宪政制度和选举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人权状况也出现了类似的改善。诚然，在很多地方，宪政制度和选举民主的实现形式与我们日常体验到的相去甚远，或者往往流于形式。但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文化模因不断地被传播、模仿，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一个全球性调查的结果表明，全世界超过80%的人都认为，民主制是他们首选的政府组织形式。

也许最好的一个消息是由哈佛大学演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分析全球的暴力模式时发现的。在他的论文《暴力史：原来我们每天都在变好》（ A History of Violence: We’re Getting Nicer Every Day ）中，平克这样写道：

把残酷当成娱乐，牺牲人的生命搞迷信，用奴隶制来节约劳动力，把征服当作政府的使命，为获得土地而实行种族灭绝，拿严刑拷打作为常规惩罚，对行为不端或观念不同者处以极刑，政治暗杀，战争掠夺，产生摩擦就进行屠杀，凡此种种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但如今，这些现象在西方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他地方也不常见了，即使发生也是很隐蔽的，一旦曝光就会遭到广泛谴责。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更长寿了，更富有了，更健康了，生活也更安全了。人类拥有了更丰富的商品，更多的服务，更便利的交通，更海量的信息，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医疗保健更有保障了；通信手段更多样化了；获得了更广泛的人权、更自由的民主制度；居住的房子也更坚固耐用了，等等。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与我们所讨论的已经取得的这些进步同样重要的是——人类能够取得这些进步的原因。

累积性进步

人类喜欢分享知识、交换观念、交流信息。在《理性乐观派》一书中，里德利把人类分享知识、交换观念、交流信息的过程比作“性”。这个比喻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比喻。“性”是一种交换遗传信息的过程，是一个使生物不断演化的“异花授粉”过程。观念的传播和发展也类似。各种观念也要相遇、“交配”，并完成突变。不同的是，我们通常把这个过程叫做学习、科学、创新。但是，不管采用了哪种术语，我们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也就是牛顿在写下这句名言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交换只是这一过程的开始，并非结束。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下一步便是专业化了。如果你是某一个小镇里一个新入行的铁匠，被迫与其他5个早已在那里立足的铁匠竞争，那么，要想取得成功，你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你只能拼命工作，不断完善你的技艺，成为同行中技术最好的那个。但这个选择风险极大。你必须有足够好的锻造技术，你的手艺必须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足以克服“裙带关系”对你的不利影响。因为在这样一个小镇里，一个铁匠的大部分顾客都可能是他的亲朋好友。对你来说，不幸的是，演化力量非常努力地精心构筑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可能对你并没有多大好处。但是，如果你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工艺，例如，假设你能锻造出更好一些的马蹄铁，或者掌握了一种更快的钉马蹄铁的技艺，那么，你就可以激励人们去打破他们既定的社会网络。

里德利认为，这个过程更进一步创造了一个正收益的反馈回路：“专业化能够促进创新，因为它鼓励人们去投入时间创造出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专业化可以节省生产时间。繁荣的要旨就在于节省时间，而节省的时间是与劳动分工深化的程度成正比的。消费者越多元化，生产者越专业化，他们之间交流就越多，他们生活也就过得越好，而且这种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托尔·海尔达尔驾驶木筏从秘鲁航行到夏威夷这个具体的例子吧。在今天，假设你也想感受一下同样的旅行过程，你不必做与托尔·海尔达尔一样的事情，你不必徒步去森林，砍倒树木，再花上数天时间用小火小心翼翼地去烧空树心，然后再花上数周的时间把这颗空心树打磨成一艘适合于航行的小船；你也不必再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把这艘小船拖到岸边；你也不需要准备许多洁净的水或鲜肉以及为保存这些肉所需要的盐。还有许许多多在航行去夏威夷之前必须要做的其他事情，也都不用你自己操心了。确实，由于专业化，所有这些中间环节都已经有人帮你做好了，你只需点击进入一个网站，然后订一张船票就全部搞定了，结果你的生活质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合作体系，它能够储存、交换和改进我们的思想。这个巨大的合作体系一直都是富足最大的发动机之一。如果祖辈有了好点子，而孙辈又能对祖辈的好点子进行改进，那么这个发动机就开始启动并运转了。专业化与交换所带来的累积性创新的累累硕果就是最好的证据。“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如此高水准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廉价、更富有成效地制造出1800年时所能制造出来的商品，”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J.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写道，“更因为我们能够制造出许多在1800年时不曾出现过的全新商品。如果回到1800年，这其中的有些商品能够为当时的人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有些商品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

人类现在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先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可以节省时间的选择。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沙拉吧”，因为他们想象不出会出现全球性运输网络，在我们的同一顿饭中，就包含了从俄勒冈州运来的绿豆、从波兰运来的苹果和从越南运来的腰果。

“这就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特征，”里德利写道，“也是高水平生活的核心定义：消费多样化、生产简单化。生产一样东西，消费很多东西。反过来说，自给自足的园丁、自给自足的农民或者以狩猎采集为生的自给自足的原始人，则是生产多样化、消费简单化。他不只生产一种东西，而是很多东西——食物、住所、衣服、消遣设施，全都要他自己来动手。又因为他只能消耗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消耗太多其他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他吃不到大鸭梨，看不了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电影，穿不了莫罗·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的名牌高跟鞋。他只有他自己的品牌。”

但是，在所有这些消息中最好的一个是，专业化水平已经足够高了，对于类型完全不同的商品，我们可以通过贸易途径获得。当人们说，现代经济是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怎样去交换信息。信息是最新、最耀眼的商品。“在物质商品与物质交换的世界中，贸易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零和博弈，”创新者迪恩·卡门说，“我手上有一块黄金，而你手上有一块手表，如果我们进行交换，那么，我拥有了手表，而你获得了黄金；但是如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进行交换，那么我们都拥有了两种思想。这是一个非零和博弈。”

历史数据传递出的好消息

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60岁出头，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喜欢穿肘部打补丁的粗花呢上衣，总是精力过人。罗斯林是一位医生，长期在非洲农村服务。他曾经花了数年时间，致力于追踪治疗一种被他命名为绑腿病的疾病，这是一种流行于当地的瘫痪病，最终被他治愈了。后来，罗斯林又参与创办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瑞典分部，并成了全世界最顶尖医学院之一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国际卫生部的一名教授，他还参与编写了一本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卫生学的教科书（它的目标是为全球65亿人提供体检标准）。

为了编写这本教科书，需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这使罗斯林有机会接触联合国内部档案馆的资料，那里存储了大量的有关全球贫困率、生育率、平均寿命、财富分配、财富积累等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是以晦涩难懂的电子表格的形式存储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使它们变成了一些“掩盖真相”的数字。罗斯林不仅“窃取”了这些数据，还发现了一种呈现它们的新方法，从而使这些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令人难以置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与大多数人一样，我第一次了解罗斯林的上述举动也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2006年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市举行的TED大会。大会上，罗斯林站在演讲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讲，题目就是著名的《你所见过的最好的数据》。他的身后是与剧院电影屏幕一般大小的电子屏幕，屏幕上显示的则是一张巨大的图表。图表的横坐标代表的是国家的生育率，而纵轴显示的是国家的平均寿命。在这张图表上绘制了许多不同颜色与大小的圆圈：颜色代表各大洲，圆圈代表各个国家。圆圈的大小与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关，它在图表上的位置说明在给定的某一年平均家庭规模与平均寿命两者的结合情况。当罗斯林开始讲演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1962”字样，它横穿了整个电子屏幕。

“在1962年，”罗斯林指着屏幕的右上角说，“这里有一组国家——工业化国家，它们的家庭规模较小，国民的寿命也比较长。”然后，他又提醒听众把注意力转向左下角，他说：“这儿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家庭规模比较大，相对来说，国民的寿命也比较短。”

罗斯林用他所绘制的这张图表以可视化的形式把1962年贫国与富国之间的差异残酷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相当震撼人心。但这种差异并没有持续下去。随着鼠标的点击，这张图表被激活了，数据不断地变化着。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每过一秒钟变换一个年份。图表上的圆点随着时间向前推进不断地在屏幕上跳跃着，来自联合国数据库的数据驱动着这些圆点不断地发生移动。罗斯林的声音也与它们一起跳动着。“你看看这儿，这是中国，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它移动到左边去了。所有这些代表拉丁美洲国家的绿色的圆点都移向了家庭规模较小那边，所有用黄色表示的阿拉伯国家都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国民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了。”时间越接近现在，进步迹象就越明显。到了2000年，除了那些被内战与艾滋病病毒重创的非洲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都在向右上角聚集，它们正在走向一个更长寿、家庭规模更小的世界，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罗斯林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的收入分配状况吧。”于是，又一张新的图表出现在了屏幕上。这张图表的横坐标是对人均GDP取对数值，纵坐标的左边指的是儿童的存活率。时间再次指向了1962年。左边最底下的是塞拉利昂，在这个国家，儿童的存活率只有70%，平均年收入只有500美元；在正上方有一个最大的圆球，那代表中国，在1962年，这也是一个经济上十分落后、国民健康状况极端糟糕的国家。罗斯林再次点击他的鼠标，他的“图表预言家”又开始动起来了。在图表上，随着鼠标的点击，代表中国的圆球一直在向上移，然后又移到了右边。“这是毛泽东，”他说，“把健康带给了中国，后来他去世了……而邓小平则把富裕带给了中国。”

中国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遵循着这个相同的模式，最终都会密密麻麻地聚集到右上角，当然在它的左边还会拖着一条由一些小小的圆点组成的调皮捣蛋的尾巴。即使这个图形有这样一条尾巴，它所显示的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在2010年一次更新的演示活动当中，罗斯林是这样总结他的研究成果的：“尽管在今天，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可能有200年之巨，但是，存在于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由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巨大差距已经在慢慢缩小了。如今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融合的世界。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它伴随着援助、贸易、绿色科技与和平走向未来。如果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那么将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会完全坐落于那健康、富有的一角，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罗斯林是正确的，那么贫富之间的差距最终都会成为人们的记忆；如果里德利是对的，那么我们现在所陷入的这个坑其实并不太深。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阻碍富足实现的麻烦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今天技术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以至于无法让我们避免现在所面临的灾难。但是，如果说到底，这个麻烦其实也只不过是另一个表达问题或可视化呈现问题，那又会怎样呢？这就是说，问题其实并不在于目前的进展速度不够快，而是这种进展既无法用里德利的理论来解释，也无法用罗斯林的动态图表来呈现。是的，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类的线性大脑无法理解目前指数型的发展速度。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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