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藏卿大隈重信建立横滨正金银行是为了挽救快速贬值的纸币信用。在他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之下,信贷扩张迅猛,经济发展过热,结果导致纸币对银币的大幅贬值。货币信用严重受损,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经济一片混乱。万般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向外国举债5000万日元,用外国的银币回收过多发行的纸币。结果,他的提案被暴风骤雨般的骂声所淹没。
很多明治寡头都去过国外,也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目睹了外国债务是如何将这些国家逐步控制,最终使其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寡头们指出,搞明治维新,不就是为了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吗?在工业化基础尚未完成,还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向外国举债只能抵押关税和政府其他收入,从而丧失财政税收主权,这不就重蹈中国的覆辙了吗?
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建立一家纯粹的“金银金属银行”,地方定在横滨这个日本的商业中心。因为是纯粹真金白银的业务,故而叫横滨正金银行。它不能发行钞票,其主要目的是将被“劣币”(纸币)驱除的“良币”(金银)从被储藏的状态下激活,重新回到社会上流通。可是,纸币贬值仍在加速,到1880年,纸币贬值到银币的45%,日本的金银币仿佛一夜之间从各个角落一起消失了。“正金”银行因为找不到“正经”的金银币而陷入瘫痪。纸币贬值断送了大隈重信的财政牛人地位。
大隈重信
接下这个烂摊子的就是力主通缩的松方正义,他早就对大隈重信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极其不满。松方正义上任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日元纸币信用。这意味着政府必须用真金白银去换回老百姓手中过量发行的纸币,有多少换多少,直到老百姓完全相信政府库存的金银充足,而不再要求兑换为止。当时日本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是1.53亿日元,而金银准备金只有870万日元,仅占货币流动总量的5.7%。这可是一场信心的大血拼,仅有信心还不行,首先要有真金白银。
松方正义早已成竹在胸,他与横滨正金银行反复讨论出一个方案,既可以解银行经营上的困局,也能一举扭转纸币贬值的困境,更能在对外贸易领域重新夺回被外国洋行把持的定价权。
松方正义
松方正义下令日本大藏省,立刻为横滨正金银行准备300万日元的资金用于外汇交易。这笔钱将用来支持日本的出口贸易,用出口创汇来解决日本国内金银不足的问题。松方正义的思路与大隈重信截然相反:既然日本国内金银不足而纸币严重超发,只从国内找金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到全世界去找金银,用外面流入的金银来稳定纸币。
此时日本的对外贸易结构与中国比较类似,主要出口商品是生丝和茶叶。其中,生丝业一直是日本最为重要的传统产业和出口行业,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高达30%左右。由于外国洋行在外国银行的扶持下,完全垄断了商品定价权,日本生丝和茶叶经常以跳楼大甩卖的价格,被迫卖给洋行。日本大藏省对此早就怒火中烧,但一直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
横滨正金银行在松方正义的授意下开始悄悄行动的时候,正好是胡雪岩在上海开始囤积生丝,准备和洋行叫板的当口儿。但最终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商人也缺钱,外国洋行支付的是商业汇票,要等6个月才能到期,然后才能到外国银行取款。如果急需资金周转,就必须拿到外国银行进行贴现,但贴现率可能高达20%,等于损失了20%的贸易利润!如果不愿损失,就只有等待。但是,丝和茶都是不能等的商品,时间长了会变质。因此,资金短缺导致收购丝和茶的速度缓慢,而丝农、茶农等不起,就只有贱价出售,洋行则大获暴利。
横滨正金银行的出现立刻打破了洋行对贸易的定价权。当洋行和商人们谈好合约,开出商业汇票时,正金银行立刻介入,马上向商人们支付日元现钞买入汇票,折扣十分优惠。而这些日元现钞,正是松方正义授权日本大藏省以极低的利息借给正金银行的专项资金。这样,商人们无须再等待商业汇票漫长的到期时间,也不用拿汇票去外国银行做十分吃亏的贴现。现在,由正金银行持有汇票,到期承担全部风险。汇票到期后,外国商人的付款都将以金银币的形式直接流入大藏省在正金银行的账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正金银行从大藏省廉价借出日元纸币,再用纸币打折收购日本出口商手中的外国汇票,持有汇票到期后,外国金银币付款到正金银行,再由正金银行流入大藏省,正金银行从政府借钱与给外国汇票打折的息差中获取利润。此时,日本大藏省获得了大量金银币以回收日元纸币,重建日元信用。日本出口商立刻将获得的资金拿去收购丝茶,加快了资金周转的速度,收购量大增,丝农、茶农获益。商人在与洋行谈判时赢得了更多议价权。同时,横滨正金银行的业务空前扩张,开始将分支机构开设到海外各大金融中心。
横滨正金银行的金融创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正是正金银行的横空出世和巨大成功,一举扭转了日本濒临崩溃的货币体系,巩固了明治维新前期的主要经济成果,使日本夯实了货币扩张所形成的金融泡沫。
当日本银行建立后,正金银行与日本银行展开密切合作。日本银行向正金银行提供2%的超低息贷款,为正金银行杀向全球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持。反过来,正金银行为日本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金银币储备,帮助日本银行建立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1881—1885年,日元纸币背后的金银储备,从可怜的870万日元暴涨到4230万日元,占货币流通总量的37%。 到1890年前后,日本的纸币终于恢复到与银币相同的价格水平,日元的信用保卫战胜利结束。
西方列强大吃一惊,如此猛烈的通货膨胀竟然能够被彻底制伏,如此过量发行的纸币居然能完全不贬值地恢复信用。这表明日本对金融的驾驭能力,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飞跃式提高,从一个对现代银行全然不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准备向全球进行金融网络布局的世界级玩家。
从胡雪岩挑战洋行生丝定价权的失败和日本丝茶商人大幅提高定价能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官员如松方正义,千方百计地帮助出口商夺回定价权,而大清官僚似李鸿章,则处心积虑、落井下石,想要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大清则盛产像洞庭席家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汇丰控制中国的殖民利器。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的中国,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翻清朝统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国强兵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