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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光
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发展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自由的提出到19世纪出版自由理论的确立，用了近三百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是在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影响世界近百年。毛泽东新闻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其党报理论，影响中国六十多年。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传统新闻传播理论遇到挑战，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性检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为建构新时期新闻传播理论提供了创新的理论武器。
出版自由理论的局限性传播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有不同的标准。西方社会的传播观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取向基础上的，其传播理念则是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即自由主义的报刊理论和后来的社会责任理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发展特点是“16世纪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17世纪见到了哲学原理的发展，18世纪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
在西方各国，报刊自由主义理论（The Libertarian Theory of the Press）在新闻传播领域里居支配地位。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因此考察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就是考察西方新闻自由理论，尽管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新闻自由口号在西方已有三个多世纪的历史，但一旦着手考察便会发现，我们所面临的只是自17世纪以来陆续发表的有关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等自由问题的各种论著、演说、法律条款、书信和论文等等的庞大堆积；更不幸的是，有关本论题的这个庞大堆积并不是思路一致、前后一贯的，这使得要把它们梳理成一个理论体系实为一项极为不易之工程。不过在我们面前有一本韦尔伯·施拉姆等人合撰的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作为当代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该书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
要而言之，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Libertarian，or The Libertarian Theory)在新闻出版领域中的逻辑延伸，而社会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理论则根源于17～18世纪西方的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其渊源又可以追溯到欧洲14世纪中叶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文艺复兴运动反对中世纪摧残人性的宗教神学统治，呼吁尊重人、人格和人性，主张捍卫人的利益，坚持人的尊严，肯定人的幸福，提出人性以对抗教会神性，提出人权以对抗教会神权。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这些概念和主张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被称之为人文主义(Humanism)，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所孕育出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潮广泛地渗透到社会意识的各个领域，并在哲学中获得了集中的表现，孕育出17～18世纪的启蒙哲学，且发展为声势浩大、历时长久和影响深刻的启蒙运动(The Movement of Enlightenment)。不管启蒙哲学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在宗教、哲学、社会、政治诸方面彼此的观点有多大差别，但其思想方法却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传统宗教、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采取批判态度，高度尊崇和信任人类理性。康德(1724～1804年)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的。宗教企图躲在神圣的后边，法律企图躲在尊严的后边，而结果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并失去人们对它们真诚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
康德并未言过其实。以理性为崇高原则的批判哲学(不单是康德本人的“批判哲学”，而是泛指整个启蒙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宣扬这种哲学的思想家所以被冠以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不可缺少的思想舆论准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评价17～18世纪法国运动的代表人物时写道：“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前面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启蒙哲学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提出并发展了“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基础重新设想和安排个人和社会、个人和国家、个人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该学说植根于英国的培根、霍布士和洛克的政治学说。霍布士坚信每个按照自己的愿望并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这种社会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洛克则证明这种自然权利根据于“自然法则”(Natural Law)。自然法则是先于一切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而存在的，并且是、或者理应是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合理性的准则。在霍布士和洛克看来，每个人生而具有自然权利(因之这种权利也译为天赋权利)，只是由于人类生活的群体性，个人把自己的天赋权利同一定的社会组织(如氏族部落)和政治组织(如国家政党)在自愿的前提下相联系，接受社会和国家的某种制约。但霍布士从社会契约论引出的是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理论；而洛克的贡献则在于他由此引导出与霍布士不同的“政权民授”的原理，认为国家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给它的，其真正功能和目的只在于保护和保障人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其他；如果国家不能履行上述职能或背弃上述目的，人民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收回委托而把它推翻。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漫长的古代专制制度下新闻和思想的传播是受到严厉禁止和管制的；这是封建制度赖以长治久安的前提之一，因而禁止和管制的理论源远流长。这种专制主义理论在中国远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荀子和其嫡传弟子韩非子。荀子曾把一切异己的思想通称为“奸言”、“奸说”，认为奸说者，“圣王之所禁也”，主张对“饰奸言之雄者可以先诛也”。
韩非子把荀子这种排斥异端的思想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之语，在吏为师”，并把百家学子列为威胁专制国家安全的“五蠹”之首，禁绝人民群众一切思想言论的自由。于是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史不胜书、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在希腊，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专为文学艺术创作制订了许多禁令。如在《法律篇》里声称：“一个城邦如果还没有由长官们判定你们的诗是否宜于朗诵公布，就给你们允许证，它就是发了疯。”
其后罗马帝国尊上帝为世界最高主宰，把一切有违宗教教条和“天启”的思想言论都看做是对上帝的亵渎，并用宗教法庭来审判“罪犯”。在宗教神权动摇以后的欧洲，各封建王国先后颁布法令实行严厉的传播管制。如英国皇室实行了出版许可制度，成立皇室特许出版公司(1557)，垄断一切出版事业；随后又成立了“星殿法院”(1570)，专门惩治传播“非法”的出版物。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禁绝新闻和思想传播的政治法律制度存在了几千年。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新闻和思想的传播就成为一种十分广泛而迫切的社会需要。就报刊而言，自1609年德国沃尔芬比特尔市的《通告报》问世之后，首批报刊迅速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巴塞尔、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等城市出现；1621年在英国的伦敦出版了《科兰特》报。这些初期报刊一般是商业性的，很少刊载直接威胁封建专制国家安全的文字。尽管如此，私人报刊的出现和流通对封建国家仍然构成了潜在威胁，因为它把不同地方发生的消息和平民百姓的窃窃私议公开和广泛地加以传播，这本身就意味着是对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生存的对新闻和思想的严厉管制制度的挑战。于是，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上演出了一场私人报刊与封建国家之间的长期斗争。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既是新闻出版事业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武器，也是这场斗争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在历史上所具有的进步性。因为它是和中世纪封建主义相对立的，它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远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步。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压迫形式代替旧的剥削压迫形式，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黑暗和腐朽现象，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因而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就报刊自由主义来说，它勇敢地冲决封建专制主义钳制人民思想言论的樊篱，为资产阶级报刊赢得了出版和传播自由，并在理性的名义下放手攻击封建阶级的罪恶，广泛宣传资产阶级的理想，动员和组织“第三等级”同封建贵族和宗教僧侣作斗争，为在世界范围内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包括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国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舆论作用。因此列宁向人们解释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传播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先驱和启蒙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而提出的，它适应了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的政治需要，也是资产阶级所推行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当时是进步的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传播自由的理论和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播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使传播事业，特别是新闻传播事业成为现代最活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产业。
但是，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包括传播自由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传播道德问题。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使得它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西方普遍地存在着，在世界各国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很明显，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思想给西方新闻界、传播界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并引起了传播的道德危机。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李金铨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新闻界已成为“政治的妓女”。其实，杰克逊就曾经绝望而愤怒地写道：“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禁止报刊发行反而比放纵那些荒诞无耻的流言泛滥使国家的利益受到较小的损害……”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传播对社会、对公民的侵害，对少年儿童和妇女的侵害十分严重，记者常常以法官自居，对社会评头论足，政界人物利用传播工具相互攻击，媒体为经济利益传播耸人听闻的煽情新闻，制造流言，煽动战争。金钱至上、利润至上成为传播者的理想原则。
西方报刊在其早期主要靠扩大发行量来挣钱，甚至靠行政部门的财政投资或补贴来保证报刊的生存。但时至今日，报刊已由靠行政拨款和发行利润维持变为靠广告收入维持，大部分报刊的广告占据版面的60%以上，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成为报刊的经济支柱。报刊发行人为了生存，俯就企业，成为财团的代言人。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企望摆脱政府的控制，让报刊成为“第三者”，成为人民的代言人，结果却成为大企业和财团的代言人。
20世纪初，传播出版界的垄断初露端倪，到了20世纪中叶，垄断已成为西方传播业的大势所趋。以美国为例，40年代中叶，十大报业集团控制着美国60%的报纸，80%的发行量，垄断集团为攫取更大的利润，凭借雄厚实力，采用高科技传播技术，扩大市场，加剧了垄断，而实力较小的传媒实体要么倒闭，要么被兼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设计的传播自由理论成为一句空谈，表面上看，出版是自由的，不是政府控制的，但是资本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自由靠金钱作基础，资产阶级理论权威所一直吹捧的传播自由化、多样化也由于垄断倾向而发生相当大的动摇。
媒体靠广告收入维持运行，广告收入却依靠媒体的发行量来稳定和发展。要扩大媒体发行量，就必须依靠媒体的内容来争取读者。一张严肃的报纸，一家严肃的广播电视台，要争取读者的支持，常常需要长期的努力。许多媒体为赢得读者，就开始走捷径，绘声绘色传播独家新闻，甚至不顾违背传播道德，传播黄色新闻、暴力新闻。为获得新闻，不惜采用秘密探访、特务式的跟踪、伪装采访等方法，“支票新闻”则以金钱收买。有些传播者已经不顾个人隐私权利，只为制造轰动效益。
新闻的客观性曾是西方传播者的信条，但为追求个人名利，制造假新闻也成了惯用的手法。美国的《谎言》杂志，经常揭露西方新闻工作者制造耸人新闻的行为，连《华盛顿邮报》这样国际上久享盛名的大报也不例外，轰动全世界的《吉米的世界》就是该报记者珍妮特·库克杜撰的新闻故事。至于采写、报道新闻时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例更是层出不穷。报道暴力、黄色惨案时只顾抢镜头，而不去制止惨案的进一步发生；报道火灾时，只顾抢镜头，而不去救灾。个别新闻传播者甚至希望惨剧严重恶化，以获得进一步的“独家新闻”。
19世纪初，现代中国新闻思潮已开始涌动。这种涌动既有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思想的历史积累，从史前到先秦直至明清，中国传播思想已经经过两千多年的孕育和演变，这期间也有西学东渐的影响。我们可以称其为孕育期。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大量传入中国，马克思报刊理论也在中国传播，这是现代中国新闻思想的萌芽。
中国新闻思想的真正发生则始于中国现代报刊的兴起——从传教士办报开始，“智力的大炮”不仅带来外国宗教，也带来西方新闻传播思想。洪仁在他的《资政新篇》中提出“通上下信息，收民众公意”的观点。近代报人王韬呼吁办报以议时政，卫国攘夷。梁启超更提出报馆有益于国事，并系统地提出办报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首先是根植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土壤，但不能否认其中也有外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影响。
从维新变法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前后不过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闻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化中也有很大发展。1911年，全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成立，倡议成立报业学堂。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徐宝璜、邵飘萍等人主讲新闻学理论和新闻业务课程，毛泽东成为研究会的听众。1927年，戈公振出版《中国报业史》（中国第一部新闻史著作），邵飘萍发表《新闻学》（中国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徐宝璜发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国第一部新闻业务专著）。西方新闻著作也被引进，如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美国休曼之的《实用新闻学》等，这一时期可称为我国新闻学理论与思潮发展、研究的起步阶段。
“五四”运动时期，无产阶级报刊纷纷问世，《新青年》即为第一批。这些报刊以宣传共产主义为己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这是中国新闻思想的另一个源头，虽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也是西方新闻思想，但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及新闻观念产生影响。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关于宣传问题的提法与列宁拟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文非常吻合。当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完全承认并几乎照搬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性原则与要求。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案》完全抄录了共产国际的原则和主张，并按照这一主张出版了自己的各种报刊，包括第一个政治机关刊物《向导》，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青年团机关报《中国青年》等。从此，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也在全盘共产国际化下创立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新闻理论建设和研究，并按照这一理论去建设自己的报刊。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长达五千年之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文化始终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创造了辉煌灿烂、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我国古代的科技文艺成就如四大发明、诗词歌赋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若干领域的学术思想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在许多领域，我们的祖先都曾达到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峰。自16世纪以后，西方主要国家则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等一系列现代化浪潮的洗礼，迅速崛起，成为人类文明的领航船。从此以后，古老的中国大地在新思潮和中西文化的冲撞中，开始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嬗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高位文明的压力下，中华民族开始了痛苦的凤凰涅槃。
20世纪初，毛泽东那一代人，作为一批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一路向前。“他们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来，充满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烈士情怀”。
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南，高举革命大旗，但充满封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
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场宣传外国各种主义和批判孔子礼教以及倡导新文学形式的运动，由于这场文化运动主要是宣传外来的各种主义和批判中国的所谓的旧文化，故史称“新文化运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五四’之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临界点，在“五四”运动以前，是一场以资产阶级为主体、以英美为师的思想启蒙运动，而“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阵营逐渐分裂，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崭露头角，他们以俄为师，宣扬反帝反封建的暴力革命，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
但他们的最主要精神内涵仍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中国的传统官僚专制社会太长了，以致封建主义及其精神道德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和血液。有些开明的知识分子满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立志为民请命，奉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特别是在晚清，他们倡白话，服西装，俨然为现代知识分子，虽西装革履，但仍然或多或少“包裹着一颗”传统“士大夫的灵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莫不如此。
可惜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些具传统文化启蒙者之思想，沉积了太多被历史“淘汰”的传统专制主义了，即便仅有的自由民主思想，也被深深打上了传统专制文化的烙印，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
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样！他们为了民主革命，奔走呼号，连生命也在所不惜，最后却成为保守派，因为他们本质上和满清皇帝有同样的精神道德，他们追求的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理想和道德理想，一旦满足，便会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他们开了民主革命的头，最后却走向反对民主革命之路。即便他们不反对民主革命，他们也无力承担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20世纪里也发生过许多民主自由运动，但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中包含着强烈的专制主义文化意识，他们无法领导民主革命走向成功。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新闻思想同国民党新闻思想有某些内在联系，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走着不同的政治路线，但在新闻理论、新闻事业管理与经营方面曾经有许多共同点。从对报纸的观念、管理与经营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报纸一个显著共同点是强调党性，强调报纸的宣传作用，强调党的领导。1949年后，这一特点更明显。只是中国共产党对报纸的控制更严格，而国民党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解除报禁。这些新闻思想之所以有密切联系，不仅仅是因为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在1949年前，国民党报业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士。
毛泽东新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建设的先驱者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来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有张友渔、陆定一等人。
毛泽东新闻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形成雏形。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毛泽东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他在1925年12月5日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阐明了办刊宗旨：“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天下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幸福。”进一步指出《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并采用了“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的报道原则与方法：“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刊》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宣传的辩论。”
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1942年2月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简称整顿“三风”。同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3月31日，毛泽东召集各方面人士70多人开会座谈，发表有关《解放日报》改版的讲话。4月1日起，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解放日报》在进行整顿“三风”宣传报道的同时，发表了一系列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及陆定一、胡乔木等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章，形成了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党报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与新闻改革形成的，党报的党性、真实性、组织（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原则，既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原则与方法。
1949年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闻思想，重申党报的权威性与作用，
提倡“要政治家办报”
（1959年6月），反对书生办报。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和理论观点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继承。毛泽东新闻思想与邓小平新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1月就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必须坚决肃清‘四人帮’带到党内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在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
而且主张“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
“要讲清楚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众多场合的讲话中批评了歌颂群众自发性、宣扬抽象民主自由、在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上违反马克思主义说法、思想僵化、随风倒等违反党性原则的大错误，突出增强党性包括“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
党性也包括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既包括政治上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无条件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又包括思想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还包括工作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等。
1977年以后，邓小平有关新闻宣传的言论，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在狠抓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提出了关于我国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主要表现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要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新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才能排除“左”、“右”倾错误思潮的干扰，才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搞好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邓小平认为 “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拿事实来说话”，
“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改革的实际进展来说话”，
“要根据新的丰富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
我国当代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与新闻传播结构如前所述，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来源是多元文化的基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主要是列宁的思想，以及19世纪前后传入中国的西学。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体部分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我们不能苛求毛泽东、毛泽东新闻思想，以及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作出理论贡献的人们。毛泽东新闻思想已经达到历史制高点。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毛泽东新闻思想指导中国新闻业为革命事业服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要毛泽东新闻思想在当代仍然保持制高点是违反科学、违反历史规律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新闻理论发展最基本的贡献是更开放地看待新闻传播活动，更体现现代社会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要求，更符合新闻传播国际化、市场化的趋势。
中国新闻业已无法与世界保持距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新闻传播创新发展的思想武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检讨我国当代新闻业十分必要。
我国近代新闻传媒业发展不到200年，真正的新闻传播业发展不到100年。13亿人口的中国，5～6亿报刊读者，8～9亿电视观众，3～4亿网民。受众市场世界第一，但传播观念却停留在战争年代，从上世纪20年代到延安时代所创立的新闻传播思想没有发展：政治裹挟传媒，学者围绕“党性”“喉舌”做文章，媒介成为政治的伴侣。
毛泽东新闻思想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建立新中国起到了历史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但在和平年代，在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新闻思想必须适应新时期的变化而发展、而变化，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媒一直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成为权力的助手，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则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步。2004年1月，我们用分层抽样法对国内8个省市（自治区）1000城市受众进行我国新闻传媒传播效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新闻传播持总体批评态度。
据2003年8月在10个省的调查，1000人中认为我国传媒报道的新闻信息基本可信的只有31%，认为基本不可信的有28%，认为不太可信的有36%，另有5%的受众表示不清楚。
2002年对上海的抽样调查统计显示，对我国新闻传媒表示特信任的占3%，表示信任的占33%，表示不太信任的为39%，表示说不清的有25%。
虽然任何媒体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和政党的影响，但传媒作为社会公器，作为公共形象包装，必须保持媒体的公信力。要保持媒体的公信力就必须使媒介的政治色彩淡一点，政府背景弱一点，宣传味轻一点，离人民群众近一点，如此方能对发挥媒介的社会功能，对传媒进入国际格局，对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生产、销售传媒产品，对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
传媒产出物都是信息，投入物大部分也是信息，售出物更是信息。实际上，在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中国传媒虽然表面上仍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宣传工具，在政治上保持和党的一致性，但在实际上已有所变化。中国媒体的产业化步伐已加快，全国几十家媒体集团开始走向市场，有的已成为上市公司。但按中国现行法律，中国传媒单位是事业单位而不是企业。原因是坚持了50多年的新闻传播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新闻传播政策和制度今天还在被强化。我们有理由检讨传统的新闻传播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以吸收新鲜营养，从而提高其生存意义与价值。
媒介经营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企图摆脱旧有模式的大胆尝试，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后的必然要求，亦在一时之间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关注点。虽然中国高层某些要员不提倡讲市场化、企业化，但这似乎是无法改变的趋势。随着我国融入国际步伐的加快，这个问题更变得难以回避了。
媒介作为产业在全世界没有任何问题，在1949年前的中国没有问题，但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成为敏感的问题，甚至是危险的问题。造成此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我们习惯于把传媒作为喉舌对待，而没有把它作为信息服务业对待。徐宝璜早在1919年就指出：“新闻社者，一制造厂也。国人以称之曰报馆，或曰报社。其原料固多，为墨、纸与新闻。其产品即每日所发刊之新闻纸。”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肯定服务形式的产品，不过这种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
传媒作为产业不进入市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产业，而只能叫“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体开始了从经营广告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并从实践中认识媒体走向市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没有多年传媒进入市场的实践，没有巨额广告收入对媒体发展的再投入，或对媒体的“诱惑”，中国传媒就不会有今天的活力，就不会有“事业管理，企业化经营”的进步。但旧有的结构性问题，旧有的传播观念，某些决策者对传媒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抱有悲观、失望和困惑的态度，使得对传媒市场和传媒产业的认识陷入危机，从而影响制定有利于传媒发展的政策，也影响现行政策对传媒准入市场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支持，从而也就缺乏对传媒走向市场后的发展张力和空间的分析与预测。
竞争是市场发展的真正动力，当然也是传媒发展的真正动力。1949年前，我国面临内忧外患，当时的目标是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媒体为这样一个目标服务，无可非议。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媒体发展模式有待研究，也能理解。但我们不能等待50年。广播、报纸、刊物、电视都达到几千家，但多种媒体一个声音。试想，如果千千万万家媒体都只为早上唱《东方红》，晚上唱《国际歌》，何需几千家，何需投入巨资，几家、几十家足矣。改革开放使我们理智而清醒地反省了媒体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以开拓媒体广告市场为突破点的传媒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媒体初步认识到媒介产业的高回报率。但中国媒体决没有走出计划经济和“事业单位”的桎梏。
这些年，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传媒集团，给人们的印象是传媒业发展得轰轰烈烈，玩大了。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泡沫。因为这些集团还不能说是市场化了的，只是一只脚在企业，为了赚钱，一只脚在事业，为了掌权。那些已经上市的媒体，有的是资源重组，做大资本，增强实力，迎接WTO的挑战；有的是地方保护，在外来媒体尚未涉足时先走一步，防止资源流失；有的是协调“步伐”，意在清除“杂音”，加强舆论导向。采取的方法也不是市场的规则。有的是通过三产，节外生“蛋”——利用行政权力和政治资源“赚钱”，有的是借机下“蛋”——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资源重组，有的曲线下“蛋”——剥离资本借“壳”上市。媒介在不公平的、非市场方式的状态下竞争。
政治权威主导，媒介的竞争不可能公平地、市场化地进行，集团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标为主，兼顾经济利益的联合。
不进入市场，不通过竞争，媒介的兼并和集团化就容易做成夹生饭，因为只有通过市场，“合理地配置资源，使各种传播要素形成最佳组合”，才能把“资源分配给最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组合”，“分配给生产率最高、效益最好的生产者”，虽然传媒产业是高回报产业，但市场资源的竞争和分割是残酷而激烈的，传媒产业“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这一规律，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媒介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最佳组合”。如果只是简单的联合和联盟，有可能造成1+1＜ 2的结果，因为虽然重组后经济实力可能增强了，但负担可能也加大了，甚至可能出现“劣势互补”，原来的竞争变为内耗，最终造成整体经济效益下降，这样的例子已经在我国出现：资本总量增加了，从“多种媒体，一贯声音”变成“一个媒体，一个声音”，主流声音更加强大，“杂音”减少和消失，但却使原本相互促进、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动态竞争关系变得消极，媒介联合体内甚至出现磨合困难的现象。在媒介资源重组或曰集团化中，已经出现了负面的结果。据调查，相当多的媒介集团广告收入比集团化前大幅下滑，最高的下滑30%。有人称媒介的重组是继网络泡沫后的又一个经济“泡沫”。
媒介在市场竞争中只能接受市场的选择，充分尊重意见市场。意见市场既然包括市场对媒介经济实力和经济效益的评价，就必须参与市场竞争，争取获得市场承认，尽可能得到较多的市场资源。因为，这种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智慧的竞争，资本的角力。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源于不同的理论体系，也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结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而市场经济则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祖师爷是亚当·斯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受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或者是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原则，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的政治制度、立法体系、文化背景及社会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趋势无法阻挡，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所能争取到的发展空间。媒介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会遇到与其他经济领域同样的问题，但我国传媒的市场化步伐显然是最为缓慢的，这是因为媒介结构与体制改革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首先是媒介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我国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即全民）、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但媒介却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传媒业至今仍然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具有民间性质的媒体与资金通过不同方式介入国家传媒业，单“广东的报纸或明或暗与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已有30多家”。虽然国家政策不允许，但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传媒业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性质，国家投资，党委管理，这种体制和结构下的传媒业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资讯一体化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大国对传媒市场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媒介市场资源的分割与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媒体发展受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媒体不把自己融入市场轨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包括受众市场、信息资源市场。进入市场的关键是思想上的转变，即要树立媒介经济意识、媒介市场意识、媒介竞争意识，把媒介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把政治上对媒介的控制逐步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与制约相结合，变为宏观的调控。
我国现有媒介的数量已几乎达到饱和状态，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在国际上难有竞争力。媒介结构要达到合理的状态，不仅要有一定的数量指标，还必须结构合理。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只有控制地、科学地布局或发展一些利用业外资本、有一定规模、有市场竞争力的媒介，即首先对国内资本适量开放传媒，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刊物和其他电子出版物。这些传媒不吃“皇粮”，而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活动。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下，媒介管理者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独立行使决策权、经营权，参与市场竞争。这些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产业，或大众传媒产业，可以是多种经济性质=（+）市场化、商业化操作，在经营权上，实行独立核算，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家对这些媒介产业实行宏观调控，依法管理。
其次是外资进入媒介产业。加入WTO后，国外资本进入中国信息产业只是时间问题，电信业已经对外开放。在吸收外资方面，其他经济领域已普遍如此，传媒产业的外资投入则是一片空白。传媒产业吸收外资首先要解决政策准入的政治性问题。为保护我国传媒发展的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有力控制主流媒体在一定阶段内是必须的。但也应逐步放开并首先放开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媒体的外资投入，当然在投资比例上也应有必要的控制。
截止2002年，中国有报纸2100多家，刊物8000多家，电台2000家左右，电视台3000 多家（1000多家教育台，1000多家有线台，近1000家无线台），这样大的媒介市场，世界第一。但就实力来说，却是“势大力薄”。以报纸为例，美国《纽约时报》每天平均广告额为1000多万美元，最多一天可达17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一天有近亿元人民币的广告额，几乎等于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额。美国时代华纳有1500多亿美元的固定资产，媒介大户上海文新集团的固定资产仅2亿多美元。堪称中国第一报业集团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1997年营业额为20亿人民币，而同期日本《朝日新闻》报业集团的营业额超过300亿人民币。美国三大媒体不及中国，但美国媒体广告收入是中国的8倍。以2002年为例，美国三大媒体的广告收入为880亿美元，中国三大媒体的广告收入为900亿人民币。
中国传媒的势大力不大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才陡觉相形见绌。其次是中国传媒的单一产品模式，搞图书出版发行的不能办电视台，纸质媒介不能搞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媒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出售媒介产品。
有些媒体老总认为，他们是自负盈亏的。但他们从来不讲传媒在中国是霸王产业，是垄断业。媒体从国家得到的资源跟他们的产出是不成比例的。
中国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朝着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方向不断迈进，但今天依旧面临着必须进一步改革的巨大压力。一些专家认为，压力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受众已不满足于自上而下的传统的灌输式的宣传报道。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对“知情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要求日趋迫切，“而当这种要求在国内的新闻传媒上无法，或者很难得到满足时，就会转向海外国外的媒体寻求信息来源，互联网正满足了这一需求”。因为现代社会的人既不能只拥有一种声音，也不能只属于一种声音。
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势必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1997年10月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1998年3月12号，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九届一次人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将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联合国和美国当即表示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宾逊女士认为，这一决定表明中国政府愿意承诺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1998年4月，朱镕基总理首次出访欧洲，7号在与法国总统希拉克会面后重申，中国将在短期内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公约》。在这两个国际公约中，尤其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对公民享有表达自由等权利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实现国际“接轨”就意味着要接受相应的规则和惯例，承担相应的义务。1998年6月17号，江泽民主席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特约编辑《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韦茅斯的采访时，向她表示中国政府准备在当年秋天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其次，中国的传媒市场至今基本上尚未开放，在经营上规定外资不能经营国内新闻媒体，亦不能主导合资经营，不能搞股份制。进口的外国电影数量有严格控制，进口电视剧的播出比例也有严格限制，对卫星电视控制亦十分严格。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运作，随着媒介自身发展规律向着产业化与集团化发展，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推进，媒介市场的逐步开放必然会提到议事日程上。实际上，国内一些专业的娱乐刊物、科普刊物已经以多种合资的形式在运作，并已对原有市场格局形成冲击，香港电视早已进入广东有线电视系统，凤凰卫视开播仅两年就已在内地占有相当大的覆盖和收视率。可以说，当今国际上实力雄厚的大媒介集团都看好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和积极参加渗透的策略。
最后，中国内地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得到国外海外广播电台信讯与国外海外电视（包括卫星电视）节目。互联网、国际传媒已造成“全球共此时”的状态，人们已进入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
江泽民同志自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就十分关心与高度重视新闻工作，面对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新闻工作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指导新闻理论与实践创新有划时代的重要突破。
在我们探讨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建构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现行的传播理论和新闻体系结构。中国现行的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体系与结构源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报刊活动。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党利益出发，封闭了全部非共产党的报刊及一切新闻媒体，并迅速在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区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化的传媒体系，这种体系的主要构成是：一元新闻理论，强调新闻传播的中国共产党党性原则和喉舌功能，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实行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流向的新闻传播网络，包括中央、省市、地县党报无线等传媒系统，企业报系统，专业报系统。这样一个新闻传播系统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由各级宣传部门具体管理，组织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公共新闻传播活动，成为党的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在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这样的新闻观念和传播结构要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立在对我国当代社会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其精神实质对解决困扰我国新闻发展的难点具有历史意义。
建构我国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必须坚持几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国新闻传播思想的理论基础。代表先进文化，重点是抛弃落后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文化体制、文化方式和文化产品，建构现代新闻传播观念；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重点是新闻传播体制与结构要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先进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新闻传播要站在人民一边，代表人民说话，做真正的社会公器，而不是站在人民头上指手画脚。不仅传播民主，还要民主传播。
要正确对待我国上个世纪初到中叶创立和形成的新闻理论。毛泽东新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党报理论起于20世纪初，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末，经过半个多世纪，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科学是发展的。用科学的发展观看，需要检讨和完善。从年代来说，当时的新闻传播观念主要立足于民主革命，是战争年代，那时候的政治状态、文化背景和主要目标同今天区别很大。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疏理，继承反映优秀成果的营养，抛弃落后的意识形态。
我国新闻传播理论应包含三个层次，即母系统、子系统、边缘系统。
新闻传播理论的母系统是关于新闻传播学的总体理论，涉及新闻传播的性质、地位，新闻传播的原理，新闻传播的规律，新闻传播的控制等。
新闻传播理论的子系统是新闻传播的分支理论，主要涉及新闻传播的要素、类型、功能、反馈等。
新闻传播的边缘系统主要包含新闻传播的交叉与横向问题，如新闻社会学、新闻语言学、新闻心理学等新闻的边缘学科。
过去我们强调新闻的党性原则，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观点，重新研究新闻性质问题，给新闻性质一个更开放的概念。
近代新闻传播政党理论和喉舌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梁启超。这一理论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作用，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理论。今天是和平建设时期，不是战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新闻传播活动已不仅仅是政党的新闻传播活动，而是社会化的、互动的、国际化的传播活动。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新闻传播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传的要求和知的欲望（权利）。特别是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社会越来越要求开明的政治环境和民主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不同于西方的资本家，也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这些民营企业家有的是勤劳致富，有的是知识精英，有的是有学问的专家，他们日益需要社会的民主和富强，他们关心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以保障他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作为执政党有责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民主的制度空间。许多民营企业家不在共产党内，要他们按照宪法办事是必需的，要他们按照中国共产党党性原则就是苛求，把国家新闻传媒单纯变成党的喉舌不利于团结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
我国的新闻事业可以是一个国家两种理论三种性质：
一个国家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坚决坚持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两种理论是指党报理论和一般新闻传播理论，党的新闻传播理论主要指导党的宣传工作，而不是普遍的范式。
三种性质的传媒是指党的媒体、政府的媒体、社会团体媒体（同仁媒体）。
党的媒体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的新闻理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运作，由中央宣传部管理，重点起党的喉舌作用，其主要任务是：强化党内监督；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人民进行沟通；营建执政党发言阵地。
政府新闻媒体是政府和人民的喉舌，重点报道政府行为，包括决策过程、行为过程。
社会团体新闻媒体主要反映人民的声音，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进行新闻传播活动。这些传媒可以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不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是人民或民间的传媒，作为企业进行登记，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开展新闻传播活动。按照宪法精神，国务院新闻管理部门对其实行业务指导，并成立行业协会进行行业监督与协调。
所有新闻传媒都应当在宪法框架内活动，参与市场竞争，按照产业管理，而不是现在的宣传机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三顶帽子。戴上这三顶帽子，理论上混乱，管理上更混乱。党和政府的传媒可以利用其品牌资源，发挥“影响力”作用，但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
1991年我发表过一篇《论传播学的中国化》（《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的文章，文章提出大胆改革现行的新闻传播业，构建崭新的新闻传播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是：
建构以国营为主导、集体为辅助、个体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传媒体系，这种结构的比例与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相适应；
建构以党和政府传媒为主体、非党和政府传媒相对应的纵横结合、多手段、多层次、多流向、多语种的传媒网络体系，这种新闻传播网络能满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阶层、不同信仰的社会成员新闻信息消费需求，开展新闻传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建构以宪法为准绳，党和政府宏观指导与人民民主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新闻传媒管理结构。这种传媒管理结构实行以新闻传播法为依据，党、政府管理或协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法律监督，媒介行业自律有机结合；
建构以指导性服务为主要职能，遵循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原则和新闻传播规律，新闻媒体自主经营的运行结构，这种结构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舆论监督优势，保证各社会阶层人民意见的正常表达。
目前中国传媒的“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性质模糊，党、政、企不分。
现代社会要求新闻传媒更市场化、产业化，更具国际化特点。为适应国际化要求，也为我国新闻传媒走向国际，我们需建设理论多元、结构开放、管理现代的传媒系统。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把中国的媒体分三类：政治性媒体、事业性媒体、企业性媒体。这一建议是为良策。
我认为建设分别隶属党、政府、社会团体的媒体，在宪法框架下共存、共荣、竞争、互动是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当代之路。
（1）中国共产党经营、管理的媒体
党的媒体是党的喉舌和宣传机构。从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国受众的状况看，建设强大的党的传媒是必需的。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的基本特点：综合性媒体，高度重视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中都突出时政报道，重视评论。“‘一报二台’中国庞大的媒体群相比数量小，但势力强，社会影响力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历来被社会精英所看重。”
李良荣教授提出，为了让“一报二台”真正成为党与政府的喉舌，真正成为有权威性的有公信力的媒体，它必须实行“精英、精品、精简”的方针。
受众——面对“精英”。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的核心受众是一批社会精英，包括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主管、理论学术界、科技文教界、司法界、医药卫生界，以及广大党员，尤其从事党务工作的人员，共约1亿人。虽然比例不高，但人数不少。而且，随着我国大专院校毕业生的不断增加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这批人在快速增多。他们是有巨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是社会的楷模，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前途。
生产——创造精品。既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与宣传机构，它的新闻报道就应以时政报道为主，以硬新闻为主，要有影响力大、理论穿透力强的言论，使党报、党台真正成为社会的思想库，宣传的主阵地，社会舆论的导向仪，人民的意见簿。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台）要提倡深度报道，坚决杜绝动辄训人、骂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台）既然是党的新闻媒体和宣传工具，就要及时报道国际政治风云，提高政治新闻报道的质量，尤其要及时报道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报道政治决策，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少唱歌，多报警。
作风——精简高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台）应该组建一支政治能力强、工作作风正、新闻业务精的专业队伍。
（2）政府经营和管理的媒体
政府媒体主要为公众的日常工作、生活提供信息服务。像电台电视台的财经、生活频道、都市报、晚报以及一批经济金融类专业周报。这类媒体占总数的60%左右。它们同样会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但重点在社会新闻、服务类新闻。
政府媒体应和政党媒体、团体媒体有所区别：重点关注国计民生大事，是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平台。
（3）社会团体（同仁）媒体
社会团体媒体是新闻传播的重要方面，是民主社会人民言论自由权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的言论场所。
社会团体媒体可以是以报道新闻为主的媒体，可以是综合性媒体，可以是纯娱乐性专业性媒体。
社会团体媒体主要应是民间的投资，也可以有国营资本，但主要是企业化经营，党和政府对社会团体媒体采取政治上关心而不是干预，专业上指导、协调而不是领导的政策。
中国的所有媒体，都必须遵纪守法，但应针对不同性质的媒体制定不同的游戏规则，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
（1）政党媒体
作为党的喉舌，它是党的宣传机构。党的组织部门有对媒体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命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源配置的控制权、传播内容的终审权。
政党媒体也必须实行企业化管理，开展经营活动。在媒体的经营活动中，其与社会团体媒体不同的是有更严格的限制，严防与民争利。
开展自主经营，参与市场竞争，保持党营媒体的公信力。
党的机构可用党费订党报党刊，大中型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也能用党费订阅党报党刊。
必要的财政补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广告收入不足以支持党的媒体的正常动作，可以以党费作为补贴。
（2）政府媒体
政府投资为主，民间投资为辅，接受政府的领导，是政府的喉舌，但主要是直接对公众负责。
政府媒体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利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的方针。
媒体有开展业务活动的自主权、独立经营权。
允许事业性媒体跨区域经营。
不对境外资本开放。
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
（3）社会团体媒体
在法律和宪法概念下运作。
实行法律下的表达自由。
像一般性企业单位一样进行市场竞争。
媒体的人权、发展决策权、财权完全在媒体。
媒体自主掌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社会团体媒体在最近一段时间主要对中国公民开放，包含办媒体、投资媒体等。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