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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梅 严三九
就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渊源来说，尽管施拉姆的四个奠基人的说法影响巨大，但在对历史的检索中，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并认为其在传播学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罗杰斯在《传播学史》（1994）中将“芝加哥学派”作为传播学在美国发展的第一个篇章，并显露出对其遭忽视的状况不满，他说：“我们应该承认芝加哥学派对于我们的过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马特拉在其著作中则直截了当地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美国传播社会学的摇篮”，称芝加哥学派的重要学者帕克为“一个研究报纸在舆论形成方面的作用的专家”。
绝非偶然的是，历史学者切特罗姆（Daniel J.Czitrom）在其1982年的著作《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介绍了透视新媒介的三种学说，与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实证学派和英尼斯、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相并列的，就是库利、杜威和帕克的社会学思想，而这三人恰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892年，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中心，直到1935年所谓美国社会学界的“造反”之后才开始走向衰落。芝加哥学派是人们对这个时间段里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工作的称谓。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芝加哥学派”的显赫地位是由如下几个方面的事实所决定的：（1）它强调经验论方法和研究的客观性，标志着社会学研究方向的重大转折。在此之前，社会学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芝加哥学派强调经验研究的客观标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学的科学性。（2）它所发展的城市社会学关注移民关系和犯罪行为，而这些甚至超越城市的范围成为美国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他们所做的一系列研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3）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展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如个案研究、实地研究、参与性观察方法，后来被人们冠名为“定性社会学”。这些方法在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作用重大，并给社会学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对芝加哥学派影响深刻，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则是将库利和帕克吸引向社会学研究的最初原因。尽管在后来的研究中斯宾塞的立场被放弃，但社会有机体说促使芝加哥派学者致力于探讨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库利的“镜中自我”和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无疑都是以进化论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对芝加哥学派影响至深的还有实用主义哲学，这场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发动的思想运动，反对形式主义和唯意志论，强调变化不居的经验世界，坚持经验是发展的源泉，因而被人们称为“行动哲学”，也叫“社会干预哲学”。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芝加哥派学者重视社会革新，并且对社会发展持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态度，有学者评价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是“把实用主义变成了民主的社会哲学”。
杜威的教育实验和创办《思想新闻》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芝加哥学派中群星荟萃。就对传播学的影响和贡献来说，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则有四人：米德、杜威、库利和帕克。这四人在学术研究上互有影响，联系密切，对传播学的贡献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中关于交流的思想体现了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的基本立场和理解方式，而帕克对于移民报纸的研究则第一次具体探讨了现代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机制。总体上，他们都怀有道德进步主义的理想，对于现代传媒的功能抱有极大期望，认为它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共同体。
芝加哥派学者从社会的整体过程角度来考察传播，在探讨有机体与其环境，也就是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作用关系时，他们赋予传播（交流）以极为重要的地位。传播（交流）是有机体与其环境实现联系的唯一途径，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在米德的被人们称为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学思想中，交流占据着中心位置，他认为个体通过交流来获得共同体的态度，获得自我，并且在交流中使自我得到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演变，他说：“心灵通过交流产生，而不是交流通过心灵产生。”
米德的心灵（mind）乃是指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符号则是这种关系得以形成的中介。杜威和米德有着比较近似的看法，他在《民主与教育》（1915）一书中有著名的论述：“社会不仅仅藉着散布，藉着传播而继续存在，我们也大可说它存在于散布，存在于传播之中。”
对于杜威，传播不仅是途径和中介，而且深深参与到社会过程中，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
在米德眼里，交流的理想就是实现普遍话语，即在没有等级隔阂、享有共同利益、参与合作活动的共同体内，每个人都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充分的交流。米德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的社会，在其中，个体既能采取共同体的态度，又能充分发挥创造性，而这就必然要有充分的交流。这种交流理想其实是跟民主的理想息息相关的。杜威在《经验与本质》（1925）一书中也曾说：“交流的果实应该是活动参与和经验分享。”
而帕克结合库利和杜威的理解，认为传播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个人可以借以想象他人的观点和态度。由此可见，芝加哥学者对于传播（交流）的理解，不仅是抽象地作为社会的基本过程，在有意无意间也强调其促进社会合作行为和实现人类的同情理解的功能。传播的发展与社会道德和民主的发展同步同调。
对于那个时代急速发展的传播技术和现代传播事业，除帕克外，芝加哥学者几乎没有做什么具体的研究。不过很显然的是，他们极为重视这场技术革命，并对其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高度敏感。“如果我们不能感知现代传播领域旨在为我们建立新世界这一富于创造性的革命方式，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现代。”这是库利1901年在《社会组织》中写下的一句话，而十年后麦克卢汉才出生在加拿大。
这种敏感跟芝加哥学者所持的社会有机论思想可能是分不开的，库利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一个思想，即社会“是一个由形式或过程构成的复合体，其中每个形式或过程都在与其他形式或过程的互动过程中生存和成长。这些形式或过程一起结合为一个非常紧密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部分发生的变化将会对所有其他部分产生影响”，
而传播则是社会的一个基础过程。
实用主义取向和进化论信念使芝加哥学者对于传播技术带来的“新世界”抱有较多的期望。库利研究了现代传播媒介所具有的四个特性：“能够表达各种观念和思想，可以长久保存记录不受时间限制，传递迅速不受空间限制，而且可以送抵每一个阶层的人。”他认为新的传播方式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促成道德进步，并使人类迈向更具人性的社会。杜威深入思考了现代传播与公众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通过现代传播工具，将有组织的信息和科学的调查研究公开让公众知道，传统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责任将能恢复，而庞大的分散的社会也可以借现代传播的力量而整合成巨大的共同体。帕克认为现代传播手段扩大了新闻报道的视野、速度和数量，传播作为一个整体能使社会团体走向联合、一致和完整。
米德极少谈及传播媒介，在其身后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里仅有一次提及现代新闻事业，但也认为其是一种高级得多的参与和交流，并且认为其对于社会共同体极端重要。
实际上，芝加哥学者的这种乐观态度很大程度上与其宏观思路有关。当面对媒介现实时，他们自身的古典文化修养和现实中媒介所代表的大众文化便显得格格不入。库利在日记里不断责备自己读报读杂志是浪费时间，认为媒介给社会带来了紧张焦虑的气氛。帕克认为电影和连载小说是“道德败坏”的力量，它们暗中破坏了控制社会的传统力量。杜威注意到大众文化强盛的生命力，并试图论证其美学价值，但对于商业力量的操纵只字不提，所以，切特罗姆评论他是在逃避内心的巨大矛盾而遁入一种更舒服的角色，即做“一个专注于传播过程玄奥复杂之处的传播哲学家”。
芝加哥学者没有从经济和体制的角度来探讨媒介技术发展所受到的操纵和影响，对于那个时代的新技术是怎样从人们的乌托邦理想演变为商业机器的过程也视而不见，这使他们对于现代传播技术的乐观期望多少有些经不住推敲。但是，对于宏观的社会传播过程的重视使他们的思想极具启发性，实质上开启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宽广空间。帕克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注意到现代传播对于舆论的影响，他认为新闻事业常常只是“控制集体注意力”的一种机制，由媒介引导而形成的民意是即刻形成的，与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判断相去甚远。
这种对于媒介舆论力量的关注促使帕克在他后来的移民研究中细致考察了移民报纸对其读者的影响，1922年他出版了他唯一的一本著作《侨民报刊及其管理》。除此之外，帕克本人还撰写了不少专题论文，来追寻报纸发展的历史及其社会影响。罗杰斯认为帕克的研究实际上关联了后来的议程设置研究，而且也涉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变化、大众媒介与人际网络等诸多议题。
库利的“初属团体”是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概念，他认为家庭、伙伴等群体内面对面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它培育了“人性”，培育了各种各样的感情和冲动，可以帮助人们来调适面对匿名的现代传播时所产生的压抑感和焦虑感，并对其重新定义。
库利的思想启迪我们去理解现代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关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后来实证研究的“二段流程”理论其实亦是重回库利的立场。杜威的传播思想涉及不同的层次，既有哲学层面的思考，关注传播对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也具体地思考了现代传播与公众、现代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这些与传播学研究的批判视野颇有重合之处。相比之下，米德对于传播（交流）的思考相对抽象，但他关于个体通过交流而获得自我控制的能力，并进而实现社会控制的思想也显示出很强的理论张力，当代社会学家对于传播境况的忧虑，对于媒介所制造的权力空间的思考，即与米德的思想不无暗合之处。
美国现代传播学的发展并没有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从20世纪30年代起，媒介的实证研究兴起，并很快形成极盛之势，取得传播研究的统治地位。实证研究往往采取定量方法，注重考察媒介与个人的关系，这与芝加哥学派的关注媒介与社会的传统迥异其趣。后来，施拉姆以实证研究为主要依据，建构了广为流传的四个奠基人的框架，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传统遂呈被遮埋之势。罗杰斯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很少就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学科的关系进行评价。
但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传统并没有真的消失，它和芝加哥学派的命运一样，在经历冲击和沉寂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传播学后来的发展中找到它长久的印记。
导致芝加哥学派衰落的原因很多，包括内部的人事机制等因素，但从学科发展和社会背景上来看，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功能学派的崛起和战争。1937年，哈佛大学的帕森斯出版了他的奠基性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这本书在整合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等古典欧洲理论家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开创一种新的社会科学，那就是从“社会整体”的观念出发，强调系统内元素的相互独立，探讨其对于系统的功能及彼此间的平衡和协调，从而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帕森斯的功能学派带有较强的控制论色彩，它反对芝加哥学派材料分析式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强调理论的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而另一头，在哥伦比亚大学，中程功能主义者墨顿和工具制造者拉扎斯菲尔德联手开展了许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量化研究走向精细。“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建立起来的功能学派开始实行起它的统治。”
战争则是促使芝加哥学派衰落的一个帮手。在欧洲战场形势变化面前，芝加哥学派关注的诸如移民和犯罪的话题退居次位，国家安全问题地位上升。从1940年开始，在战争的刺激下，美国军方开始大量资助媒介实证研究，以深入了解现代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传播效果成为研究重点，定量研究方法盛极一时。而美国社会学界1935年造反的原因之一据说在于定量研究方法的大量使用，
从这个角度看，战争巩固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地位。
按照罗杰斯的说法，施拉姆的传播学观是在他1942年为由美国军方设置的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工作时形成的，
那么，在施拉姆一手建构的传播学体系中，找不到芝加哥学派的痕迹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传播学的发展却并非如施拉姆所设想的那么纯粹而义无反顾，完全放弃对广泛的社会意义的关注。拉扎斯菲尔德是实证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称自己的研究为行政研究，但是在为公共或私人的管理机构服务的同时，他还希望达成另一个目标，那就是不解决具体的且往往是商业性的问题，而是用以改善共同体的生活，也就是林德（Robert S.Lynd）在《知识何为》(Knowledge for What)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
这是不是意味着即使在施拉姆的“奠基人”那里，传播就已然不仅仅是行为，传播学也不仅仅是研究行为的科学，而是应该有着更为宽广的社会视野，尽管拉扎斯菲尔德本人在他的第二个目标上做的并不让人满意。
耐人寻味的还有墨顿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组合。墨顿是出色的理论家，是对经验材料不屑一顾的帕森斯的弟子。他们能走到一起，从墨顿的角度是因为他反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风格，希望发展一种能够被经验材料检验，并且对观察到的变量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墨顿为他的中程功能理论定义为：“中程理论是处于下面两者之间的理论，一方面是在日常研究中大量发展了的微观而又必要的研究假设，另一方面是发展统一理论的全面系统的努力，这种统一的理论可以解释‘所有’被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
而拉扎斯菲尔德既不安于取样技术的问题和可能的错误，又感到纯粹的行为研究与时代的重大问题距离遥远，他看重墨顿作为理论家的敏感和深邃。拉氏在谈及批判学派的价值时曾引用沃勒（Waller）的话：明日世界的道德水准取决于今日一小群知识分子领袖的敏感心。
这可以反映拉氏对传播研究的社会、道德关怀的基本态度。墨顿和拉氏在经验调查上的合作众所皆知，但多少有些让人惊异的是，两人的文字合作并不多见流传，使人很难揣测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在罗杰斯《传播学史》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中，仅能找到两人共同署名的一个目录，乃是1950年关于《美国士兵》的一项研究。但是有一篇文章给人印象颇为深刻，即他们在1948年发表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这篇文章显示了他们关注大众传播的宽阔视野。文章谈到大众媒介作为长期研究对象的三个功能：授予地位、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和麻醉精神，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见墨顿的显功能和潜功能的概念。他们还在文章中讨论了媒介与文化、媒介与宣传、媒介与社会顺从主义的关系。芝加哥学派关注的议题在这里重现，而被芝加哥学派的乐观主义所掩盖或回避的问题也被提起。他们在文章中说：“我们不讨论大众媒介在不同的所有权——管理体制下的各种不同的效果，这个重要的社会结构问题将在以后加以讨论。”
芝加哥学派对于体制的避而不谈正是其现代传播思想中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可惜的是，我们后来也没有看到墨顿他们对于与技术性无关的传播体制和传播效果关系的讨论。罗杰斯说墨顿对于传播学的贡献还没有完全被当代传播学者所认识，
如果对墨顿的传播研究及其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研究进行认真梳理，我们也许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主流的实证研究之外发现一条延续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血脉的线索。
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从社会学发展的承续关系上，芝加哥学派和帕森斯的功能学派之间并没有多少连续性，芝加哥学派受齐美尔影响甚深，而帕森斯一直在欧洲受教育，其理论出发点是韦伯、迪尔凯姆等人的思想。但是，对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和它的一般社会学研究还是应该做些区分。首先芝加哥学派并没有一个严密的体系，从米德的哲学式的思辨，到库利的内省式的观察，到托马斯、帕克等人所做的注重经验材料收集和分析的研究，其间差距甚大。就传播学思想来说，芝加哥学派的意义在于，在现代传播媒介刚刚登上社会舞台的中心时，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新生事物的潜在能量，并给予高度关注；他们从对传播（交流）作为人类社会基本过程的理解出发，注重现代传播过程对于社会有机体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对于现代传播现象的社会关注视角。从这一点来说，芝加哥学派与功能学派是相通的，我们可以说墨顿等人对于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或曰功能）的关注和研究是延续了芝加哥学派的血脉。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是乐观的、进步主义的，但是，如果从他们的视角出发稍微做一点延伸，我们会发现，他们所代表的其实是对于媒介力量最早的批评，因为他们期望媒介能促进道德进步和民主发展，也就是希望媒介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而事实的发展并非如原来所想象的那样。
信息理论的滥用助长了主流的实证研究态度。尽管香农声称，信息理论用来说明的是信号，而不是意义，但它确实与战争期间的某些宣传经验相吻合，于是，传播被理解为信息的交换，传播过程的核心问题被转换成对“熵”的克服。“‘信息’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于是，传播理论对于意义的解释就变成对于渠道能力的解释。”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知识界对于信息理论的热情并不为信息科学家们所认同。维纳在《控制论》（1948）最后一章谈及现代传播手段：“我们到处有传播手段的三重限制：按照利益的标准淘汰信息；事实上是让这些手段掌握在人数非常有限的富人阶级手中，自然表达了这个阶级的舆论；最后，作为通向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力的主渠道，它们吸引所有那些有抱负以寻找这样一种权力的人。这个系统应该比所有其他系统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并直接被掌握在那些为这类权力游戏和金钱最操心的人手中。”
对于维纳，社会信息的流动显然不仅是技术的问题，他分析权力制度的口吻与现代批判理论家几无二致。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社会学理论发生分化，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被采用，更为激进的理论得到发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曾经在美国水土不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影响增强，马尔库塞对于现代技术的分析和米尔斯对于权力精英的分析体现了批判理论的影响力。解释学派的研究方法令人联想起芝加哥学派的定性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显现出米德早期符号互动论的影子。而传播学实证研究也困于自身局限，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文化和社会，发展出议程设置、涵化研究等理论模式。
总起来看，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传播学思想的源头，既敏感于现代传播在社会系统中的价值和意义，又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是从先验的理想社会和完美人性出发对现有体系进行批判，而是体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传统，重视实践意义上的功用。对于意义和实践的双重重视，这可能是尽管拉扎斯菲尔德式的行为研究一度极盛，但芝加哥学派的生命力仍能顽强延续的原因所在吧。
〔陈红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讲师；
严三九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