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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虎
传播学有理论吗？答曰：有。但从渊源来看，理论来自西方，非欧即美。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科学的理论都来自东方，甚至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欧洲的，德国的。因此，对我们来说，那些外来的理论至少有个中国化即本土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理论就可以为我所用，乃至可以为我所有。否则，就会是鸡同鸭讲，对方的理论再好，也会不得要领，更谈不上有的放矢。
本土化并不容易。记得1993年夏在台湾桃园开传播学研讨会，第一次有内地新闻学者(一行共14人)与会。会上，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当时，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本土化和能不能本土化的问题，而不是后来深入探讨的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看，要不要本土化已经不成问题，而且答案是肯定的。说到底，本土化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中国才有，外国人也很重视它，许多学科也都关注和涉及它。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都努力使之本土化。王明则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并不美妙。博古好一些，但“化”得并不彻底。佛教也是一个范例。佛教来自印度，经过玄奘、惠能(六祖禅宗)等众多高僧传经、译经到自立门派；今天善男信女去寺庙烧香拜佛，很少有人想到面前这位佛祖是外国籍人士。传播学如果能“化”到这个分上，那就不错了。肯德基卖的是美国“家乡鸡”，但为了招揽中国食客，也得变着法儿吆喝卖中国菜汤嘛。
那么，传播学能不能本土化呢？这个问题和怎样本土化相关。要做到这一点，看来要走三步。第一步是“取经”，就是要把西方最有用的、最新的传播理论拿过来。第二步是“译经”，就是把一些最迫切需要的论著翻译成中文。第三步是创新，这是关键，是重中之重。
对“取经”和“译经”的工作，我国学者一直都在做。不过，现在和过去相比，“取”得更有新意，更加讲究质量。但也有这么一个倾向：彼此都要出一套丛书，又都说是“经典”，好像不出丛书不过瘾(“打包”出售更有轰动效应？)。其实，经典之作乃是别人的东西，对译者或译丛的主编来说，无非是在挑选上眼光独到一些罢了。
深圳大学何道宽的“译经”工作值得一提。听说，他译书时，每天晚上9点前入睡，后半夜4点左右起床工作，到上班时他已译书3个小时以上。他说，这段时间工作效率最高。麦克卢汉的作品如此难译，老何却“偏向虎山行”，足见其功底之深。但愿他能早日到麦克卢汉的故乡——加拿大去访问。
由潘忠党推荐、黄旦和陆晔主编的《传播·文化·社会》强调收入的是“理论名著”和“实证研究经典”。他们把取经和译经结合起来，颇有眼力地收入12本译作(正在陆续出版)。这些属于批判学派(温和派)的理论著作或实证研究成果。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讲求翻译质量，足以在众多丛书中格外令人瞩目。陈力丹为此写了一篇很不错的解读文章，对有意阅读此丛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
此外，还有两本译著值得推荐。一本是由英国学者选编的、名为《媒介研究的进路》的厚部头书籍(近700页)，收入了10个主题的70多篇论文。另一本更厚(两卷本，共1154页)，名为《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译者是北师大搞文艺学的一位年轻学者。这本书虽然不是一本传播学著作，但若要了解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话，追根溯源，就得读一读这本巨著。
介乎取经与译经之间的是“传经”，就是对西方传播学者的著作在消化之后，重新予以集纳和改编，且大多以教材形式出现。这类编著很多，比较好的有三本。一本是由人大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书的副标题很耐人寻味，题为“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该书的特点，正如编者所说的，“力图避免与国内已有传播学著作重复，并尽量多用国内的调查资料”；还有，主编的研究领域属于心理学范畴，自然使之增色不少。第二本是李彬编写的《传播学引论》及其“增补版”。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道理讲得深透、细腻，掩卷之后，还会为作者的议论所叹服；之二是文风好，易读性强。不少学生告诉我，他们都是通过阅读这本书才入门的。还有一本是郭庆光写的《传播学教程》。这本书的特点是内容深刻，条理清晰。这一点，的确胜过此前的许多同类著作。事实上，写作该书足足花了作者十年工夫。听说，作者完成书稿一半时，突遇电脑病毒光顾而毁于一旦，于是，作者只好另起炉灶，又写了一稿。
由此可见，传经也并非易事。许多作者都在介绍、归纳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融入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至少也是在本土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我的一些“海归”朋友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怕“小和尚把经念歪了”，当然这也是出自好意的担心。依我看，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多数编者还是认真的，治学严谨的，有水平的。
其实，外国也有许多传播学编著。最值得一提的有两本。一本是由复旦陈韵昭翻译(后由郭镇之重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两位作者——赛弗林和坦卡特都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传播学院的教师。另一本是英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奎尔编写的《大众传播理论》。提到这本书，我油然地生出一份遗憾来。那是因为陈韵昭在十多年前就译出了这本书稿，但一时找不到愿出这本卖不出好价钱的好书的出版社。我自告奋勇地代她去找暨南大学出版社，暨大出版社也乐意出版，但和原出版社联系的结果是，竟然已由中国某出版社买下了版权，出于保密的理由，是哪家出版社我们无从得知。后来我只能无奈地把译稿还给了陈，但一直都看不到译书。今年我又获悉，麦氏的《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我国有一家出版社已经拿到了版权，但愿该书能早日问世。我们已经等了十多年。
但反过来说，传经亦有其明显的不足，那就是不少同类书籍内容重复，缺乏特色和新意。而且连名字也都爱用“概论”、“总论”、“导论”、“引论”、“新论”之类的称谓(笔者亦未能例外)。似乎这种概括性强的名称，比较适合初学者想一下子综览全文的心理需求。连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写的书，也被译者冠以“传播学概论”之名，其实这本书的原名是《男人、女人、讯息与媒介：理解人类传播》。看来，中国人也很善于拿来为我所用，但为什么创新却偏偏如此之难呢？
提起创新，确实令人头痛。一般说来，从形式上看，创新有突破性的，也有由点到面的创新；从效果来看，可以是全面创新，也可以是局部的甚至是某一点上的创新。上面说在“传经”中融入个人独到的见解，可说是后者的一种表现。
我想，积小胜为大胜，往往是创新的一种常态。谁不希望有石破天惊的创举，像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就是讯息，拉斯韦尔提出传播过程的5W模式等。但这要有长期的积累，还要有一定的契机。瓜熟方能蒂落，强扭的瓜不甜，急是急不来的。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陈崇山和弭秀玲就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子，她们收编了16份有关传播效果的调查报告，出了一本集子——《中国传播效果透视》。这种传播学经验学派倡导的量化的调查与分析手段，从此在我国扎下了根。不过，追随他们继续去做的学者并不算多。这其中可能有经费问题，也可能是这类调查费时耗日，远不如坐在书斋里写文章来得痛快吧。
严格地说，陈崇山等人的研究及其调查内容并未和传播理论结合起来。当然，他们作为这方面的先驱者，我们不应对其苛责。复旦的张国良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带着一批研究生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探索。我们期望他能写出一篇总结性的学术论文或出一本书，告诉大家：至少在中国，传播理论有哪些是可行的，有哪些是行不通的，为什么……
同创新有关的，还有一个人力资源的问题。现在，研究“概论式”的学者太多。从教学角度看，全面掌握传播学理论知识未尝不是好事；但从研究角度看，这样的学者一多，作为个体就会浅尝辄止，深入不下去；作为整体就会零敲碎打，做不出什么大学问来。为此，我建议诸位要将研究的角度(不只是课题)细化、具体化，潜心研究下去，做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中国传媒大学给了人们一个启示，这就是：任何传媒都是可以研究的，也都是传播学者研究的对象。
人人争说贾樟柯。曾经一度被封杀的他，成了我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执导的《世界》，已被选为第61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中国参选电影作品。我很想知道：有哪位传播学者在研究贾樟柯？
今年8月底，美国尼克动画、迪斯尼、法国SIP动画等境外动画制作企业高层相继现身“中国国际动画论坛”。中央电视台青少年节目中心主任余培侠称，2003年中国动画产业的总产值达人民币80亿元。中国政府决定将2004年定为国内付费电视行业的“动画年”。我还想知道：又有哪些传播学者在研究动画或动漫？
电影(包括纪录片)和动画片都应该是传播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上海复旦的吕新雨写了一本有关纪录片及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书，名为《纪录中国》，在书刊市场曾一度被卖断。当然，在传播学学者中，清华的尹鸿更是研究电影的佼佼者。
但给我的印象是，似乎除了尹、吕以外，很少有传播学者在研究这档子事。新加盟人大的陈力丹在《传媒实践推动新闻学术的发展》一文中，也提及这么一句：“纪录片研究没有新的进展。”
这样，又给了我们另一个启示：该研究的很少有人研究；该放一放的却依然有人热衷于此。这是否说明，我们的研究已经远离现实传播业和传媒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纪录中国》里有篇文章就提出了：“纪录片需要理论。”
说起媒介，话题就很多。新兴媒介中，最热门的研究是网络媒介和因特网。但许多有关的“概论”、分析发展走向的“形势报告”，多谈实务，理性思考不足，理论的含金量更不够。SARS之后，手机短信成为时尚。有位女生告诉我，因发短信太多而造成手指麻痹(于是，生产商灵机一动，又推出用笔写电话号码的新型手机)。据此，有人认为，手机是又一新媒体。理由是手机除可发短信外，还可传输当天报纸的5000字文字稿和20幅图片。我的想法是，姑且不论手机算不算新媒体，但总得要有这方面文章予以议论一番。
还有，传统媒介(广播、电视、报刊)到底有没有比较成熟的理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如果说没有，岂不抹杀了几十年来学界和业界为此而作出的努力？如果说有，用严格的学科要求来说，则谈不上是有体系的、取得共识的、有创造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所以，我用“成熟”的理论这一提法，可能比较客观一些吧。我也很希望有学者能对这些传统传媒的理论归纳出一整套观点来，让大家在此基础上予以讨论，最后整理成较为成熟的媒介理论。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