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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林
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即研究范式，是由方法论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国新闻心理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即方法论总的原则）。它对于各门学科的研究具有普适性。但由于每门学科有其特殊性（如新闻心理学属于应用心理学），所以它们还有各自独特的研究范式或曰研究取向。综观我国内地已出版的有关新闻心理学的著作，几乎都涉及了新闻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但总的来看，还显得比较简单、抽象。这可能与我国新闻心理学研究历史短暂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大多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多元研究方法（如量化、质化）不很熟悉等因素有关。强调新闻心理学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取向），对于确立该学科的研究目标（研究对象），坚持何种研究原则、研究程序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何建构该学科的理论框架及如何获取新闻心理的事实材料，怎样描述、解释、分析主体的心理及其行为至关重要。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工作者经常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如新闻采访的程式化、会议报道的表面化、新闻写作的单面性、新闻受众的客体化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缺少经验或责任心等原因外，还与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取向这个根本问题认识不够密切相关。本文拟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新闻心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心理学，其研究取向取决于作为其主要理论基础的母体学科——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也可以说，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为新闻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的理论框架，所以有必要先对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作一简单的介绍。
西方心理学主要有两种研究取向：科学主义（自然科学）研究取向和人文主义（人本主义）
研究取向。
科学主义研究取向指“西方主流心理学一直沿袭自然科学的传统，力图建构物理主义心理学理论模式，亦即坚持客观实验的心理学研究范式”。科学主义取向的主要特点有：（1）反对形而上学，主张坚持以经验实证原则的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用行为主义的代表人华生（B.Watson）的一句话讲：“……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客观的实验分支”，“……把心理学完全自然主义化”。（2）反对事实与价值统一论，宣扬“价值中立说”或“价值无关说”。在实证主义看来，科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事实、知识，即回答是不是的问题；不研究价值、意义，不回答该不该的问题。（3）忽视和反对以问题为中心与质化研究，主张以方法为中心，强调量化研究。在实证主义看来，自然主义之所以成为客观实在的科学，就在于采用科学的方法，因而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有关社会问题都要效仿自然科学运用客观实证的科学方法。
人文主义研究取向指“以人文科学为本位，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解释学为哲学基础的非主流的心理学的研究取向，亦即坚持文化科学的心理学观和主观经验范式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现代心理学中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特点有：（1）强调心理学对象的主观性，如人的本性、价值、经验、需要、动机、人格等；（2）坚持反省性内部知觉、自然观察、意向分析、如实描述的现象学方法；（3）提出以问题为中心，主张方法为对象服务，其意义为问题所规定；（4）提倡质化分析和个案研究；（5）反对元素论，坚持整体论、方法论。
心理科学自1879年诞生之始，就一直坚持科学主义取向。在其发展过程中虽有被纳入人文主义心理学范围的格式塔心理学，勒温的团体动力学，精神分析学派，阿德勒、荣格的个体心理学、分析心理学直到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出现，但这一取向一直属于非主流心理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出现，在西方兴起一种反叛实证主义的“非科学主义心理学”思潮，才算对反对主流心理学的人文主义思潮传统进行了弘扬和发展。
目前，众多国外心理学家在坚决反对把人等同于自然物，把心理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把心理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文主义研究取向突出人的心理的主观性、内在性、本真性、整体性和能动性……”，“……反映出物化心理学向人化心理学的复归”的宗旨，但同时也并不否认科学心理学取向也有其根据，因为人的心理活动必须依赖于肉体特别是神经系统和大脑。所以，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出发，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心理学是合理的。于是，不少心理学家综合采用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美国心理学家阿特金森（R.Atkison,1990）提出，“取向多元、日趋整合”是当今世界心理学的大趋势。我国心理学家车文博教授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坚持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促进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的整合，客观实验范式与主观经验范式的整合。”
根据新闻心理学偏于人文科学的性质，其研究取向应坚持倚重人文主义，辅以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坚持多元性与互补性、理解性与解释性相结合的原则。
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应以人文主义取向为主，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强调新闻主体“人的本性”、潜能、价值，探索其存在及生活的意义；其二，强调新闻主体具有主动性、创造性、自我实现的愿望，反对对新闻主体心理现象作“物化”的认识和理解。
实事求是地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政治民主制度的不断推进，人文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新闻界，无论是记者的采制编播，还是新闻评论员对新闻事件的剖析，强调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已成共识。但是，不能不承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并未真正彻底贯彻人文思想。口头上、理论上的认可和真正内化为自己的认识并付诸实践，这中间还有不小的距离。例如，新闻采访中的程式化提问，会议报道中记者个性的迷失及新闻写作中出现的表面化倾向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新闻传者对人对己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非人化”或“物化”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不仅由于科学主义思潮对人们思想的长期熏陶、禁锢，还在于要想在实践中对每一个有个性差异的人都能给以充分的尊重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往往比对待无生命的物，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下面举几个例子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
采访中的程式化提问主要表现在记者提问的套话和诱语上。所谓套话，指记者忽视采访对象的个体差异，寻求带有普遍性的、相似的提问方式，使采访过程索然无味。所谓诱语，指记者主观臆想地设计提问内容，“诱使”采访对象作出符合记者思路的回答。例如，某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我国著名水利水电工程教育学家，当代中国的水利泰斗张光斗时，按照自己事先准备的提纲连续提了好几个问题，比如：“听说毛主席说您除了水利工程，其他都不在意？”“听说您年轻时就曾关注过三峡工程？”“您想得最多的是不是三峡工程？”……没料到所有的问题都被张老一一否定。整个采访过程，记者始终非常被动。虽然记者事前做了一些准备（可能自以为很充分），但是，由于对张老的为人、个性、兴趣、价值观及其与我国水利工程发展的密切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缺少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找出张老这个人的独特之处（如耿直、直率、实事求是、强烈的爱国忧民之情），致使提出的问题比较肤浅，不能切中要害。特别是当记者的提问一再被张老否定时，仍不能随机应变，希冀张老能对自己的提问“顺竿儿爬”（不少采访对象习惯于这样做，以满足记者的要求）。记者的这种采访意识本质上是将采访对象视为无个性的、无主动性的我问你答的“机器”。这恰恰反映的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人文主义强调的是“具体性原则”，强调不同个体心理生活的差异性、变动性。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必须随时观察、体验他所面对的这一位采访对象的“当下状态”，并给以积极的回应，使记者和采访对象都能在认识主体的层面上进行心理上的互动、互激，从而达到和谐、完美的采访效果。
“至少会议现在还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之一。”所以“开会，是记者的宿命，不管是痛恨会议，还是藐视会议。”会议是什么？是人和人在听与说之间的相互交流，是在沟通中传递信息和思想。而会议报道则是记者将会议中重要的信息和思想提炼出来，借助媒介符号传递给广大受众。为了做到这一点，记者必须全身心投入会议、融入会议，主动积极地与代表们打交道，倾听和了解他们的思想、观点、意愿、主张，从看似老生常谈之中捕捉会议的精髓和代表们的思想火花，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写出自己的立意”，给受众以耳目一新之感。然而，也确有为数不少的记者“曾在万人大会的喧嚣中茫然失措”，他们常觉得这会“无聊得要命”，于是“无奈地离开了会场，回到大平面，只是用提供的新闻稿，稍作剪切和粘贴，就完成了本月的最后的定额。”这类记者，疏于思考，懒于行动，对会议报道“照猫画虎”的做法，本质上就是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个性，变成了“一台被会议异化（物化）了的机器”。
所谓表面化指在新闻写作中只看到报道对象的表面行为，而没有挖掘出其行为的真正动因；所谓单面性是指看到报道对象的“现在时态”，缺少对其过去心态作延续分析。表面化和单面性有其内在联系，由于对被报道者的过去不了解，所以只能孤立地看其当前表现，再加上作者主观臆断和推测，就很难写出人物本来的面目。按照人文主义研究的“历史性”原则，“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不是静止的实体，历史性的存在就是一种流动的融合。”“个体的心理生活是个体对世界的主观把握和体验，它始终处于一种‘视阈融合’的状态。所谓视阈融合，是指个体的心理生活既不完全是过去的经验形成，也不完全是当下的生活体验与理解，而是一种现在与过去的交融。”
如《新闻战线》2003年第9期曾刊登过的高峡的一篇小评论很能说明问题。文中分析两篇同讲某一应聘公务员的大学生刺杀了两位招聘者的报道。第一篇的题目为《体检不过关，报复招考员——嘉兴两公务员》。该文将这个大学生的杀人动机简单地主观地归结为因体检不过关而产生的报复行为，这样很容易使受众产生“严惩凶手”的气愤。而另一篇《大学毕业生何以动杀机？》则“全面细致报道了这个大学生的平时表现、家庭状况、 体检细节等诸方面的情况”，文中介绍该大学生一贯表现不错，是副班长，得过奖学金；他家境贫寒，是母亲守寡把他拉扯大，节衣缩食供他上大学。他是全家的希望。他笔试、面试顺利过关，只因体检发现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未予录用。其实健康带菌一般不影响学习和工作，但根据目前医疗水平，要想彻底消除病毒尚不可能，于是他绝望了，丧失理智……这篇报道由于客观地介绍了这个大学生的过去和现在，并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就使人们对该大学生的杀人动机比较容易理解了。同时也启发受众学会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一方面看到他是凶手，但另一方面还应想到用人单位的体检标准是否有问题，对健康有缺陷者怎样实行人文关怀，拒绝了这一个人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的报道才能克服新闻写作中的表面化和单面性。
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主义，虽然因“只注重实证研究立场，忽视了人的本性”，“不关涉人的实际心理生活”，所以时至今日它“仍然无法阐析和解决深层次的文化、艺术、社会和跨文化的心理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在认识到人类心理与自然物理的根本区别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人类心理与自然物理的根本关联：人类心理也是自然的存在，也是自然发生和变化的历程”。
因而对人的心理的研究不能完全否认科学主义的研究价值。起码有两类问题，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寻求人的心理的共同规律。
一是人的心理现象（如人的感知觉、记忆、态度等）。如《中国青年报》记者陆小娅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彭泗清博士曾就学者（属于受众）与媒体的关系进行调查。该文探索了学者与媒体互动的情况。包括学者与媒体交往的频率、意愿、目的、满意度以及影响学者与媒体交往的因素等并对如何促进两者关系的改善提出了建议。以下给出其调查方法与研究结果。方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邮寄方式，寄给对媒体比较关注的学者，回收后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学者与媒体之间基本上处于良性互动状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学者对媒体的满意度不高。主要问题在于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缺乏相关知识，与学者沟通不良；采访前准备不充分，采访程序不清楚；对学者的思想、权益和劳动不够尊重等。
二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生理机制。心理学界经过百年来的努力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已硕果累累，然而，专就新闻主体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从理论上讲，新闻主体所有的心理、行为活动都有其相应的生理机制，但目前因受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操作能力及研究条件的制约，在我国就新闻主体生理方面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国外有这方面的研究。比如，由张令振博士翻译的《看电视的认知卷入程度低吗？》一文介绍了以美国麻省大学心理学教授D.P.安德森为代表的主动的认知理论。该理论通过生理层面的研究，“即观看电视与阅读的差异以及电视刺激特征在儿童注意中的作用问题，尤其侧重从脑电波的变化、眼球活动的方式、左右脑的主导机制以及心理投入量的多少四个方面，得出了与原来人们的认识不同的结果”。即否定了那种认为观众看电视是一种认知卷入程度较低的消极被动的行为，认为观看电视是“观众、节目以及观看情境之间的一种主动的认知转换过程”。从而为政府制定儿童电视节目保护法提供了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根据。
对新闻主体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坚持以人文主义为主、科学主义为辅的原则，本身就表明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具有局限性。强调新闻主体的社会性、历史性、主体性、整体性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的确有利于贴近新闻主体的现实生活，能反映出他们心理和行为的本质。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描述、释义、质化的分析方法，有时带有一定的假设成分，有待于科学调查再加以证明。同样，只强调新闻主体自然性的一面，将人与动物混淆，遗失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差异性，也会影响对人的本质的透视。像个体的心理生活、情绪情感、价值观、兴趣爱好等这些主观经验是不可能被量化的，“……是不可共证的”。
即使进行实验研究，也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因主观因素所造成的认知偏差。
鉴于此，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应当坚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促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取向的结合；坚持客观实验范式与主观经验范式整合的多元研究取向。
我国已有的新闻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教材、论文集、论文等），绝大部分是主观思辨的产物，只有少量实证研究，且其中属于量化的较多，很少有质化研究。下面对新闻心理学具体研究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所谓定量的研究方法，是指“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及其相关关系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
定量的方法主要有实验法、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
“实验法（experimental method）是按照研究目的，有计划地严格控制或创设条件以主动引起或改变被试的心理活动，从而进行分析研究的客观方法。”
比如有关网络不同媒体组合的传播效果检测分析。
美国传播学教授S.斯亚姆·山德尔(S.Shyam Sundar)在2000年曾做过五种传播符号组合（文字、文字＋照片、文字＋声音、文字＋照片＋声音、文字＋照片＋声音＋电视画面）的传播效果测试。他采用图克-克拉默实验方法（Tukey-Kramer HSD test），把网民的认知和记忆、网站的设计、内容的紧凑性、回访网站的欲望、新闻传播的质量、新闻的可信度作为独立变量，首先假设五种媒体组合的传播效果没有区别，然后采用方差计算从实验中得到的数据，观察五种媒体组合的离散值，并在表格中直观地显示未经统计和处理后的平均差，同时他根据问卷中不同问题的答案选择设计方案，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ANOVA）与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MULTI-ANOVA)对五种组合进行比较。通过对网络不同媒体组合的传播效果检测分析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在目前我国网络软硬件技术还有待于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并非越多的媒体参与网络传播，就一定能取得越好的传播效果。实验表明：“文本＋照片”是较为合适的信息传播形式。
调查法（investigation method）是“通过向被调查人的口头或书面提问，收集有关的心理活动的资料，进而探讨心理活动发展变化规律的方法”。
闫巩固、刘京林《工作经历对人格结构的影响》（1992年）
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学生个性特征及推理能力的分析》（1986年）
这两个研究都是198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测量中心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合作进行的。被试是新闻系82级学生。测量工具是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的16种人格因素测验（16PF）和英国心理学家瑞文（J.C.Raven）的瑞文推理测验。前一个研究是对新闻系82 级学生在校时的人格特征结果与他们工作三年后追踪调查的结果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工作经历在大学生成长为新闻记者的过程中对其人格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等结论。
第二个调查研究是将1985年在校的两个班的学生（新闻系82级本科生和84级干专生）的人格测试结果（采用卡特尔的16种人格因素测验）相互比较，然后又与美国编辑人员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说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新闻从业人员心理素质的共性和差异。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指对确切的传播媒介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化描述的研究方法。
周小普、徐福健的《〈新闻联播〉样本分析及研究》一文，就是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者选取1999年11月8日至14日和2000年11月3日至9日两周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样本，以各类新闻出现的条数及时长为分析单位（或测量尺度），对国际和国内新闻（国内新闻又分为时政和其他国内新闻）以及样本的性状、特性，如实效性、同期声、新闻来源等新闻要素进行了系统的量化分析，找出各类新闻出现的频数、时长及其在新闻总量中的比例，从而得出时政新闻在《新闻联播》中占有非常重要和特殊地位的结论（在总样本中，时政新闻共129条，占新闻总数的41.6％；总时长210分38秒，占新闻总长度的52.3%）。而在时政新闻中，领导人活动在《新闻联播》中所占时间最长，占时政新闻的35.3%，从平均时长来看，领导人活动占157.8秒，排在新闻的第一位。在对样本进行了客观、系统的定量描述后，该研究对改进《新闻联播》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
所谓质的研究方法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质的研究虽然与量的研究都坚守实证主义立场，但是质的研究更强调在自然情境（而非实验室）中对个人（而非群体）的生活世界（而非抽象世界）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强调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作解释性理解，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动的过程。显然质的研究更能体现人文主义研究取向的意义，也更适合于新闻心理学的研究。但是，目前就我国新闻心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这类研究基本空白，很难收集到相关的研究成果。然而从长远看，这种研究方法是很有价值的。下面简介几种具体的质化研究方法，为新闻心理学今后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1）访谈就是研究者“寻访”“访问”被研究者，并且与其进行“交谈”和询问的一种活动。“访谈”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或者说“建构”）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
电视台有一种谈话类节目，像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焦点访谈》、《东方之子》等。表面看来主持人也在与被采访人进行交谈、询问，但它与质的研究目的不同。这类节目重点在面对观众。告诉观众被采访者是谁，他（她）说了些什么，当然包括他们对问题的认识、特点、情感。主持人不是研究者，他们不承担对采访对象某个方面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和下结论。而研究者则不然，他们需要通过多次访谈，收集到被研究者的谈话资料，如话语、语义、语境等，从而判断这位或这类人驾驭语言的能力或其语言风格。
（2）对于焦点团体访谈，有研究者称之为“小组访谈”或“小组座谈”。具体方法是：“一到两个研究者同时对一群人进行访谈，通过群体成员相互之间的互动，对研究问题进行探讨”（焦点指访谈题目集中在一个焦点上）。
如1999年有研究者曾采用焦点群体访谈法调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的专题与舆论监督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类似的访谈还是不少的。如电视台为了改版，有时会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座谈，由栏目负责人主持，听取各方面意见；又如学校领导出面组织师生座谈，征求改进教学的意见。但这不叫焦点团体访谈。虽然一般性的集体访谈往往也有讨论的主题，但程序比较简单，以达到互相通气、了解情况、改进工作的目的。而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还需要更加科学化，如访谈前需要“探讨研究者自己的角色，对访谈进行设计，对参与者进行抽样等”。访谈中还要关注物质空间的安排，组织访谈的开始和结束。目的是“帮助研究者了解一个特定的人群在集体场合思维的表达、交流和建构知识的方式”。
联系到新闻心理，可以设想通过焦点团体访谈法，了解在接收电视新闻时，不同层次的受众心理、行为表现。
观察法（observation method）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被试者在一定条件下言行的变化，作出详尽的记录，然后进行分析处理，从而判断他们心理活动的一种方法。例如对“芝加哥麦克阿瑟日（Macarthur Day in Chicago）”的研究（Lang K. Lang,1971,pp.169～188），研究者通过到现场观察群众对美国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从韩国卸任返回美国，途经芝加哥时的心理、行为表现，同时将现场观察和电视报道进行对比，发现由于群众到街上观看麦克阿瑟车队的动机、期待不同以致“现场观察者所看到的情景，远不如电视画面所表现的那样激动人心”。
研究者从电视报道制作特点的角度，分析了出现差异的原因。（严格讲这个研究也包含一些量化内容，如“研究人员采用几方面的统计数字对媒体所报道的现场人数进行了检验”，可以看成是量化与质化的结合，不过以质的研究为主。）
观察又可以分为参与观察型和非参与观察型、隐蔽型与公开型等。在新闻报道中有时为了获得真实情况，不得不采用隐性采访，如扮成盗墓者、传销者、乞丐，用针孔摄像机拍下现场的情况。当然，记者这样做不是像研究者那样研究被观察者的某些心理或行为，而是为了向世人披露真实情况。质化研究意义上的观察有一套科学的程序要求。要明确观察目的，制订观察计划，设计观察提纲，选择观察内容，记录观察对象的语言行为等。最后观察者要反思自己的观察是否符合实际。
实物分析是质的研究中另外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实物包括所有与研究问题有关的文字、图像、音像、物品等。可以是人工制作的东西，也可以是经过人加工过的自然物。”实物资料可以分为两类：（1）“正式官方类”：通常包括各种由政府部门颁发的证件和文件。（2）“非正式的个人类”：通常包括被研究者个人所写的东西，如日记、信件、自传、传记、个人备忘录等。这种实物资料研究类似“个案法”。
个案法（case study）指“对个体最直接、最简单的一种心理研究法。它可对一个人某一心理侧面的发展进行研究；或者对某几个人同一心理侧面进行研究。如搜集一个人的家庭状况、社会地位、教育影响、职业经历、作业成就和智力表现等有关的现实和历史资料。通过综合分析，以探讨他的心理活动状况和发展变化过程及其原因，或验证影响其他发展变化的原因，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如对某些名记者、名主持人、名编辑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他（她）的主要心理素质及其人格特征。采用个案研究法有时需借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比如通过内容分析，了解某节目主持人语言表达的特色。
对于定性和质化研究方法的界定，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将定性等同于质的研究。如由费穗宇等人主编的《社会心理学辞典》将定性定义为：“对事物进行质的分析。”近些年有学者将定性研究视为思辨的方法。如陈向明在其《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一书中，经过反复思考，将定性研究与质化研究作了区别，她认为定性研究“主要基于的是形而上学的、思辨的传统，而质的研究，主要遵循的是现象学的、阐释学的传统。”“‘定性研究’大都没有原始资料作为基础，主要使用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景天魁，1994：46～48）。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的观点和感受的阐发。”
根据这种界定，目前我国已出版的新闻心理学著作及有关新闻心理学的论文，大多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现举两篇论文予以说明。
例如刘琛的《成功的源泉在哪里——解读路透社的素质培养》，该文以当今新闻出版领域著名的新闻社之一路透社的成功经验为案例，指出敏感性（sensitivity）是新闻从业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包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为生命,讲诚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有创造性等(这些素质从心理学角度看即新闻从业人员的人格特征)。具有深厚的哲学和文学修养是获得路透社“敏感性”的重要途径。这些理念,为优化我国新闻专业学生的素质培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例如郭玖辉的《浅谈跨文化采访的心理接触点》，该文就如何把握好跨文化采访的心理接触点问题，即如何解决迅速拉近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采访对象与记者的心理距离，顺利完成采访任务进行了一些研究，为越来越频繁的国际采访提供有益的经验。
以上提及的定量的、质化的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有着各自相对的独立性。这几种研究方法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对与不对”，只有与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过程中有关因素相联系时，才可能衡量其是否适宜。
新闻主体心理和行为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对之进行研究的方法最好是多元的。应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甚至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以问题为中心”。这种研究方法指“从研究的问题出发，参照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用方法来约束自己，一旦选定所要研究的问题，便只有一种选择，即只要能够解决问题，采取何种方法都可以”。
例如，探讨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素质，可以采用多种方法：（1）定性的研究方法：由名记者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发表个人的经验、感受和观点（当前已有不少名记者、名主持人写类似于自传的书）。尽管这类作品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但由于其独到的感受、独有的魅力，往往会对同行有一定的启发；（2）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心理测量对有成就的新闻记者施测，找出他们在能力、智力、个性等方面的有关数据。借此分析新闻职业对新闻从业人员心理素质的要求；（3）质的研究方法：通过访谈、个案研究等途径，探讨被研究者的态度、情感、价值观、动机、需要等方面的主观经验，获得对该记者独特的认识。这几种研究方法共同使用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彭聃龄教授等曾作过两个研究，就是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元的研究方法：
该研究运用调查法、实验法及语义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确定评价电视新闻质量的评价系统。研究分为三个步骤：（1）用专家问卷调查，研究评价系统的基本框架，把评价指标区分为观众水平和新闻特征水平两类。观众水平上有三个维度：社会效果、观众喜好度及观众记忆效果。新闻特征水平包括现场感等六项。（2）用实验法探讨各指标间的关系，确定影响观众喜好度的三个特征（图像质量、新闻独特性和新闻接近性）和影响记忆效果的另三个特征（报道形式的新颖性、图像和语言的协调性以及新闻的现场感），确定出它们各自的权重。（3）对新闻评语进行评议分析，定出影响社会效果的四个特征（报道人们关心的问题、新闻价值、对实际问题的作用、时效性），确定它们的权重。
该研究把定性、定量和质化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和行为的“完整性和开放性”，即“在收看电视时人们是以其整个的行为和心理系统对电视节目作出反应的”。因而，在研究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和心理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调查观众的收视率及影响收视率的各种因素，进而了解观众收看电视节目的动机、兴趣和爱好；（2）研究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认知过程，即观众对电视传递的信息进行编码和加工的过程；（3）研究电视对观众心理和行为的变化；（4）了解观众对电视节目的主观评价，确定观众的评价指标。在这个意义上，了解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和心理，是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对改进电视节目的编导和制作，进一步发挥电视在现代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