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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凯如
中国新闻教育——准确地说，中国高等院校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正处在一个空前扩大、发展与完善的历史时期。中国新闻教育的决策部门也正就办学思路、专业布局、管理形式、课程设置、资源配置以及招生与收费诸方面作出力度强大的调整与改进。但就结构机制而言，中国新闻教育的缺失显而易见。笔者曾就此作过相关论述。
经过近年来的考察，笔者发现，中国新闻教育结构机制问题在理论与学术层面至今还存在相当大的研究与构想空间。深入探讨与研究新闻教育的结构机制，对于推进与完善中国新闻教育，从整体上提升民族新闻素养，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其一，新闻教育与传媒市场在结构机制上缺少关联，导致人才培养不尽对路，供大于求。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家一项新闻人才需求的研究计划指出，在未来15年内我国新闻媒介大约需要补充50万专业人才，而到2001年，十年尚未过去，我国新闻传媒扩张的队伍就已经超出这个数字。在新闻教育方面，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何梓华先生证实，仅2000～2001年，我国新增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104个，到2001年为止，我国已有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点230个以上，全国新闻专业本、专科在校人数达到4～5万人。
这些数字反映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凸显了新闻教育近年来与传媒市场互通有无，大幅度扩招，已经和即将面对的就业危机。
其二，新闻教育内容、形式与媒介传播实际在结构机制上脱节，导致“实习真空”，毕业生在走上新闻岗位后需要“从头学起”，需要花费较长时间适应新闻工作。这里有新闻教育部门的责任，也有媒体自身的责任。前者的责任在于放弃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性化教学传统，在教学管理形式上推行工业化理论和商业模式。有的新闻院校，导师动辄带几十个研究生，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教学。媒体一方的责任则在于记者出于按稿计酬、粥少僧多的原因，不愿意接纳学生实习。上个世纪90年代，有的地方每个学生每个月向媒体支付30元，还可以解决实习问题，后来发展到每人每月100元也难以应付。从2001年开始，变成本科生自找门路，研究生“拈阄”的方式找实习单位。现在更是连“拈阄”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媒体实在承受不了众多大学的大批实习生带来的压力。对于新闻专业学生，尤其是非重点大学的学生，如此重要的新闻实习已经形同虚设，新闻教学内容无法同新闻实习挂起钩来。
其三，新闻教育目标与媒介实际需要在结构机制上不相对应，导致学生脱离社会实际，专业结构单一，缺乏创造力，难以适应媒介变革和创新的需要。高等新闻教育的学业考察目标往往偏重学生的课堂学习成绩。而现今大多数新闻院校的中青年教师皆出自本院本专业，是从本科、硕士直至博士的清一色的“本家人”，他们理论视野狭窄，新闻业务能力低下，加之缺乏新闻责任感，导致学生远离媒介传播实际，难以适应媒体实际工作的需要。这样的毕业生即使升迁到了老总，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举一个例子。雅典奥运会闭幕后的8月30日，笔者分析了本地当日四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想看看奥运闭幕之际，本地报纸如何书写中国人的骄傲。结果发现，四家报纸（一家政府机关报，另三家分别为晨报、晚报、都市报）居然没有一家敢于突破常规将整个头版用来展示中国人在雅典奥运上的辉煌。有家大报甚至连通栏标题都舍不得做，还将大块报眼让给了一条与奥运不相干的本地非事件性新闻。对数天来沉浸在中国“夺金”喜悦和自豪中的国人来说，这样的奥运闭幕报道实在是太不贴近受众心理了。看来按常规套路培养的新闻院校毕业生和媒介人，在想象力和创造力上目前还不大可能给受众带来惊喜。那些研究将“沃尔玛模式”、“货柜式管理”用于新闻教育的理论家们似乎应该更多地着眼于这样的实际：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人性化地教育、培养新闻毕业生，让他们更理解媒介，理解社会，理解受众之心。媒介其实是有生命的，媒介的脉搏应该和社会、和受众一起跳动。使之传达出令人信服，因而或为之振奋，或为之叹息，或为之思考，或为之好奇，而决不至于无动于衷的信息。
其四，新闻教育、新闻实际与新闻理论在结构机制上各自剥离，导致新闻教育、新闻实际与新闻理论分道扬镳，难以形成合力，造成教育资源浪费，物质与精神落差加大。一段时间以来，新闻理论和教育界过于推崇沃尔玛模式、货柜式学习服务，导致新闻教育、实际与理论上的盲目剥离。所谓沃尔玛模式，最先是由美国宝洁公司推出的项目管理方式，它主张以消费者为导向，以精确数据为决策依据，真诚合作，协同发展，实现双赢。货柜式管理是一种仓储管理模式，指同一种商品可能放入不同位置。盘点时，在不同位置的同一商品依据条形码能够查询商品数量，实现数量累加功能。
沃尔玛模式、货柜式学习服务刚刚用于远程教育时，有学者即批评说：“在这种模式下，人类群体的盲目性由此加剧，物质和精神层面之间的落差实际上加大了。”
沃尔玛模式和货柜式管理本质上是一种以商品为对象，用于市场运作的规模化管理模式。对于以人为本，需要针对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实施人性化管理的新闻教育机制而言，未必适用。盲目借用极易造成理论研究与新闻实践更深层的背离，其弊端已在实践中凸显。
中国新闻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契机。来自诸多方面的机遇可能促进中国新闻结构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成就中国新闻教育。
从结构机制层面来看，中国新闻教育面临着五个方面的契机：
其一，经济契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教育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与信息密切相关的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包括新闻传播院系在内的高等院校各学历层次全面扩招，新闻传播专业生源和师资需求量扩大，质量水准提升，促进了新闻教育结构机制的变革。
其二，科技契机：电子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闻传输手段与设备不断更新，互联网、手机作为新型媒介得到广泛运用，为新闻教育提供了通过多媒体、远程教育等技术手段和交流平台整合新型结构机制的便利。
其三，政治契机：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政治文明进程因此加速，时政信息更加透明。新闻传播、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空间扩大，影响力增强，营造了新闻教育结构机制创新的良好氛围。
其四，文化契机：中国加入WTO和港澳回归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多元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公众新闻素养和媒介传播效应受到重视，新闻教育的中介地位得到确认，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研究进入历史繁荣时期，奠定了完善新闻教育结构机制的精神文化基础。
其五，人才契机：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突发事件层出不穷，信息选择导致传媒竞争激烈，最终演进为对复合型高级传媒人才需求的竞争，因而以培养新一代复合型优秀传媒人才为目标的新的新闻教育结构机制的出台更为迫切。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传媒大国的新闻教育模式和传播理念，复旦大学童兵、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北京大学陈昌凤等国内外专家、学者都曾做过详尽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笔者最近也曾特地与一位在纽约《华尔街日报》任职的青年学者通话，让她就美国的新闻教育谈谈自己的看法。她谈了三点：
第一，美国的传媒、大学以至整个社会都非常重视新闻教育。尤其重视在职新闻工作者的知识更新。例如，她毕业的哈佛大学自1937年起为世界各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设立了雷曼奖学金，至今已资助76个国家，有超过1000位优秀记者获得到哈佛大学学习他们喜爱和所需专业的机会。《南方周末》就有一位199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记者于2002年获此殊荣。大家熟悉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为我国一些新闻媒体提供了类似的便利。
第二，美国的新闻媒体非常注意网罗各方面的人才来充实传媒集团自身。该学者是哈佛大学商学院MBA的毕业生，她现在在道琼斯下属的《华尔街日报》任职。这一点与陈昌凤先生提供的情况略有出入。陈昌凤先生认为，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因此，需要学生是“传播通才”。如1999年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工作的有65.1％。——相信陈昌凤先生提供的是一般情况，符合实际。
第三，美国的新闻媒体对新闻学实习生持欢迎态度。在美国，新闻毕业生到媒体实习也要经过考查和挑选，实习期间发给实习生工资以免去他们的衣食之忧。其中，能够出色完成实习任务的毕业生将留在实习媒体工作。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美国的新闻教育开始为自己重新定位，在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如伯克莱新闻学院，学生进校的第一门课就是学习使用摄像机。电视新闻、电视广播语言、电视专题片的剪辑和制作都是学生的必修课。学生一般都去电视台实习。而在历史悠久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则根据新闻媒体变革的大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学院创办了一张《密苏里哥伦比亚报》、一家电视台和一家广播电台，以及《周末》和《观念》两份新闻性杂志。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同时在报社、电台和电视台兼任编辑或记者，并且每周召开一次与新闻媒介形式相同的编前会。这种密切结合实际的教育，不仅训练了学生的业务技能，而且激发了学生对新闻的浓厚兴趣，收到了显著效果。
在早期新闻业不够发达的日本，现在已经形成了高等新闻教育、在职新闻教育和大众普及教育并存的高度发达的新闻教育体系。但新闻界仍然将新闻教育的重点放在在职记者教育上。他们十分重视岗位培训，要求从业人员上岗前必须掌握新闻传播业务知识和技能。在职记者除接受社会教育外，还要接受新闻单位的最高学术组织——日本新闻协会举办的全国统一的新闻教育。朝日新闻社东京总社还成立了大型业余学习中心，开设550个学科，学员达6万多人。日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不仅播放新闻节目，还经常向受众传授新闻采编知识。由于大众新闻教育十分普及，大部分中小学都开展“学校新闻”活动，日本的新闻教育实际上比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地同社会、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结合在一起。
资料表明，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新闻培训都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进行的，但学生们在进入新闻业培训之前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许多人都具有新闻专业的本科学历。英国和法国的新闻专业课教师几乎都有过当记者的经历，记者和教师可以在新闻大学教学与实务之间自由地往返。如法国著名记者R.埃斯卡比特不仅实施了波尔多的新闻教育计划，还为《世界报》撰写了30年的头版评论，出版了50多部专著。
在前苏联，曾有人就改进新闻教育提出：应以严格的、具有法律根据的组织形式，使新闻单位和大学新闻院系成为有机的整体，以协调各新闻团体和以开展新闻学术研究为主体的新闻工作者组织在安排教学单位与编辑部之间建立密切接触中起到特殊的作用有巨大的可能性。由于国家的解体，当年这一呼声很高的提议未能付诸实施。笔者认为，当年这一提议如能实施，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也可能不致落到今天这样焦头烂额的地步。
本文援引以上各国多年来在新闻教育、新闻研究和新闻实践方面的一体化迹象与趋势为例，并非认定我国的新闻教育一定要模仿别国的经验，因为各国的情况很不相同。但是国外同行的经验显然可以作为我们根据本国实际加强新闻教育同实践和理论的联系、探索三者实现一体化道路的参考。
一体化的新闻教育机制的构想我国现阶段的新闻传播改革已经部分地显示出新闻教育、研究与实践一体化结构的端倪。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创建首都新闻学会，带动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新闻学会和各类新闻研究机构。随后，各级新闻学会开始组织各种形式的新闻学术活动，开展新闻奖评选活动，出版新闻会会刊，研讨新闻作品等等，大大加强了理论界同新闻界的联系。到目前为止，新闻传媒的权威学术组织和常设机构已有全国新闻学会、中国记协（中国新协）及其下属组织，新闻奖评选活动也已正式纳入记协议程，得到新闻界的响应与支持。与此同时，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规律，近年来在我国新闻教育界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成立，90年代中期教育部又成立新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几乎每年都召开有关会议，交流、探讨新闻教学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些迹象显示了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有可能走向“大同”。即在结构机制上有可能融为一体。因此，在数年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再次提出关于建立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结构机制的构想。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可以作为推行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的理论依据。但同时它还要依赖于一定数量、一定时空的实践活动。因为它不仅是作为单个的理论形态存在，
而且是作为范围广泛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作为判定这一理论真实性的依据，新闻教育的社会效应与新闻研究的理论成果必然会通过相对应的新闻实践得到体现，并且反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可以组成具有特定功能和行为的有机整体，即系统。所谓新闻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一体化，实质上就是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新闻教育、新闻传播和新闻研究领域内的各有关要素组成具有实施、服务和指导社会调控功能及行为为主的多功能、多行为的有机整体，一个作用于社会又独立于社会的完整的系统。它不仅是自然实物、场的系统（各种传播媒介的制作、传输、发送、接收和贮存等），还是思维理论系统（各种信息的采集、编制、加工、检索、反馈与信息制作、传播者的培养、更新等），更主要的是一个由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组成的社会系统（人与宣传媒介、信息载体……的关系、编辑与记者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新闻理论工作者与新闻实际工作者的关系、编辑记者与受众的关系等）。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大新闻系统，即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的一体化系统。
医学教育与研究、实践一体化、一条龙的结构模式可以作为新闻教育、研究与实践一体化的外参照系。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内的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新闻学则是社会科学领域内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各部门在增进人类健康、延续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下各司其职，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里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一个具有健全、完善人类自身功能与行为的独立的系统。医学教育作为该系统的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它的所有教学、研究活动，几乎都与医学实践、医学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培养的人才可以直接成为医学实践队伍的生力军。
将医学教育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外参照系，不是将新闻教育视为一般的职业教育，简单地等同于新闻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而是从结构机制层面提出问题，使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同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一体化一样，在社会系统结构上得到保障，通过制度和组织规范得以实行，并且逐步地从行业内的认同扩展为社会的共识。
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属于社会大新闻系统的三个子系统，由具有组织、协调和学术权威机制的各级记者协会和新闻学会统一规划、协调、管理。该系统以同级最具人才、传播技术与经济实力的新闻传媒为依托，涵盖同级新闻教育、研究与传媒机构并行使上述规划、协调、管理权力。鉴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各级党政宣传部门在其中应该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期刊《新闻大学》大体上就是依据研究、实践与教育“三结合”的模式在运作。与复旦大学合办新闻期刊的《解放日报》原总编辑、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秦绍德认为：“新闻传媒和新闻教育单位合办学术刊物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希望能够促进学术研究实际。”
作为大新闻系统的子系统，新闻实践、教育与研究三者的作用与关系如下：
新闻实践子系统。它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是大新闻系统的基础与主体，由主流新闻媒体构成。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传播与反馈信息实行社会发展与社会调控；同时负有为新闻教育与研究部门提供实习基地、培养与使用新闻人才、运用新闻理论指导实践且验证理论等多重任务。
新闻教育子系统。它是大新闻系统的中介部门。由大学新闻院系和新闻单位培训机构双轨构成。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新闻传媒和研究单位培养人才，提高在职新闻人员的业务和理论水平；同时分担新闻研究任务。
新闻研究子系统。它同样从属于党和政府的新闻决策部门，是大新闻系统的研究与咨询机构，由社会科学部门的新闻研究所、大学新闻院系，还有各新闻媒体的研究所（室）以及各级新闻学会构成。它的主要功能是，研究新闻传播理论，把握新闻舆论方向，指导新闻传播教学，以及为新闻传媒提供理论指导、价值评价与信息咨询。
“一体化”结构机制科学地展示了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新闻研究三者的关系：新闻实践是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的基础；新闻教育服务于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新闻研究为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提供理论指导。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缺一不可，通过“一体化”格局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渠道畅通、责任明确的有机整体，从而使理论与教学更好地联系实际，指导实际，服务实际；实际工作更自觉地接受理论和规律的指导，从根本上克服随意性。
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的大新闻系统虽然涉及面广、结构庞大，子系统内各要素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只要我们掌握了子系统横向联系的脉络，在此基础上探寻各子系统及其要素的纵向联系，从理论上建构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的空间格局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是如前所述，考虑到社会的承受体制方面的原因，目前实现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的条件尚未成熟。为此，我们需要做如下准备：
思想准备——面对现代科学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各种信息流以每年递增40％的高速度推动社会前进的现实，面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传播与接收媒介信息的质量水准迅速提高的契机，从思想上认识新闻传媒与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结为一体，各司其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树立由无序到有序，由分散到统一，逐步建构“一体化”大新闻格局的观念，协同一致地完成本世纪新的传播使命。
理论准备——新闻教育、新闻实践一体化趋势促成了系统理论新闻学的诞生。目前国内与此相关的学科专著有：江柳的《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王益民的《系统理论新闻学》、刘建民的《宏观新闻学》、吴高福的《新闻学基本原理》和黄旦的《新闻传播学》以及最近几年一些著名学者陆续推出的系统传播学、新闻学专著与译丛等。系统理论新闻学的诞生与完善将大大加快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的进程。
组织准备——现有记协和新闻学会可成为沟通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的桥梁，并逐步扩大职能范围，按照大新闻系统的格局，规划、协调与发展新闻教育、新闻研究和新闻传播事业。在具体运作上则可以视不同情况多渠道进行。如前所述，《解放日报》是将与复旦大学合办《新闻大学》作为新闻传媒联系新闻教育界和新闻理论界的“手段和桥梁”，“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推进新闻学研究”，以“指导实际新闻工作，……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
以此为途径之一推进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是可能的。
技术准备——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呈几何级数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必将成为融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为一体的多功能大新闻传播网络的平台，充分自由地展示出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的互动关系，使新闻院系师生、新闻理论工作者和媒介从业人员借助平台有序互动，获得包括多媒体远程教学在内的一切服务，从而在技术上为建立新闻教育、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一体化创造条件。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