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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跨国信息传播领域，我们大体经历了从“对外宣传”到“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传播导向和传播模式，这些不同的导向和模式背后，又隐含着不一样的受众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以“对外宣传”为主打，这是由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所决定的。20世纪中期，随着“二战”的结束，冷战随即拉开战幕。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领域里的严重对峙，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纷争不断，加上当时国内生产力落后，各项建设刚刚起步，在强敌环伺、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隐含着内外两分下防守进攻性思维的“对外宣传”，几乎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立足世界的必然选择。
“对外宣传”是一种以我为主、我传你收的“宣传导向型”模式，带有较强的说教和灌输气息。这一模式背后的受众，被认为与早期传播学“魔弹论”中孤立无助的“靶子”和“病人”，可谓异曲同工，被人强力注射和灌入各种思想和观念，却毫无抵抗能力。在西方，“魔弹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就没有了市场，对于“宣传”，受众更是戒惧重重。在英语世界，“宣传”所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由于富含将观念和思想灌输给他人等负面意味，不符合西方受众的心理和主流价值观而受到人们的排拒，这一模式下的传播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宣传”这一类意识可能非中国所独有，只是我们表达得比较直白、浅显而已。但是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坦率，在现实世界信息流通市场上，却无形中挤压了自己的传播空间，降低了吸引和影响受众的可能性，甚至常常授人以口实，让人将“宣传”一词的使用与否，上升为民主与专制的价值之争，进而占据传播道德的制高点。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在世界范围内，通过传播促进交流，争取共识而不是对抗，逐渐成为主流。在我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国家的振兴，另一方面也打开了国人的心胸和视野，带给人们更多的自信。在公开场合，我们开始使用在国外通行的“传播”一词取代“宣传”，这意味着我们正努力与世界主流传播规则接轨，意味着我们不再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强力推介或灌输给受众，而是以平和、平等的心态去吸引受众，分享信息。“传播”语境中的受众，与“宣传”主导下的受众也殊为不同，他们不再是完全被动无助的受体，而是具有一定主动性和选择能力的主体，传播效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供需协调与互动。
今天，“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是我们常用的两个词汇，两者基本通用，也时常被人混用，但是严格说来，两者的差别仍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是传播，“对外”与“国际”的不同，表明传播主体对自身定位和对“传—受”关系的把握也不尽相同。某种意义上，对外传播“以我为主”的意味更浓，将作为传播者的我们与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有意识地进行了内外两分，隐含着某种距离意识。相对来说，国际传播偏重融入，强调内在而非外在于世界体系，以国际社会一分子的目光看待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传播规范、价值取向和受众观念等方面，就是更多地遵循一种“受众导向型”或者说“需求导向型”模式，而非纯粹传者本位的“功能导向型”模式。
放眼世界，无论是在实践领域还是在学科意义上，“国际传播”都是一个通行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这一概念的使用被认为更富于意味。“国际传播”所传达出的某种开放、融入和接轨气息，与中国近些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正如学者邓正来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历史上虽然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一直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而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
。
今天新媒体时代，在跨界功能强大的网络传播中，有形的物理疆域早已被无形的数字流所冲破，绝对的内外之分几乎遁形。通过同一网络平台所进行的传播，除去语言和文化的屏障后，要区分国内和国外受众，意义已经不大。这或许是时下“国际传播”概念更具活力的另一原因。
在我国国际传播领域，有一项原则叫“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所谓“中国立场”，是指以符合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而“国际表达”，则指面对国际受众，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应用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去传播信息。国际传播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需要研究国际受众的特点，适应他们的需求、兴趣、理解能力和接受水平，去吸引和影响国际受众，当然不是迎合他们。这不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从“传者中心”向“受众取向”转变的观念问题。
由数字新技术所支撑的全球信息传播，正推动世界朝着彼此交融和相互渗透的方向不断发展，也提示着我们要应时而动，顺势而行，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取向和受众观念。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有人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传播时代，也有人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公共外交时代。其实，不管是全球传播还是公共外交，也不论对外传播或国际传播，使用什么概念并非最重要的，日常实践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沿用“对外宣传”一词的情况。不过，用词有惯性，思维不能有惯性。在现实层面，我们需要清晰地把握国际传播的新动向和新特征，及时更新观念，自觉跟进乃至引领时代前进的步伐。
有学者在梳理了20世纪中国外交演变的基本线索后，提出了“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的观点。在与外交密切联系的国际传播领域，这一观点同样成立。只有更新观念，改变自己，才能影响世界；要想有力地影响世界，需要更好地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了，影响的不只是世界，还包括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