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道：“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复兴吗？”

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曾经有人问曾西：‘您和子路相比，哪个更有才能？’曾西不安他说：‘子路可是我父亲所敬畏的人啊，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相比，哪个更有才能呢？’曾西马上变得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拿管仲来和我相比呢？管仲得到国君的信任是那样的专一，行使国家政权是那样长久，而功绩却是那样微小，你怎么能拿他来和我相比呢？’”孟子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比的人，你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名扬诸侯。难道管仲、晏子还不值得相比吗？”

孟子说：“以齐国的实力称王天下，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您这样一说，弟子我就更加困惑了。以周文王那样的仁德，活了将近一百岁才死，还没能统一天下。直到周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然后才统一天下。现在您说用王道统一天下易如反掌，那么，连周文王都不值得学习了吗？”

孟子说：“我们怎么可以比得上周文王呢？由商汤到武丁，贤明的君主有六七个，天下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久了就难以变动。武丁使诸侯来朝，一统天下，就像把它放在自己的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纣王离武丁并不久远，武丁的勋臣世家、良好习俗、传统风尚、慈善政治都还有遗存，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一批贤臣共同辅佐，所以能统治很久以后才失去政权。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属于纣王统治，在那种情况下，文王还能凭借方圆百里的地方创立伟业，因此是多么的不容易啊。齐人有谚语说：‘虽然有智慧，不如趁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农时。’现在的时势就很利于用王道统一天下：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没有哪一国的国土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现在的齐国却超过了；鸡鸣狗叫的声音处处都听得见，一直到四方边境，这说明齐国人口众多。国土不需要新开辟，老百姓不需要新团聚，如果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何况，统一天下的贤君没有出现，从来没有隔过这么久的；老百姓受暴政的压榨，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的。饥饿的人不择食物，口渴的人不择饮料。孔子说：‘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施行仁政，老百姓的高兴，就像被吊着的人得到解救一样。所以，付出古人一半的努力，就可以成就古人双倍的功绩。只有这个时候才做得到吧。”

公孙丑问：“先生您要是担任齐国的卿相大官，能够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使称王称霸都不足为奇，如果这样，您会动心吗？”

孟子说：“不，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若是这样，先生比孟贲要强多了。”

孟子说：“这不难，告子做到不动心比我还要早。”

公孙丑问：“做到不动心有什么决窍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破而不屈服，看见可怕的不逃避，即使有一根毫毛被别人伤害，也觉得犹如在广庭大众下遭到鞭打一样。他不受制于贫贱的人，也不受制于大国的君主；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如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他不畏惧诸侯，受到辱骂必然要回击。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他说：‘在失败的情况下还要看到胜利，如果估量敌方的强弱而后前进，思虑胜败后才交锋，就是害怕敌方的三军。我怎么能因为必胜才战斗？我只要无所畏惧就行了。’孟施舍象曾子，北宫黝象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不知道谁更好些，然而孟施舍却能遵守约定。从前曾子告诉子襄说‘你崇尚勇敢吗？我曾经听孔子说过大勇，反躬自问而不退缩，虽然是平民，我也不恐惧；反躬自问而退缩，虽然有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的培养勇气，又不如曾子那样简约。”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说来听听吗？”

孟子说：“告子说：‘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是可以的；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不可以了。人的意志，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人的意气，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思想意志，才有意志感情。所以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意气用事。’”

公孙丑又问：“您既说：‘有了思想意志，才有意气感情’，又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意气用事’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譬如跌倒和奔跑的人，是体气在支配，然而反过来影响意志，使他心动。”

公孙丑又问：“请问先生擅长于什么呢？”

孟子说：“我能分析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很难说透，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与义和道相配合；没有它，就没有力量。它是正义在心中积累而产生的，并非偶然形成的。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就会泄气。所以我说，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如果有事情必然要发生，先不要去纠正，心里面不要忘记它，不要去助长它。千万不要象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快而把禾苗拔高，累了一天回家，告诉家里人说：‘今天我太担忧，所以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就是不锄草松土的懒汉；帮助禾苗快速成长的人，就是拔苗助长的人；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做知道语言的作用呢？”

孟子说：“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听了放荡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这是从心里产生，而危害到政务；如果萌发于政务，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

公孙丑又问：“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规律的变化。孔子则兼而有之，可他还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那末先生就是圣人了？”

孟子说：“唉呀，你这是什么话呢？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先生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那是我做不到的，我只是学而不厌烦，教育上不怠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上不厌烦，是智慧；教育上不怠倦，是爱民。既有爱又有智，先生就是圣人了。’那圣人，孔子都不敢自居，你的话说到哪儿去了？”

公孙丑又问：“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圣人的一部分，冉牛、闵子、颜渊则学得很具体，请问您属于哪一种？”

孟子说：“暂时不谈这些吧。”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这两个人如何？”

孟子说：“他们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人，不是他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的人民不使用，国家能治理他就上进，国家混乱他就退避，这就是伯夷。任何君主都侍奉，任何人民都使唤，国家能治理也上进，国家混乱亦上进，这就是伊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长久干就长久干，能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这就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有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样的人。”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吗？”

孟子说：“有。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统治之，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如果有一个行为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如果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的。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公孙丑又问：“请问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谋足以知道圣人，他们再卑劣也不至于阿谀奉承。宰我说：‘依我来观察孔夫子，其贤能超过尧、舜远多了。’子贡说：‘见其外表就知道其政务如何，听到其音乐就知道其君施政的规律，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中的君王，也没有一个人能违背孔夫子的观点。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样的人。’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有高下之分吗？麒麟比于走兽，凤凰比于飞鸟，泰山比于土堆，河海比于水塘，都是同类。圣人比于民众，也是同类。高出同类，超越群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负有盛名的了。’”

孟子说：“依靠武力假借仁义的能称霸天下，称霸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依靠道德施行仁政的能天下称王，称王不需要国家的强大，商汤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地方，文王凭借百里国土，成就大业。依靠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是从心里服从他，而是实力不足。依靠道德使人服从的，是发自内心的服从，就像七十子服从孔子那样。《诗》说：‘从西面到东面，从南面到北面，没有司法人民就不归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说：“爱民则荣耀，不爱民则会被埋没；如今憎恶埋没而又不爱民，就好象是憎恶潮湿又居住在地势低下的地方一样。如果憎恶埋没，不如尊重客观规律而且尊敬读书人，使贤能者在位，能干的人在职。在国家局势稳定时，趁此时机，修明政教法典。虽然邻有大国，也必然会畏惧。《诗》上说：‘乘着天还没有阴雨，按田税制度定出各家的田土，做好准备引导农户。有了这样的民众，谁敢来欺侮呢？’现今国家局势稳定，趁此时机，颁布享乐，且又怠慢国政，倨傲处世，是自找灾祸。无论是福是祸，无不是自己找来的。《诗》上说：‘长久地配合天命，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幸福。’《尚书·太甲》上说：‘天降灾祸，还可以躲避；自己做坏事，就逃脱不了灭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说：“尊重贤才使用能干的人，英俊豪杰在位，那么天下的士子们都会喜悦，就会愿意在这样的朝廷里供职；在市场上，出租房屋而不征税，有法而不针对房屋，那么天下的商人们都会喜悦，从而愿意将货物屯藏在这样的市场；在关卡上，仅是查问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们都会喜悦，从而愿意出入于这样的道路；从事农业的人，只须助耕井田制中的公田而不课以租税，那么天下的农民们都会喜悦，从而愿意耕种这样的土地；房屋，没有划成区域后再分散，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喜悦，从而愿意成为这里的居民。如果能做到这五点，那么邻国的人民，就会象对父母一样敬仰。而率领儿女们，攻打父母亲，自有人类以来，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就这样，就会无敌于天下。天下无敌的人，是代表上天管理人民的官员，若是还不能称王行王道，那是没有的事。”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棋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问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不如造销甲的人仁慈吗？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的箭不能够伤害人，造销甲的人却唯恐箭伤害了人。医生和棺材匠之间也是这样。所以，一个人选择谋生职业不可以不谨慎。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而不迷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怎么能说是明智呢？’仁，是上天尊贵的爵位，人间最安逸的住宅。没有人阻挡却不选择仁，是不明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配被别人驱使。被别人驱使而引以为耻，就像做了造弓的人却又以造弓为耻，做了造箭的人却又以造箭为耻一样。如果真正引以为耻，那就不如好好行仁。有仁德的人就像射手：射手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怪比自己射得好的人，而是反过来找自己的原因。”

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教益的活，就给人家敬礼。伟大的舜帝又更为了不得：总是与别人共同做善事。舍弃自己的缺点，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从他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帝王，没有哪个时候他不向别人学习。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不是他所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够格的朋友不交往，不在凶恶的人的朝廷里做官，不与凶恶的人谈话；如果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和恶人交谈，就好象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污泥和炭灰等污浊的地方上一样。推想他厌恶恶人的心理，想象他与乡下人站在一起，那人衣冠不整，他就会愤愤然离开，好象他将会被沾染上一样。因此，诸侯中虽然有人用动听的言辞来聘请他，他却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人。柳下惠并不觉得侍奉贪官污吏是耻辱，不会因官职小而觉得卑贱；他进职不隐藏自己的才干，必定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被冷落遗忘而隐逸也不怨恨，处于困窘之境也不发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有美女一丝不挂赤裸裸站在我身边，又怎么能迷惑沾染我呢？’所以他很随便的遵从与她站在一起而不会失去理智，即使拉着他让他留下他也留下。拉着他让他留下他也留下的原因，是因为他瞧不起那些人。”孟子说：“伯夷这个人狭隘，柳下惠有失庄严。狭隘和有失庄严，都是君子不该遵从和仿效的。” g0h8xpDtURu41g3g8uzFLqG7lLD1KT5HYbJvjPuysFMIHEbA8ZR2qIu3wHtlti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