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臣论

《争臣论》，又名《诤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言不讳地发表了批评，对于“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风不振、朝政不清、税收下降、官员腐败等政治现状也进行了政治建议。而且后来的评论家都认为，本文所批评的谏议大夫阳城在此后三年，改变作风，伏阙上书，挟击奸臣，多少得力于韩愈这一击之功。可见本文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的。

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

或问谏议大夫 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 。晋之鄙人，熏 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 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 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 。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 ”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 ，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 ，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 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 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 。”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 ，若抱关 击柝 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 矣，尝为乘田 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 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 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 讪 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曰 ：“尔有嘉谟嘉猷 ，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 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 隐于蓬蒿之下 ，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 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 ，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 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 于无穷也。若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 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 。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 。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 。彼二圣一贤者 ，岂不知自安佚 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 ，而恶讦以为直者 。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 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 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有人问我：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他学识渊博，广见多闻，不追求在众人之中的名声。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住在晋地的边境。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良好品行的有几千人之众。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若狂的表情。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他难道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

我回答说：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长期保持着一种行为准则，这对士大夫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士人呢？《易经·蛊卦》的“上九”中说：“不愿为王侯做事，只求自己的行为高尚。”《易经·蹇卦》的“六二”爻辞中又这么说：“做臣子的不避艰难，辅助国君，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所履行的道德规范也不同吗？就像《蛊卦》的“上九”爻说的那样，处于不相干的位置，去表现不需要亲自履行的节操；再如《蹇卦》的“六二”爻说的，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却把不侍奉王侯的想法当作高尚的节操，那么贪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此种志向不应该效法，而且最后也不会没有罪过。现在阳先生任职的时间，不能算是不长久了；了解国家为政的正确与错误，不能算是不熟悉了；皇帝对待他，不能说不重视。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轻忽到在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问他担任什么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俸禄有多少，就说是下大夫的俸禄；问他朝政情况，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有道德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说：有官位职守的人，不称职就该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需要他）提出批评而不提，和不提出建议批评也不离去，（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可取的啊。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古人说过：“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也是允许的。”那些所谓的为俸禄而做官的人。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微的职务，放弃厚禄而安于贫穷，当个守关门、打更之类的小吏就可以了。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也不敢荒废他的职守，总是说“财务出纳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总是说“牛羊顺利成长才行”。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不算低下和微薄，那是非常鲜明的了，可是他却是像这样行事的，难道可以吗？

有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厌恶那些身为臣下却通过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来出名的人。所以，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却不让别人知道罢了。《尚书》中说：“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就去告诉你的君主，再到外面就和大家说：这个计策智谋，只能是我们君主的明德啊。”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

韩愈回答说：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这真可谓更糊涂了。进去为君主献策，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那阳先生，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荒野之中，皇上赏识他的人品和道德，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官名叫为谏议大夫，他就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才算履行自己的职守，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刚直不阿的臣子，君主有过分赏赐和从谏如流的美名。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束好腰带，挽起发髻，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像尧舜那样，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像《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况且阳先生的想法，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

有人说：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为什么您对他的责备如此苛刻呢？

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因为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太平，人性丧失了道义和仁义，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不敢只顾着自己安好，一定要普济天下。勤恳努力，终身不懈，到死才罢休。所以大禹三过家门不入，孔子和墨子周游列国时，从不安居一地。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实在是敬畏天命而怜悯人民的穷困啊。上天把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的人生有余地就可以了，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偿别人的不足。耳目对人来说，耳管听，眼管看，听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后身体才能安全。圣人贤人，是世人的耳目；世人，是圣贤的身体。况且阳先生要不是贤人，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驱役来侍奉他的君主；如果确实是贤人，那当然应该畏惧天命而怜悯百姓的穷困。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做正直的人。像您的议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了，未免有些伤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喜欢直言不讳来揭发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您也听说过的吧？

韩愈说：君子身居官职，就应想到（可能会）以身殉职的。没有得到官职，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并不是自以为正直就强迫别人接受的。况且国武子未遇到善良的人，又喜欢在混乱的国家直言不讳，所以才被杀。《国语》上说：“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别人的直言不讳。”这就是所谓的听到别人劝解就能改正自己的人。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阳先生虽然现在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RRmdbbnWVlEHiRoPi+fevioHhQbrua1jpAWkEsRwbcByui13dXnsSCOegeZB20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