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792年8月4日，英格兰苏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沃纳姆的菲尔德庄园，提摩赛·雪莱家初次添丁，添了一个面貌娟秀、长着一对深蓝色眼珠的小男孩。尽管提摩赛是个平庸的辉格党议员，据国会记录记载，终其一生全部任期只作过一次无关痛痒的发言，但是小男孩的祖父——出生在北美殖民地新泽西纽沃克的毕希·雪莱，在积累财富和攀附权势的人生道路上，却表现得才智过人。他回到英格兰继承遗产所得有限，但是，通过两度均以私奔为其序曲的婚姻，倒聚敛了一笔可观的家财，成了苏塞克斯最富有的乡绅，而由于当朝权贵诺福克公爵的提携，1806年被册封为从男爵。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就是珀西·毕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为：“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剧作家和改革家。”然而，如果他不是诗人，作为写过他那样几部小说的作者，一定早已被人们忘记，而称他为哲学家也言过，因为他从不曾形成一套严谨的哲学体系。但是，他可以称为思想家，对社会进步作出了推动性贡献的思想家。然而，如果不是诗人，他也不会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想家。他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诗论；最成功的剧作，是诗剧；最持久而有效的改革，也是一个诗人的改革。

对于诗人雪莱，《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评价的：“在一个伟大的诗的时代，写出了最伟大的抒情诗剧、最伟大的悲剧、最伟大的爱情诗、最伟大的牧歌式挽诗，以及一整批许多人认为就其形式、风格、意象和象征性而论，都是无与伦比的长诗和短诗。”

雪莱自幼聪慧好学，敏而多思，从不盲从。1798年，由爱德华兹牧师授业开蒙；1802年，入锡安学校；1804年至1810年，就读于伊顿公学。在伊顿时期，“对他所爱的人们忠诚真挚，反抗压迫而不屈不挠”。“由于拒不接受高年级学生有权支配和役使低年级同学的学仆制，受到了教师和同学残酷的虐待”，而被视为异类、怪物，并且获得了几乎是追随他一生的骂名：“疯子雪莱”、“不信神的雪莱”。

从1810年春到1811年春，他便出版了两篇模仿哥特式小说的怪异故事——《扎斯特洛齐》和《术士圣欧文》——和两部诗集：一部是和妹妹伊丽莎白联名合作的《维克多与凯齐尔原创诗钞》，另一部是假托刺杀英王未遂而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的那位洗衣妇之名的《玛格丽特·尼科尔森遗稿》。文字虽然稚嫩，却已透露出一个热血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1810年秋，雪莱前往牛津，入大学学院。但是，到了1811年3月，便被学校开除，因为他出版了篇幅只有七页的一本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并把它分发给了牛津和剑桥各院校的教授，当然都是英国国教教士的院校首长，以及英国圣公会各教区主教，以期他们便中“不吝赐教”；而在学校当局查问时，非但拒绝答问，甚至抗议追究。

1812年初，雪莱曾和他新婚不久的第一个妻子哈莉特·韦斯特布洛克一同前往都柏林,在那里散发了雪莱所编写的小册子《告爱尔兰人民书》。扉页刊有这样的说明：“价格已尽可能定低，因为作者的意图是要唤醒爱尔兰的贫苦人民，使他们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有所认识，……并向他们提出改变这种处境的合理办法。本文论述了天主教徒的解放和取消英国与爱尔兰合并的问题……”他说，“我关心你们……为你们着想，并非因为你们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是由于你们是人，是受害者”。他主张“在符合英国宪法的限度内实现天主教徒的解放，恢复爱尔兰的自由和幸福……”

之后，雪莱又在德文郡的林茅斯散发了断言“政府无权，权在人民”的《权利宣言》。被他雇来散发文件的仆人因此而被捕，他自己也成了当局予以特殊关注的人物。

1812年10月4日，雪莱采取了一个对他整个一生影响重大的行动：他登门拜访了他心仪已久的哲学家兼小说作家、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先驱思想家、《政治的正义》一书的作者，威廉·葛德文。

1813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麦布女王》——“一首附有注释的哲理长诗”。他在这首长诗里旗帜鲜明地抨击了他心目中的各种社会邪恶和弊端：商业、战争、肉食、宗教、君主政体和婚姻制度，而以摆脱邪恶和灾难的未来光辉前景作为全诗结尾以鼓舞全人类。

雪莱一生体质羸弱，据后来那位夫人玛丽记述：“健康不佳使他相信他的人间道路很快就会走完，一年、两年，也许就是整个一生。他希望这一两年应该过得既有价值又有光彩。他认为，生命和时间允许他做的最高尚的工作，就是热诚地唤醒他的同类共同分享天地福祉、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写出了《麦布女王》。”这是他生前被盗印版次和册数最多的作品，后来在争取政治改革的宪章派斗士们中间，几乎成了人手一册的读物，从而被马克思称之为“宪章派的《圣经》”。

1813年6月，哈莉特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艾恩丝。但是一年后，雪莱和他精神导师威廉·葛德文的女儿玛丽·伍尔斯顿克拉夫特·葛德文一见钟情。雪莱曾由于解不开感情上的两难矛盾而吞服过鸦片酊，但是获救后便作出了抉择。1814年7月27日，不顾葛德文的反对，雪莱和玛丽私奔法国。只有雪莱才想得出的是，行前他曾建议哈莉特一同出走：因为不能做夫妻还可以是兄妹。

游历过法国、瑞士、德国，再回到伦敦时，葛德文夫妇和朋友中的多数都回避他。而他自己又因为要逃避债主而不得不东躲西藏，直到1814年（11月30日）他的儿子查尔斯出生和1815年（1月5日）老祖父去世，提摩赛爵士迫于老爵士毕希遗嘱的明确要求，代儿子还清了全部债务，并且按年提供1000英镑，其中200英镑划归哈莉特名下，后来又划出120英镑，专供养育哈莉特所生的一子一女。被后世称为《艾斯代尔笔记本》的那一雪莱早年诗稿誊录本，就是通过长大后嫁到艾斯代尔家去的那个女儿艾恩丝·雪莱一代代留传下来的。

但是，回家奔丧的雪莱竟受到父亲严峻的拒阻，只得坐在家门之外读他随身带来的书，却未能获准与家人团聚。父子就遗产继承所作的谈判，是通过律师进行的。

1815年，雪莱搬到温莎公园附近住了下来，同霍格和另一个朋友——后来也成了雪莱传记的作者之一的托马斯·洛夫·皮科克——一道研读古典文学著作。同时，他还写出了《阿拉斯特》（或《孤独的精灵》）。这是一首无韵素体长诗，和另外几首较短的诗结为一集，于1816年出版。通过这首长诗，他提醒那些像他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不要耽溺于某种虚幻美梦的徒劳追逐而放弃“甜美的人间情爱”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努力。

1816年5月中旬，雪莱、玛丽和她的异母姐姐克莱尔·克莱芒特匆匆赶赴日内瓦去和拜伦会合。导致克莱尔和拜伦生下了一个女儿的一段亲密关系就开始于此时此地。而在那个值得怀念的夏季过后，雪莱给我们留下了为他赢得最初好评的《赞智力美》和《勃朗峰》这样的佳作。玛丽则开始创作《弗兰肯斯坦》，其灵感源起于一场恶梦的这部科幻小说，却为她奠定了不朽名声。

雪莱一行9月返回英格兰，居住在巴斯。同年末，已经分居独处的妻子哈莉特由于发现怀孕而陷入了难堪的窘境，在伦敦海德公司投湖自杀。12月30日，在葛德文夫妇的祝福下，雪莱和他认为是最理想的伴侣、“既能领会诗又懂得哲学”的玛丽正式结婚。但是，一纸大法官的判决，剥夺了他对哈莉特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理由是他“不宜为父”。证明此人思想“邪恶”的证据，就是他18岁写成、1813年自费出版、不久便遭到查禁的《麦布女王》。

1817年3月，雪莱夫妇迁居马洛。雪莱写出了他的传奇史诗《莱昂和西丝娜》（或《黄金城的革命：预见于十九世纪的一场幻景》）。玛丽则完成了她那部至今还在不断再版、书名也作为一般通用词语而被收入了英语辞典的科幻小说。他们还根据旅行瑞士期间的书信和日记编成了一本《六周旅游扎记》。11月，《莱昂和西丝娜》的书稿被印刷商和出版商退回，因为这首长诗所叙述的是一场和平革命遭到国王和教士血腥镇压的故事。他们担心这样的故事有可能被认为违反了《反诽谤法》。经过修改，连诗题都从“革命”改成了“反叛”。1818年，他这首叙事长诗终于以《伊斯兰的反叛：一首十二章的长诗》为题出版问世，这是雪莱一生写得最长的一首长诗，将近五千行。

雪莱还以“马洛居士”署名，发表过两本政论性小册子。一本是《关于在全王国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一本是《为夏洛特公主去世告人民书》。《建议》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行准备充分的普遍选举制；《告人民书》则提醒公众：“我们怜惜羽毛，却忘记了正在死去的鸟。”他责备英格兰人民为摄政王的独生女之死而举国哀悼，却对约克郡三个工人只因在政府密探挑唆下进行过某种革命活动，而被关押在可怕的牢狱里折磨了几个月之后又被送上绞刑架一事不闻不问。

由于罹患肺病，受不了英格兰的阴冷和潮湿，再加上在经济上入不敷出，也由于不见容于恶劣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雪莱不得不于1818年3月离开英国，暂时移居气候温和且多阳光的意大利。据雪莱夫人回忆：“英格兰成了雪莱的痛苦居留场所，既是由于所有思想开明人士都会遇到的那样一种迫害和不久前收到了大法官法庭的迫害性判决，也是由于疾病的症候使他确信迁居意大利已是他延长生命的必要行动”， 而且也是“一种流亡，一种由于感觉到多数同胞都对他怀有他自己不能用来对待别人的那种厌恶和憎恨而印象强烈的流亡”。

1818年3月12日，雪莱夫妇和克莱尔·克莱芒特离开英国，但是他并不曾料到，这次远行竟成了和他由衷热爱的那一片祖国故土的永别。

1818年4月，雪莱一行抵达米兰，不久又继续前行，经过比萨，来到莱航（里窝那）。那年夏季，雪莱在卢卡浴场翻译了柏拉图的《会饮篇》，写出了他自己的散文随笔《论爱》。他还完成了题为《罗萨林与海伦》的一首叙事诗，通过诗中人物利昂内尔的坎坷经历，写出了想象中他自己的命运。利昂内尔是一名诗人兼改革家，由于从事激进的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获释后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世。

直到此时，雪莱的文学活动始终是以他的政治追求为方向的。但是，来到意大利后，远离英国政界日复一日的寻衅和滋扰，雪莱对艺术和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在意识到单枪匹马按照自己设想的蓝图改造世界之无能为力以后，便把他的理想和精力全都集中到了诗歌的创作之中。他的目标已经变成了就像他在《西风颂》中所写的那样，“就像从未灭的余烬出炉灰和火星”，把他的“话语传遍天地间万户千家”，从而影响后来的一代代新人，再由他们去改造这个世界。

1818年8月，雪莱和拜伦在威尼斯再次相会。雪莱一家在威尼斯和艾斯特一直居住到度过随后的10月。停留期间，1817年出生的小克拉拉·雪莱病死（9月24日）。而《尤根尼亚山中抒情》（10月）一诗，雪莱所描写的，却是在艾斯特附近一座山头所见美丽景色引发的心头景象，使他从绝望中复苏，看到了意大利政治新生的希望。在这首诗里我们会发现在雪莱诗歌中难得一遇的轻快与爽朗，显然，是和人类进步前景相关的宏大乐观气氛荡涤尽了由于小女儿夭亡不久而郁积心头的个人悲戚和哀愁。

他还开始了《朱利安与马达罗》的写作，这首诗描写了雪莱自己（朱利安）和拜伦（马达罗）就人的本性和命运展开的一场争论。《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第一幕初稿也在这时完成。1818年11月，雪莱夫妇游历了罗马和那不勒斯，而在那不勒斯一直逗留到了第二年2月的月末。

在罗马附近住下后，雪莱继续写他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并且拟定了《倩契》的大纲。《倩契》是根据16世纪罗马一起乱伦强奸与复仇弑父案写成的一部悲剧。1819年6月，雪莱夫妇在1816年出生的另一个孩子威廉·雪莱病死于疟疾后便迁居到了莱航附近，雪莱就在那里完成了《倩契》的创作。这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以高超的现实主义方法写成的戏剧杰作。和先前那些“美丽而恰当的……幻象”相比，雪莱称《倩契》为“悲惨的现实”。性格鲜明的人物，严谨的五幕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含蓄繁复的伦理内涵，都保证了《倩契》成功的戏剧效果。据雪莱夫人回忆：“普遍的赞扬很快就使《倩契》获得了现代最优秀悲剧的声誉。在提到这部悲剧时，雪莱写道：我曾小心地避免年轻人写作时容易犯的毛病：散漫、不着边际的比喻、含糊不清和缺乏个性，以及哈姆莱特所称的‘废话，废话’。”

雪莱夫人认为：“整部剧本没有一处不是纯戏剧性的；贝特丽采的性格，从奋力抗争发展到心怀恐惧，再到痛下决心、不计后果，然后又上升到安详承受苦难的尊严，结合着动情的温柔和感人的凄恻，文笔也生动而优美，似乎诗人已从这不幸姑娘（画像上）可爱的面容解读出她高贵心灵深处的隐秘。第五幕是个大手笔的杰作。这是他所写过的最出色的东西，不仅有资格和任何一位当代诗人相比，而且即使和前辈诗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贝特丽采感情的变化起伏，是通过充满感情、动人心弦而又富于说服力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反映各自内心真实的声音。”

更值得称道的是《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杰出的成就。那是1819年秋，雪莱和玛丽另一个长大成人继承了从男爵爵位的儿子珀西·弗罗伦斯·雪莱诞生之前不久，在佛罗伦萨完成的一部抒情四幕诗剧。《倩契》和《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全都出版于1820年。

在雪莱的这部杰作中，既有自然流畅的素体陈述，也有复杂多样、音韵优美的抒情。他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改变了埃斯库罗斯那个已失传同名剧本的情节。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由于屈服和妥协才被松绑，因而是个悲剧；雪莱的普罗米修斯以反抗争取解放，只不过不是以暴力，而是以坚韧和宽恕战胜了暴虐而残酷的暴君，因而是个喜剧。

雪莱的普罗米修斯，可以说，在道德和艺术两方面，既超越了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也超越了弥尔顿的撒旦。雪莱的普罗米修斯还为挣扎在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制度之下的人类预言了一个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光辉未来，从而，使他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

《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提到的那个“游荡在欧洲的幽灵”形象，我确信，就源出于雪莱笔下。是雪莱断言，维护人对人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政治、法律、军队、宗教……

“这一切全都是坟墓，从中会有幽灵奋飞，

焕发灿烂荣光，照亮这风狂雨暴的年月。”

《普罗米修斯的解放》被历来的西方评论家们断定为雪莱诗歌全部成就的“拱顶石”。和这个剧本结为一集出书的还有他写得最美也最富于感染力和启示性的较短诗篇，包括《自由颂》、《西风颂》、《云》和《致云雀》。

在此期间，雪莱由于得知英格兰发生了彼得卢大屠杀（1819年8月）的消息，有感而写出了《暴政的假面游行》和好几首充满战斗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歌，以期唤醒英国民众，掀起反抗浪潮。他一再借大地母亲之口以鲜血凝成的语言号召人民：“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1819年将尽时，他把《彼得·贝尔第三》寄往英国。在讽刺威廉·华兹华斯的同时猛烈抨击英国社会的腐败。他还着手撰写《一种改革的哲学观》——虽然未能写完，却已是他最长的一篇散文论著。他敦促进行适当而必要的改革，以避免一场很可能会以新暴政取代旧暴政的流血革命。但是这样几件作品在雪莱生前都被认为过激而难以发表。《暴政的假面游行》出版在1932年选举改革以后，《彼得·贝尔第三》和那些政治歌谣问世于1839—1840年间，而《一种改革的哲学观》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920年才得以发表。

《彼得·贝尔第三》是雪莱写得最成功的一首诙谐诗，1819年10月写成后便寄给了亨特，让他以化名的方式发表。这首诗是题献给托马斯·布朗的，布朗则是爱尔兰抒情诗人托马斯·穆尔的化名，穆尔也是拜伦的朋友。这样的题献也就为全诗“定下了调子”。雪莱也很喜欢穆尔，但是认为他那些广受书市欢迎的轻松篇什难以和同时代的严肃作品相比。献词中有这样一段：“亲爱的汤姆，你的作品销售状况果然很好，但是我的更优秀。当前的公众不是法官，后世会作出公正裁判。”

1820年迁居比萨以后，雪莱深为恶意评论所苦，表达心愿和希望时采取了谨慎得多的方式。他的《致玛丽亚·吉斯伯恩》和《阿特拉斯的女巫》，把《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中所用的神话创作法和已在《彼得·贝尔第三》中出现过的那种温文尔雅的自嘲结合到了一起，似乎已经意识到，他的理想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天真而且幼稚的。

那一年秋天，雪莱根据英王乔治四世之妻卡罗琳王后涉嫌通奸受审而成了托利和辉格两党政争口实一事所写的讽刺剧《暴虐的俄狄浦斯》（或《暴君斯威尔夫特》），匿名问世不久便遭取缔。

然而到了1821年，雪莱又表现出了他那拒不妥协的理想主义。《心之灵》用编写神话的手法把他对苔列莎（艾米莉雅）·维维雅尼（一个被变相囚禁在修道院里的富家少女）的迷恋之情，写成了一则表明人的欲望是可以通过艺术得到满足的但丁式寓言。未完成的论文《为诗辩护》（1840年发表）雄辩地声称，是诗人创造了人类的价值观，想象出了认识的形象，“诗人是未经正式承认的世界立法者”。

和在诗歌艺术上是个古典主义者的拜伦不同，他自有一套系统的、深受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影响而自有其独到见解的诗歌美学观点。他的诗论和他“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一致。雪莱十分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根据正义和美的原则来促进生活的改造。诗人渲染高尚的情操，是为了引起读者普遍的激动，抒写对于美德的渴望，是为了唤醒人们对卑劣欲念不能相容的强烈感情。他认为诗的社会作用，是维护人类权利、理想和惩治罪恶的“一柄闪着电光的剑”。

他认为诗人是“真和美的导师”，“诗是最快乐最善良的心灵中最快乐最善良的瞬间的记录”，“一首伟大的诗，是一个源泉，永远泛溢着智慧和快感的流水……”

但是他承认“诗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诗的重要任务还在于帮助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事件的实质，揭示生活中“潜在的美”、“内在的真理”，所以，尽管雪莱反对说教，但是为了实现他面对人类命运自任的使命，他又不回避降低艺术调门，用普通工农群众使用或听得懂的语言评说是非、指点风云，因而就有了1819年《暴政的假面游行》等那一系列政治抒情诗和后来的讽刺诗。在《给英格兰人的歌》这首诗里，他就以直白的话语、浅显的道理开导和鼓动“英格兰的人们”。

悼念济慈的牧歌式挽诗《阿多尼》宣告，是“我们在腐烂，/就像停尸房里的尸体”，而济慈有创造才能的精神已经“飞翔在我们黑夜的阴影外边”。正像他在这首诗里所说，他是在“假借悼念他人的不幸哭泣自己的命运”；他对于济慈之死的哀悼，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随时准备接受的死亡的自赞。

抒情诗剧《希腊》（1822年出版）也是雪莱1821年的作品。那一年初，欧洲南部处于一种政治大动荡的状态。西班牙的革命成了召唤意大利的信号，秘密结社纷纷成立。那不勒斯起而宣布立宪时，在从布林迪西直到阿尔卑斯山麓的广阔地区都引起了反响。为了粉碎这些试图争取自由的斗争，奥地利人向半岛源源不断派来了其势如潮的军队。雪莱夫人记得，“雪莱像热爱自由的所有人一样，也以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斗争，对于全世界的命运，很可能是对未来好几个世纪的世界命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事态进程的关注十分强烈。他日复一日仔细阅读奥地利军队的公报，急于搜寻他们战败的迹象。他听到热那亚起而反叛时，欣喜若狂。”

“正当侵犯那不勒斯的奥地利军队命运尚在悬而未定之际，另一场革命的消息又使他兴奋不已。”雪莱夫妇在比萨认识了几个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他们中间有一个就是承受《希腊》题献的那位先生。“他常向雪莱透露在希腊暴发一场起义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从不曾料到竟会近在眼前。1821年4月1日，他来看雪莱时，带来了他表兄伊普西兰蒂斯公爵的公告，并且闪耀着极度欢欣的目光宣称，希腊将从此自由。”《希腊》，对于奋起反抗土耳其奴役的民族革命斗争，是一曲颂歌；对于一切争取自由的斗士，则是鼓舞他们战斗到底的昂扬战歌。

虽然雪莱未能见到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他预言的胜利终于如他所坚信的那样实现了。但是他也重申了莱昂和西丝娜所发出的政治信息：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既不可能被完全击败，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因为理想总要大于它在人间的体现。

自从拜伦于1821年末来到比萨以后，雪莱的创作几乎是一事无成，只是在1822年初的几个月里完成了一系列大多是写给珍妮·威廉斯的抒情诗。他曾有意继续写完《查理一世》。查理一世，是苏格兰詹姆士六世之子，成为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之后，娶法国公主亨丽埃塔·玛丽亚为妻，由于婚约许诺她推行天主教旧教，而使得信奉新教的英国深陷动荡。查理登基四年，便解散议会三次，以后的11年，更是以法官和特权法院代替议会，并且多次对外作战，两度发动内战，终于以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人民公敌的罪名在白厅被斩首。这样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当然会成为吸引雪莱的题材。1818年年底，他便开始构思；1819年1月，动笔撰写；1822年1月，重新执笔；但是到1822年6月又一次放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把它写完了。

雪莱夫妇和珍妮与爱德华·威廉斯夫妇一同迁居勒瑞奇以后，雪莱开始写他终于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首长诗《生命的凯旋》。这是他探讨人的本性及其命运的一部重要作品。他想知道：“在那样一次长眠以前，/我的生活，曾是我想象中的天堂，/还是和我在其中醒来哭泣的人间/一样冷酷的地狱……”却全都没有答案。但是，不少评论家——包括对雪莱颇有挑剔的那位T. S. 艾略特——全都认为，这部未完成的作品，竟是雪莱诗作的峰巅。

1822年7月1日，雪莱在爱德华·威廉斯陪伴下，驾着他自己的游艇前往莱航，去迎接他从英国前来，和拜伦一道创办刊物的朋友利·亨特。1822年7月8日，返航途中猝遇狂风暴雨，雪莱和威廉斯全都因船沉而罹难。

这起不幸早逝的惨剧固然可悲，然而值得人类庆幸的是，它毕竟发生在他的生命和思想都已成熟之后。作为诗人和思想家，他完全有理由用《生命的凯旋》中卢梭那个形同伤残的幽灵说过的一句话说：

“如果我已被扑灭，但是我发出的

火花，却已点燃万千引航的明灯。”

雪莱，到1822年7月8日覆舟海上，在世不足30周岁。短短十多年的创作成果，历经一二百年之久，今日读来清新、隽永一如往昔，他为之唱彻一生的光辉理想，依旧在鼓舞着进步人类继续前行，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其匹的。

1997年4月5日，影响过一代诗风和思潮的一位美国大诗人逝世，英国一家很有权威的杂志在评论他的作品时，曾不无自豪而又有点傲慢地说：“虽然每一个诗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时尚、流传久远，但是，雪莱不多。”这样一种场合的这样一句话等于宣示：雪莱，已经成了不朽诗人的同义词。 se03d1DfA95YEVnPd5uYOyKyyVy2JyiBQwKOKQ7fplDyV6n56LkTopJ7YOiY0Q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