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墨子

墨子,名翟。鲁国(今山东西南部,都城曲阜)人。生卒年不详,活动于春秋末、战国初(约前490~约前405),物理学家、数学家、机械制造工程师、哲学家。

公元前5世纪初,墨子可能是出生在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处工就官府”的社会,即工匠处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隶属和服务于官府,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当时的工匠是世袭的,因此墨子从小就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墨子的生长地山东,是当时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墨子从小就在齐鲁文化的熏陶下,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他对于求取知识非常重视,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具有认识能力,能够获取知识。他在《墨子》“经上篇”(下凡引用《墨子》一书时,仅注篇名)中说,“生,刑(形)与知处也”,“知,材也”。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力在于形体与知识的统一,求取知识是人的本能。离开了知识的单纯形体。在墨子看来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他一生也正是以此自励,始终孜孜不倦追求知识。他曾致力于诗、书和百国春秋的学习,对已有的知识博采广收。这使他拥有广博的学识,并把他造就成一代学术大师。对于知识的追求,即使在他成名之后也从未中断过。据“贵义篇”记载,有一次他南游到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去,所乘的车中载了许多书籍,他的弟子弦唐子见了感到很奇怪,问载这么多书作什么用,墨子回答说:“昔者周公旦朝读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由此可见墨子勤奋好学之一斑。

墨子的为学之道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对已有知识的学习和继承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富于批判和创新的精神方面。他努力地汲取前人的知识,又不被前人的思想所桎梏。他能在继承前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亲身的社会实践,提出自己的见解,创立自己的学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连他的论敌庄子也称赞他,在《庄子·天下篇》中说他“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当时,旧的社会秩序已日渐瓦解,而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形成。这时期,一部分手工业者挣脱了“工商食官”的隶属地位,又还没有受到新的专制制度的束缚,形成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试图跻身于“士”的行列,力争参与政治,改变自身低下的社会地位,因而成为社会上一股活动的政治势力。墨子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并成为这股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和领袖。

墨子本身就是一个工匠,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因此他了解人民大众的疾苦和要求。他从亲身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统治者的奢靡浪费、以强凌弱以及兼并战争带给人民大众的苦难。他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平的社会状态,盼望建立一个政治贤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尚同”社会。为此,他把自己创立的墨家学派不但建设成为一个宣扬自己学说的学术派别,而且建设成为一个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奋斗的政治组织。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扬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

春秋战国之际,私人讲学的风气非常盛行。孔子兴学在前,墨子讲学在后。他以“遍从人而说之”为宗旨,随时随地无条件设教,以宣扬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墨子对于教学,首重德行,其次为言谈,再次为道术。他特别重视义,并以义为道德和行为的标准。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义,天下之良宝也”。因此,他教学时坚持“有道相教”,“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的原则,即首先要学生学义守义,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的知识。

在教学方法上,墨子很重视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他认为社会是有分工的,各人的资质也有不同,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教学也一样,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各人的特长,而分别进行,使学生发展个性,各有专长,并在此基础上分工合作,共同谋求天下之大利。他说,这好比筑墙一样,能筑的筑,能运土的运土,能掀土的掀土,这样才能把墙筑成。为义谋利也是这样,能运用哲学的运用哲学,能运用文字的运用文字,能运用科学技术的运用科学技术,各人都“量其力所至而从事”,如此方能达到天下之大义。

墨子在教学中特别注意教导学生要学用结合。他反对孔子“君子述而不作”的主张,坚持传述与创作并重。他认为,如果大家都述而不作,就不能有所创造,人类社会也就不会有文明进步。他指出,如果按照孔子和儒家的君子只述,小人方作的主张来看问题,那么古时发明弓、甲、车、船的人就都成了小人,而现在根据这些发明制作弓、甲、车、船的人反而都是君子。凡有所述,必是有人作出的,则其所述,岂不都是小人之道。可见孔儒的主张是荒谬的。因此,他极力主张和提倡“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他要求学生述作并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反对那种只说不做,只讲空话的学风和作风,指出“口言而身不行”,即为“荡口”。

由于墨子的主张代表了下层百姓的利益,其教学思想和方法也深受学生的欢迎,因此从其学者很多,墨家也因此成为当时与儒家并称的显学。正如《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说:“此二士(指孔子和墨子)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也正因为墨子教学的成功,使其弟子都成了他的政治主张的忠实信徒和执行者,墨家也因此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团体。

墨子的政治主张是兴利除害,建立一个平等、安定、人人安居乐业的“尚同”社会。在《墨子》一书中,他一再强调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以此作为他自己及其弟子立身处世的准则。他认为儒家所主张的礼乐烦琐扰民,厚葬伤财贫民,三年守丧伤生害事,都是有害而无利的,为此他提出了非乐、薄葬、短丧的主张。对于诸侯间的攻伐和兼并战争,以及所造成的生产荒废、生灵涂炭的惨况,他更是深恶痛绝,视之为天下大害,为此他提出了非攻、兼爱的主张。他还反对宿命论,提出“官无常官,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上”)的主张。他期望通过兴利除害,任贤使能,兼爱互利,实现国安民富,平等友爱的大同理想。他终身为此目标而顽强奋斗,甚至甘冒危险,不惜献身。

关于墨子政治活动的业绩,最著名的是止楚攻宋。当时,著名匠师公输般(鲁班)为楚王制造了云梯,将发兵去攻打宋国(都城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南,拥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墨子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一面派遣禽滑厘率领三百名弟子,带着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守城器械去宋国协助守城;一面亲自从鲁国出发,赶往楚国(今陕西商南东南、安徽含山西北、河南南阳以南、洞庭湖以北一带)。一到达楚国的都城郢城(今湖北江陵附近),墨子便冒着被杀的危险,用辩理和科技知识,使楚王和公输般折服,放弃了攻宋的计划,从而消弭了一场攻杀战争。除止楚攻宋外,墨子还曾劝止鲁阳文君攻伐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劝止齐(今山东北部,都城在今淄博东北的临淄)王攻伐鲁国。

墨子所做的这些事,完全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是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坚持这样做,不求名,不求利,自甘清苦,唯求理想之实现。不但他自己是这样身体力行,他所教导出来的弟子也都继承和恪守这种精神。因此,连墨家的反对派也不能不对此叹服和赞赏。《庄子·天下篇》中说:“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孟子·尽心篇》也说,墨子及其弟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墨子一生的活动、事迹、思想和科技成就,集中体现在《墨子》一书中。原书15卷71篇,现存15卷53篇,有18篇早已散佚。关于《墨子》一书的作者问题,现尚存有争议。有认为是战国后期的墨家后学所作;有认为墨子自著;有认为部分墨子自著,大部为墨子的及门弟子记述的师说等。我们认为上列的第三种见解近是。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子和墨家对于科学技术最为重视。墨子本身不但是一位手艺高明的匠师,而且他还深入到科学领域之中,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同时,墨子重视科学技术并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他把科学技术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紧密地联系起来,用科技知识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学说,并以之作为兴利除害的有力武器,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他之所以能够止楚攻宋,除了他杰出的雄辩才能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守城器械。在楚王依仗公输般的攻城器械,坚持要攻打宋国时,墨子便当着楚王的面与公输般演示了攻防器械和战术,经过九次交锋,公输般的攻城器械和战术都被墨子一一挫败,公输般的攻城器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守城器械却还绰绰有余,这才迫使楚王放弃攻宋的计划。如果墨子不掌握科学技术,那么不管他如何擅长说理和论辩,也是无法阻止楚王攻宋的。这一事例,反映了墨子善于运用科学技术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公输般为当时的名匠,但他在墨子面前相形见绌,这也反映了墨子科技造诣之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