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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勇
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也没人称他为蔡校长。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部长也好，总是让人心悦诚服的。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总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可惜他过去在我们战乱时期中，到现在还没有个纪念碑。这回百年寿诞，大家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是应该的。
这是林语堂在蔡元培辞世27年后写的一篇文章的开头一段话。文章题目就叫《想念蔡元培先生》。
每一个北大人，或许在他们的心中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感情；不仅北大人，每一个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对他都会有一份敬意。
近年来经常看到文章谈论北大和清华的差异，而立论者大多借批评一方来抬高另一方。其实，如果抛开地域之见，不难看出这两所同样盛极一时的大学，曾经有过相近的办学理念。不说西南联大的水乳交融，以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经对清华的校风产生过深远影响，几乎相当于蔡先生之熔铸北大的梅贻琦，就曾经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蔡先生已经去世五年了。从这里正可见出梅先生所认同并效法的蔡先生的眼光和胸怀，也可见蔡先生的大学之道不唯对北大一校一时起作用。
既不是北大出身，和蔡先生更没有一面之缘的学人金耀基就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对于蔡先生，只要是读书人，都不能没有一份好感与敬意。”他还写到，在1978年5月7日前往参加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典礼的有近百人，而近半的人都已届古稀之龄，“在正午之阳光下，蔡先生墓前闪耀着一片美丽的银灰色，在这许多白发先生当中真正亲炙过蔡先生的恐怕都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
一群饱经沧桑的老人，心悦诚服地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在一个如果活着该已是一百一十岁的老人的墓前。这样一幕阳光下的情景，让我很感动。蔡先生去世那么多年之后，还有那么多人如此惦记着他，这虽然未必是他生前渴望追求的身后之名，但却适足以表明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这又让我想起1936年，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师生，惦念着“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依然两袖清风的老校长，于是用民间集资的方式，每人拿出一份微薄的数目，一起为他建造一所房屋，他们在给老校长的信中这样说：
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奉献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每次看到这一节，就忍不住掩卷叹息。那样的北大师生是难得的：北大人从来不会为强权威逼和铁腕人而摧眉折腰，却不会忘记这样“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冯友兰语）的老人；更让我怅然若失的是，今日的北大人还是当年的北大人，可是，像当年的蔡先生那样的人今日又到哪里寻找得到呢？即使大家真的建造起那样一所房屋，作为“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又有谁可以像蔡先生一样无愧地接受？这样的惆怅，或许接近于唐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觉。
一个世纪过去，一个世纪到来，新旧的更替全不管世人的欢呼或拒斥。白云苍狗，世事如棋，一切都在改变，已经改变，正在变，或即将改变，但总有一些东西，坚硬过于磐石、柔韧过于蒲苇的东西，还会长久地留驻在那里，不为时光所裹挟而去。在一些并不总是向前看的人看来，蔡元培这样的旧年人物，似乎就是一片让人驻足留恋的“风景”。
蔡先生不是那种性格张扬的人，相反，在众多回忆文章中，他却是那种性格内敛、气色平和的人。在旗帜飘扬、激越地呐喊着的人群里，你大概不会找到他。在我的想象中，他像一棵树一样，谦卑、静默地立足于自己选择的地方，向下深深地扎着根。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他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当年那些飘扬的旗帜或许已经褪色、破碎，那些激越的呐喊声也已经消失在空寂广袤的空气中。只有这样的树，依然坚守在原来的地方，扎根更深，树冠更大，让每一个走过树下享受到浓荫的人感念不止。鲁迅先生盛赞过“中国的脊梁”，“一介寒儒，书生本色”的蔡先生，却正当得起“脊梁”的称呼；有了蔡先生这样的脊梁，北大才成为中国教育的脊梁。
蔡先生培育的北大，以及北大的精神与传统，也是这样根深叶茂的树，不会因任何风狂雨骤的恶劣环境的摧残而凋谢；蔡先生的教育救国、教育独立的理想，也像这么一棵树，日益成为更多有识之士眼中与心底的风景。因此，每到北大校庆、“五四”纪念日，人们总会格外怀念着他。刚刚过去不久的北大百年庆典，是逼近20世纪之末国人瞩目的事件。自发组织起来的北大校友、师生，自编、自演了话剧《蔡元培》，里面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呀！”蔡先生有蔡先生的孤独，每一个先行者都难免有那种如影随身的孤独。但蔡元培身后的孤独，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我一直相信《旧约·传道书》里面这样的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可是，我也相信总是有一些当初有如空谷足音，而后来更及身而绝的事，比如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以及隐含在背后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就像流入沙漠的一脉清流，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兴亡重温百年计。”蔡先生至今依然是无可企及，更无人超越的高峰。这是蔡先生的伟大之处，但又何尝不是北大以及中国教育的悲哀？
对于蔡先生改造旧北大、建构新北大的伟业，陈平原教授有过这样的解释：“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大时之挥洒自如。”想想也是，办大学、兴教育都不是像个人著述一样的可以闭门造车，需要教育独立或至少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而蔡先生刚好在那么一段难得的时间里，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卓越的理想。
一座丰碑，令世人景仰；一声叹息，为教育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