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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王国势力
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怀氏以及燕、赵、韩、魏之后，仍然是强大的地方势力。汉高祖把这些旧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这次迁徙的规模很大，据说使得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六国旧贵族和豪杰的分裂活动被控制了。
西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割据势力，这就是汉高祖在战争年代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的诸侯王。汉五年（前202），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大体相当于六国故地。他们拥兵自重，各据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手段，来消灭异姓诸王。他首先消灭燕王臧茶，立卢绾为燕王。从六年到十二年，又接连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以无后而国除。
这时，汉高祖既没有直接控制全国的力量，又认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速亡，所以在异姓王的旧地陆续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史称同姓诸侯王。当时同姓王国有九，封地犬牙相制，每个王国都无法独树旗帜，对抗朝廷，西汉统治看起来非常牢固。汉高祖还与群臣共誓，“非刘姓不王”。大的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如齐国辖地六郡七十三县，代、吴两国各三郡五十三县，楚国三郡三十六县。与此同时，中央直辖土地不过十五郡，大体相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封国和公主“汤沐邑”。这种局面，依旧是干弱枝强。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并重申无皇帝虎符不得发兵。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集军队，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吕后统治时期，大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文帝时期同姓王的势力更加发展。贾谊在《治安策》中认为当时形势是中央弱而王国强，像肿病患者一样，肢体和指头不能屈伸。他说，天子的近属有的并无封地以为藩屏，而天子的疏属有的却拥有足以逼迫天子的实力。他认为，要使天下治安，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诸侯国小力弱，不易产生邪心，天子也便于控制。这样，天子治理天下，就能够指挥如意，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是贾谊死后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三年，用晁错之策，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就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了波及整个东方地区的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叛乱初起，汉景帝刘启诛晁错以谢吴王，但吴王并不息兵。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巩固削藩成果，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
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
秦汉之际，匈奴越过河套，向南进入蒙恬所取“河南地”。汉初，与匈奴大体上相持于今兰州、固原、横山、榆林、托克托一线的边塞。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的过程中，其封国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高祖于七年（前200）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以后，匈奴常常寇边，掳掠人畜。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备奁资，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以缓和匈奴的侵扰。娄敬说，冒顿单于在世，是汉家的女婿死后儿子做单于，是汉家的外孙，外孙自然不敢与外祖分庭抗礼。高祖用娄敬之议，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结和亲，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
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抢走人畜，毁坏庄稼。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南下，游骑迫近长安。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文帝用晁错之议，募民迁徙塞下，垦田筑城，加强边防。晁错所倡入粟边塞者得以拜爵的办法，正是在匈奴威胁严重的时候提出来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县，越、汉杂居。秦末，秦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占据岭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王。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采用秦和汉初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他治理南越很有条理，秦时由中原谪徙岭南的居民，在战乱中得以少受损害，而越人各部彼此攻击的习俗，也大有改变，在一定的时期内起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高帝十一年（前196），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使他“和集百越”。赵佗接受了汉朝封号，愿为藩辅。吕后统治时期，严边防之禁，不许把铜、铁、农具和母畜运往南越。赵佗反对这项政策，一度自称南越武帝，与汉朝皇帝相抗衡。他还进攻长沙国，控制闽越、西瓯，使南越成为“东西万余里”的大国。吕后派周灶率军出征南越，军未逾岭而罢。汉初汉军使用过的两幅帛制长沙国南部地区地图，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
文帝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避免对南越用兵。他按照赵佗的要求，罢省边界戍军，并为赵佗修治真定（今河北正定东南）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官职和赏赐。在这种情形下，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
闽越贵族无诸和摇，率部众参加过反秦起义，以后又助汉灭楚。汉初，无诸受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福州）接受封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东瓯王、闽越王都参与了七国之乱，但景帝对他们没有追究。
汉武帝时期统一的巩固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汉武帝刘彻统治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力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
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诏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西汉王朝不用黜陟的办法而使王国的辖地缩小。武帝以后，每一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还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原因而陆续失爵。不过此后仍不断有功臣侯、恩泽侯之封，列侯的数量还是不少。
王莽代汉和改制
在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再受命”说风靡一时的时候，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当丁、傅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太皇太后王氏（即原来的元帝王皇后）表示，愿意把王氏家族除冢茔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给贫民。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损钱献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穷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连引不附王氏的郡国豪杰，死者以百数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称摄皇帝。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关中二十三县民十余万群起响应，一度震动长安，但都被压平了。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为了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矛盾，王莽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而贫弱之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专断奴婢性命。针对这种情况，调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不过王莽所定王田、私属之制和山泽六筅之禁，名义上还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告废止。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筅，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计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蔆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六蔆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蔆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蔆，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相比，其结果也就各异了。
居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加严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地皇元午，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就想方设法扰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他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面继续玩弄符命的把戏，一面发动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战争的骚扰，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告，人民苦于法禁烦苛，手足无措尽力耕耘，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受邻伍铸钱挟铜的株连。奸吏烦扰人民，人民无路可走，不得不起为“盗贼”。严重的天灾也不断袭击农村，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联系。在西汉统治的穷途末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王莽，不能解脱社会危机。更始元年（23），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封建专制体制的完备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封建专制体制的完备西汉末年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的历史，使东汉统治者触目惊心。王莽代汉，赤眉、绿林起义，都是东汉统治者的严重教训，他们力图使这种历史不致重演。他们面对着豪强地主强大的势力，也力图加以控制，尽可能把它纳入东汉统治的轨道。在这种历史教训和现实要求交相作用之下，光武、明、章等帝都极力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备起来，以此加强统治。
东汉初年，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其中功绩较大，在明帝时得以图像于云台的共二十八人。列侯封地大者六县，超过汉高祖刘邦对功臣侯的封赏。但是在政治上，汉光武帝刘秀则一反汉高祖以功臣任丞相执政的办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剥夺他们的兵柄。功臣侯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得与公卿参议大政。对于外戚，光武帝在经济方面尽量优容，例如郭皇后家号为“琼厨金穴”。但是鉴于王莽以外戚篡汉，光武帝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很大，但以身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数中。汉明帝刘庄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梁松、窦穆虽尚公主，但是都由于请托郡县、干乱政事而受到屠戮。章帝后兄窦宪以贱价强买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章帝甚至切责窦宪，还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对于宗室诸王，光武帝申明旧制“阿附藩王之法”，不让他们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52），光武帝命郡县收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者以千数。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结交方士，作符瑞图书，楚王被迫自杀。永平十四年（71），明帝又穷治楚王之狱，被株连而致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又以千计，系狱的还有数千人。
在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实际权力在中朝的尚书台。光武帝曾裁并其他许多中朝官职，所以尚书台更能集中事权。尚书台设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和尚书仆射，令、仆射以下有六曹尚书分掌庶政，每曹有丞、郎若干人。皇帝挑选亲信的三公或其他大臣“录尚书事”，实际上等于自己直接指挥尚书台，所以尚书台专权用事就是专制皇权的加强。宫内有些官职西汉时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参用士人，这时专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随意指使。然而，皇权强固和相权微弱，在东汉后期王朝衰败的条件下，却导致外戚宦官挟主专权，这是东汉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裁并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末年县、邑、道、侯国数的四分之一。吏职减去了十分之九，边塞的亭候吏卒也陆续罢省了。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开支。地方政权中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州的地位由监察区域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行政区域刺史则相应地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刺史举劾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验，即可黜免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只需年终派计吏奏事，不复自诣京师。不过这是一个逐渐的变化，到东汉末年才算完成。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光武帝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废除内郡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和控制的力量，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不过终东汉之世，内郡地方兵并未全废，有事的时候，仍常征发郡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领作战。内郡的都尉也常复置。但是内郡地方兵缺乏经常的训练，战斗力不如西汉的正卒、卫士、戍卒。同时刺史领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军政大权，开东汉末年州牧、刺史割据之渐。这些结果，也是同东汉统治者加强专制集权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光武帝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别提倡讲经论理，从儒生中选择统治人才。早在建武五年，那时皇家宫室还未修饰，统一战争还未结束，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让他们各以“家法”传授诸经。明帝更是广召名儒，自居讲席，让诸儒执经问难。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东汉除了通过学校培植统治人才以外，更重要的是用察举孝廉、征辟僚属以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明经等科目，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孝廉按郡内人口每二十万人举一人为率，每岁选拔，是儒生仕进的主要阶梯。征辟由三公及郡守为之，被征辟的士大夫，往往由于“才高名重”而躐等升迁。光武帝对于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表示他对封建名节的表彰，企图以此使“天下归心”。他以特礼对待隐居不仕的严光（严子陵），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东汉王朝通过提倡经学，表彰名节，广开仕宦之路，收揽和培育了大量的统治人才，养成了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使它自己在豪强势力迅速发展的时候仍然得以维持统治。
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东汉王朝专制体制的加强，在一定的时间内起着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但是和帝以后，当这个王朝趋于衰败时，强化的专制体制又起着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斗争。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窦宪受命为侍中，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窦宪诸弟居亲要之职，大批窦氏党徒，都做了朝官或守令。窦宪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杀人越货，横行京师。和帝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92），他用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受封为郸乡侯，这是宦官用权和封侯的开始。
安帝十三岁即位，实际掌权的是和熹邓皇后和她的兄弟邓骘等人。这期间，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以外，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了邓氏势力。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宦官与外戚阎氏共同专权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为帝（汉顺帝），并且杀掉阎显。顺帝时，孙程等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的权势大为增长。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还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
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两岁）、质（八岁）、桓（十五岁）三帝。梁太后也任用宦官，还扩充太学。尽力争取宦官和官僚士大夫的支持，但是根本大权还是掌握在梁冀手里。梁冀为大将军平尚书事，专权近二十年。他的宗亲姻戚充斥朝廷和郡县，官吏升迁，都得先向他谢恩，满足他的各种需索。他还派人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他又在洛阳周围强占土地，调发卒徒，兴建私人苑囿，绵延近千里。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许别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误杀，牵连处死的至十多人。他还占夺几千口良人作奴婢，名之曰“自卖人”。梁冀当政时期，对郡县的调发比过去增多十倍，人民大批地死于官府的篓楚之下。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桓帝后，梁冀之妹）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梁氏。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多万万，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后，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
梁冀死后，宦官独揽政权，同时封侯者五人。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权势达于顶点。宦官的兄弟姻亲临州宰郡，杀人越货，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夺人宅舍竟达三百八十一所，夺人田地一百一十八顷。
和帝以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外戚易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缘时会，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无论外戚或宦官当权，都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的时候排除异己，竭泽而渔。从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他们所不齿的微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但是也有一些士大夫攀附宦官，苟且求进。随着这种斗争的愈演愈烈，东汉统治愈来愈腐朽，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也愈来愈成熟了。
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形成门阀的出现在宦官、外戚的反复斗争中，还有另一种政治力量在起作用，这就是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
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郡国守相进行察举，都尽可能选择年少能报恩的人，这种风气，在明帝时已是如此。征辟的情形也是一样。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府主，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举主、府主死后，门生、故吏服三年之丧。顺帝时，北海国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丧者凡八十七人。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后，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们由于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种种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
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当政的外戚往往要同他们联结，甚至当政的宦官也不能不同他们周旋。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质，太守莅郡，往往要辟本地的门阀大族为掾属，委政于他们。宗资（南阳人）为汝南太守，委政于本郡的范滂，成王晋（弘农人）为南阳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因而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晊坐啸。”操纵了本州本郡政治的门阀大族，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崔蝨《政论》中记有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表明地方官的文书，已超过皇帝诏书的力量。
清议和党锢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目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乡间舆论，影响察举，对士大夫的仕途进退有很大的作用。郭泰就是这样一个“清谈闾阎”的名士，人物经他品评，即成定论，往往“先言后验”。汝南名士许劭与从兄许靖，喜欢在一起核论乡党人物，每月初一进行品评，所以有“月旦评”之称。大官僚和门阀大族为了操纵选举，进退人物，也都尊重名士，提倡清议，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多少能起一些激励作用。但是风气所至，士大夫相率让爵、推财、避聘、久丧，极力把自己装扮为具有孝义高行的人物，以图博得清议的赞扬。许多求名不得的人，不惜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有些人以此身败名裂。
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太学生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为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震动，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他们认为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是引起农民起义，导致东汉衰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东汉统治。
在宦官外戚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中望风行事，不附权贵的士人受到排斥。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六名孝廉，当权的贵人勋戚交相请托，占据名额，名士入选的只有一人。桓帝以后，察举制度更为腐败，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趋炎附势，交游于富贵之门，助长了宦官外戚的声势。这种情形，使太学清议在攻击腐败朝政和罪恶权贵的同时，赞扬敢于干犯权贵的人。桓帝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贪污的守令，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党羽，被桓帝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得罪宦官，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跟大官僚一起诣阙陈诉，使皇甫规获得赦免。官僚、太学生的这些活动，对当政的宦官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郡国学的诸生，也同太学清议呼应。
太学诸生，特别尊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太学中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登龙门”，可以身价十倍。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不法宦官，宦官们只好小心谨慎，连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宫门。延熹九年，李膺杀术士张成，张成生前与宦官关系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诸郡生徒结为朋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怂恿下，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大捕“党人”，词语相及，共达二百多名。第二年，李膺及其他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
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清议的浪潮更为高涨。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做名士列入党锢，甚至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
灵帝建宁元年（168），名士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窦太后之父）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并密谋诛杀宦官。宦官矫诏捕窦武等人，双方陈兵对阵，结果陈蕃、窦武皆死，他们的宗室宾客姻属都被收杀，门生、故吏免官禁锢。建宁二年，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张俭被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受到追捕，党人横死狱中的共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发生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博得社会的同情，因此张俭在被追捕时，许多人破家相容，使他得以逃亡出塞。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但是农民起义不但没有因此偃旗息鼓，而且还发展到从根本上危及东汉统治。这时候，被禁锢的党人获得赦免，他们也就立刻同当权的宦官联合，集中力量来镇压起义农民。官僚士大夫与门阀大族息息相通，根深蒂固，总的说来力量比宦官强大。所以在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他们重整旗鼓，发动了对宦官的最后一击，终于彻底消灭了东汉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
三国
继东汉而出现的时代称号，由于魏、蜀、吴三个国家鼎立而得名。三国始于220年魏国代汉，终于265年晋国代魏。但史家往往以190年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为三国上限，以280年晋灭吴为三国下限。
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刘辩继立为少帝。执政的何太后兄何进联络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杀统领八校尉兵的宦官蹇硕。袁绍、何进等密谋尽杀宦官，并召并州牧董卓入洛阳为援。当宦官杀何进，而袁绍又尽杀宦官之时，董卓率兵入洛，尽揽朝政。他废黜少帝，另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董卓的专横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对，酿成大规模的内战。
董卓入洛后，袁绍出奔冀州，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要求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关东州郡纷纷响应。他们分屯要害，推袁绍为盟主，相机进攻董卓。初平元年（190），董卓避关东兵锋，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本是乌合之众，彼此欺诈并吞，不久就分崩离析了。初平三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
经过激烈的混战以后，到建安元年（196）时，全国形成许多割据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部分，土燮占据交州。此外，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保据汉中地区，置祭酒以治民。在这些割据者中，势力最强也最活跃的是袁绍和曹操。
董卓入洛后，曹操逃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聚兵反抗，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初平三年，他在济北（今山东长清南）诱降黄巾军三十万众，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迁到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取得了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又屯田积谷，以蓄军资。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两军进行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全歼袁军主力又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袁氏的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统一了中原地区。建安十二年，曹军出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打败侵扰北方的乌桓。
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攻占刘表之子刘琮所据的荆州。依托于荆州的刘备向南奔逃。江东的鲁肃受孙权之命与刘备会晤，商讨对策，诸葛亮又受刘备之命，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与孙权结盟，共抗曹军。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大败曹军水师于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迫使曹军退回中原。这就是促使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赤壁之战。曹操北归以后，用兵于关中、陇西，把统一范围扩及整个北方。
建安十六年，刘备率部进入益州，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刘焉之子）的地盘。二十四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据守荆州的关羽也向曹军发起进攻，但是孙权遣军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大部，隔三峡与刘备军相持。
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死十月，子曹丕称帝（即魏文帝曹丕），国号魏，都洛阳，建元黄初。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即汉昭烈帝刘备），国号汉，世称蜀，又称蜀汉，建元章武。孙权于221年接受魏国封号，在武昌称吴王。222年，蜀军出峡与吴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都境），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蜀中。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即吴大帝孙权），后迁都建业（今建康），建立吴国。猇亭之战以后不久，蜀、吴恢复结盟关系，共抗曹魏。南北之间虽然还常有战事发生，有时规模还比较大，但是总的说来，力量大体平衡，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
三国疆域，大体魏得北方，蜀得西南地区，吴得东南地区。
魏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曹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曹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曹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曹操为了战胜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度外用人，即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有能力的人才。后来他一再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拨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局势。曹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袁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曹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
曹操死后数月，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时，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选择贤而有识鉴的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同籍而流散在外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这就是九品中正制。魏国齐王芳时，又增设州中正。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臧否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但在士族阶层发展和易代纷纭的岁月中，此制并不能长久地超然于士族势力和政局之外而坚持其既定准则，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为保持固定的兵源，曹魏建立了士家制。士家有特别的户籍，男丁世代当兵或服特定的徭役。士家身份低于平民，士逃亡，妻子没官为奴。冀州士家有十万户以上。
曹操势力得以不断壮大，经济上主要得力于屯田。曹操建安元年破汝南、颍川黄巾，夺得大批劳动人手和耕牛农具，在许昌附近开辟屯田区。接着，许多郡国都置田官，招募流亡者屯田。屯田区一般都在易垦或冲要地点，自成系统，不属郡县。屯田民是国家佃客，以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对分（不用官牛的）向国家缴纳地租，但不负担另外的徭役。一部分屯田用军士屯垦，称为军屯。屯田者的生产有政府保障，其劳动生产率比郡县的自耕农民高，在短期内屯田即能保证军粮的需要。齐王芳时，由寿春到洛阳一线，军士屯田取得很大的成果。
曹操进驻冀州后颁行租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每亩土地征收田租谷四升，每户征收户调绢二匹、绵二斤。户调取代汉代沉重的人头税，对农民有好处，也有利于大族豪强庇荫佃客。曹操命令加重对豪强兼并行为的惩罚，但大族豪强兼并事实上难以阻止。
随着北方的统一和屯田制、租调制的施行，北方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逐渐恢复。政府修整道路，兴建水利，便利了交通和漕运。恢复的冶铁业中，利用水力鼓风冶铸的水排得到推广，丝织业也兴盛起来。商品交换渐有起色，魏明帝时重新颁用钱币。洛阳、邺城都日趋繁华。魏国与日本境内的邪马台国保持着较频繁的交往。西域诸国也有使臣和商人往来。
魏国建立不久，政权开始腐败。齐王芳在位时发生了辅政的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的权力之争。曹爽重用名士何晏、邓褕、李胜、毕轨、丁谧等人，改易朝典，排斥司马懿。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又富于谋略，屡有军功。景初二年（238），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使辽东归入魏国版图。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又乘曹爽奉齐王芳出洛阳城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政变，逼迫曹爽屈服，并处死曹爽及其党羽，独揽朝政，史称高平陵事件。后来，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压平了起自淮南的王凌（嘉平三年，251）、毋丘俭（正元二年，255）、诸葛诞（甘露二年，257）的军事叛乱和其他朝臣的反抗，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其中的嵇康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毋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和西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
当反抗力量都被消灭以后，司马氏乘时立功，于魏景元四年（263）出兵灭蜀。两年后，司马炎以接受禅让为名，代魏为晋。魏国历五帝，共四十六年。
蜀董卓入洛的前一年（中平五年，188），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焉死，子璋继任。刘焉、刘璋相继压平了益州豪强的反抗。建安十六年刘璋邀请暂驻荆州的刘备入蜀，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建安十九年，刘备占据益州二十四年进驻汉中，自称汉中王。是年，留守荆州的关羽被孙权军袭杀。刘备于221年称帝后，为争夺已失的荆州，于次年出峡，与吴军进行了夷陵之战，败退入蜀，病死。其子刘禅继立。
刘备在新野时，邀约客居隆中的诸葛亮为辅佐。诸葛亮看清了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荆州不可持久的形势，从战略上促成刘备进入益州，以图自保。刘备死，诸葛亮辅刘禅。小国弱民，处境困难。今川西和云、贵的一些少数民族，当时统称西南夷，接连发生叛乱。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豪强雍闾执太守，求附于吴。窯柯太守朱褒、越犛夷王高定元都响应雍踫，南中地区动乱扩大。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大军分为三路，诸葛亮军西平越犛，马忠军东平窯柯，然后他们与中路李恢所部共指益州郡。此时孟获已代雍踫据郡。诸葛亮败孟获，并按出军时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对孟获七纵七擒，终于使孟获归心，南中平定。诸葛亮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并允许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以南中的牛马特产充实蜀国军资。西南夷人地区的闭塞状态，从此有所改变。
南中战争结束，蜀吴结盟也取得圆满成果。诸葛亮于建兴五年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国展开争夺关陇的激战。诸葛亮在益州疲惫情况下急于求战，一方面力图以北伐来巩固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正统地位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借以图存。建兴六年，诸葛亮命赵云据箕谷（今陕西褒城北）以为疑兵，自己率主力取西北方向进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前锋马谡在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败阵，蜀军撤回。以后三年，诸葛亮又屡次出兵，都由于军粮不济，没有成果。建兴十二年再次北伐，进军至渭水南面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病死军中，蜀军撤回，北伐停顿。
诸葛亮死后，蜀国以蒋琬、费讳、董允等人相继为相，因循守成而已。景耀元年（258）以后，宦官擅权，政治腐败。大将军姜维北伐，劳而无功。景耀六年，魏军三路攻蜀，姜维在剑阁抗拒魏钟会大军，而魏邓艾则轻军出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险道南下，于这年冬灭蜀。蜀国历二帝，共四十三年。
吴汉末黄巾起义时，孙坚随会稽朱俏到中原镇压黄巾，以后又转战于凉州和荆州江南诸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隶属于袁术，在淮南活动。孙坚死，子孙策统领部众，约于兴平元年（194）开始向江东发展。他得到周瑜等人的助力，驱逐暂驻曲阿的扬州刺史刘繇，逼降会稽太守王朗。建安元年献帝都许以后，孙策拒袁术而联曹操，受封为吴侯。建安四年，孙策击破袁术庐江太守刘勋，吞并其部曲，并取得豫章郡地。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众。建安十三年孙权由吴徙治京城（今江苏镇江）。筹划赤壁之战，势力达于荆州十五年招附保据岭南的士燮兄弟，取得东南半壁。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占有荆州全境。三年以后（222）又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限制了蜀国出峡发展的可能。孙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淮南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
散布在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孙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嘉禾三年（234）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吴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东晋南朝史籍中，关于山越的记载只偶尔一见。
孙权主要的军事活动在淮南。赤壁战后，曹操军屡攻合肥地区，双方互有胜负。江北居民多渡江，濒江数郡成为空虚地带。诸葛亮死，魏蜀战争停止后，魏国加强了在淮南对吴国的进攻。吴军除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以外，还在巢湖南口筑濡须坞，严密防守。魏军水师有限，进攻难于奏效，所以魏吴相持有年。
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地区都设有屯田区，其中毗陵屯田区（今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最大。会稽郡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历代陆续修成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通航效益。江南运河云阳至京口（今江苏丹阳至镇江）一段流经山间，不便通航，吴末得到修整。云阳以西开辟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相联通，为三吴至建业的便捷水道。丝织业开始在江南兴起，但织造技术还不高，所以蜀锦成为重要的输入物资。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很兴盛，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黄龙二年（230）万人船队到达夷洲，即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载，吴国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
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吴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像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孙权死（252）后吴国日趋衰弱，而魏国则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日趋强大。由于司马氏以先灭蜀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蜀（263）、代魏（265）后又忙于新朝定制，吴国政权暂得延续。晋泰始五年（269），羊祜受命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筹划攻吴。羊祜命王溶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咸宁五年（279）冬，晋军出兵自长江以北、江陵至建业之间五道攻吴，而以益州水师为奇兵出峡顺流，于太康元年（280）三月攻下建业，吴帝孙皓降，吴国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东汉初平元年（190）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经过魏、蜀、吴三个区域的局部统一和相持后，至此又归于全国的统一。
晋
3世纪60年代至5世纪20年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历四帝。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史称西晋。建武元年（317）琅琊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历十一帝。元熙二年（420），为刘裕所灭，史称东晋。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小农，从而增加了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嬝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他死后，元康元年（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頠、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齐王彊、成都王颖、河间王篆联合起兵，杀赵王伦。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还有长沙暸义、东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方镇势力的强大，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的因素，这时也开始出现。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侍中（一般四人）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兼司谏诤和评议。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封驳。西晋时，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不经尚书省。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西晋用人途径，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太守察孝廉外，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拔人才的作用。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吏部选用任命之前，又须经司徒府核实九品的评定，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为后代所沿袭。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六百二十条）。某些律条的规定，起了缓和阶级矛盾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不满的作用，巩固了中央政权。
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第一品多达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五顷，九品亦可占有十顷（见占田课田制）。后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晋则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高官可按官品高低庇荫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荫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五十（疑当做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一户。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寓限制之意，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须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对于一些高官，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同时赐给附着于田地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的田驺与厨士。地方政府与官吏，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北方鲜卑慕容氏统治下的南燕存在着“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纳租谷。丁男五十亩，收租四斛。即课田每亩定额交租八升，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继续存在，同时也实行募兵，并征发良人来补充兵源。中央直辖一些精锐部队，称为中军，宿卫宫殿和首都，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中军被派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则称为外军（一说外军是洛阳城外诸军）。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西晋初，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平吴以后，刺史专理民事。另有都督（资历稍浅者称监或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大都由诸王担任，驻守军事要地，统领州郡军队。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同。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专擅。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职务。西晋分封宗室为王，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食一。东晋渡江以后九分食一。诸王主要职责在于分驻军事重镇。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同、成都王颖、河间王颐、东海王越是统领重兵坐镇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也加剧起来。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加以疾疫饥馑等天灾，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于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于宛（今河南南阳）、五年杜滪于长沙发动起义。斗争的时间虽不长，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的统治。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见张昌、石冰起义）。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五胡”或加巴责称为“六夷”。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很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秦、雍、氐、羌悉反”，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相继起而反抗。惠帝永兴元年（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赉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愍帝降于汉，西晋亡，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东晋
西晋覆亡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司马睿与封国琅琊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后改名建康，今江苏南京）。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西晋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静。司马睿来之前，有石冰、封云领导的扬州、徐州农民起义。出身于仓部令史的庐江陈敏，乘掌握江淮漕米之机，招诱吴地士族，企图在江东割据自立。以后吴兴钱绘图谋推翻司马睿和扬州刺史王敦，在广陵起兵。这三次性质不同的事件中，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圮率领乡里私兵，支持了司马睿。江南大族到东晋初年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实力，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也领实郡、实县。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实州。实郡也有时领侨县，侨郡往往也领实县。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只有等待土断，以备领有实土。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豁免租赋、徭役，并另立白籍，以区别于土著的黄籍。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成为受其荫庇的户口。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都是司马氏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此外，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土族中地位较低的家族，则先在胡族统治的北方立堡坞自固，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然后率领这些流民南来，归附东晋。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除郗鉴等少数人外，流民领袖多未能与司马氏合作到底。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负担沉重。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矛盾突出，南方内部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起初并不竭诚拥护。如陆玩日王导为伧（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拒绝与王氏通婚。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中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人，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强大兵力，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暂时也不得不倚重。如周圮平钱王会，甘卓破周馥，纪瞻御石氏。镇压杜臞起义也靠的是南土寒庶陶侃。来自北方的统治阶级对南人终有顾虑，在攫取田产方面，侨姓大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王氏、谢氏、郗氏、蔡氏等，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以致周圮忧愤而死。沈充、钱凤之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都反映统治阶级中侨人士族的压倒地位和侨人、南人之间的矛盾。
晋元帝初年，有扬、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领九十六实郡，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个侨州，领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长史、司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区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举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选拔官吏。但这时已非西晋那样一统局面，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而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行事简便。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约作用，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单任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以文采、经义见重。扬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中央政府首脑录尚书或尚书令，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以控制实权。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尚书、中书、门下并立，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变西晋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办法，大率每亩税米三升。户调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废除度田收租制，以口为对象，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东晋的徭役也极为繁重，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五十二万户，二百三十万口），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后汉最大之南阳郡有五十二万户、二百四十万口）。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东晋规定给客制度，品官可以庇荫流民为佃客，第一、二品官荫占佃客四十户，三品三十五户，四品三十户，五品二十五户，六品二十户，七品十五户，八品十户，九品五户。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各品官都比西晋增多。他们的户口附于主人的户籍，实际上，官僚贵族所荫庇的佃客，还远不止于规定的数字。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但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主人。佃客之外，还有称为典计、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口。此时，世代当兵的兵户依然存在，同时也以逃亡农民、罪犯及其家属、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色人为兵。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贯，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王导执政，以宽和著称，其目的除结好南人，巩固司马氏地位外，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对王软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内外大权集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军进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虽被谴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宋的流民首领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寿春。他们不满于大族庾亮、卞壶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见苏峻、祖约之乱）。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矛盾。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河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伸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今河南睢县）。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肥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347）桓温西征灭之，有利于巩固东晋政权。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肥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既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忧。
隆安三年（399）爆发了孙恩、卢循起义，斗争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平桓玄，对外北伐灭南燕，西征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灭后秦之后，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