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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描写范文阅读
1.徒步旅行者
朱湘
往常看见报纸上登载着某人某人徒步旅行的新闻，我总在心上泛起一种辽远的感觉，觉得这些徒步旅行者是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浪漫的世界；他们与我，一个刻板式的家居者，是完全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我思忖着，每人与生俱来的都带有一点冒险性，即使他是中国人，一个最缺乏冒险性的民族……希腊人不也是一个习于家居，不愿轻易的离开乡土的民族么？然而几千年来的文学中，那个最浪漫的冒险故事，《奥德赛》，它正是希腊民族的产品。这一点冒险性既是内在的，它必然就要去自寻外发的途径，大规模的或是小规模的，顾及实益的或是超乎实益的。林德白的横渡大西洋飞航，孛尔得的南极探险，这些都是大规模的，因之也不得不是顾及实益的，——虽然不一定是顾虑到个人的实益，——唯有小规模的徒步旅行，它是超乎实益的，它并不曾存着一种目的，任是扩大国家的版图，或是准备将来军事上的需要，或是采集科学上的文献；徒步旅行如其有目的，我们最多也不过能说它是一种虚荣心的满足，这也是人情，不能加以非议——那一张沿途上行政人物的签名单也算不了什么宝贝，我们这些安逸的家居者倒不必去眼红，尽管由它去落在徒步旅行者的手中，作一个纪念品好了。这一种的虚荣心倒远强似那种两个人骂街，者要占最后一句话的上风的虚荣心。所以，就一方面说来，徒步旅行也能算得是艺术的。
史蒂文生作过一篇《徒步旅行》，说得津津有味；往常我读它，也只是用了文学的眼光，就好像读他的《骑驴旅行》那样。一直到后来，在文学传记中知道了史氏自己是曾经尝过徒步旅行的苦楚的，是曾经在美国西部——这地方离开苏格兰，他的故乡，是多么远！——步行了多时，终于倒在地上，累的还是饿的呢，我记不清楚了，幸亏有人走过，将他救了转来的，到了这时候，我回想起来他的那篇《徒步旅行》，那篇文笔如彼轻灵的小品文，我便十分亲切的感觉到，好的文学确是痛苦的结晶品；我又肃敬的感觉到，史氏身受到人生的痛苦而不容许这种丑恶的痛苦侵入他的文字之中，实在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客观的艺术家，那“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句话，史氏确是可以当之而无愧。
史氏又有一篇短篇小说，里面描写一个富有波希米亚性的歌者的浪游，那篇短篇小说的性质又与上引的《徒步旅行》不同，那是《吉诃德先生》的一幅缩影，与孟代的一首歌词的境地例是类似。孟氏的这首歌词说一个诗人浪游于原野之上，布袋里有一块白面包，口袋里有三个铜钱，——心坎里有他的爱友，——等到白面包与铜钱都被手给捞去了的时候，他邀请这个手把他的口袋也一齐捞去，因为他在心坎里依然存得有他的爱友。这是中古时代行吟诗人的派头；没有中古时代，便容不了这些行吟诗人，连危用都嫌生迟了时代，何况孟氏。这个，我们只能认它作孟氏的取其快意的寄寓之词罢了。
就那个由浪游者改行作了诗人的岱维士说来，徒步旅行实在是他的拿手——虽说能以偷车的时候，他也乐得偷车。据他的《自传》所说，徒步旅行有两种苦处，狗与雨。他的《自传》那篇诚实的毫不浮夸的记载，只是很简单的一笔便将狗这一层苦处带过去了；不知道他是怕狗的呢，还是他作过对不住狗这一族的事，——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狗的多事未尝不是为了主人，这个，就一个同情心最开阔的诗人说来，岱氏是应当已经宽恕了的；不过，在当时，肚里空着，身上冻着，腿上酸着，羞辱在他的心上，脸上，再还要加上那一阵吠声，紧追在背后提醒着他，如今是处在怎样的一种景况之内，这个，便无论一个人的容量有多么大，岱氏想必也是不能不介然于怀的。关于雨这一层苦处，岱氏说得很详尽；这个雨并非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毛毛雨，（其实说来，并不一定要它有声，只要它润了一天一夜，徒步旅行者便要在身上，心上沉重许多斤了。）这个雨也并非花落知多少的那种隔岸观火的家居者的闲情逸致的雨；它不是一幅画中的风景，它是一种宇宙中的实体，濡湿的，寒冷的，泥泞的。那连三接四的梅雨，就家居者看来，都是十分烦闷，惹厌，要耽误他们的许多事务，败兴他们的各种娱乐；何况是在没遮拦的荒野中，那雨向你的身上，向你的没有穿着雨衣的身上洒来，浸入，路旁虽说有漾出火光的房屋，但是那两扇门向了你紧闭着，好像一张方口哑笑的向了你在张大，深刻化你的孤单，寒冷的感觉，这时候的雨是怎么一种滋味，你总也可以想象得出罢……不然，你可以去读岱氏的《自传》，去咀嚼杜甫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长夜沾湿何由彻！
那三句诗；再不然，你可以牺牲了安逸的家居，去作一个毫无准备的徒步旅行者。
杜甫也是一个迫于无奈的徒步旅行者；只要看他的芒鞋见天子，脱袖露两肘。
这寥寥十个字，我们便可以想象得出，他是步行了多少的时日，在途中与多少的困苦摩肩而过，以致两只衣袖都烂脱了；我们更可以想象开去，他穿着一双草鞋，多半是破的，去朝见皇帝于宫庭之上，在许多衣冠整肃的官吏当中，那是，就他自己说来，够多么可惨的一种境况；那是，就俗人说来，多么叫人齿冷的一种境况……至所谓相见惊老丑他还只曾说到他的“所亲”呢。
我记得有一次坐火车经过黄河铁桥，正在一座一座的数计着铁栏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年的徒步旅行者站在桥的边沿，穿着破旧的还没有脱袖的短袄，背着一把雨伞，伞柄上吊着一个包袱；我当时心上所泛起的只是一种辽远的感觉，以及一种自己增加了坐火车的舒适的感觉……人类的囿于自我的根性呀！携我这样一个从事于文学的人尚且如此，旁人往能加以责备么？现在我所惟一引以自慰的，便是我还不曾堕落到那种嘲笑他们那般徒步旅行者的田地；杜甫的诗的沉痛，我当时虽是不能体味到，至少，我还没有嘲笑，我还没有自绝于这种体味。淡漠还算得是人之常情；敌视便是鄙俗了。
西方的徒步旅行者，我是说的那种迫于无奈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种行头，虽说吉卜西的描写与他们的插图我是看见过的，大概就是那般在街上卖毯子的俄国人的装束，就那般瑟缩在轮船的甲板上的外国人的装束想象开去，我们也可以捉摸到一二了……这许多漂泊的异乡人内，不知道也有多少《哀王孙》的诗料呢。
这卖毯子的人教我联想到危用，那个被驱出巴黎的徒步旅行者。他因为与同党窃售教堂的物件，下了监牢，在牢里作成了那篇传诵到今的《吊死曲》，他是准备着上绞台的了；遇到皇帝登位，怜惜他的诗才，将他大赦，流徙出京城，这个“巴黎大学”的硕士，驰名于全巴黎的诗人便卢梭式的维持着生活，向南方步行而去；在奥类昂公爵的堡邸中，他逗留了一时，与公爵以及公爵的侍臣唱和了一篇限题为在泉水的边沿我渴得要死的ballade（巴俚曲），——大概也借了几个钱；——接着，他又开始了他的浪游，一直到保兜地方，他才停歇了下来，因为又犯了事，被逼得停歇在一个地窖里。这又是教堂中人于的事；那个定罪名的主教治得他真厉害，不给他水喝，——忘记了耶稣曾经感化过一个妓女，——只给他面包吃，还不是新鲜的，他睡去了的时候，还要让地窖里的老鼠来分食这已经是少量的陈面包。徒步旅行者的生活到了这种田地，也算得无以复加了。
2.贵族与平民
朱湘
贵族与平民，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布尔乔亚文学与普罗文学——这些都是甚嚣尘上的名词。
我们先要来研究一番：中国的贵族在那里？象牙之塔的文学是怎么一种内容？十字街头的文学又是怎么一种内容？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布尔乔亚西？又有一种什么样的普罗利特里亚？
在民国还没有产生以前，不错，中国是有一个贵族阶级，虽说比起欧洲的贵族阶级来，中国的是范围小得多：是集中的而并非散布各处的，社会的势力也弱小，无所谓，也用不着阶级的意识。
在以前的中国，与其说是有贵族与平民之分，倒不如说是有识字阶级与不识字阶级之分，还来得妥切些。旧文学便是识字阶级的文学；换一句话说，它便是“士”——士农工商的士——阶级的文学。由赋到词，那是不说自明的。元曲，我们读了以后，自己回想一下看看，对于元代的农阶级，工阶级，商阶级，到底增加了什么认识没有？小说，短篇，如《今古奇观》，长篇，如《红楼梦》，我们读了以后，也可以照样的去想。想完了，大家便可恍然而悟：旧文学内只有考场、花园、青楼、衙门、酒楼等等；农，只有陶渊明式的农；工，只有牵针引线的“红娘”或是谋财害命的船户；商，只有由宦场改行的“陶朱公”；医，只有儒医；简捷一句话，旧文学便是“士”阶级的想象的结晶品，读它的大半是“士”阶级，至于写它的更完全是“士”阶级了……无论题材是否采自“士”阶级的生活方式，读者你不是在黑字上面明显的看见了一个大的“士”字，便是在行间的白纸上面隐约的看见许多小的变形的“士”字在那里跳动。
便是侠义小说的开山老祖，《水浒》，它也是一个“士”的想象作品。当然，这是一部浪漫事，并不比普通的小说是要描写社会各相的；不过，司考特（Scott）所写的各种《卫弗雷小说》（WaverleyNovels），它们又何尝不是浪漫事，然而当代的苏格兰，与它的贵族，平民的各相，各种行业的形相，不是也显现于这些浪漫事的里面了么？
无论由那一方面看来，无论由作者、读者、题材、态度看来，旧文学只有一种，“士”文学。拿贵族与平民来分开旧文学作两种，显然是不知国情。
至于民国以来，更谈不上贵族与平民之分了，识字阶级与不识字阶级是可以区分得的……民众教育进化了的国家内，常时有人出来责备一般读者分辨不清真文学与假文学；现在的中国，隔离开那个阶段，还早着呢。便是如今这少量的识字阶级内，还可以分成有闲阶级与无闲阶级。无闲阶级根本就看不了书，即使书中是描写着他们的生活。至于有闲阶级，就中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看书，他们宁可去赌博，抽鸦片，追女人；就中看书的，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看新文学，无论它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这是就读者来讲，新文学分不了贵族与平民。
就作者来讲，新文学也是不能这样分的。并不曾看见“舞文弄墨阶级”以外的任何界中有过人，在十年的商界生活，工界生活，医界生活，农界生活，以及任何界的生活以后，拿起笔来，用他本界的题材来作一篇诗，作一部小说，作一出戏剧——好像，只就海员来讲，英国的现任“桂冠诗人”，梅斯斐尔德（Masefield）、海上生活的小说作家康拉德（Conrad）、海上生活的戏剧作家奥尼尔（O’Neill）那样。新文学的作者，就中有许多好像是来游历中国的西人，走马看花的，不知居留了有两个月还是三个月，回去了“文化”的时候，便成了家庭中，俱乐部中的“中国问题”权威，甚至于还在报纸、杂志上作文，替书局作书，来讨论“中国问题”。现在的许多作者都是“爱美的”，谈下上出自某行某业，更谈不到出自“贵族”阶级或是“平民”阶级。
就题材来讲，破落了的以及不曾破落的清代贵族家庭的生活，有谁来替我们这般读者描写过？贫民窟里的生活，不说读者是茫然一无所知，便是我们这般作者，就中又有多少人看见过，更不用说度过，深悉其中的底蕴，拿来作题材，写出一部文学了。至于“平民”，虽说不能拿来与“贵族”对用，却未尝不可拿来与“军政”人员混杂；试问，包括在这个“平民”之内的各种数不清的行业，职业，新文学里又有几本书是取材于其中的某种行业，某种职业的？
左拉的小说，照他自己讲，是“实验小说”；照一般文学批评者讲，它们只是左拉所作出的一些浪漫事，并不能算是实写，与科学的实验距离得更远。在新文学内，便是要找一个并不“自然”的“自然主义”者，左拉，都找不到！
就态度来讲。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浪漫诗人的领袖，华兹华斯（Wordsworth），他的诗歌的主张总算是“平民”的了——不过，要是拿他去交给现在新文坛上的一般“平民文学家”，那怕不见得能引为“同志”罢？
“象牙之塔”的文学。在这十五年的新文学运动内，真的有人创作出了文学来，有象牙一样细致的题材，有象牙一样纯熟的工技么？就说新诗罢，一个皈依希腊的HD，一个皈依“罗马教堂”的爱利阿特（TSEliot），都是道地的“象牙之塔”的诗人，新诗有么？如今要是真有“象牙之塔”的文学，那么，它的象牙便是人造象牙。
至于“十字街头”的文学，就中的“十字街头”四个字，可以算是巧妙之至：因为，既然徘徊于十字街头，可见得便是门外汉，“爱美的”，并不曾深入街旁的洋行、百货公司、工厂、工会、“公馆”、贫民窟、“夜会”、轮盘场、医院、官厅、报馆、学校、书店、等等，等等。
新文学作品的贫乏，浅薄，新文学演化的迟缓，畸形：这已经成了文学批评上的口头禅，不必再去落井下石。由另一方面看来，新文学所以如此，在社会的背景上，未尝没有它的辩解。平民教育并不曾长足的进展，读者的数量并没有如何剧烈的增加；国有的藏富并不曾开采出来，社会的福利在比率上并不曾剧烈的上升：在这两种状态之下，文学书籍的需要自然是不广大，不迫切的，文学书籍的供应因之也便不能膨胀到一种可以使一般作者靠了著作来舒适的生活的程度；那么，就已有的作者来讲，他们便会改业，就许多富有可能性的未来作者来讲，他们也决不会牺牲了已有的行业、职业，安定舒适的生活，来投身于不安定的、尚不能成立为职业的著作生活。
著作的多寡，与其内容的丰富、贫乏，固然与作者的才力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同时也感受到社会的环境的影响，这一层我们也不能忽略。最浅显的例子是新文学中的剧本。旁的方面已经嫌是迟滞了；至于剧本，现在简直是停顿了——从前已经是最不踊跃的。新剧下发达，不得诿罪到京剧的身上……电影不是十分发达么？也不能诿罪在劣化的文明戏的身上……在开端的时候是受尽指摘的，电影何以没有“寿终正寝”，反而一年兴旺似一年了呢？新剧的听以下发达，剧本的创作所以不踊跃，旧的演员所以改了行而新的演员所以不曾出现：这都是完全受了社会的环境的影响。第一，戏剧要坦白的说听众好听的话，这一层是办下到。第二，戏剧要国家的兴盛或是民族意识的复苏作发动力，这一层是谈不到。第三，戏剧多少是靠了有地位或是有巨资的人物的提倡、资助而兴盛起来的，这一层是“管不到”。
萧伯纳算是最能坦白的说听众所爱听的话的人——要是给他生在中国，他还能那么自由自在的说话么？“伊利萨白时代”，因为国富的猛增，新俄，因为民族意识的蓬勃，都在戏剧上热闹了起来。没有路易十四，或许便没有莫里哀这戏剧家；没有霍尼曼女士（MissHorniman），英国的戏剧或许便不能在这十九、二十世纪之间复兴了起来。
新文学中的戏剧，在文学革命的初期，失去了它的黄金的机会……再度的黄金的机会，便不知道它是来于何日了！
不仅戏剧，其他的一切，中国的布尔乔亚西似乎都不需要，除了麻雀、鸦片、妓院。
中国的布尔乔亚西，宠统的说来，可以说是包括有少自常年进项五百圆多至常年进项五万圆的人，新文学的作者一百人里有九十九人是来自常年进项在五千圆以内的家庭；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人来自普罗利塔里亚的家庭。作者的本身，一百人内有九十九人是由“学生”、“亭子间的文士”——两种非正式的普罗利塔里亚——而变成了常年收入在五千圆以内的布尔乔亚西。文学作者内，并没有首相，如同英国的狄斯雷里；并没有贵族，如同英国的黎顿；并没有富翁，如同英国的罗斯金；并没有海员，如同英国的梅斯斐尔德；并没有贫民，如同英国的吉辛；并没有游民，如同英国的岱维斯……这还没有提及那庞大的布尔乔亚西内的各种职业，行业，以及各种因收入不同而背景——生活亦随之而歧异的阶级内之阶级。新文学的作者，来路是这么拘狭的，刻板的，要产生出来一种丰富，复杂的文学，又怎么可能！
中国的普罗利塔里亚，谋生，养家，尚且岌岌乎其危的，他们又那里去有时间、精力来创作文学！“爱美的”普罗文学，那只是越俎代庖，不仅是多事，并且是徒劳。
新文学如其不能充实，扩大它的内容，前途是决不能光大起来的。为了要达到这种内容之充实与扩大的目标，我们这一般关怀以及从事于新文学的人便应当大声疾呼出一种要求来：即要实业发达以增加国富，教育猛进以增加读者，好让文学能以随了其他的艺术、学术一同如火如荼的兴盛起来！
3.救火夫
梁遇春
三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忽然听到接连不断的警钟声音，跟着响三下警炮，我们都知道城里什么地方的屋子又着火了。我的父亲跑到街上去打听，我也奔出去瞧热闹。远远来了一阵嘈杂的呼喊，不久就有四五个赤膊工人个个手里提一只灯笼，拼命喊道，“救”，“救”从我们面前飞也似地过去，后面有六七个工人拖一辆很大的铁水龙同样快地跑着，当然也是赤膊的。他们只在腰间系一条短裤，此外棕黑色的皮肤下面处处有蓝色的浮筋跳动着，他们小腿的肉的颤动和灯笼里闪铄欲灭的烛光有一种极相协的和谐，他们的足掌打起无数的尘土，可是他们越跑越带劲，好像他们每回举步时，从脚下的“地”都得到一些新力量。水龙隆隆的声音杂着他们尽情的呐喊，他们在满面汗珠之下现出同情和快乐的脸色。那一架庞大的铁水龙我从前在救火会曾经看见过，总以为最少也要十七八个人用两根杠子才抬得走，万想不到六七个人居然能够牵着它飞奔。他们只顾到口里喊“救”，那么不在乎地拖着这笨重的家伙望前直奔，他们的脚步和水龙的轮子那么一致飞动，真好像铁面无情的水龙也被他们的狂热所传染，自己用力跟着跑了。一霎眼他们都过去了，一会儿只剩些隐约的喊声。我的心却充满了惊异，愁闷的心境顿然化为晴朗，真可说拨云雾而见天日了。那时的情景就不灭地印在我的心中。
从那时起，我这三年来老抱一种自己知道绝不会实现的宏愿，我想当一个救火夫。他们真是世上最快乐的人们，当他们心中只惦着赶快去救人这个念头，其他万虑皆空，一面善用他们活泼泼的躯干，跑过十里长街，像救自己的妻子一样去救素来不识面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是多么有目的，多么矫健生姿。我相信生命是一块顽铁，除非在同情的熔炉里烧得通红的，用人间世的灾难做锤子来使他迸出火花来，他总是那么冷冰冰，死沉沉地，惘怅地徘徊于人生路上的我们天天都是在极剧烈的麻木里过去——一种甚至于不能得自己同情的苦痛。可是我们的迟疑不前成了天性，几乎将我们活动的能力一笔勾销，我们的惯性把我们弄成残废的人们了。不敢上人生的舞场和同伴们狂欢地跳舞，却躲在帘子后面呜咽，这正是我们这般弱者的态度。在席卷一切的大火中奔走，在快陷下的屋梁上攀缘，不顾死生，争为先登的救火夫们安得不打动我们的心弦。他们具有坚定不拔的目的，他们一心一意想营救难中的人们，凡是难中人们的命运他们都视如自己地亲切地感到，他们尝到无数人心中的哀乐，那般人们的生命同他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他们忘记了自己，将一切火热里的人们都算做他们自己，凡是带有人的脸孔全可以算做他们自己，这样子他们生活的内容丰富到极点，又非常澄净清明，他们才是真真活着的人们。
他们无条件地同一切人们联合起来，为着人类，向残酷的自然反抗。这虽然是个个人应当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然而一看到普通人们那样子任自然力蹂躏同类，甚至于认贼作父，利用自然力来残杀人类，我们就不能不觉得那是一种义举了。他们以微小之躯，为着爱的力量的缘故，胆敢和自然中最可畏的东西肉搏，站在最前面的战线，这时候我们看见宇宙里最悲壮雄伟的戏剧在我们面前开演了：人和自然的斗争，也就是希腊史诗所歌咏的人神之争（因为在希腊神话里，神都是自然的化身）。我每次走过上海静安寺路救火会门口，看见门上刻有WeFightFire三字，我总觉得凛然起敬。我爱狂风暴浪中把着舵神色不变的舟子，我对于始终住在霍乱流行极盛的城里，履行他的职务的约翰·勃朗医生（DrJohnBrown）怀一种虔敬的心情，（虽然他那和蔼可亲的散文使我觉得他是个脾气最好的人，）然而专以杀以微弱的人类为务的英雄却勾不起我丝毫的欣羡，有时简直还有些鄙视。发现细菌的巴斯德，发明矿中安全灯的某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我不幸忘记了）以及许多为人类服务的人们，像林肯，威尔逊之流，他们现在天天受我们的讴歌，实际上他们和救火夫具有同样的精神，也可说救火夫和他们是同样地伟大，最少在动机方面是一样的，然而我却很少听到人们赞美救火夫，可是救火夫并不是一眼瞧着受难的人类，一眼顾到自己身前身后的那般伟人，所以他们虽然没有人们献上甜蜜蜜的媚辞，却很泰然地干他们冒火打救的伟业，这也正是他们的胜过大人物们的地方。
有一位愤世的朋友每次听到我赞美救火夫时，总是怒气汹汹的说道，这个胡涂的世界早就该烧个干干净净，山穷水尽，现在偶然天公做美，放下一些火来，再用些风来助火势，想在这片龌龊的地上锄出一小块洁白的土来。偏有那不知趣的，好事的救火夫焦头烂额地来浇下冷水，这真未免于太杀风景了，而且人们的悲哀已经是达到饱和度了，烧了屋子和救了屋子对于人们实在并没有多大关系，这是指那般有知觉的人而说。至于那般天赋与铜心铁肝，毫不知苦痛是何滋味的人们，他们既然麻木了，多烧几间房子又何妨呢！总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足下的歌功颂德更是庸人之尤所干的事情了。这真是“人生一世浪自苦。盛衰桃杏开落闲。”我这位朋友是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但是顶喜欢说冷酷的话，这里面恐怕要用些心理分析的功夫罢！然而，不管我们对于个个的人有多少的厌恶，人类全体合起来总是我们爱恋的对象。这是当代一位没有忘却现实的哲学家（GcorgeSantayana）讲的话。这话是极有道理的，人们受了遗传和环境的影响，染上了许多坏习气，所以个个人都具些讨厌的性质，但是当我们抽象地想到人类的，我们忘记了各人特有的弱点，只注目在人们真美善的地方，想用最完美的法子使人性向着健全壮丽的方面发展，于是彩虹般的好梦现在当前，我们怎能不爱人类哩！英国十九世纪末叶诗人FrederichLocekr—Lson在他的自传（MyConfidences）说道：“一个思想灵活的人最善于发现他身边的人们的潜伏的良好气质，他是更容易感到满足的，想象力不发达的人们是最快就觉得旁人的可厌，的确是最喜欢埋怨他们朋友的知识上同别方面的短处。”总之，当救火夫在烟雾里冲锋突围的时候，他们只晓得天下有应当受他们的援救的人类，绝没有想到着火的屋里住有个杀千刀，杀万刀的该死狗才。天下最大的快乐无过于无顾忌地尽量使用己身隐藏的力量，这个意思亚里士多德在二千年前已经娓娓长谈过了。救火夫一时激于舍身救人的意气，举重若轻地拖着水龙疾驰，履险若夷地攀登危楼，他们忘记了困难危险，因此危险困难就失丢了它们一大半的力量，也不能同他们捣乱了。他们慈爱的精神同活泼的肉体真得到尽量的发展，他们奔走于惨淡的大街时，他们脚下踏的是天堂的乐土，难怪他们能够越跑越有力，能够使旁观的我得到一付清心剂。就说他们所救的人们是不值得救的，他们这派的气概总是可敬佩的。天下有无数女人捧着极纯净的爱情，送给极卑鄙的男子，可是那雪白的热情不会沾了尘污，水远是我们所欣羡不置的。
救火夫不单是从他们这神圣的工作得到无限的快乐，他们从同拖水龙，同提灯笼的伴侣又获到强度的喜悦。他们那时把肯牺牲自己，去营救别人的人们都认为比兄弟还要亲密的同志。不管村俏老少，无论贤愚智不肖，凡是努力于扑灭烈火的人们，他们都看做生平的知己，因为是他们最得意事的伙计们。他们有时在火场上初次相见，就可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乐莫乐兮新相知”，他们的生活是多有趣呀！个个人雪亮的心儿在这一场野火里互相认识，这是多么值得干的事情。懦怯无能的我在高楼上玩物丧志地读着无谓的书的时候，偶然听到警钟，望见远处一片漫天的火光，我是多么神往于随着火舌狂跳的壮士，回看自己枯瘦的影子，我是多么心痛，痛惜我虚度了青春同壮年。
我们都是上帝所派定的救火夫，因为凡是生到人世来都具有救人的责任，我们现在时时刻刻听着不断的警钟，有时还看见人们呐喊着望前奔，然而我们有的正忙于挣钱积钱，想做面团团，心硬硬，人蠢蠢的富家翁，有的正阴谋权位，有的正搂着女人欢娱，有的正缘着河岸，自鸣清高地在那儿伤春悲秋，都是失职的救火夫。有些神经灵敏的人听到警钟，也都还觉得难过，可是又顾惜着自己的皮肤，只好拿些棉花塞在耳里，闭起门来，过象牙塔里的生活。若使我们城里的救火夫这样懒惰，拿公事来做儿戏，那么我们会多么愤激地辱骂他们，可是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失职却几乎变成当然的事情了。天下事总是如是莫测其高深的，宇宙总是这么颠倒地安排着，难怪波斯诗人喊起“打倒这胡涂世界”的口号。
4.野村君
缪崇群
那山手线的高架电车，我知道她还是围绕着东京市在不息地驶转；她的速率还是那般风掣电闪，乘客还是那般拥挤在一起——有态度安闲的会社员，有美丽怀春的女郎，有年轻佻健的学生……
早晨，晚间，她来回地渡着我，两年的光阴，并没有一点残留的痕迹了。现在印在脑中的只有几个驿站的名字：日黑，五反田，大崎，品川……
我初到东京的时候，正是地震后从事复兴的时代，一切虽然都很零乱，但从那些断壁残垣，劫后的余灰中看去，知道从前的事业就是非常可观的，现在又去努力草创，复兴，则将来更伟大的成就，已经使人预感到了。
夏天秋天冬天都过去了，在第二年的深春——樱花已经片片离枝了的时节，我在K大学开始入学了。
东京的地方，对我是极生疏的，所以每次出来，都要牢牢记住驿站的名字，次数……等等。从我的住所去学校的一段路上，换一次车我是知道的，至于上了高架电车以后的站数，站名，我不得不用心记它了：目黑过去是五反田；五反田过去是大崎……学校是在品川其次的一站，叫田町。
K大学耸建在一座小山上面，无论从前面或后面，都要拾阶而上。迎大门的是一所庞大的图书馆，虽然在地震的时候被震掉一个角楼，但仍不能失去她那种庄严的气象……
自然，我入学的第一天，什么对于我都是新奇的。因为种种的刺戟与内心的空漠，我差不多像一个神经完全迟钝了的人了。
我初进课堂的时刻，这在我脑中是一个永远不能泯灭的印象，无数的视线，都集在我一个人身上，自然，他们对于我也是同样感觉着新奇的罢？
教室里的座位，后边都满了，恰好，在前边第二排，空着两个位子，我于是便把我的书籍放在那里了，除了后边，周围是没有人的，我的心里才渐渐安定了下去。
上课铃响了，一个来得最迟的，面色黝黑，目光很忠厚的学生，便坐在我旁边那个空的位子上了。
下了第一班，我们开始谈话了，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他怎么念法，他也给了我一张小小的名刺——野村兼市从那天以后，我们便相识了，在班上他和我一样，除了对方以外，没有另外的朋友。我曾听说东京人是傲慢的，狡猾的，欺生的……野村君是广岛人，他大约也同样厌避那些东京人罢？我时常觉得他受旁的同学白眼和冷淡——不知是否因为他是外县人，抑或因为他同“支那人”——我的关系而被他们摒出范围以外了。然而我们的友谊，一天比一天地深固——今天问早安的时候，就比昨天问早安的时候态度亲昵；心房更加跳动了。
因为我的日语程度很浅，又加彼此的性格都好沉默，所以我们每天畅谈阔论自不可能，就是在极度要表示自己情感的时候，也很少吐露出几句完整的语句来。
是的，我们是一对无言的朋友，我们脸上的表情，或者已经超过了需要以外也未可知罢？
在严厉装腔作态的石井英文先生班上，他是低着头静静地听讲，在松懈，像小孩子似的六笠德文先生班上，他是低着头静静地听讲……他永没有像过那一些淘气玩皮的同学，在英文班上可怜得如同淋过水的小鸡；在德文班上就仿佛充分自信着造反也无人过问似的。
有一次，六笠先生尽讲他的书，而后边却开起雪战了，有的淘气胆大的学生，故意把雪球向先生眼镜上掷，而先生却转过头去笑笑。在他们雪战正酣的时候，野村君把头低得更低一些了；这恐怕是防备“流弹”中伤罢？……
还有一次，上课铃都打过很久了，而全班的学生都拥在楼窗处向下看，谁也不回他的座位。六笠先生上了讲坛，他们依然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那时野村君正在我的旁边，我问他，“怎么了？”
“他们真是无聊。”他微笑着回答。
“先生来看，先生来看。”有人叫着。
那些围着楼窗不归座位的学生，也无非是要先生来看，并且想耽阁一些讲书的时间罢了。
六笠先生果然是个孩子，他也伸头向楼下看了。
——哈……
全班哄堂了，六笠先生不好意思地正一正眼镜，从耳根处已经涌出一股害羞的红潮了。
在楼下，大约有两条狗交着尾。
全班继续沸腾着，好像要问出先生德文里这是什么字才甘心似的。
上石井先生的英文，大家都是受着拘束而感到头痛，所以每当他迟到十分钟以后，有人振臂一呼：
“溜呀！”
全体便一齐跑了。最初的几回，我和野村君都有些不好意思，但这是最干犯众怒的，所以结果我们也不敢作“害”群之马了。
有几回教室里还有不曾溜尽或溜得稍晚的学生，正好遇见石井先生挟着点名册子来了，他一声不作，也不问尽有一个或两个的学生，揭开点名册子便点起名来，这时，那些已经溜到别处，还在看风头的学生，却很可怜，不得已地又要一个一个垂着头向回走了，而结果，反要到石井先生的面前要求把缺席的记号改成迟到的记号了。
究竟谁是迟到的呢？反弄巧成拙了……
天天上课，天天总有戏看的，不过他们花样再翻奇些，对我也总是无聊而生厌的；只有那一个无言的朋友野村君，他好像是我慰藉的泉源，精神上无比的食粮。所以我每天到K大学去上课，听讲和野村君会面，似乎是两件并重的H的了。有时在合班教授的大讲堂里，如果逢到不能坐在一起的时候，那真是一件最大最不高兴的事情了；有时他上班较迟，在那好几百人的大讲堂里来回巡逻着，我知道他是在要寻着我。
确实地，野村君对我是非常地忠诚，恳挚……我得之于他的扶助与恩惠，真是一个不能计量的深与阔。但谁会相信呢？一对国籍不同，语言少接的人，也能在他们中间连上一条牢固难断的链索？
有一次，一件不幸的事降给野村君了，但那件不幸的事，仿佛同时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魔力，它能给野村君以较深的刺戟，给我一些迷信的启不。
我清清楚楚记得的，有一天我到学校特别早，而那一天却是野村君缺席的头一遭，我揣测，我不安，我几乎感到我今天来上课是没有意义的了！
上午散学的时候，听人说今天早晨学校附近芝町的地方，遭了一次大火，三四十家住户和商店，完全变成灰烬了。
这立刻使我联想到野村君的身上了，然而我立刻就否定了它，理由是没有的，假定我也不愿意去预设，我心里惟一的呆想是：这种不幸的事故，决不会临到一个良善人的身上去。
第二天，野村君仍然没有到学校去，第三天的早晨，事实才完全证明了。当我第一瞥见到野村君的时候，我的周身几乎都要摇撼起来了！因为脑中深深地存着火的印象，所以我看野村君的面庞，好像比寻常更显得焦黑了似的；甚至于他的头发，眉毛，睫毛……在我眼里都仿佛是烧秃过后，只剩着短黄的根梃一般了。
全班的同学，没有一个来慰问他的，他们都共同表示着一种讽人的微笑罢了。
他依旧地一直找到在我旁边的座位。
“啊！你……”
“烧了！什么都烧完了！”
他身上穿着一件新从估衣店里买来的制服；皮鞋没有了，只拖着一双草履；书，笔，就连一张纸片，也都完全没有了。
我记得他有一次曾在黑板上有意无意地写过——“生下来便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并不是什么意味深长的话，也不能说它是今日的谶语。那些生下来便富有的人们，天地不知道被他们怎样解释呢。
就是在学校最简易的食堂里一次也没有碰到过的野村君，对于这次遭难，是怎样地给他一个重大的打击啊！
我所能够帮助于他的，都尽量地帮助他了。那最有趣而又使我想到所谓“现世现报”的俗语，仿佛在我们之间，“灵验”了。
他每星期都借给我抄录的历史笔记，谁也料想不到他又会借了我的去转抄一次的；这是最适宜不过了：因为没有另外一个朋友可以借给他笔记，并且，这笔记又是他亲自抄下来的。
过了不到十天，我的历史笔记又还给我了；可是那上边已经经过他一次细详地修改——字写错了的更正过来，中间丢落的填补进去……
以后，这册笔记，便成了我最宝贵最心爱的东西……
第二年的初夏，我便因为种种原故不能升学了，在我还是犹豫难决的当儿，野村君的问候书翰早巳到了。那信是用英文写的——大约他知道我所能够了解的英文总要比日文多些似的。
信里大意说K大学确是一个贵族学校，于我们总是格格不入的，他已经预备另转其他官立的大学了，最后问我因病是不是就要回国去……
我写了一封回信去，可是永也没有再得这位无言的朋友的音息了！
他是转学了么？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不久，我便匆匆地回国了，野村君的消息，更没有方法探询了。最可追悔的是我再度去东京的时候，竟没有亲自到K大学去寻个水落石出。
除了记住几个耳熟的驿站名字，一切对我都生疏了，每当高架电车在田町驿内停留的时刻，我便禁不住地探首翘望那耸立山头的K大学的楼顶……我是在关心那图书馆的角楼已经修缮好了么？我是在关心那装腔作态的英文先生，抑或是那松懈的六笠先生呢？不，不，都不是的，我所怀想的那个无言之友，我今生还能不能再默默地和他坐在——起了？……
第二次从东京回来，又已经一年多，我知道现在山手线的高架电车，已经是围着新的，复兴后的大都市驶转了，但这是不会变的，它依旧很匆忙地从这一站到那一站；车里拥挤着男和女，饱藏着美与丑，香和臭……
即或有可能的时候，随着车子转罢，你可以看见皇城，可以看见海浜，可以看见无数无数的烟突和旗亭……但野村君的黝黑的面影，真不知到那里才能寻得着呢。
一九三○，六月作
（选自《唏露集》）
5.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筒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宴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濛濛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与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节，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的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里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盘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青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功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拉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烈，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10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的，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于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士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得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15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实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希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信筒那里去。落着雨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地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深夜，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50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屈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二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完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么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高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里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老板是犹太人也许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
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那茶座里边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用眼瞪着她，很生气地看了她半天。而后说：
“是做什么的呢？”
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
鬼到底是有的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30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的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20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所以对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了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起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不是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不是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了一个卷。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地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1935年10月1日。
鲁迅先生的客厅里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处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钟。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再坐一下：“十二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边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地送是应该的吗？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吗？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的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服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桶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桌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床架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里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在这台灯下写。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间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吧，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地在讲一些什么。
厨房是家庭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喊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佣人。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哗哗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嚓嚓地响，洗米的声音也是嚓嚓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他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边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都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些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50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1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株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容易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着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的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的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边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作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的好像从棚顶一直拖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里踏脚踏车，他非常欢喜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后，一天到晚干净的溜明。
1936年3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吧？”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紧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哗啦哗啦地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朋友去了，弄堂里来去地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地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医生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30年集（即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对于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地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鲁迅先生一边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这鸭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袅袅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闭一闭眼睛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1936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夜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门，装着煤炭哗哗地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鲁迅先生睡在二楼的床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气喘虽然停止。但每天发热，尤其是在下午热度总在38度39度之间，有时也到39度多，那时鲁迅先生的脸是微红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没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的时候张开眼睛看着，有的时候似睡非睡地安静地躺着，茶吃得很少。差不多一刻也不停地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而仍很远地蹲在书桌上，若想吸一支，是请许先生付给的。
许先生从鲁迅先生病起，更过度地忙了。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吃药，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试温度表，试过了之后还要把一张医生发给的表格填好，那表格是一张硬纸，上面画了无数根线，许先生就在这张纸上拿着米度尺画着度数，那表面画得和尖尖的小山丘似的，又像尖尖的水晶石，高的低的一排连一排地站着。许先生虽每天画，但那像是一条接连不断的线，不过从低处到高处，从高处到低处，这高峰越高越不好，也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度越高了。
来看鲁迅先生的人，多半都不到楼上来了，为的请鲁迅先生好好地静养，所以把陪客人这些事也推到许先生身上来了。还有书、报、信，都要许先生看过，必要的就告诉鲁迅先生，不十分必要的，就先把它放在一处放一放，等鲁迅先生好些了再取出来交给他。然而这家庭里边还有许多琐事，比方年老的娘姨病了，要请两天假；海婴的牙齿脱掉一个要到牙医那里去看过，但是带他去的人没有，又得许先生。海婴在幼稚园里读书，又是买铅笔，买皮球，还有临时出些个花头，跑上楼来了，说要吃什么花生糖，什么牛奶糖，他上楼来是一边跑着一边喊着，许先生连忙拉住了他，拉他下了楼才跟他讲：
“爸爸病啦，”而后拿出钱来，嘱咐好了娘姨，只买几块糖而不准让他格外的多买。
收电灯费的来了，在楼下一打门，许先生就得赶快往楼下跑，怕的是再多打几下，就要惊醒了鲁迅先生。
海婴最喜欢听讲故事，这也是无限的麻烦，许先生除了陪海婴讲故事之外，还要在长桌上偷一点工夫来看鲁迅先生为有病耽搁下来尚未校完的校样。
在这期间，许先生比鲁迅先生更要担当一切了。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桌，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2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了楼梯上了楼。
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动筷，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嘱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许先生用波浪式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面包，是在客厅后边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
“劝周先生多吃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有用的。”
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
“这也是对的？”
而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方桌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
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强，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许先生楼上楼下地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都寂寞了，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就问许先生：
“什么人来过吗？”
看鲁迅先生好些，就一一地报告过。
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吗？
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
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