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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太极
阴阳，是我国古代以朴素的唯物观点来概括一切事物的统一与对立的学说。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长、变化、消亡等客观规律，可以以阴阳归之，人体的生理、病理可以以阴阳归之，武术的技击方法也可以以阴阳归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古代先贤用阴阳学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阴阳学说认为：天体宇宙，一切事物都可以分成阴阳两类。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夜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动则为阳，静则生阴；出手为阳，收手为阴；上步为阳，退步为阴；刚劲为阳，柔劲为阴；手足伸出为阳，关节曲屈为阴；掌心向上为阳，掌心向下为阴；……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各自以对方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而且在矛盾运动中，阴阳又永远处于阴消阳长、阳消阴长的运动过程中。
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元素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思维和意识的模糊性，其表现为思维模式的直观、朦胧、经验、猜测，区别于西方实验科学的理性和严谨。中国古典思维的模糊性又具有宏观把握和注重联系、整体的特点。阴阳学说就是在这种思维背景下解释宇宙及事物相互关联的最简单最准确的一种学说。
五行，一般理解“五”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行”，天体南北东西中五个方位内星阵的运行，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相应于方位内的星阵运行，于是衍变出丰富复杂的五行体系，比如五行在颜色中为五色，在声系中为五音，在调味中为五味，在社会中为五行，在人身则为五脏。所谓“东方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火，火生苦，苦生心。中央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西方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北方生水，水生咸，咸生肾”（《黄帝内经·素间阴阳应象大论》），阴阳是消长互补，而五行则为相生相克，相生，意为相互促进、资生，相克，意为相互抑制，损耗。五行相生相克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周而复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循环往复。五行说体现了对事物认识上的辩证观点，是武术文化的一个亮点，但也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武术思想中，用这种过于繁杂的体系解释一些武术现象显得牵强附会。与之相似的还有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体系。
太极词最早由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及《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有太极之先而不谓高，在六极之下而不谓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中“太极”一词显然是方位词，而《周易》中“太极”的理解自古以来分歧较大。一般认为是一个哲学名词，意为衍生天地万物之本源。其实，太极和阴阳同出一理，陆陇其《太极论》：“夫太极者，万理之总名也”的观点就较有代表性。《朱文公集·答杨子真》的观点与武术中“太极”的含义最接近，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而其动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则是所谓太极者也”，这里“太极”可以理解为宇宙万物普遍运动发展变化的法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对立统一辩证规律。太极拳就是一种包涵对立统一法则的拳种，太极拳中“开合虚实，轻沉刚柔，蓄发收放”等，无一不是对立矛盾的统一，拳势上“欲左先右，欲上先下；对拉拔长，曲中求直，上下左右，相吸相系”的特点，很好地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要求。
自然界人体拳术五行归属表
类别五行木火土金水自然界五季春夏长夏秋冬五方东南中央西北五气风暑湿燥寒五化生长化收藏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菜韭薤蔡葱藿五谷麻麦稷稻大豆五畜鸡羊牛犬豕五果李杏枣桃粟树木松桐柳杨柏八卦震巽离坤艮乾兑坎地支寅卯巳午辰戌。
丑未申酉子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人体五脏（里）六腑（表）时
辰肝（丑）心包
（戊）
心（午）脾（巳）肺（寅）肾（酉）胆（子）三焦
（亥）
小肠
（未）胃（辰）大肠
（卯）膀胱
（申）续表
类别五行木火土金水人体五腧井荥输经合五官目舌口、人中鼻耳五体筋脉肉皮毛骨五视斜动平环强五情怒喜思悲恐五声呼笑歌哭呻五津泣汗涎涕唾五数三二五四一五律角徵宫商羽五常仁礼信义智拳术内五行肝心脾肺肾外五形手眼身法步五行力木力火力土力金力水力五行拳崩炮横劈钻五行拳之形箭炮弹斧电五形拳走。
气之形态伸缩开合团聚起落流行五音嘘呵呼呬吹五音的作用散滞下气去热解极去寒。
去风五禽鹿猿熊鹤虎太极拳退步右盼中定进步左顾关窍夹脊关玄关下丹心。
（气海穴）中丹田
（膻中穴）尾闾关在气肝气重楼
（璇肌穴）
（发力点）脾气肺气命门
（发力点）注：表中“外五行”的内容与文中“外五行”的内容均属“外五行”。
太极图古代的智者，创造了很多图形来表达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其中最优美、最奇妙、最完善的是太极图。图的外面是一个圆，里面一分为二两个阴阳鱼环抱回互。邵雍在《皇极经世》中说：“其外一圈者，太极也。中分黑白者，阴阳也。黑中含一点白者，阴中有阳也；白中有一点黑者，阳中有阴也”，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分界线为一S曲线，使阴阳鱼的变化互为其根，共生互补，表达负阴而抱阳的意思，描绘了阴阳消长的转化过程。陈鑫在《古太极图》中指出：黑白多寡，即阴阳之消长……其实阴阳之微至著，循环无端，即其生生之机也，阴穷则变为阳，阳穷则变为阴，周而复始，无止无境。太极图展示了深刻的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睿智和深邃，它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国界。
太极图几乎是道教的象征。
太极图是韩国的国旗图案。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称，太极图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几何图案。
中华武术的刀剑之上，始终闪烁着太极图的光辉。
天是圆的，太极图模仿自然，也是圆的，中华武术中的拳法，也要求是“圆”的。
枪、棍的“绞把”是圆；刀术、剑术的“剪腕花”也是圆；棍法的“提撩花”、大刀的“大盘头”、单刀的“裹脑刀”、枪法的“插花盖顶”，二节棍的“金线缠葫芦”、三节棍的“磨盘花”、南拳的“滚桥”、长拳的“乌龙绞柱”等，莫不是圆。
圆相对于直与刚，是一种柔美，一种更含蓄、更深沉、更有韵味的美。当然，武术之圆不是为审美而创造的，它体现了武术技击的特点。
武术中讲究力大势猛，但更讲究“四两拨千斤”，以圆化解千钧来势；武林传奇中不乏“金钟罩”、“铁布衫”的传奇故事，但更让人神往的是借翻滚腾挪之圆，使对手难以寻找到有效的击打位置，武谚有“对方打来身如球，拧走转换莫停留”之说，由于有效合理利用旋转滚侧等身体动作，对方击打之力不断落空。
中华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八卦掌、太极拳也是典型的以圆为特征的拳种。
有人概括八卦掌的特征是八个字：“拧旋走转，连环纵横”，即身躯拧扭，手臂翻旋划圆，足下沿圆走圈，动作圈圆相交。这样，既可迷惑对手，又使对手攻击落空。
太极拳究其根本，不外乎在不同的平面或空间划各种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圆。因为尚圆，所以忌直、忌角、忌滞、忌硬，太极高手无不强调贯穿整体的螺旋动作，要求形成所谓的螺旋力——太极功。陈鑫《太极拳经谱》说：“至疾至迅，缠绕回环，离形得似，何非月圆，精练已极，极小亦圈”；“越小小到没圈时，应归太极真神妙”。到了化境，太极就成了有圈不见圈、积全身之力发之一点，势不可挡的要命拳种。
中国武术的“寸劲”，用太极拳理论诠释就是在极短的距离内，在瞬间，积聚全身力量，发出致命一击。有资料记载：“李小龙的中国功夫扬名四海，加拿大拳击协会千万百计地请他表演。由于盛情难却，只好应邀前往。他这次表演的是沉拳。所谓沉拳是最沉重的一拳，是用拳力测量器来计算的。表演开始时，当事人把器材布置好后，李小龙稍微做些准备活动，然后对准猛然用力击去，那计算器上的指针立刻指向三百五十磅的数字。这时大家都惊叫起来了：世界纪录！世界纪录！换句话说，按他体重145磅来说，能够发出这么沉重的拳力，是前所未有的，打破了过去的纪录。直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这个纪录”。李小龙的这一招，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寸劲拳，在短距离发出如此沉重的一击，用的就是中国武术拳术中的缠丝劲。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者，阴阳也。阴阳对立统一是中国古典哲学最基本的思想。而太极图则把阴阳属性及其变化规律，诠释得贴切而详尽，它所展示的哲理，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武术之中。一般而言，器质的、抑制的、寒虚性的、沉静的、隐晦的、无形的、向里向下的，属阴；功能的、兴奋的、有形的、外表的，则大致属阳。因此，武术中阴阳相对的范畴大约有：动——静攻——守吞——吐曲——伸俯——仰收——放起——落进——退开——合刚——柔内——外显——藏呼——吸大——小高——低如动与静，在武术技击中相辅相生，设有动则无所谓静，动极生静，没有只动不静的拳种和招式。拳谚说：“能动能静，拳道之圣”，“动而不静，拳道之病”。长拳十二型要求：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轮；缓如鹰，快如风。
武术技击中的种种阴阳范畴体现得越充分、越彻底、反差越强烈，则攻击力越强，观赏价值越高。
以八卦掌为例：“董海川所创八卦掌，讲究百练走为先”，在左旋右旋、走圆转圈中变换招式，强调动中求静，以逸待劳。因董海川所授掌法以“转”练为主，故称“转拳”，又因形似推磨，故有人又称之为“磨门”。八卦掌法就是董氏根据《周易》的原理结合平生所学创造的，最能体现阴阳哲理的武术门派，影响颇大，后世传练者不乏其人，也有以此成气候的，孙禄堂就是其中一位。孙禄堂曾说：“八卦在天成象，天如不测风云，八卦掌以变求胜”，并总结八卦掌的两种基本掌法单换掌、双换掌即为阴阳掌。单换掌、双换掌又变化为顺势掌、大蟒翻身、狮子张口、狮子滚球、风轮掌、探掌、大鹏展翅、白猿献果八掌。八掌再行变化，一掌又可分为八掌，变化无穷，奇妙莫测，引人入胜。
《峨眉道人拳歌》有“百折连腰尽无骨，一撒通身都是手”的说法。武术技击的精要就在于“变”。虚实真假、上下进退无不本着阴阳互抱法则。武功修为参差不齐，太极拳功夫分“着熟”、“懂劲”、“神明”三个阶段，枪法也有“力斗”、“偏长”、“守法”、“精熟”、“通微”、“神化”六品之说，但拳根基无非阴阳二字，所谓“炉火纯青”、“臻于化境”，无非是说渗透了阴阳变化的拳理，亦刚亦柔，亦虚亦实，亦快亦慢，亦攻亦守——亦阴亦阳。王芗斋先生的”五步功夫”闻名遐迩：“有定招定法而取胜，谓之小乘；无定招百死法，随机应变而取胜，谓之中乘；虽有众多之法而能够万法归一，使对手防不胜防，谓之大乘；举手抬足，动静处中，以自身触觉之本能发力而取胜，谓之上乘；万法具备，万法尽通，随心所欲而不落形迹，使之对手如临千网，无从逃避，谓之最上乘”。武林中修到这种境界的，千百年来寥若寒星。
传说清朝末年，董海川和太极一代宗师杨露蝉较艺，堪称武林奇观。二人你来我往，斗至酣时杨露蝉却忽地跳圈外，一辑之后扬身而去。人间其故，杨露蝉回答说：他董海川若为阴，我能对付，若为阳，我也能对付，但他不阴不阳，我对付不了。若不是有意讥讽董为阉宦（依杨露蝉的修为，应该不会）的话，杨露蝉的意思是说董海川的武技不阴不阳，得心应手，随心所欲，毫无破绽，即“无形无象，全体透空”。
李小龙是近代武林当中的奇人，他首创的截拳道，无所谓套路，不囿于一家，自称“无形之形，无式之式”，注重实战能力，其宗旨以无限对有限，以无法对有法大获成功。李小龙讲：学拳之前，一拳一脚对我只是一拳一脚；学艺之后，一拳不再是一拳，一脚也不再是一脚；如今深悟以后，一拳不过是一拳，一脚也不过是一脚。这段话正应了拳理“练时有招，用时无招”，“无拳有拳，有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耐人寻味。
阴阳、五行、太极理论，对于武术的渗透可以说无孔不入，几乎涵盖了武术结构的各个方面：拳名有“太极拳”、“八卦掌”、“五行连环拳”、“阴阳掌”……劲力有“一阴一阳，要必以中锋运之”……节奏有“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五官百骸顺其自然之势，而阴阳，五行之气运乎其中”……招式有“六合、五行、阴阳、动静、起落、进退，变化无穷，是其知也……”
如何看待这些传统的武术理论呢？站在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审视、理解武术文化现象，视野才会开阔。从文化背景上看，各种传统文化形态都是中国传统思维特征的表现。李约瑟博士讲“西方哲学注重于实体，中国的自然规则以‘关系’为基础”，中国的传统哲学着眼点就在“联系”上，阴阳、五行、太极理论正是这种思维特点的体现，它注重宏观的大系统的描述，也不放弃各种微观的小系统与大系统的全息对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解析武术现象的一种必然。可以说，中国武术的全部内涵“道、法、术、功”，阴阳、五行、太极理论都有一定的提示作用，无论是在武术理、法层面，还是击、技层面，都值得去重视、研究、借鉴、吸收。
也应该避免将古典哲学范畴的阴阳、五行、太极学说神秘化、玄学化，这样不利于中华武术的健康发展。历史上，确有一些学者、练家对任意拔高阴阳、五行、太极学说对武术的影响提出批评，尤其对五行学说颇多抨击。实际上五行相生相克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现代科学面前早已不攻自破，过于拘泥、迷信只会自缚手脚。
道家与中华武术
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以至于有人认为道家思想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对中华武术来说，道家思想是最主要的思想源泉。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生于春秋时楚国的苦县（今河南鹿邑东），著有《道德经》。后战国人庄子（庄周），将老子的思想进一步阐释发扬，传《庄子》一书。后世以老庄指称道家。
道家思想对武术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论、气论、天人合一的观点，并以此阐释武术的本质；在方法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等思想，并以此作为武术技击的指导原则。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源，中国武术吸取这一思想，认为武术最根本的特征也是“道”。“道者，万物之奥”，一切的来源莫不是“道”，而“道”又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太极拳的基本拳理就是据此生发的。王宗岳《太极拳经》认为“虽变化万端，而理推一贯”，这里的“理”就是老子的“道”，无极生太极，进而才有阴阳变化，这个“无极”也是“理”，亦即“道”。拳技中阴阳、进退、动静、刚柔、虚实种种变化，相反相承，互为因果，同出一宗。武术的精微之处如同老庄的“道”，无一处是，又无处不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气”是道家用手表达宇宙万物事件的另一个概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中国武术对道家“气”的论述彻底吸收，运用来解释众多武术奥妙。清代著名武术家苌乃周在《中气论》中指出“元气”是武术的根，“元气”是什么？就是太极，就是道。历来各家各派、内功外功，都十分重视“养气”。强调“养气”是武功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
道家推崇师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谓“天”，即指自然，人作为自然的元素，在本质上与自然是相通一致的，所以一切人事应顺乎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武术思想中贯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武术家看来，人体是一个整体，武术练习不是局部的锻冶，而是对整体力量和协调的训练。如练力量，举重、体操等源于西方的体育项目通过器械刺激肌肉收缩，从而使肌群发达。而在武术家看来，这样练成的肌肉是死肌肉，力量是死力量，于技击、于养生都无益处。武术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劲”，就可以理解为经过长期练习所能发出的整体的力。著名拳师王芗斋曾与日本柔道高手八田比武，交手几个回合，八田均不失敌。最后，八田站起身来，对芗斋先生深深鞠了一躬，很恭敬地说道：“假如我把您的两手腕抓牢以后，您是否还有办法？”当时先生为使他彻底了解中国武术的奥妙，随即伸出两手，叫八田紧紧抓住腕部。八田两手十指如钢爪一般，确实有力。先生周身放松，将自己两腕微微向后一拉，两手翻转，手心向内，两肘下垂，运用丹田之力，推动两肩，以两肩推动两肘，以两肘推动两腕，身形往前一撞，以两手腕部向前发力，只听“嘿”地一声，八田被扔起摔出，后背撞在墙上，震得墙壁作响。王芗斋所发之力恐怕现代力学原理难以解释。
阴阳本是不同的属性，但中国武术中的一些拳种却可以融两者于一体，一半阴、一半阳，平衡和谐，陈鑫在《发明总论》中说：“纯阴无阳是软手，纯阳无阴是硬手，一阴九阳根头棍，二阳八阴是散手，三阳七阴犹觉硬，四阴六阳类好手，惟有五阴并五阳，阴阳无偏称好手。妙手一运一太极，迹象化空归乌有。”所以，太极拳练者入门讲究“摧刚”，“运动之功夫，先化硬为以柔，然后练柔及刚”。中国的内家功夫十分强调“调息”，练内功，体现了平衡、和谐的中国哲学思想。武术练习中如果这种平衡与和谐被打破了，“走火入魔”也就在所难免。《清稗类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乾隆时河间人戚某，历滇黔、入巴蜀，寻访高人。千辛万苦后终于听说大青山一喇嘛神力盖世。戚某找到喇嘛要求学艺。喇嘛对他说，传你功夫是一件小事，只是一旦你有了这种功夫，只会害了自己。戚某痴心难改，诚心相求。喇嘛站起身来，传他功夫，只见所到之处，足下踏过青石一块块都碎了。戚某学成之后，告辞喇嘛回乡，一路上，吃东西，碗盏皆碎；伸手搔痒，衣服顿时破如条蒌；乘骡子，屁股刚跨上，骡子的腰断了。回家以后，不敢与妻儿母靠近，独处一室，夜间偶一翻身，炕便压塌了。第二天，后悔莫及，回大青山找喇嘛解除功力，却不可能，最后只好出家。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习武过程中片断追求力与刚而导致阴阳失衡，结果是十分可怕的。由此，我们也不妨反思一下“高、难、新”的套路表演，也许失之偏颇了。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更重要的内涵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一致，中华武术将这个道理发扬到了极致，“因为一人小天地，无不与天地之理相合”，正如陈鑫所说：“拳名太极，实即无极自然之运行”，符合了“太极之理”，也就符合了自然之理。所以，中国武术三百六十多种拳术，全部讲究师法自然，顺乎自然。过去的武术家，练功时精心选择天时、气候、地形、方向，从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中摄取能量，从而实现天人互感，提升功力。这种做法，与道教的“采气”功法如出一辙。对自然的膜拜，还表现在技击方法中对飞禽走兽的模仿上，像其形、取其意，用最接近自然的方法来增强技击的力量。笔者曾听一位老武术家讲入门练习的故事，他拜师以后，三年师傅未传一招，每天所做就是把浮在水缸里的葫芦捺下去，如此这般。张宝瑞《神跤宝三学艺记》载：宝三请求跟随宛八爷练功，宛八爷二话未说把宝三领到院里，指着一个大土堆说：“从明天起，你早起五更练搬土，把土山搬到西墙根去。”宛八爷拿起一个大号铁簸箕，撮了满满一簸箕土，底桩腰挺，上腿蹬直，双手平举，慢慢蹲身，蹲到底再拔起来，不摇不摆，做了个示范。土山搬到东墙根，再搬回西墙根，每天一千零一十八簸箕土。三个月后，宛八爷又来找宝三。见面之后，冷不防便对宝三使了个拔脚，宝三脚跟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离开原地。接着宛八爷又上手一压宝三肩膀，下面又是个重脚拔脚，宝三动了几下，但没有摔倒。宛三爷欣喜地夸道：“好小子，脚下有根子！”像这种练功方法在中国武林中相当普通。究其原因，也与崇尚自然，追求和谐有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武学大师的功力匪夷所思，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据说杨露蝉放鸟雀于掌中，鸟雀欲飞时的下沉劲被松掉，因而小鸟始终无法从他手中飞起。这种境界，确实是“物我如一”。
《庄子·说剑篇》是武术史上重要的武术理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随机应变，是中国武术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论。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观点，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所说的“柔”并非软弱无力，而是坚韧不露、含蓄、深沉，实际上他根本不承认有绝对的弱者、强者，一切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包容、相互转化。
中国武术讲究利用客观条件，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比如女性天生柔弱乏力，但专为女性练武创设的峨嵋拳，在与力大势重的男人比武时“不招不架”、“四两拨千斤”。北方人身材高大，但转身较慢、不够灵活，于是便有了大开大合，讲究“一寸长一寸强”的查拳、少林拳，利用腿长的优势，克敌制胜，所谓：“手是一扇门，全靠腿打人”。南方人小巧灵活，但腿短身矮，于是便创造了近身短打的南拳，发挥上肢优势，肩撞肘击，贴身近战。醉拳更是身处下风时败中求胜的拳法，“舍己从人”。
道家思想重在“养性”，其核心在于“无为而为”，师法自然。它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层面上，给了中华武术颇多启示，影响深远。
儒教与中国武术
孔子射箭武术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大地，深深地烙上伦理道德色彩，因此在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练武与修德、武术行为的规范准则等，无不渗透着儒学精要。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出身于武术世家。其父叔梁纥为鲁国有名的武士，《左传》载鲁国举兵围逼阳，逼阳人升起悬门，欲待鲁国武士入门后突然放下，困他们于城中。叔梁纥双臂举起了上千斤重悬门，救出了被困武士，十分勇武。《史记》载：“孔子长九尺又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身材高大的他也可称为武林中人，对此《墨子》、《列子》、《吕氏吞秋》、《淮南子》等史书均有记载。《列子》：“孔子劲能招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淮南子》：“孔子智过长弘，勇服于孟贲，足蹑郊免，力招城关”；《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瞿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这些史料均表明孔子是一位勇力非凡武艺出众的武士。
孔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深知文武兼备的重要性。他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以此为出发点，他提出了“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主张，其“乐”即武舞，“射”、“御”也是当时风行的技击方法。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需具备的条件“知”、“仁”、“勇”、“艺”中就有“武”的因素，他的弟子中冉求，子路都是骁勇善战的勇士。
当然，孔子首先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仁爱”观念作为人际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对必然内含暴力与残酷的武术，起重要的调适作用。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即“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在崇尚“立德”的中国文化大系统中始终如穿珠的红线，也自然演化成了判断武术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武术伦理。
正如旷文楠教授所言，武术的“仁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对封建秩序、封建礼教的恪守。历史上太平世道，统治者以此为借口大兴“禁武”之道，动乱之时，也以此为借口，倡武当兵，改朝换代。利用武术“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元代据说要割掉练家的脚手拇指，免得射猎拉弓，惹事生非。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被人广为传诵，没有人责备出家人过问尘事，却一直赞其赤胆忠心。
孔子的“仁学”在古代，其实质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调适，其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在武术技击技巧和方法的运用上，“仁学”精神有充分体现。练武的目的是保家卫国、锄暴安良，而非恃强好狠、为非作歹。对敌人，战必胜之，讲打击之稳、准、狠，所谓“一狠、二毒、三功夫”。即便如此，武术家也以制服对方为主，尽可能避免杀人取命，讲究先礼后兵。对那些具有特强杀伤力的功夫，用之审慎。《少林七十二艺练法》告诫：“技击之道，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武术界流传所谓“八打八不打”之说。“八打”指眉头双眼、唇上人中、背后骨缝、鹤膝虎头、破骨千斤、穿胆身门、肉肋肺腑、撩阴离骨等部位，可承受一定重力，因而可选择为攻击目标。“八不打”指人体中易致人死命的部分，一般禁止攻击，它们是：太阳、对心锁上，中心两闭、两肋太极、两肾对心、两耳扇风、海底撩阴、尾闾丰府等。
中华武术的仁义精神还体现在武术技击的目的论上。少林武术有点穴大法，创造这种方法是为了致人死地还是救人水火？少林秘典《罗汉行功短打》讲，创造点穴法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为了使人“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有志者细心学之，方不负主人一片婆心也”。《峨嵋十二法》也反复强调“不争”、“持戒”、“化解”，不致最后关头不能擅用武力。
中华武术各门各派都有不同的“戒约”，体现其不同宗旨，其中对行为准则收授徒弟规定颇多，也最严，很重视对德行的培养。少林门规定如下：
盖闻自少林起教以来……武事熟而习之，用之于国，则治乱持危，用之于乡，则除贼捕盗……，尚有无知门徒矜强持勇，欺良凌弱，此断非吾道中所可许也。但凡我们，务期循规蹈矩，爱众亲人，庶几此道之一进境焉。兹举规条，列之于后：
第一条：尊师重道、孝悌为先；
第二条：基练功夫、体得先贤；
第三条：不准奸淫、衣冠歪斜；
第四条：不准扬拳舞、以下犯上；
第五条：不准无故发笑、口出妄言；
第六条：不准以大压小、公报私仇；
第七条：不准指东杀西、高声争论；
第八条：不准翘脚架腿、开口骂人；
第九条：不准唆弃是非、以欺弱好强；
第十条：不准贪图渔利、盗人财物；
第十一条：要低声息气，不耻下问；
第十二条：要克己求众，助人成美。
以上教条，学生要常记心，免犯责罚。另外有十不许之规条，再列如下：
（1）不许恃有本领，欺奸妇人；
（2）不许恃有本领，抢孀逼嫁；
（3）不许恃有本领，欺负良善；
（4）不许恃有本领，劫寺财产；
（5）不许恃有本领，酗酒滋事；
（6）不许恃有本领，伤残世人；
（7）不许恃有本领，胡作非为；
（8）不许恃有本领，背弃六亲；
（9）不许恃有本领，违拗师长；
（10）不许恃有本领，交结匪人。
以上10不许，日后有犯之者，定遭杀身之报，慎之，慎之。
武林中收授门徒是一件传承武艺的大事情，很慎重，对德行的考察很严格。少林派规定：“传授门徒，宜慎重选择。如确系朴厚忠义之士，始可以以技相传”，明代内家拳法明确规定：剑者、好斗者、轻露者、酗酒者、骨柔质纯者不传。武当派收徒有五戒之说：①骨柔质纯者不传；技击格杀之良方，收徒之先不可不先视其体魄如何。体可换而骨不可换，胆可练而质不可练；②心险者不传：防人之心不可无，收其为徒，如果不事先探查其心理，一旦功夫养成无疑于养虎伤身；③好斗者不传：拳术者，个人习可以强身，众人习可以保国，若呈匹夫之勇，则用之不当；④酗酒者不传：酒能乱性，性乱则神迷，神昏则色浮，结果是非不分、凶狂无礼、祸生顷刻；⑤轻露者不传：深沉者其毅力魄力必大，轻露者其志气胆识必小，若仅得皮毛，目空一切，逢人炫耀，非可造之材。
传统儒学，基本是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些武术门派统统将自己的宗旨靠拢于儒家思想。武术是战斗的力量、杀伐的手段，必须纳入一定的伦理规则中，这是中国武术伦理色彩浓厚的根本原因。儒家思想对武术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与中华武术
宗教与武术同属于文化范畴，而人类各种文化间必然会相互影响和渗透。一般而言，宗教是以其基本信仰为核心的整套思想体系，其宗教观念、宗教思想、宗教理论、宗教教义以及与之相对的宗教礼义、典章制度、教规教义、教派组织，必然会极大地影响数量可观的信仰者，当然影响到武术的传承与习练也就不足为奇了。
千百年来，中国的宗教林林总总，十分繁杂，其主线是佛、释、道的三鼎立。寺庙是宗教传播的基地，由于种种原因，对武术运动的发展也起重要影响。以佛教为例，早期的宗教活动主要依靠信徒的捐助，后来逐渐被国家政权利用，得到政府资助，寺院也可自己经营各种营利活动，北齐文宫帝甚至宣布“今以国储分为三分，谓供国、自用及以三室”国库的三分之一划归寺院，实力非同小可。《高僧传》记载宋文帝二十七年（450）准备伐魏时，曾向僧尼借钱以筹军饷。强大的寺院经济，既使僧人习武成为必需，又使武僧的出现成为可能。再加上寺院道观遍布各地，且多在相对荒僻的深山、名胜之中，远离喧嚣“尘世”，一方面可静心修炼，另一方面登山爬坡，砍柴提水锻炼了体魄；夜黑风高，蒲团坐禅，培养了胆量和毅力。由于与自然贴近，观察鸟兽，师法自然，心有灵动，创造性的技击动作也就不期而至。由于寺庙偏僻，往往有“犯事”和武林高手隐姓埋名。暂避其中，以图东山再起，如《水浒传》记载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这些人将流传于民间的世俗武功带进了寺庙，促进了宗教武术的发展。
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华武术的代表门派中少林源于河南嵩山佛教名刹少林寺，武当门传承于湖北道教圣地武当山。少林武功传说是南北朝时期南印度禅师菩提达摩所创，武当功夫民间流传发源于武当山道士张三丰，八极拳创始人癞蓝天，曾入浙江少林寺削发为僧，岭南白眉派武功由峨眉山白眉道人独创只传僧道，不准传给世俗之徒。猊踪拳（即迷踪拳），民间传说是由唐代少林武僧受猿猴争斗启发而创，以后河北卢俊义在少林寺学到，研究后传于燕青，由燕青公之于世。青萍剑术据说由江西龙虎山潘真道人所创。查拳的创始人据传为明代西域（新疆）地区穆斯林查密尔，是回族典型的代表拳种。俗称“回回拳”。上述说法或许有以讹传讹之处，但总起来讲，仍然较客观地反映了某个历史阶段宗教与武术的密切关系。
中华武术史的大量资料证明，许多武学深厚的大师都有宗教信仰。佛门弟子中，道教徒中，穆斯林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名播遐迩的大师，如托名达摩编撰《易筋经》的天台山紫凝道人宗衡，发动黄巾大起义的道教头张角，被康熙皇帝御封“铁壮士武侠”的回回丁安祥。回族好武世所周知，仅清代回族武进士就有38人之多，乾隆皇帝曾赞回民习武有成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
一种宗教体系，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因某种原因妥协让步，容忍外来的影响和渗透，但如果威胁到它固有的思想体系和教义宗旨，宗教本身的“抗体”仍然是强大的。佛道认为：人出生就是罪孽，人生就是最大的苦难，要求人们在教律指导下进行各种形式的禁欲，苦修，一直到生活终结，进入“涅檠”，超脱苦难。印度佛教原旨有六度，即布施、尺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涅盘经》曰：“经菩提住虚空地。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将终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移处。”《高僧传》讲达摩修行方法有四种，第一条就是“抱怨行”、“初报怨者，修道苦至，当念经劫，舍本逐末，多起复憎。今虽无犯，是我宿命，甘心受这，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认达故也”，要求僧众在任何条件下始终保持忍让平和的态度。唐五代诗僧寒山与拾得有一段对话，将这种情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寒山问：要是有人打我、骂我、侮辱我、欺负我、吓唬我、骗我、用极不堪忍受的方法对待我，我该怎么办？拾得回答说：那你就躲避他、尊敬他、害怕他、让他、随便他、不理他，且看他如何？佛教“五戒”中第一条即“不杀生”，这与武术搏击格杀的原则不相协调。所以，宗教首先是宗教，对武术的影响也仅限于宗教教义规范下的一定空间里。除开一些歪门斜道，任何宗教都是要人温良谦恭，武术也始终被纳入了这样一个范畴内。另外，宗教也都带有相当功利色彩，特定情况下也会发生一些异变——由正宗蜕变到异端，如佛教中的“犯禅”现象。
“犯禅”起于唐，兴于明，最初是对佛教戒律的“不羁”。电影《少林寺》中，武僧们捉青蛙、烧狗肉，武僧头昙僧（历史确存此人）不以为怪，反而开脱为“酒肉穿肠过，佛祖胸中留”。事实上，少林僧人确实是食肉的，吸烟、喝酒、吃肉、饮茶的所谓五荤和尚大有人在。据说事情的起因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答谢十三棍僧救驾之功，摆下了丰盛的御宴。入席已定，发现十三个和尚只到了十二个，一查，是大将军昙宗未到场。询问缘由，回答是因受风寒不能出席。唐太宗不信，即便真患风寒，一点小病，何至于缺席御宴。再三询问才得到实情，原来昙宗因口中无味，嚼了一根葱白，违反了不得吃荤、腥、臊诸味的戒规，受罚面壁思过，因此不得前来。太宗感于佛门清苦，又是真心答谢众僧，便颁下一道圣旨：葱能发汗解表、温中通阳、帮助消化、强健脾胃；蒜能解毒、杀虫、止痢；酒能御寒；肉是大补，从今以后，少林僧众均要适当食用。由此僧人才开始食荤。其实，练武是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吃素食无论如何满足不了人身对营养的需要，“穷文富武”，就好比是在习武棚中常支一口大锅，终日熬着牛肉汤，随时可以捞肉喝汤。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开禁之说不过是托辞而已，类似的借口还有稠禅师抱金刚足气力的传说，据《朝野剑载》：稠禅师抱金刚足到第六天，金刚终于显形，手捧大钟，内盛肉筋。金刚问稠禅师敢不敢吃肉，稠禅师称出家人戒荤，不敢。金刚自己吃了一回，吃完所起金刚杵，逼稠禅师吃肉。稠禅师被逼不过，终于将肉筋吃下，于是就有了神力。这些故事均表明宗教在一定前提和范围内对武术的让步。
至于“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房，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皮袋”的“佯狂”之徒，实质上已是宗教的异端，与习武并无必然关联。但也不可否认，对僵死的宗教教义的反叛客观上为练武之风的兴起传播以及搏击技术的演进成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社会还有一种较特别的“宗教”，即宗族。“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这些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族丁为了宗族的强大，繁盛或者为了争水源等利益发生械斗，体现了较强的凝聚力。那些没有血缘关系但因某些原因需要纠集在一起的人，使相互间的关系具备变相的血缘关系，由“拜把子”、“换金兰契”、“桃园结义”，渐渐演化为准宗教组织——结社，形成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景观，如白莲教、黄天教、弘阳教、闻天教、八卦教。我们在小说戏剧中所见到的杀大红公鸡、喝鸡血酒，插血为盟、占山为王，并不完全是虚构，而是中国社会宗教结构的真实描绘。
上述大大小小，不一而论的宗族，都十分重视练拳习武，如义和拳，到处开设“拳坛”、“拳场”、“拳丁”，史称“京畿一带，拳场林立指不胜屈”，无怪乎义和团被统治者称为“拳民”、“拳教”、“拳匪”。
在结社——暴力冲突——习拳练武——更大规模结社的循环圈中，武术运动蓬勃发展。
战争与中华武术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血与火相伴随的战争史。由于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异常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战争频繁，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列强环生，使中国大地烽烟不绝。
执矟骑兵图唐代摹自敦煌156窟壁画早在氏族社会，部落之间就已经开始爆发战争，《兵迹》载“民物相攫而有武矣”。这些战争已经开始使用兵器，远则用箭，近则用棍棒，刀斧，击、打、劈、砍、扎、刺等技击方法广泛使用，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史家认为战争是武术的源头。的确，战争是暴力冲突的最高形式，而武术则是一种暴力手段，自然而然，人们将战争、军事、武术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看待，且毫不怀疑它们之间所具有的渊源关系。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音兵事疏》道：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骑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远及疏，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挡也；材宫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不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交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他认为战争双方各有优势，北方匈奴擅骑射、战马好、机动性强，而中原军队武器装备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士兵武艺训练完备，战斗力强于对方。
长期以来，为了求得战争中的主动权及至最后的胜利，军事指挥者重视实力的培养，对士兵进行系统严格的武术训练，以提高其完成军事目标的能力，是重大的战略主张。中国武术发达及博大精深，枝繁叶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事需要，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
中国武术中许多兵器最初都是战场上的武器。枪及相近的矛、戟、弋等就是最早出现的战阵武器，而且冷兵器时代一直是主要武器。戚继光所创“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小队，其中持狼筅、刀牌等兵器者二人，“惟枪手四人，兵曰杀手。明太祖军法定律中明文规定一个战斗单位锍手十，刀牌手二十，弓箭手三十，枪手四十。以上两例可对枪的倚重”。由此演出的枪法，繁多深奥，是其他任何器械都难以相比的。据行家解释，枪法以拦、拿、扎为主，其中又以扎法为根本，以此生发，杨家枪讲拿、拉、颠、捉、撸、缠、拦、还八法；罗家枪讲压、打、砸、拿、滑、挑、崩、撑、攉、扎十法。在武术高手手中，枪法出神入化，施展开来，但见红缨闪动，左防、右防、刺三个动作呵然一气，令人不寒而怵。精妙绝伦的枪法被人称为“诸器之王”，学成殊为不易，有武谚说：“月棍、年刀、一辈子枪”。
也有武术器械逐渐演变为以军事用途为主的兵器，比如弓箭。射礼是春秋战国时“六艺”之一，后来都主要用于战场上了。诸葛亮神机妙算，一下子就借了三万支狼干箭，足见战场上弓箭的运用是多么普遍。战争史上许多著名将领都擅长射术，李广投石设羽；薛仁贵“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列琦一箭射漏水斛，又一箭将其补上：《水浒传》中小李广花容箭法也十分了得，百步穿杨。
中国古代的战争规模宏大，单人独斗难以左右胜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对古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是从未经历战阵的文人以宗族械斗为蓝本而进行的比附，实际上两军对阵前，单人独斗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古代战争尤重阵法。《六韬·犬韬·均兵》分析说：兵和骑兵平时不能当步卒一人，但如果成阵，则一辆战车可抵步兵四十，一个骑兵可当步卒四人。民间演义中，阵法神秘莫测，大辽国元师“天门阵”十分利害，只有穆桂英一个能破。战争史上，许多阵法作为兵略保存了下来，如战国名将李牧的“奇阵”、诸葛亮的“八卦阵”、戚继光的“鸳鸯阵”、清末太平军的“螃蟹阵”等。阵法变化较多，也有一些基本规律，即严格的编制。兵书《司马法》谓之：“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对阵中就士兵而言，需要的是统一的行动，“毋喧哗，毋越次，毋参差不齐，毋自行自止。或纵或横，使目视旌旗之变，耳听金鼓之声，手工击刺之方，脚习步趋之法”。士兵的武艺水平高低不是阵法最终效果的决定因素，而对高度组织化的战争形式，个人的力量应无条件地服从整体意志，固而显得作用不明显，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对此的看法是：“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客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得或进或退”，认为个人武艺并无多少施展余地，而且必须和阵战的作战形式相适应。这种观点是来自战场上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者的观点，应该是切合实际的。
“拳棒”一词，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是武术的代名词，拳法在中国武术中占有相当分量，复杂、细腻、多变，一个人要毕生之力也难成一二。但面对战场上身披厚重盔甲的对手，拳脚功夫又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交战双方你死我活的争斗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根本不容你吞吐沉浮、三展腾挪。杀死敌手，攻破盔甲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武器的重量，所以战阵中常见的武器是大刀阔斧、长枪大戟、狼筅铁锤，常见于练家子手中的判官笔、摔手箭、梅花针、五尺，阔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按一寸木球在内。每一人执枪，二十步外，听擂鼓，擎枪作势，飞身向前戳去，孔内圆木悬于枪尖上，如此遍五孔止。招法寥寥，却很实用。在武术家看来，这几招太过简单了，吴殳《手臂录》中就将战阵之枪蔑称为“骡”，虽高大壮健，但却是马与驴的杂种，生殖系统不健全，不能繁殖下一代，徒有其表。
剑被称为“百兵之君”，在战场上同样用处不大，杀伤力比刀逊色许多，所以戚继光等战将特别欣赏倭刀，据有关资料统计，明代通过贸易船只从日本输入二十多万把刀，用来装备军队，由此可见其威力。与复杂的剑法比较，倭刀“往往三二下，往往人不御”，简单却有效。
这样看来，中华武术并不是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战争也不是推动中华武术兴盛的最根本原因。这样讲，并不否定战争与武术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依存关系。因为，战场上谋略战术之下，士兵个人的作战能力及耐力和力量的比较，一定意义上也会影响战争的结局。《国策·秦策》有“齐之技击不可敌魏之武卒，魏之武策，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的说法，可见个人的技击术也是战斗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古往今来，军事家倡导适合战争需要的武艺训练，直到热兵器时代，也是如此，当年创建中央国术馆的张之江、李景林等人，都是行伍出身。
战争与武术的目标都是克敌制胜，战争理论和武术理论同出一源，相互借用的地方很多。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选为武术哲学、武术技击理论的指导思想。归纳起来，对《孙子兵法》的运用主要在以下几方面：（1）“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条指导战争获取先机的原则，受到武术各门派的相当重视，在武术理论中得到充分引申、运用，并作为取得技击胜利的先决条件。（2）“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思是善战者总是先使自己强大得不可战胜，然后待机战胜敌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对武术技击而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实力。明代著名武术家程宗猷分析临战胜负之机时说：“艺高人胆大，苘平器识见未广，功夫不纯，若一遇敌，则心志乱，手足忙，不能自立矣。故弓马娴熟，良有以也”。（3）“兵者，诡道也”。用兵是种诡诈行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所谓“兵不厌诈”。武术招式中也有很多用于迷惑对手的方法，“或指下而用之上，或指左而打右，或指此而打彼”。武术技术中的“虚招”、“诈败”、“佯攻”、“利诱”将孙子这一思想发挥得相当充分。（4）“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本是相互对立的军事范畴，代表战争中相互相反的事物，如明攻为正、偷袭为奇。武术技击中讲究用虚若实，用实若虚，机巧变诈。形意派大师郭云深讲“厅无不正，正无不奇；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之变，所用无穷”，看来是领会了孙子思想的真谛。（5）“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强调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武术技击中各门派实际上也是将能否把握先机当作技击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衡量武学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准。其他如“兵因敌而制胜”、“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等军事思想，丰富了武术思想的内涵，成为推动中华武术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医与中华武术
中华武术与中华医学，殊途同归，其最终目的都是健体强身、延年养生。处在同一个大的文化氛围内，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华武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的层面，相互交叉、渗透、包容、影响，所谓拳起于易，理成于医，武术和武术家对中国传统医学所作出的贡献相当巨大，以至于形成内容博大的“武医”体系。武术家善医，历来如此，仅据《中华武术大辞典》所记，善医者31人；《中华医学名人志》中，名医善武者15人。我国著名武术家王子平、郑怀贤，正式的社会身份都是骨伤科医生，在中医伤科协会担任重要职位，同时又分别担任了中国武术家学会的主席、副主席。有人曾描述过中国中医研究院刘寿山主任治疗髋部外缝伤筋的手法：刘老以前手按位患者伤侧腹股勾部，后手拿位患者小腿下端，如使棍握枪，将伤腿拔直，先由外向里旋转摇晃，再进而滑把于腘窝并乘机将小腿夹于腋下，其形如同八卦掌中的招法：“海底针”与“下切掌”，确是武医结合的范例。
一般人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与武术的相互交叉主要是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养生、功夫按摩、武术伤科、伤科针灸、运动医学、练功疗法、救治偏差、特种功术等中国特色的武医技术，是很有道理的。
但如果通过表面的繁荣和热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医学对武术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只有两点，即宝精原则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元气源于肾，藏于脐下丹田，借三焦通路敷布全身。肾中精气的盛衰决定着机体的生、长、壮、老、已。五种“固本保元”的主张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极为深远。
纵观中国武术史，可以发现性与武水火不相容，武林英雄一旦沾了一个“色”字，立即就蜕变成了“武林败类”。在武侠小说中，常有令人切齿的所谓“采花大盗”，他们依仗武艺，抢掠奸淫妇女，最后无一例外，受到正义侠士的惩罚。其实正式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被南少林五祖击杀的马宁儿，罪名之一就是奸戏妇女。从武术论理规范角度讲。调戏妇女绝对是不守武德，受到谴责、惩戒理所当然。但英雄荣誉与性的对立到了极端的地步，正常的男女交往、恋爱、婚配也无形中被禁绝或至少不被提倡，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水浒传》中除了被当成揶揄对象的王矮虎死乞白赖追逐扈三娘外，几乎都是心如枯井的好汉，宋江娶阎婆惜是为同情，因冷淡而导致婆惜红杏出墙，燕青在名妓李师师的百般挑逗下，坐怀不乱，“端得好男儿”。中国武士与西方牛仔间最大的一个不同也许是武林高手铁石心肠，西部牛仔慓悍多情，如到处播撒风流的007。
有趣的是，武林与性绝不相容，而在文坛，文人墨客却尽可能柔肠寸断，儿女情长，成鲜明对照。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是位武林奇人，武功出神入化，威震武林。据说董海川与人交手，“十数武士围攻，手到皆疲”，“更有剑戟专家，特与公赛。介赤手空拳，持其械，踏其足，赛者皆靡”。这样一个英雄豪杰，却令人不可思议地于清同治四年、52岁的时候自阉。古代官党多因生计所迫，被家人强送入宫，且净身时年龄很小。董海川却在声名大震时中年自阉，其动机令人眩惑，成为武林一谜。也有人说，董海川中年自阉是练武的需要，正因为去掉欲根，才形成了他炉火纯青的武功造诣。著名武侠小说作者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个很鲜活的人物东方不败，他为了练成天下第一武功“葵花宝典”，不惜阉割净身。这个小说的素材应该取之于董海川的故事。由此，性与武功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若要练成上乘武功，固本守元是必须也是必要的。
武林人士的这种理解，就源于传统医学的以肾为本的宝精原则。中国传统医学认为，人有三宝，即精、气、神，三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尤以精为人体生命的根本。张景岳《类经》云：欲不可纵，纵则精竭，精不可竭，竭则真散。盖精能生气，气能生神。营丑一身，莫大于此。故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十分准确地描述精、气、神三者的关系。根据宝精原则，医家十分强调节制房事，“淫失无度，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中国武术中将宝精原则运用到了极端地位，十分强调节欲。有些人甚至采阳补阴，以元阳、元阴未失的少男、少女补充精气，求得武功有长足进步。武术理论典籍中对此也多有论述。形意拳经典《拳经》告诫说：“精养灵根气养神，元阳不走方为真。丹田养就长命宝，万两黄金不与人”。螳螂拳有“子午卯西昼夜还，烧酒房事不可贪”的拳训。《少林戒约》有“女色男风，犯之必遭天谴”的咒誓。武当的有“丈夫不流同髓”的说法。宋唯一《武当丹派剑术》说的很详细：“三平祖师大意味，剑术真谛，其初基有二：一曰养精，二曰疑神。能凝神则毅勇，能养精则蓄锐”。
现代科学分析精子的成份无外乎一些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按理失精对身体的影响极为有限，但事实上性事后的疲惫、萎靡远非损失一些蛋白质能比。传统医学中的“精”从概念与实验室里的所见到的精液区别明显。中医中“肾无实症”，元阳真精越充盈越好，所以要想练就神功，就需永真阳，节欲或禁欲就显得很必要了。
依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武林中人的性欲的压抑必然会在梦中寻找替代物，如梦见棍棒、警棍、电筒、香蕉等，从潜意识追溯，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所以中国武术中应该说也有纯粹满足性心理的内容，比如佩剑。据史书记载，佩剑之风由来已久，所佩之剑除了钢制以外，还有木制、玉制、金银制，显然佩玉剑术剑的目的不是搏击。一位研究武术文化的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认为剑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佩剑的意义同于新几内亚原始部落中男人所佩的“阴茎鞘”。在非洲大陆原始森林中幸存的一些原始部落中，男人都拥有好几只“阴茎鞘”。鞘长30~60厘米，直径8~10厘米，有弯的也有直的，鞘头用羽毛装饰。佩剑的意义与“阴茎鞘”是否吻合暂且不论，但至少佩剑展示着男性的威武和力量。
中医对武术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经络学说。中医认为，人体存在有气血循行的路径——经络。经脉是纵行线，络脉是经脉大大小小遍布全身的分支。经络是气血运行、联系肺部、调节人体机能的必要通道。依据传统医学经络理论，武术家创立了点穴、擒拿等搏击方法，成为中国武术的一门绝技，并衍生出诸如“判官笔”、“铁扇”等兵器，形成中国武林独特一景。
汉字“医”的组字方法颇有意思，从矢、从殳，显然与战斗、与武器相关。自古“理成于医”，武、医难分。因为人体是武功的载体，武功的强弱与载体本身的强弱密切相关。应该说，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华武术各自有其独立的系统，但理论上、方法上又有相互重叠部分，它们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
中国传统艺术与武术
武艺，泛泛而论，是“武”与“艺”的结合。孔子最早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即包含武的成份。其实，武术是一门技术，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门艺术，正如可以将颜料按事先设计涂在广告画布上的是画匠，而将颜料随意泼洒在画布上的也许就是画家，区别就在于后者创造性的工作营造了一种境界，可以经人审美享受。中国武术的艺术化倾向，不是向艺术法则的靠拢和借鉴这么简单，而是中国武术在传统文化大背景中对民族审美口味和欣赏心理的迎合，中国武术存在着将技击宗旨改变为一种艺术，甚至纯艺术的倾向，一如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追求审美价值的展示和体现。
战国时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经大臣范蠡介绍，结识了女剑术名家越女。这位莫测高深的奇女在越王面前讲了一番关于剑的理论，影响甚大。“夫剑之道，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追形逐影，先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用“道”、“意”、“神”、“气”来阐明剑术奥妙，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讲究“神韵”的美学追求十分吻合。《陈氏太极拳图说》中陈鑫讲了这样一段话：“一片神行之谓景，景不离情，犹情之不离乎理也。心无妙趣打拳，则打不出好景致。问何以打出好景致？始则循乎规矩，间则化乎规矩，终则神乎规矩。在我打得天花乱坠，在人自然拍案惊奇。里感有情，外感有景，真如天朗气清，衷风和畅，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处处则柳荫花娇，招招则山明水秀。游人触目兴怀，诗家心驰神往。真好景致也。拳景至此，可以观矣”。毛嫱论诗讲：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陈鑫论拳使人感到是在点评妙笔文章，韵味十足。
东方审美情趣大异于西方，讲究“神韵”、“写意”。对照一下东西方尊崇的两尊不同女神就可明了两种文化体系的区别。圣母玛利亚容貌美丽，和善雍容，极像内心世界澎湃爱欲的普通人群中随处可见的一位母亲；而观音菩萨一脸平和，无欲无求、无喜无悲、超凡脱俗，不是我们中间普通一员，而是一种精神的化身。在不同文化氛围中，中国产生了《春江花月夜》一类的大写意作品，欧洲产生了断臂维纳斯一类大写实作品。中国武术应该说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追求理解颇深，实际上很多武学大师本身就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比如大成拳始祖王芗斋，诗词歌赋诗底深厚，书画成就颇高。王先生的高足王选杰曾讲了王芗斋与国画大师李苦禅的一段轶事：一次，李苦禅见王芗斋练功，为他高深莫测的功力感染，激情之下便请王芗斋当场联对，相约自己以拳为题，王先生以画为题，二人一共对了三联：
其一：
王芗斋：章不章，法不法，挥笔之际是真法
李苦禅：形无形，意无意，发拳之中是真意
其二：
王芗斋：诗是无形画，画乃无形诗
李苦禅：意即无形拳，拳为无形意
其三：
王芗斋：画成书为极则
李苦禅：武至文是上乘
可见王芗斋的才气丝毫不逊色于一代名师李苦禅。中国传统美学对艺术品的评鉴强调把玩，用“玩味”、“体味”、“咀味”这些朦胧暧昧的词语形容审美过程，“气”、“神”、“韵”、“趣”、“势”是评鉴标准。于是乎，“神韵”也成了衡量武功根底的重要标准，到了今天，武术套路演练中虽然留存有攻防动作，但与实践需要标准审视已经变味、走样，演练者从个人气质、服装器械、动作选择、连接转换等方面均耽迷于艺术魅力的展现。原本应该放在拳面、脚尖等攻击点上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神韵的展现和烘托上，将武术视作另一种形式的舞蹈。比如，剑穗，对演练剑术的人来说纯粹是累赘，但舞动起来如彩蝶临风，十分好看，因此，从审美需要出发一直保留下来。从剑穗的另一个名子“剑袍”可知，剑穗正是起装饰作用的一件衣服。武术套路演练专注于艺术式“神韵”的追求，展示内在情感世界，一方面使武术可多倚重体验与感悟，缺乏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评价衡量优劣，另一方面对技击宗旨的偏离，也许意味着武术界的媚俗与短视？
中华武术“拳虽小技，但大道存焉”，与传统艺术门类关系密切。
自古以来，武术与舞蹈就有着血缘和互渗关系。
在剑舞图画像石摹本
汉代山东沂南出土古代典籍中，常可见到“武”、“舞”通假互训的情况，可以说远古时期二者是不分或者是分别不明显的。《山海经》所载被砍了头的刑夫“以乳为眼，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情况表明，从周朝开始，武舞历史相当久远，以后经秦、汉、魏、晋、唐直到宋元历代都有不同形式的武舞。其中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反映周王朝灭殷纣的“大武舞”。《诗经·武》说曰：“周公象武王之功，为大武之乐”。据《史记乐书》载，孔子对大武舞十分感兴趣，并作了详尽解释，指出舞者手执干、盾等武器，表情威严。全舞分四节，所谓“夹振之而四化”，“夹振”是击铃铎的节奏声，“伐”，《礼记》注“一击一刺为一伐”，四节内容，表现了从出发伐商到取得胜利，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从孔子的解释看，大武舞中有很多用戈矛击刺的武术动作，穿插了攻防队形的变化，是“武”与“舞”完美结合的范例。
应该说武术是攻防技术的积累，舞蹈是渲泄情感的工具，两者动因差异很大。但由于都是以人身半身同为载体，又同处一样的文化土壤中，终于形成了本体特征上的某些一致性。如果说当年项庄舞剑尚有攻击目的的话，后世许多武舞差不多都是借戟、剑等工具渲泄感情和志趣，原来用于杀人的武器反倒成了舞具，受到文人墨客的咏赞。唐代诗圣杜甫童年时曾在河南郾城目睹公孙大娘舞利器，晚年又重见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习此技，感慨之余以诗记文：“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昴，霍如羿射九日落，娇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展示了一幅精彩动人的武舞场面。历史上以武舞展示胸襟、渲泄心中块垒的例子俯拾皆是，如霸王别姬中虞姬舞剑，令人荡气回肠；晋代祖逖“中夜闻茺起舞”令人击节赞叹，李白豪情万丈，“醉里挑灯看剑”也令人感叹唏嘘。
武术与舞蹈在象形取意、身心一无等方面存在共性，都需要高超技艺。当年汉代皇后赵飞燕的掌上舞，既可认为是舞技上的绝活，又可视为武术中轻功的化境。数千年来，作为孪生姐妹的武术与舞蹈相互滋润、相互启发，相得益彰，在中华文明史上书写了许许多多的妙章佳话。
中国画意在笔，随物赋神，不求形似，但求意境。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武术颇有几分相似，而且武术内容往往是国画表现的对象。在敦煌壁画中保存有许多我国古代武术的珍贵画面，莫高窟西魏，第285号窟内有一幅对练图，图中一力士右脚跨出一步，右手护住身体，左手成掌出击对方面额；另一力士左脚出前，左手弯曲护住头部，右手弯曲护在胸前，二人动作迅猛，看得出势均力敌。在该窟中，还有壁画描绘长短器械对打的场面，一方骑在马上，用长枪击刺对手，另一方用盾牌挡住枪刺，挥短刀砍杀。画中有一躲藏在草丛中的武士，用盾牌护住头部，两腿呈弓箭步，正准备伺机突袭对手，这种姿势和戚继光创设的藤牌套路十分相像。戚继光《纪效新书》说：“埋头式，此式进步甚速，用小行或左或右，如有枪戳在牌不能脱手，急用刀尖将牌借刀顶开急进，绝妙”，这段话似乎是为几百年前的壁画内容作注。敦煌壁画中也有剑舞场面，五代，第61窟中有壁画描摹了练剑场面。舞剑者头束冠，身穿宽袖长袍，有的左臂前伸，右脚离地，作“金鸡独立”状，有的右臂前伸，两腿成弓箭步，右手持剑向前作击刺状，各种剑术动作几乎都有体现，内容上看已成连套动作。
旧时风俗，岁末除夕，家家户户要张贴门神年画，祈求一年四季避邪驱凶，家宅安宁。年画中所画人物多为武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二人当年武功高强，辅佐秦王李世民登上帝业，被尊为开国元勋。他们怎么又成了门神呢？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讲，唐太宗登基后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心力交瘁，患了神经衰弱症，觉得夜晚鬼魂号叫，彻夜难眠。因此召集文臣武将，商议对策。令武卫将军秦叔宝、尉迟敬德戎装守护。当夜，叔宝持双剑、敬德举纲鞭，守在门外，唐太宗顿念熬更辛苦，令画师绘像贴于宫门前，以息邪祟。民间延习，年画之风从此流传。野史所谓，查无实据，但至少说明武功高强者能给人安全感。
诗言志，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尚武狂侠精神十分显扬。唐代诗仙李白堪称典型。自小受父亲影响，李白一生酷爱剑术，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一位放荡不羁、武功高强的侠士，好打不平，因杀了人才举家从现今吉尔斯坦共和国境内迁居四川绵阳昌隆青莲乡，这位“高卧云林，不求禄术”的侠士对李白要求甚严，从小就严格训练李白的武功基础和剑术，对此李白诗中多次提到：“始发本识事，所交尽豪雄……抚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除了师承家学，李白还拜师求艺。18岁时拜匡山大明寺老和尚空灵门下学剑，25岁离开四川，“仗剑远游”，甚至专程到山东拜访当时全国知名的剑术大师斐显，剑术提高很快，在当时已很受人推崇，已如他在诗中所说：“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自己也深为得意：“起舞莲花剑，行歌明月宫”，“万里横歌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初唐建安凤骨倡建者陈子昂，本身就是一位战功显赫的武将，他的诗中充满了勇武豪侠气势：“平生闻高义，书剑百丈雄”、“宝剑千金买，平生未许人”；“孤剑将何托？长谣塞上风”。
古代诗文中尚武精神实质上是豪爽雄放的侠客意识的体现，诗人们通过诵赞驰骋沙场、胆识过人、侠义心肠的侠士，抒发万丈豪情，渲泄内心块垒。“酒后竟风采，三杯异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李白）；“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白壁酬知己，黄金谢立人。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杨炯）。
中国古典文学中所展的侠义精神源远流长，与之相应的武侠文学也成为武术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样式。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传统神奇武技推崇倍加，对侠士精神十分向往，以至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纵观历史，武术与文学几乎同步繁荣，武术技击与传奇为文学创作提供鲜活素材，颇具感染力的文学形式，又在潜移默化中铸造着豪迈仗义、锄强济弱、轻财重义的民族气质。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武术与文学联姻的杰作。司马迁《史记》为侠士树碑列传的文章开武侠小说先河，司马迁对“自秦汉以来，匹夫之侠，湮灭不见”“甚恨之”，特意在作品中为侠客留一席之地，并调动生花妙笔描绘众多侠义英雄，总结概括出侠客见义勇力，不求闻达，舍己为人，恭廉修行的品德。唐宋传奇中诸如《游侠列传》一类的故事，情节奇诡，人物性格明丽。以后宋、元、明、清四代，武术蓬勃发展，拳法、拳理、拳派丰富繁盛，最终积淀而成中国文学史上宏篇巨制《水浒传》。《水浒传》是典型的武侠小说，故事在民间流传二百多年，在不断地传播创新中，逐渐成熟。这部作品为凸现人物性格运用了丰富的武学知识，主要人物武松、林冲、鲁智深武功出神入化，马步战形式多样。有心人统计《水浒传》中描写各种目的武打场面二百五十次，武打功法、招式复杂多样，堪称旷代之作。
近代武侠小说发展迅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南北二派不同风格。南代表作家向恺然，其作品主要有《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等，既描绘怪异的民间武术传奇，也收录霍元甲、大刀王五等知名侠客事迹。北派代表作家一般认为是还珠楼之李寿民，此人武学知识渊博，被评论者誉为奇才，其作品七宝楼台，眩人眼目，而拆散细看，则每一片断都仍有其可观之处。无论是剑侠飞仙，灵禽怪兽，山精海魅，神兵利器，珍奇异宝，天府冥城；抑或是这类要素交织而成的正邪斗法，天人交战，应劫超生等奇幻情节，无不显示了还珠楼主喷涌的灵思，庞驳的杂学、恣纵的想象与特殊的才华。他的代表作是长达四百余万字的巨著《蜀山剑侠传》。
50年代港台出现了新武侠小说，其代表作家首推金庸、梁羽生、古龙、东方白、卧龙生五位。金庸是武侠小说空前的大家，他将“武林”塑造成一个魅力无限的神奇世界，在安危冲突、生死挣扎、人性暴露诸方面典型、深刻、有趣地反映着社会内容。《笑傲江湖》中为争夺武林盟主而发生的种种争斗，实际上是对古今中外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卑劣行径的鞭笞与嘲讽。现代人的心理负担相当重，内心需要校正、平衡，新武侠小说中仗剑行侠、无所不能的角色，正好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替代。难怪武侠小说会风靡海内外，不但平民百姓津津乐道，名流大儒也追读不倦。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其庸教授曾撰谈读武侠小说的感受：“通宵不寐读金庸的小说，成了我最大的乐趣”。著名文艺评论家陈其骧教授也讲金庸“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又关世运。所不同者，令世只见其一人而已”。
《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萍踪侠影》等新武侠作品之所以受到社会不同阶层的欢迎，归根结蒂是由于数千年来，武术这种独特的人体文化培养起来的民族精神气质与尚武狂侠文艺欣赏心理造成的。这些作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它们所包含的生命意义以及炎黄子孙、武林豪杰、舍己为人的品质，成为民族精神的滋养。鸦片战争后，屡遭外侮的民族心理需要这种强者精神来振奋、强固。
中国传统戏剧深受我国人民喜爱，并超越语言障碍，蜚声国际。有人讲，地方戏剧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也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瑰宝——武术。作为综合性的艺术门类，武术也是它的重要表演形式之一，武术不但运用于武打场面，而且演员的身段表演，艺术造型都离不开武功底子。以京剧为例，可以讲武术是京剧的灵魂，京剧抽去“武打”，便等于失去了精髓。试想如果盖叫天没有相当的武功根底，《十字坡》一场戏里的“蛟龙三激浪”、“拔草寻蛇”、“野马分鬃”、“青龙探瓜”、“乌龙绞柱”等动作是不会龙腾虎跃、威武雄壮的，盖老也不会落下“治武松”的美名。据说1953年盖叫天到北京演出时，“武松”手起刀落，嗖地一声，劈头盖脸向孙二娘的脑门劈去，她头一偏，腰一弯，刀从鬓角擦过，落到地板上，刀尖戳入地板一寸多深，寒光闪闪，一尺多长的单刀直颤，技惊四座。其实，被称为“砌末”的舞台兵器道具，明清时都是真家伙，明代王季重在《米太朴万钟传》中谈到：“出优童娱座客，戏《兀术》，刀械悉真具，一错不可知”，没有一定武学基础，难以在舞台上叫座。不但武戏如此，文戏表演也一样，京剧“唱、念、做、打”四功与武术联系密切。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在武术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梅兰芳小时就向姑父秦雅芬学习了多种拳术，以后坚持练习。《霸王别姬》中虞姬有一场剑舞，在节奏紧凑的“夜深沉”曲牌中，剑光闪闪，舞步婆娑，一招一式传神入情，把虞姬忍泪装欢，生离死别的心情展示得淋漓尽致。梅兰芳自己说为虞姬这段剑舞排练了很长时间，总不满意，后经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澄甫一再指正，才掌握了要领，表演起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程砚秋本身就酷爱武术，曾拜晚清著名拳师高紫云为师，学习刀术、棍术、剑术、拳术，1932年以武师身份应邀去瑞士日内瓦世界大学讲授太极拳，传说一次曾用腰带击退挑衅的四个恶徒，功夫可见一斑。程砚秋把拳法引用到表演领域，如把太极拳一些动作用于水袖表演，归纳出水袖勾、挑、撑、冲、拔、扬、掸、甩、打、抖等技巧，看起来圆、顺、柔、美。
武术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融会贯通，在总体构架中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加快了武术向表演化方向的发展，使武术的功能更具多样性特点。“武”与“艺”的结合，也极大地推动了武术文化对民族心理的锻造和陶冶，功莫大焉。
武德
武德，是习武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武德之说，始见于春秋时期左丘明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其言：“武德有七：禁暴、戢兵、保大、公定、安民、和众、丰财”。武德的起源可追溯到武术的萌芽阶段，以后历经各朝各代的提倡，逐渐形成“尊师重道、孝悌仁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或“虚心求教”，“屈己待人，助人为乐”等内容，力戒“骄奢淫逸，为盗采花”。佟忠义著《武士须知》以“有恒心，守纪律，尚谋略，勿骄矜，重信义为武德标准”；《青萍剑·剑箴》中将武德概括为：“一戒自矜，二戒务名，三戒好与人争胜，四戒好杀，五戒目空一世”；……凡此种种，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