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武术
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武术”又被称为“武艺”、“功夫”、“国术”、“国技”、“技击”等。到清末民初,“武术”一词广为应用。1985年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的章程草案中统一应用“武术”一词,外文统一音译为“Wushu”,此后成立的欧洲、亚洲、南美洲、非洲等各武术联合会均统一应用“武术”一词。
武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以踢、打、摔、拿、击、刺、劈、砍、扎等攻防格斗动作为素材,按照攻防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内外合一等规律编排成各种练习动作的一种体育项目,具有功法运动、套路运动、格斗运动三种运动形式。
原始人狩猎复原图(旧石器时代中期)武术同时又是一种能增强体质、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项体育运动。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和部落之间的战争。中华民族的祖先从云南元谋人(170万年前)、北京猿人到北京山顶洞人(1万多年前),都生活在人与兽群居的环境中。人类要求生存、要猎取食物、要保护自己,就要与兽斗争。在斗争中,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一方面依靠增强群体中每个人的战斗力和技能。在生产和战斗中,他们或单纯使用拳脚,或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武器,并逐渐掌握发展了徒手和持武器进行攻防格斗的技能,这些徒手进行的拳打、脚踢、躲闪、跳跃、摔跌等动作就是后来形成拳术的萌芽。在石器时代,使用石器、木棒、骨、角、蚌等工具或武舞武器搏斗时出现的劈、砍、刺、扎、掷等动作就是后来武术中使用器械各种方法的萌芽。由于生产和战争的需要,发明了弓箭,因而产生了“射”的动作,在生产和战争中有了尖石器、剑的发明和使用,就产生了“刺”的动作,有了长矛、石手斧的出现,就产生了“扎”、“砍”、“劈”的动作。
在氏族公社时代,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传说中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与炎帝的战争等等。在这些战争中,远则使用弓箭、投掷器等武器,近则使用棍棒、长矛、刀斧等武器,有攻有防。徒手搏斗时,应用拳打、脚踢、躲闪、扭摔、跳跃等动作。使用器械战斗时,应用劈、砍、刺、扎等动作。
孔子观乡人射箭图在战胜猎物或取得战争胜利后的休息日子里,人们为了欢庆胜利和显示雄威,常常把致胜的技术用“舞”的形式再现出来,又利用舞的形式相互模仿交流,相互学习提高,这种有意识的交流与训练,有意识地把攻防技术传授给战友和后人的活动就有着练武的积极意义。
盘舞铜扣饰汉代云南出土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的殷商时期,随着青铜器的发明,出现了战车和铜制武器,如矛、戈、戟、斧、刀、剑等,与此同时,也就出现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方法。如劈、扎、刺、砍等技术,并把一些萌芽时期的方法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为了不断改进和提高战斗力,已有了比赛的雏形。如《礼记·王制》所载“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即较量武艺高低之意。
到了公元前770~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人类发明了铁器,步骑兵兴起,又进一步改进了武器,使长武器变短,短武器变长,把武器由长、重、单一向短、轻、多样化发展。这样武器的内容更丰富了,同时进一步突出了武术的技击性,武术的健身作用也受到重视,比试武艺的形式更广泛的出现,推动了武艺的发展。汉代角抵据《庄子·人间世》和《荀子·议兵》载,当时比武已非常讲究技巧,拳术打法有进攻、防守、反攻、佯攻等。
秦朝盛行角抵和手搏。角抵是徒手对抗性项目,系六国所创。角就是角技,抵就是相抵触。当时的比赛形式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比赛时有裁判,有赛场,有一定的服装。但由于秦始皇推行独裁统治,害怕人民起来造反,大量收缴民间武器,因而使武术活动的发展大受限制。
汉王朝时是武术的大发展时期。汉初,由于休生养息和奖励农耕政策,兵民不甚分别。统治者鼓励民众习武,民间习武之风空前,武艺、角抵、手搏、角力等武术兴起,形成多种技术风格的流派。例如当时出现的剑舞、刀舞、双戟舞、钺舞等,这些武舞有明显的技击性,有招法,又多以套路的形式出现,内容十分丰富。《汉书·艺文志》收入的“兵技巧”类就有13家、199篇,都是论述“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的武术专著。因而汉代的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古代角抵两晋南北朝时期,诸侯分裂割据,战乱频繁,儒、道、佛三教合流,玄学盛行,官僚贵族重“养神”、“养性”,主张“以无为本”、“以静为原”,对事物在运动中发展变化的事实予以否定,嵇康《养生论》称:“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有数百年,可有之耳”。士大夫普通重文轻武,或耽于宴乐,或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用荒诞无稽的邪说取代练武,因而使武术的发展大受影响。尽管如此,武术活动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府兵制选武士的标准极严格,除会拳术外,还要求能使用多种长短兵器。既要求能健步如飞,又要求能攀城越堑、长途负重行军。马隆招募勇士30000,应试结果有3500人合格。此时期总结出一些兵器使用方法,并以口诀形式表达,还相继出版了一批使用兵器的专著,如《马槊谱》、《马射谱》、《骑马都格》等。
隋朝末年,由于农民军的起义,大大推动了武术的开展。唐朝开始实行武举制。武则天规定了武举的项目和内容,用考试的办法授予武艺出众者以相应称号,如“猛殷之士”、“矫捷之士”、“技术之士”、“疾足之士”,要求入选者有五石之弓、矢贯五扎、戈矛剑戟便于利用……”(《武备志·太白阴经·选士篇第十六》)。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也促进了武术活动的发展。唐代的手搏、角抵和角力发展较快,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尤为喜爱,比赛时,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角力记》)。有的君主还亲自参加角抵比赛,并以输赢作赌注。
宋朝尚武风气盛行,设“武学”,每年春秋各考核一次,一等为上舍生,二等为内舍生,三等为外舍生,宋王朝颁发考核士卒武艺标准——《元丰格法》,十分重视军中将士武艺的提高。通过比试,分出上、中、下等级。在民间出现了许多练武组织,如习枪棒的“英略社”,习射弩的“锦标社”,习相扑的“角抵社”。他们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打场演武,精彩又热闹,表演的武艺有角抵、使拳、踢腿、使棒、弄棍、舞刀枪、舞剑以及打弹、射弩等。对练叫“打套子”,有“枪对牌”、“剑对牌”等,专供卖艺表演的游艺场所——瓦舍,在汴京城内就有50多座。但此时期由于受了宋理学家倡导“主静”的影响,使对抗性的攻防技术走向衰微。
八段锦养生功法元代是中国北方蒙古族建立的王朝,禁止民间私藏武器和练武,并屡次下令收缴民间武器,甚至庙宇中的仪仗也只准用泥土、木头制作。蒙古族由于以游牧为主,军中历来重视骑射,每逢重大节日多举行骑射活动。骑马、射箭、摔跤是当时所重视的运动,由于在民间禁止练武,武艺被搬上了舞台,而得以合法留存下来。元代是中国戏剧艺术的高峰期,出现了不少武打剧目,各类兵器也出现在武戏场上。民间武艺只能以秘密家传的方式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传授。
明代是武术发展与提高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已把武、艺中的武术改变为一项正式的体育运动项目的武术,防身、健身、表演三者兼备而且门派林立,体系完备,对各种拳械综合归并,统称为十八般武艺。如当时流行的十七家枪法,将不同内容与风格的拳术分成武当、少林两大派等等。技术结构的完整性不断形成,各种拳械由基本动作组成不同“招势”,再由不同招势编排出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套路,从而组成了武术的重要特征,并从历史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理论,出版了大量书籍,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俞大猷的《剑经》、茅元仪的《武备志》、程宗猷的《耕余剩技》、唐顺之的《武编》等均为杰作。明代为训练军队、练习武艺,制定了练兵法则和一系列的奖罚条例。定期比较武艺,初试,定为上等三则、中等三则、下等三则。再比,对进步者给予赏银,对不进者,罚以打棍,甚至革退。明代对中华武术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南拳清王朝严禁民间练武。例如,雍正皇帝曾下旨,严禁民众习武,有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拿究。但民间则自行其事,以“社”、“馆”形式秘密传授武艺。太平天国、义和团、白莲教、捻军、小刀会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冲破了不准民众练武的禁令。清代武术派别林立,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较大的拳系就有几十个,套路有几百种。派别的分类有多种,有的以拳术的特征分类如内家拳与外家拳,内家拳为太极、形意、八卦,外家拳以少林类为代表;有的以拳种的地域来划分,如南派与北派。南派以太极、八卦、形意为代表,北派以长拳、查拳、地趟、翻子、迷踪拳为代表。此外,还有少林派、武当派、峨嵋派、长江流域派、黄河流域派、珠江流域派等等。
民国年间,由于军阀混战,连年用兵,后又忙于内战和抗日战争,政府无暇顾及武术的发展,军队中习洋枪、下洋操代替了武功的训练,使武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民间仍存在着许多不同形式的拳社,传授武艺。这些拳社对中华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中华武术在民间有了深厚的根基,例如抗日战争中的义勇军大刀队,就曾杀得日本鬼子心惊胆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和继承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因之,大力推广武术运动,使中华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中国武术史上的鼎盛时期。国家成立了领导武术的专门机构,把武术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组编武术套路,建立武术协会,在全国各地设立武术辅导站,成立研究机构,挖掘整理出版武术书籍,并逐步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舞台。
武术的内容十分丰富,类别繁多,有以地区划分的,有以山脉、河川划分的,有以姓氏划分的,也有按技术特点划分的。根据武术的具体内容,可划分为五大类(见下表)。
中华武术分类类别内容说明拳术长拳,太极拳,南拳,形意拳,八卦掌,通背拳,翻子拳,地趟拳,劈挂拳,螳螂拳,八极拳,猴拳,醉拳,拳术华拳,花拳,鹰爪拳,绵拳,六合拳,蛇拳,意拳,少林拳,查拳以及擒拿等大都各有独特的器械练法器械练习短器械(刀、剑等),双器械(双刀、双剑、双枪、双勾等),长器械(枪、棍等),软器械(九节鞭、流星锤、绳标等)器械大都由古代兵器演化而来对练徒手对练,器械对练,徒手与器械对练两人以上按规定动作顺序进行攻防练习、表演集体项目6人以上进行徒手的或器械的集体演练或表演动作要整齐划一,可用音乐伴奏,多穿古装进行表演攻防技术两人按照一定规则进行搏斗,有散手、推手(太极推手)、短兵、长兵等动作有实战意义黄帝习用干戈。
武术的最根本特征是技击性,武术的产生源于技击的需要。原始时代,人群生活在茫茫荒野中,与之为伍的是剑齿虎等十分凶猛的野兽,“封稀蛇,皆为民害”,在严酷的生存竞赛中,武术技击便开始萌芽。到了部落时代,“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战争经常爆发,如黄帝与蚩尤、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激战,史书上多有记载。
各地出土商、周、战国时期的戈汉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轩辕,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他号称“轩辕”。当时,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出现掠夺战争,神农氏力量衰落,不能再担当部落联盟首领平息战乱,于是,轩辕取而代之。干,是指作战时防御的盾牌,初民时以杆抵挡矢石,木干就是干。后来在木干上编缠藤条或树皮,以扩大掩护面。后来,多用皮制,形制较大,上面钉有圆形的青铜部件,成为防护刀、剑、枪、矢等利器的较好掩体。戈,是一种用于进攻的武器,是由镰刀演化而来的,戈刃朝内,多用于勾割,在当时是颇有威力的长兵器。干戈合用,泛指一切兵器,是古代战争的象征(代名词),现代人常用的“大动干戈”一词中“干戈”的意思即如此。
《山海经》记载了一个神话故事:“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眼,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意思是说一个怪神与天帝争斗,被砍掉了脑袋,还不罢休,没了脑袋,以两乳为眼睛,以肚脐当嘴巴,一手拿盾牌,一手拿大斧,继续争斗。可见武器在战斗中已被广泛运用并对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以推测知,黄帝习用干戈的目的,是训练他的部落成员,培养他们的军事技能,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当时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既有弓箭、戈矛、刀斧的劈、砍、刺,又有拳打、脚踢、躲闪等徒手搏斗,掌握一定的攻防技能并自觉运用兵器,有力地促进了武术运动的发生、发展。
蚩尤作“五兵”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人类最先学会使用的是石器和木棒,这些或取之于天然、或经过简单加工作成粗糙简陋的工具,既可袭击野兽,又可捕鱼,更是相互争斗时使用的武器。《太白阴经》有“木兵始于伏羲,至神农之世,削石为兵”的说法。最初,工具和武器是没有区别的,除石头、木棍外,还有石刀、石斧等。随着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性伴侣而引发的争斗的频繁发生,武器逐渐从工具中分离出来,并得到迅速发展。这是因为生存和占有欲望的强烈驱动所致,《吕氏春秋荡兵》说:“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实战中,先民需要延伸自己攻防能力的兵器。
蚩尤在传说中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战争之神”,原始武术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他身上。据说蚩尤是炎帝的后代,是九黎族的首领,活动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蚩尤作战非常勇猛,和黄帝之间的战争相当激烈。《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逸周书·尝麦》也载:“蚩尤乃逐帝,战于逐鹿之阿,九隅天无遗”,这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记录:“(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史书对这场战争的记录轻描淡写,寥寥几笔,事实上这场战斗异常艰苦,黄帝为打败蚩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传,蚩尤为了和黄帝打仗,起用角抵,“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七十二人,铜头铁额……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可见,蚩尤训练的兵士长于徒手搏斗,更长于利用器械,提高战斗力,所谓头上长角,实际上是带着牛角之类的护具,进攻时可以击刺对手,防御时可以保护脑袋。“角抵”体现了格斗中以巧取胜的精神,推动了擒、拿、摔、打等战斗技巧的产生和运用。
蚩尤还是许多兵器的发明者。《世本》载:“蚩尤作五兵:即戈、殳、戟、酋矛、夷矛”“为车之五兵”,“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即戈、殳、戟、矛、弓矢五种兵器说法为准。戈,前文已有介绍。殳,一种竹制的兵器,非常锋利。戟,一种专门为战争制造的兼具矛和戈优点的武器,以矛为主体,侧有一横刃。矛,一种长兵器,长度几乎是人体躯干的三倍,矛头有曲刃,顶端有尖,侧有二刃,中为脊,两旁有槽,以出血进气,酋矛、夷矛可能是矛头大小,形状有区别。蚩尤发明的这五兵器,实用性强,战争中威慑力大,基本可以满足当时的作战需要。其实,寻找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兵器,是先民们一个不懈努力的目标。早在旧石器时期,河套人已经制造出了最早的长矛,这种长矛以骨角作矛头,木棍作矛柄。在距今约七千年的新石器出土文物中有各种各样的石刀、玉斧、矛头。最早的甲骨文,武字从戈从止(止即足),意即持戈作战或舞练,在罗振玉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中,甲骨文与钟鼎文涉及到大量武器,如弓、矢、戈、斧、戟等,反映了当时武器的发明和使用状况。武器的不断创造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原始武术的攻防质量,丰富了格斗搏击内容,为中国武术带来了新的活力。
夏后练“九伐”
为适应原始战争的需要,原始人群要作战斗的演习操练以熟悉战斗的击刺动作和应有的群体组合,于是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或叫战舞。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东之野,夏后氏于此舞九伐。”夏后氏名启,相传是大禹的儿子(建立夏朝)。大东之野,是指大东的一片广场。夏后氏在这里指挥大家,练“九伐”这类的舞蹈。
何谓“九伐”呢?据《礼记》解释:“一击一刺为一伐”,所谓“九伐”就是手持器械,互相击刺的九个回合。到了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周人沿用夏朝传下来的“击刺之法”,培养和锻炼武士的攻防能力。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朝,伐商前夕,用武舞鼓励士气,名曰:“武宿夜”,给“击刺之法”配上了音乐,称为“舞象”,随后,又以灭商时的战争场面为题材,编了一种“大武舞”,歌颂他的武功。据《史记·乐书》记载,大武舞的参加者有数百人,全部戎装,手执兵器在音乐伴奏声中作着各种队形变换,一共有六段音乐,队形变换六次。“九伐”、“舞象”、“大武舞”,都是早期以表现战争为内容的舞蹈。这些舞蹈有助于培养人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实际都带有攻防含意,形式也与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相传,舜时有苗不服,禹率人去讨伐,没能征服。禹按照舜的旨意奴兵,拿着干和羽,训练了七十天,有苗终于被慑服了。《尚书·大禹谟》记载了这件事:“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两阶,七旬有苗格。”人们把在战斗中运用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反复模仿着、传授着、习练着,夏后练九伐,也就是大禹的儿子指挥大家进行攻防格斗的训练,使人们在狩猎活动和战争中积累的搏斗技能相互交流和传授,这实际上是早期的练武活动,实质是培养人们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都带有攻防意识,形式也与现代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击刺之法”的回合,类似于现在的套路形式。
射礼
射弹丸与弓矢是一种不交手而收攻杀之效的远兵。弓箭的发明需要较高的智力和丰富的生活斗争经验,《世本》载:“挥作弓,夷牟作矢。”《易经·系辞》载:“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意思是说人们选择弹性好的木棍制弓,用质地较硬的木枝削成箭。新石器时代,已有大量的箭镞发现,证明作战中已经较多地使用弓箭了,不过那时的镞是骨制或石制的,直到殷商时才有了铜镞。考古发现,镞的形状大致上有薄片形、圆锥形、三棱形、平头形。弓箭的发明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及枪炮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在远古时代弓箭就得到广泛运用,《弹歌》中记载了黄帝时代的一首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意思是说,砍下竹子,做成弹弓,发射弹丸,直射野兽。有了弓矢,射的技术就成了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渐渐地,“射”除了用于作战狩猎外,成了教育内容,演变为新石器时代之石矛头及石镞“艺”,天子诸侯的文体活动以射御为主,宗教的祭祀、外交上的盟会、乡村的节社,也把射箭列为主要内容。当时,男子几乎无人不习射。《射义》说:“射者,男子之事也”,“成童舞象学射御”。为了传授射的艺术,设立了射宫、庠、序等学校。军队也把“射”当作田猎攻守等军事训练的主要项目,正如郑锷所说:“射之为艺,用于朝觐宾燕之时,其事为事,用于田猎攻守之时,其事为武”(《古今图书集成》)。由此可见,射箭几乎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西周射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礼”相结合,使射箭具有武事的意义外,更带上浓厚的道德礼仪色彩。所谓“射礼”,就是把射箭当作一种礼节。“礼”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必须恪守的一些准则,而在当时,射箭射得准就是讲礼节。在六艺中,射的技术以五射为主,五射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射穿箭靶。参连三箭连发。剡箭水平箭。襄尺平肘直臂射。井仪四箭射透箭靶,形如井字。从射礼角度看,周代的射礼主要有四种:
大射:是天子、诸侯举行盛大祭祀之前所举行的射箭活动。
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互相拜时举行的射箭活动。
燕射:是天子、诸侯等宴会时的射箭活动,其用意是欢聚、共商以示团结。
乡射:乡大夫、乡村节社举行的射箭活动。
我国古代历史传说中有许多关于射箭的神话传说,特别是神箭手羿的故事流传很广。羿是夏代夷族的首领,射技精良。当时天上有十个太阳,草木都被晒焦枯了,人民生活困难,羿用箭射落了多余的太阳,又射杀了毒蛇猛兽,使人民安居乐业。
由于射的发展,在技术上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弓箭不是属现代武术的范畴,但当时“射”与“礼”的结合,增强了人们的练武意识,激发了人们练武的热情。
拳术与角力
人类徒手搏击萌芽于原始社会,缘于生存竞争的拳打脚踢多是无意识的本能反应,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一定技巧的搏斗之术,开端于商时代。在甲骨文中还没有“拳”字,意为二人徒手相搏,互击对方头部。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两士相对,兵仗在事,象之形。”古人作战时有意不用兵器而徒手搏斗,实际上是展示力量和勇气的武艺竞赛。传说夏桀和殷纣这两个帝王都有非凡的勇力,《史记·律书》载:“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徽也。”《史记·殷本记》说:“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与猛兽搏斗受到赞赏。西周“田猎”活动就是军事训练,内容之一是与猛兽搏斗,郑康成《诗笺》曰:“田猎,搏兽也”,朱熹认为“手执曰搏”。《诗经·大叔于田》描绘了郑庄公之弟共叔段:“袒裼暴虎,献于公所”,袒裼,肉袒,裸身;暴,空手搏斗,意思是裸身徒手击毙了猛兽。人与兽斗当然要求有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武艺,在古代也只是个别极端的例子,拳搏技术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徒手搏斗中。商周时代,习练拳搏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礼记》:“孟冬之月,天事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赤身裸体进行徒手搏斗,是性炫耀,更是拳技的炫耀。
古代典籍中最早的“拳”字,见于《诗经·巧言》,诗中以“无拳无勇”讽刺一个人的无能,古注“拳”为“力”,在人们心目中男子汉应该有拳有勇,勇即指勇气,拳即指力量。周代出现了“拳勇”一词,用以代表武艺、勇力。《管子》记载当时风气尚武,国君下令举荐“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看出于众者”,命令“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管仲在春秋时的齐国任相,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为了使位于东部的齐国称雄天下,管子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加强军事训练,鼓励百姓习武练拳,使拳术活动在齐国得到很大发展,以致后人有“拳兴于齐国”的说法。当时除了齐国外,其他一些诸侯国家拳术水平也较高,《春秋公羊传》载,宋闵公的臣子长万精于武艺,宋闵公讲话羞辱了他,长万竟举拳打死了宋闵公,闵公的部下仇牧赶来复仇,一番对打,长万又击杀了仇牧,可见春秋时期拳击水平已相当高了。
长期以来,“拳棒”之称几乎成了武术的代名词。一些有识之士也发现了拳术技击之外的另一种功能健身,著名军事家孙子就曾指出:“搏刺强士体”,意即除了击刺、搏斗较量武艺外,拳术还有增强体质的作用。技击和健身的双重作用使拳术迅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武术一大景观,细腻、复杂、流派众多、千变万化的拳种、拳法,魅力无穷。
徒手搏斗,双方武艺必然有高下之分,战场上这种区分显而易见,平常日子里就要靠相互的“角力”。角力,原始社会末期就流行在河北、山西一带,当时叫蚩尤戏。春秋战国时,开展更加普遍,称为相搏,《释名》解释说:“相搏,搏谓广搏以击之也。然举手击要,终角力图帛画西汉山东临沂出土在扑也”,实际上是集摔跤、擒拿、拳搏为一体的徒手格斗。史记记载,春秋战国相搏开展得相当普遍,喜爱的人众多,甚至有人连作梦都在与人“搏”,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梦与公子搏,楚子伏已,而印其脑”(《国语》)。又据《春秋·谷梁传》载,僖公元年,鲁公事季友俘获了莒拿,并不处置,却提出与莒拿相搏,并且命令部下退开,不要帮助自己。在相搏过程中,季友处于劣势,在众人催促下,竟违背了徒手相搏的约定,抽出宝剑杀了莒拿,受到舆论的谴责。为了使武艺得到交流,每年春秋两季,天下武艺高强的人都要云集一起进行较量,《管子·七法》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春秋角试……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俊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挡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人,莫敢禁围。”意思是春秋两季,天下的豪杰英雄都要相聚较量,那些武功高手,在比赛中像飞鸟一样敏捷跳跃,行动迅捷如雷电,暴发时势如急风骤雨,在他面前无法抵挡,在他后面也无法下手,出入随意,没有人能阻止包围他。
相搏已经成了武艺比赛的一种形式,为比赛将若干动作贯连一起练习,即是“套路”,这种套路与武舞不同,是真正武术意义上的套路,对武术运动的发展影响重大。
剑术的兴起
剑,被称作“短兵之王”、“百刃之君”,它便于携带,利于近战,是防卫的最好兵器,同时,剑制作精美、舞练潇洒,是人们尚武的标志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古今人们盛行好剑之风。
剑的起源古籍有记载认为源于原始部落时代,黄帝之时,开采首山之铜,铸造了剑。这种说法不足为信,因为黄帝时代尚处于石器时代,人们还没有掌握冶炼金属的本领,采铜铸剑自然无从谈起。民间也流传一些传奇故事,演绎剑的起源,凄美感人的当数干将、莫邪舍身铸剑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吴王阖闾,得到越王允常赠送的三把宝剑:“湛庐”、“盘郢”、“鱼肠”,非常珍爱。鉴玩之后仍不满足,访得名师干将,命铸剑。在妻子莫邪帮助下,采得五山精铁,六合金英,使童男童女三百人,积炭为山,鼓风冶炼,历时三日,铁水就是不到火候。情急之下,莫邪纵身跃入,终于炼成二柄宝剑,先成者为“阳”,后成者为“阴”,为纪念莫邪,阳剑取名“干将”,作方块形龟纹,阴剑取名“莫邪”,作水纹形散纹。
剑成后,干将将阳剑藏了起来,只将“莫邪”献给吴王。吴王得剑后以石相试,果然应手而开,据说现在虎丘的试剑石就是当年试剑的地方。后来,吴王得知干将藏剑,派人去取,并嘱如不得剑,当即杀之。使者找到干将后,索取宝剑,忽然剑从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骑在背上,升天而去。吴王自此更加珍惜“莫邪”。
吴王死后,“莫邪”也便下落不明。直到600多年后的晋代,宰相张华偶见“斗牛”星间一股紫气,便召天象家雷焕询问。雷焕说是宝剑的剑光,在豫章丰城一带反射。张华当即封雷焕任丰城县令,寻访宝剑下落。雷焕到任后,发掘出一石函,打开果见一剑,以南昌西山的土擦拭,光彩四射。从剑文上知是“干将”。那么“莫邪”在何方呢?一曰,张华乘船过江,忽视所佩“干将”跃入水中,急使人下水寻找,见两龙张须相向,使人惊恐而退。从此“干将”、“莫邪”两剑便永不再现。
那么剑到底源于何时呢?比较可信的时间应是青铜器时代的商周,当冶金术发展到能铸兵器的时候,首先锻铸的便是剑,这一点可以在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中证实。目前,我国已出土的剑,最早是商代的铜剑,即1956年、1957年在河南陕县虢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四柄青铜剑。1978年四川奉节发现两把战国时的“巴式剑”,铸造工艺已经比较先进,两柄剑(一长39厘米,另一长33厘米),剑身铸有图案纹绵。值得骄傲的是1972年在湖北江陵县发现的历史名剑越王勾践剑。此剑是铜制,长56.2厘米,剑刃经历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剑茎上满厘丝绳,有两道箍,首作圆形,剑身近格处有两行蜡金鸟篆体铭文:“钺王州名自乍用金”,即“越王朱钗自作剑”,剑鞘长49厘米,近末端有绸带。越王名勾践剑确是剑中珍品,据传是匠人欧冶子制造。历史越王勾践被吴打败越王勾践剑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灭掉吴国。关于越王勾践剑,古籍中也有记载,《越绝书》卷八:“勾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卷十一:“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王闻于天下。”这柄剑最终出土于湖北江陵的楚墓中,大约是楚国占领越地后作为战利品带回的缘故。
铜剑以后又被铁剑取代,江淹《铜剑赞》序说:“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即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即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最早的铁剑是在长沙一座古墓中发现的春秋晚期的铁剑,工艺水平又有较大提高,淬火锋利,式样别致。铁剑代替铜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剑身由最初的17.5厘米(北京琉璃河出土)到1.4米(衡阳出土)威力大增。据《左传》、《国语》等史书记载,当时的名剑有“湛卢”、“大夏”、“龙雀”、“纯钩”、“莫邪”、“干将”、“鱼肠”、“胜邪”、“巨溯”、“龙渊”、“豪曹”等,割玉物如割泥十分了得。拳谚说“一寸长,一寸强”,剑身由短变长,两侧剑刃能更好地发挥劈、撩、扫、斩等技法,促成了剑术和剑法的多样化。
剑术发展较早,流传甚广。孔子的学生子路就非常喜欢剑术,据家书载:“子路戒服见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
剑术多以斗剑的形式出现,当时统治者以观赏斗剑寻欢作乐,他们豢养剑客,作为竞技场上的牺牲品,每场比赛均以一方死之结束。《庄子·说剑》描写斗剑场面:“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日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肺肝”,庄子对此大加抨击,认为“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
但是,在民间剑术却得到了健康发展,出现了众多剑术高超的武术家,如越女、鲁石公等。越女,是春秋战国民间武术家,精于剑术,剑术理论也非常精辟,对后人影响颇大。鲁石公的剑道也超类拔萃,刘向《说苑》对此有记载:“鲁石公剑,迫则能应,感则能动,昀穆无穷,变无形象,复柔委从,如影如响,如龙之守户,如轮之逐马,响之应声,影之象形也。闾不及,呼不及吸,足举不及集,相离若蝉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犹然乎。”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鲁石公出神入化的高超剑术。
武林有“剑走青,刀走黑”的谚语,据张大为《武术谚语释义》,“青”,是轻的通假,指轻捷便利,交手之时,能干净利落,快速敏捷地防守和进攻,谓之“走青”。剑的特点就在于身薄而轻,且为直身,因而基本剑法劈、利、扎、撩、点、崩、截、抹等都是这种特点的必然选择。剑这种兵器在战场上攻击力有限,这不如攻势厚沉的大刀,茅元仪《武备志》有“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的说法,表明了剑不再适合实战需要的情况,很有道理。
战阵拒绝排斥了剑,而剑并未绝迹,反而制作更加精良,技法更加精妙,被人称为“诸器之帅”,原因是剑具有了比其他内涵更加丰富的功能。
剑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就神圣化了,人们在剑前冠以“宝”字,称之“宝剑”,将剑视作“神兵”、“神器”,王公贵族均备名剑,佩剑之风盛行。《古今刀剑录》载:夏禹之子启“铸铜剑”,“秦汉后王公贵族之佩剑图上刻二十八宿文”,秦始皇有“定秦”剑,汉高祖刘邦有“赤霄剑”,汉文帝有“神龟”剑,王莽有“神剑”……统治者得名剑甚至成了君权神授的象征,刘长卿诗《宝剑篇》“自然神鬼伏,天子莫空弹”,谭用之诗《古剑》“铸时天匠待英豪”隐隐表明了这种意思。三国时袁绍梦见神仙授给他一柄宝剑,醒来后果然发现宝剑就放在卧室里,取来一看,剑上铸有铭文“思召”二字。袁绍找人解释,解释者说,思通丝,丝与召就是绍字,袁绍听罢喜不自禁(《名剑记》)。这个故事里,剑明明白白是受命的象征了。更神奇的是剑还常常传达出一种预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尚未发迹前,在南阳鄂山得一把宝剑,上面的铭文为“秀靶”。后来刘秀果然得了天下,自己铸了四柄宝剑上面都刻有“中兴”,但自己刻的没有用,后来便“一剑无故自失”,东汉也在灵帝手中名存实亡。《五代史》还记了一个传说:成都有一个叫朱善存的人,世世代代传下一柄宝剑,天下太平时,剑长便长出“神芝”,天下兵乱,如安史之乱、黄巢之乱时,剑则吐“黑烟”,日期与暴乱发生的时间一天不差。剑已经是一种权威、威仪、力量的象征了。
剑毕竟还是兵器,秦汉时,不仅佩剑之风盛行,而且精于剑术的人颇多,特别是一些文人学士,如司马迁这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赵国者,以传剑论显”,武将就更不用说了。剑道在这个时期出现较复杂的招式,出现了竞技性质的比赛,竞争激烈,如《典论》记载了曹丕与邓展的一场比赛:一天,曹丕与邓展一起饮酒,席间谈话说起了剑术,曹指出了邓的一些错误说法,并向邓展表示,若不信服,可以较量一番。邓展当时稍有醉意,经曹一激不甘示弱,当即表示愿与之较量。考虑到真剑会失手伤人,两人就用甘蔗作剑,没几个回合,曹丕三次击中邓展的臂膀,引起旁边观者的哄笑。邓展不服气,要求再比,在第二轮比赛中,曹丕以败招引诱邓展,邓果又中计,被曹丕中门面。据说曹丕曾师从洛阳名师王越,经过勤学苦练,剑术炉火纯青,所以才战胜了剑术老道的名将邓展。
在中国古代,剑是武、武备、武功、武术、尚武精神的象征。可以说了解了剑,也就基本了解了中国武术的真谛。
角抵与手搏
先秦时期称之为角力的徒手搏斗,到秦汉时期发展成一种新的武术娱乐活动角抵。“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饰,而秦更名为角抵”。《史记·李斯列传》载:“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彀抵、俳优之观。”可见角抵与角力的渊源关系。裴驷集解引劭语释道:“角者,角材者;抵者,相抵触也”;“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说明角抵是一种徒手竞争,主要以摔法和体力进行竞争。
角抵透雕铜版饰(战国陕西长安出土)秦代角抵,只限于摔法,以较力为主,更多地用于表演和娱乐,广泛流传于民间和宫廷。《史记·李斯传》记载:“二世在甘泉宫每作乐彀抵、俳优之戏,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二世喜爱角抵连政事都荒废了,所以《汉书·刑法志》言及此事大发感慨:“先王之礼,设于淫乐之中矣。”
汉初,刘邦为了与民休息,曾一度罢废角抵,但却没有禁止住,到了武帝刘彻时,反而极力倡导,更加兴盛。《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又载:“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可见当时之空前盛况。汉武帝时,由于国力强盛,百姓殷实,统治者乐于炫耀国力,角抵成为向外宾夸示的工具。《汉书·张骞》载:“大角氐(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而角氐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岁增变”,每年变化,花样翻新;“其益兴”,角抵越来越兴盛。《后汉书·夫余国传》中也记载了东汉顺帝以角抵招待外国宾客使者的情况。
《汉书·金日传》还记载了一场精彩的角抵场面:“何罗袖白刃从东箱上,见日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止勿格。日摔胡投何罗殿下”。晋灼解释:“胡”的意思是“颈也,摔其颈而投殿下也”,东汉名士孟康认为“胡昔互,摔胡,若今相僻卧轮之类也”,据考据,“相僻”就是相仆,由此推知,角抵就是相扑,也就是摔跤。
东汉时,杂技、武术、舞蹈、幻术、角抵等文体活动并称“百戏”,角抵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百戏又称“角抵戏”。张衡《西京赋》称赞角抵“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一块秦汉墓出土的一块铜牌,上刻有表现角抵场面纹饰:两人赤脚站立,或抱腰、或扳腿,相互抱摔,形态逼真传神。三国时角抵更是花样翻新,出现了女子摔角,妇人相扑,虞溥《江表传》载:三国时东吴之国之君子小皓,曾“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官人著以相扑,早成夕败,辄使更作。”“金步摇”是古代妇女使用的首饰,带上首饰相扑,可见这种活动已经走了味,实际上成了一种色相欣赏。当年宋仁宗曾在宣德召集艺人表演,司马光就此上“论上元令妇人相扑”奏折,劝谏不要在用来“垂宪度”、“发号令”的地方使“妇人裸戏于前”,“裸戏”说法足见其色情暴露、色情服务的本质。
秦汉时期手搏作为一种攻防技击术,广为流传。从秦开始,手搏比赛就比较正规了。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一座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篦,上面有漆面,画面上有三个男子,均上身赤膊,不穿短装,腰束长带;右边两人正在进行手搏比赛,左边一人手往前伸,似是裁判。值得注意的是手搏双方的装束和现在日本的相扑运动相似,两者似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汉朝时,手搏称为“卞”或“弁”。《汉书·甘延寿传》载“延寿试弁为期门”。孟康注曰:“弁,手搏也。试武士用手搏,以手固实用之术也。”很明显,手搏和角抵是两个类型的不同的项目。汉末魏初人苏林说:“手搏为卞,角力为戏也”,唐人颜师古认为:“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清人王先谦注:“今谓之贯摔”,种种资料表明手搏是不同于角抵,而是综合运用踢、打、拿的搏斗技术。这种技术实战性较强,《水浒传》中自称:“三代相仆为生”的设面目焦挺,与李逵争斗时,第一回合“手起一拳”,把李逵打了个“塔墩”,第二回合是“肋罗里又是一脚”,把李逵“踢了一跤”,这种打斗方式和相扑、摔跤都不同,倒是类似于日本的柔道,也类似于中国现代武术中的散手。
五禽戏
人类的象形习性是人类固有的品性,因而人类的象形活动伴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发展。《尚书·旱陶谟》记载:“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可见在旧石器石代,祖先就会像百兽之形了。原始社会出现的猿猴舞、雀鸟舞、熊舞等模仿各种动物动作的舞蹈,在《尚书》中被称为“百兽舞”,其中许多动作被后来的武艺吸收,形成五花八门的象形拳。到汉代,已经出现了模拟动物或吸收动物动作特点的拳种。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汉帛画中就有“沐猴灌”的名目和图像,表现了正是古代的猴拳,从形象上看,吸取了猴子敏捷特点,也有拨弄挑逗、凌厉攻击、奔逃嬉戏的情景,十分逼真。汉代末年,华佗受“熊经鸟伸”的启发,并吸收了鹿、猿、虎等动物的动作特征,创立了“五禽戏”,“亦以除病,并利蹄足”,既可以健身治病,又能使人手足灵活有力,从而能自卫击人。
《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载:“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佗语普曰:人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这段话清楚表明了华佗创五禽戏的动机和五禽戏的健身作用,并无攻防搏击的成份,只是模仿动物的体操而已。但后人仍将华佗的“五禽戏”视作各种象形取义的仿动物拳种的鼻祖,大概因为华佗的思路开创了一块全新的天地,直接影响了仿生术式武术的发展。武林中小有名气的螳螂拳就是一种很典型的仿生象形拳。其创始人是明代王郎,他偶至两山涧,被“青山隐隐、绿水滔滔”的山中美景吸引,不觉“乘兴而径”,遇见一座寺庙,意欲进庙求食,进庙见僧道俱有,纳有百余名,名站其式,纳计六十余式等等不一。王故而问之,众不答,又问,仍不答。王便拉其手,僧怒其无礼而发拳,被王败。又来十余人,仍败。群大哗,奔其师,至方丈,问其故,众对以故。僧命违之入。王告其饥。方丈曰:“败我弟子,辱我甚矣,请决胜负。王允之。于是各尽其妙,十数合,王知不能胜,大惭而罢。有兴而来,败兴而去。至山坡,有大树甚茂,休息树下,仰身而卧,思其所败,反复不成眠,而目忽观忽观,偶见树上有螳螂二,长二指许,其一勾拿一绳,其二争之。因而二螳螂奋斗,或蹦或跳,或俯或仰。王以此实觉可观,注目凝思。忽灵机一动,因而急返其庙。见老僧,再决雌雄。僧哂而允之。及交手,始知非前手法也。经十数合,老僧不济,然罢而问之,王哂而不答。将居月余,两人情密之甚,便实告其故。老僧命其弟子抓十余对螳螂掷于桌上便其战斗,于是二人按螳螂形式而造之,择其妙者而用,取其精者而作,用其得胜要乎,化作拳术”。
螳螂拳诞生的过程几乎是一切象形仿生拳种的创立过程。以后颇有影响的猴拳、龙拳、虎拳、豹拳、蛇拳、鹤拳、马拳、龟拳、鸡拳、狗拳、鹰拳、熊拳等,都是模拟动物的各种姿态,结合攻防需要创立的这些拳种成为中国武术的精要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举制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为取“士”选择官吏而设置的“分科取士举人”的考试制度,始建于隋朝,经唐完备,历宋、元、明、清一千三百多年,影响巨大。武举制是作为国家选择军事方面的人才而设立的考试制度。这种制度一般认为始于唐朝武后,实际上,在唐之前已经有些端倪。汉朝取士选用“察举制”,按科荐举贤良,最后由皇帝评定高下,按能授官。察举制度的十几个科目中就包括了“兵法”内容,《汉书·成帝纪》存有汉成帝元延元年诏:“壮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实际上已具备步射图(唐代甘肃敦煌156窟壁画摹本)了武举制的轮廓。由于本身的弊病,选士大权落于豪门大族之中,东汉时代许多纨绔子弟当了武官,这些人手无缚鸡之力,带兵打仗无从谈起。到了隋朝正式使用“科举”制度取士,隋炀帝大业三年下诏:“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智。……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武举、武科显然是科举内容,而且选人标准也非常明确,“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并举,成为后世武举制度的楷范。隋炀帝对武举制度的建立居功之伟。
将武举制完善并推广使用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624—705)是一位通晓文史、机智权谋的政治家,唐高宗死后的第七年(684)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并改国号“周”。为了巩固她的政权,武则天四处选拔武功过人的人才,于公元702年制设了“武举”制度。《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云:“长安二年(702),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据《通典》、《新唐书》、《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当时,武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长垛。“长垛”项目的考试方法是:“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规”即“院”,相当于今天的环靶,应试者用石弓和六钱三箭连射三十发,均在第三“院”内为第,以后依次为上、次上、次。
二是马射。又名“骑射”,其方法是“穿士为埒,其长与垛均,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驰马射之”。
三是马枪。具体做法:“断木为人,戴方版于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版落,而人不踣。”
四是简射。“简射之箭,长于尺余,剖筒之半,长与常弓所用箭等,留二、三寸不剖。为笞以傅弦,内箭筒中,注箭弦上,筒旁为一小窍,穿小绳系于腕,彀弓即发,豁筒向手,皆激矢射敌,中者洞贯,所谓筒射也”。
五是步射。即射草人。
六是穿。以弓射铠甲,穿透甲片以测弓力。
七是翘关。用双手把很重的大门闩举起来,武则天规定应试者要把长一丈七尺、粗三寸半的大门闩双手连续举起十次。
八是负重。举石、扛鼎,所举之石,两边有扣手,大号重300斤,二号重250斤,石头离地一尺。
九是材貌。即外形选择,身高六尺为上。
十是语言。要求应试者“应对祥明,并有神采”。
从公元702年始到1901年止,武举制度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武举内容的确立,无疑对武术内容起到了规范作用,仕宦之诱,改变了人们重文轻武的观念,又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练武的热情。
这里记录我国最后一位武举张三甲钦点状元的过程,一展武举风采。张三甲身高八尺,相貌堂堂,提一把180斤重的大刀,威风凛凛。他上殿摆定架式,舞动大刀,前后左右顿时寒光闪闪,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如蛟龙溅水,鲲鹏展翅,令人目不暇接。突然“当啷”一声大刀落地,全场愕然,只见张三甲一边用牙咬掉右手大拇指上张弓时忘摘的板指,一边用右脚猛地一搓,脚尖一挑,大刀顺势飞起,正落手中,接着连起数招,博得全场如雷掌声。光绪皇帝龙颜大悦,欲点三甲头名状元。这时有人不服,要与张三甲比试。张三甲把大刀往地上一插,准备比试,那人见刀柄入地三尺有余,暗暗佩服,表示不再比试,于是张三甲以一甲第一名夺魁,钦点状元及第。
教头与女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首先要面对空前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十分重视军队训练。宋太祖赵匡胤即次的次年,就在京城教阅禁军,据《梦粱录》记载,每年春秋二季“禁中教场,呈试武艺,飞枪斫抑,走马舞刀,百艺俱全”,形成一种尚武的风气。赵匡胤本人练得一身好武艺,“宋太祖有三十二长拳”,加上行伍出身,十分重视武备。宋朝的军队实行募兵制,通过选拔、考试任用武艺人才。颁布实施教法格,使军事训练规范化、系统化,教射、教刀、教枪都有严格的规定,据1044年由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记载:“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乃以形制轻重折代猛劣而为之等”;“教弓者,先使张弓驾矢,威仪客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迅速,远近弓之亲疏,穿甲重数而为之等”。
不仅有统一的训练操典,在考核面前也有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在辛校试诸军技艺格》将考核标准分为上、中、下三等:“步射六岁而三中为一等,二中为二等,一中为三等”,为了达到统一标准,军队“日夜按习武艺”,大大推动了军队的训练。
在教法格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专职人员传习,“教头”便应运而生了。庆历四年(1044),“遣官人陕西阵法分教河北军士”,这是由中央委派传习教法格的第一批教头。教头既教阵法,也传武艺,扮演着重要角色。《水浒传》中的豹子头林冲,就是禁军教头,功夫十分了不得。王安石在《将兵法》中将由中央委派武艺高强者到地方各路军中充任教头,当作一种制度固定了下来,“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为了满足需要,还采取短期培训和轮流集训的办法为基层培养教头。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颁布的《府界集教大保长法》规定,每两县设一“教场”,集中保长培训,“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受训时由国家供给费用,三年期满后回乡“立团教”,大保长为教头,以五日为一期训练保丁,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训练体系。宋代的教头只有训练的责任,无统领调遣军队的权力,他们的主要工作和精力就是研习武艺,提高兵械技艺。
《忠义水浒传》插图“智扑擎天柱”宋代商业繁荣,城市发达,汴梁(今开封)、临安(今杭州)都是工商业荟萃的大都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生动的描绘了当时开封汴河两岸店铺林立、市民簇拥的热闹场面,《梦梁录》也记载了南宋京城临安的繁荣。“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在这样的城市文化氛围里,“诸色艺人”靠献艺、献技争得了一席之地,其中也有角抵高手、武艺名家。这些武艺高手献艺的地方便在“瓦舍”、“勾栏”、“瓦舍,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易聚易教也”,“勾栏”,是瓦舍中用栏木或绳网分割成的一个个圈子,实际是表演各种技艺的群众性游乐场所。瓦舍、勾栏为大批职业艺人提供了相对固定的表演场所,使拳、使棒、舞剑、舞刀枪者比比皆是。据《梦梁录》载:“瓦市相扑者,乃路歧人(注:卖艺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标手三资,先以‘女飐’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女飐”就是表演武艺的女艺人,“打套子”实际上是表演单练、对练、集体表演等武术套路。
如果教头传习教法格中统治者加强军队建设需要的话,那么瓦舍、勾栏中的“女飐”之流,则满足了观众娱乐的要求,前者更多地从实战技击要求,后者表演除了技击特点外还需考虑其观赏性。教头和女飐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宋代促成了武术的专门化、职业化、商业化,极大地推动了武术运动的发展。
少数民族武术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几次民族融合,促成了武术的交流与传播,光彩夺目的少数民族体育,成为中华武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华武术是以汉民族武术为主体,融汇多种民族武术形式而形成的。早在先秦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就精于骑射,《文献通考》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稍长,则射狐兔,食肉。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和骑射本领对内地影响颇大,赵武灵王就倡导“胡服骑射”,《史记》载赵武灵王的话说:“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之社稷,奈何?”他不顾众人的嘲弄,决心改变中原民族宽袍长裙的服装,换上便于习武的短裙窄袖,从而使国力大增。赵武灵王的作法吸取了北方民族尚武强悍、勇于战斗的精神,是民族武术相互交流的一个典型例证。
以后历朝历代都很注意学习少数民族高超的武艺。一些地处荒蛮的民族,在生存竞赛中,锤冶出了武勇蛮健的体魄和高强的武艺,如《乐府歌》中曾记述了一位女中英雄秦可休:“秦家有妇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阳刀,右据宛景矛。”一手拿刀,一手持矛,飒爽英姿。《晋书》记秦世宗符健,其母梦大黑熊而受孕,“及长勇果使弓马”。符健的儿子符生,生下缺一目,儿时,符健嘲笑他,“生怒,引佩剑自刺出血”,可见其勇猛。“及长,力举千斤,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恒温之来伐也,生单马入阵,搴旗斩将者前后十数。”
在武术史中颇有影响的“射柳”,就是匈奴民族古老的习武活动。《汉书·匈奴传》:“秋,马肥,大会林。”颜师古注:“林,绕林木而祭也。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尚树柳枝,众骑驰三周乃止”。绕林木驰马骑射,这种活动即“射柳”,在辽、宋、金、元各代均较盛行,史书中多有记载。
一些少数民族尚武的传统长盛不衰,延续至今,其中回族武术、苗族武术,土家族武术、傣族武术等少数民族武术形式深受练家喜爱,魅力无穷。
古代苗族兵器回族,即穆斯林,以强健、勇武、团结和不畏强暴著称于世,回族武术十分发达,其主要的武术项目有散手、长兵、短兵、拳术、鞭杆、龙爪钩、五虎群羊棍、查刀、查枪等器械和套路在汉族武术中很少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其鞭杆是由牧马鞭索发展起来的,由一根齐眉棍上缚一绳索,索端系一重约750克的钢镖。回族武术在历史上名声显赫,传说朱元璋起事时队伍中有很多回族将领,正是依靠这些穆斯林战将,朱元璋才得以建立明朝,所以民间有“十大回回保国”的说法。著名的查拳,据传是由西域(新疆)穆斯林查密尔创建的。当时他应诏东征倭寇,途经山东冠县张尹庄时身染重病,住在一户回民家中,受到精心医护,痊愈后,查密尔传拳术一套,以示谢意,当地回民遂将这套拳称之为“查拳”,以纪念这位传拳之人。从此查拳便流传开来,冠县也被称为“查拳的故乡”。
清代时,中国穆斯林备受歧视、欺压和屠杀,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和信仰,各地穆斯林在清真寺中设置习武场,每日礼拜后在一起习拳弄棒、切磋武艺,使回民武术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众多的武学大师。河北沧州回族武术家吴钟,雍正时被誉为“北方八门拳术之初祖”,擅长刚劲的八极拳,大枪也闻名于世。雍正十三年(1735),他曾三破少林寺,寺僧钦佩他的武功,赠锦旗一面,上书“吴钟大枪世无双”,他还二次与康熙第十四子允比武,接连二次在允眉尖上点白,而允竟无查觉,由此,“神枪吴钟”的美名流传天下。
边疆少数民族之武器苗族武术在苗语中称为“舞吉保”,源远流长,勇其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角抵”,至今在湘西苗族居聚地还流传着“蚩尤拳”,演练者头带牛角,身披棕甲,腕套虎爪,保持着古老的民族风格。在封建王朝“杀豪杰以弱天下之民,锁封铸器以建天事之威”的政策下,苗族武术倍受压制、禁锢,但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苗民,为了生存,仍然暗中习武,并与生产工具结合,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罕见的兵器。苗民的“牛皮铛”,用牛皮滚包扎实,缝口上涂猪血、生漆,里面灌气,富有弹性。据说“牛皮铛”的发明者石老岩与一教头比武,教头用棍“独劈华山”,石用牛皮铛架格,只听“嘭”的一声,棍不翼而飞,苗家还有一种有名的“苗家双环刀”,仅尺余长,贴袖掩藏,用时瞬间亮出,锋利无比。据史书记载,苗寨中有人得子,其亲家便送上顽铁一块,由匠人制成粗胚,埋入泥沟。以后每年取出锻冶一次,到小孩长到16岁时开刃,赶一头水牛快步走来,一挥刀牛头便悄然落地,而牛居然不觉疼痛,前走十几步才轰然倒下,足见刀之犀利。第二回合,石老岩将气放掉,似一根软皮带,缠住来棍,轻轻一带便收了过去,全教头赞叹不已。苗家拳法结构紧凑、手法众多,讲究后发制人,特别重礼义、讲武德。苗家拳出手伤人有:“四用四不用”之说,即生死关头用,一般不用;路见不平用,忍得过去不用;首犯我者用,不犯我者不用;辱我族者用,一般欺我不用。苗家收徒也有“三教、三不教”之规:温柔者教,好事者不教;知礼重义者教,亡命之徒不教;诚实本份者教,好色贪杯者不教。
我国幅员辽阔。一些地方的少数民族武术饶有趣味,如彝族燕尔新婚之时的武打,令人耳目一新。古时候,彝族盛行抢婚,其中就掺杂有武打,《东川府志》记载:“将嫁女,三日前,持斧入山,伐带叶松树,于门外结屋,坐女其中。旁列米淅数十缸,集亲族,执瓢杓列械环卫。婿及亲族新衣,黑面乘马持械至,两家械而斗,婿直入屋中,挟妇乘马疾驱走。女母持械杓半淅追逐浇婿,大呼余族同逐女,不及,怒而归”。
精武体育会
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七(1869年1月19日),在距天津市西15公里的小南河村的一幢普通北方民宅里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著名爱国武术家霍元甲。霍元甲的父亲霍恩弟,是著名“秘宗拳”六世传人,身怀绝技,赫赫有名。由于霍元甲自小体弱多病,被父亲看作“非习武之才”,但霍元甲横下一条心,苦心钻研霍家武功,并虚心吸取各派所长,终于达到“体软如绵,骨坚似铁”的造诣,被人称为“霍大力士”。宣统元年冬(1903),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报纸刊登广告,辱我中华是“病夫之国”,摆擂挑衅。霍元甲毅然挺身而出,同样以汉英两种文字刊登广告:“专收外国大力士,偶有钢筋铁骨,无所惴焉!”在霍元甲的威慑下,奥皮音偃旗息鼓,没敢露面,悄悄溜走了。
比武未成,霍元甲留居上海,于1909年创办“精武体操学校”,校址设在闸北黄家宅。任学校“技艺主任”的霍元甲打破千百年武术界的陋习,把世代相传的“迷踪艺”公开传授,此举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亲笔题写了“尚武精神”匾额相赠。日渐红火的精武事业,受到了当时设在上海的日本柔道会的忌恨,精选高手与霍元甲比武,大败而归,他们变兵为礼,在酒宴中放进毒药,就这样,一代英雄霍元甲于1911年病逝,享年42岁。
霍元甲去世后,精武体操学校日趋衰败,在陈公哲、姚蟾拍、卢炜昌等人的资助下,“精武体操学校”改名“精武体操会”,会址迁入万国商团义勇队故址。1915年7月,上海遭飓风,精武会会址被毁,于是陈公哲捐献地产,姚蟾伯与陈凤元二人分担建筑费用,于1916年迁入新会址,且因“体操”二字和建合宗旨不相吻合,易名“精武体育会”简称“精武会”。
精武会迁入新会址后,发展迅速。会员们每天在早晨出操时必先高唱“会歌”。这首会歌雄壮昂扬,据考是一位叫戴中其的先生所作。歌词是:
国不强会报毁灭,人不强会难自主!
振我精神,锻我筋骨,充我知能,坚我魄力。
百炼此身如钢铁,任何威武不强屈!
大家齐步行,厉行三达德。起民疲,培国脉!
大家齐努力,发扬“精武式”,卫黄魂,尽天职!
精武体育会1916年会址精武会成立以后,影响遍及全国,各地纷纷要求派员办分会,江南分会(1928)、浙江分会(1911)、汉口分会(1918)、广州分会(1919),四川分会(1927)相继成立,在此期间,“精武三支”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应华侨之邀出访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建立了分支组织。前后十余年间,精武会便由上海扩展至今国内主要城市,并由国内伸展到南洋诸大埠。到1929年,据不完全统计,精武会有分会57个,会员41万多人。
当年,精武会总会和各地分会门前都挂有会旗。精武会旗又称三星旗,三星由上斜落,第一颗是黄星,第二颗是蓝星,第三颗是红星,分别代表体、德、智,意即炎黄子孙要以体、德、智三育修身,健身强国、振兴中华。
精武会章(会徽),外型如一块盾牌,意为可武者旨在保身卫国,绝非持强攻击他人。精武会还要求会员严格遵守“精武精神”,即:
精武式之人物:三育训练,文武均能。
精武式之人格:公正廉明,尊人重己。
精武式之风度:诚实坦白,博爱和平。
精武式之言行:坐言起行,证以事实。
精武式之守信:一言一诺,重于订纳。
精武式之守时:约会守时,不求原谅。
精武式之正义:尊重正义,不讲私情。
精武式之服务: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精武式之福利:乃予于人,非取诸人。
精武式之友道:爱己及人,视同兄弟。
精神支柱是精武会兴盛的原因之一,虽然并非人人可以作到,但这种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神的确是相当有感召力的。
精武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设技击部、文事部、游艺部、兵操部。技击部,主要负责推广武术,曾推广的武术种类包括弹腿、功力拳、八卦刀、五虎枪、大成拳等五十多路。文事部,开设文化课程,所设科目有:国文、英文、图画、簿记、国医、急救、演讲、书法等。游艺部,主持文体活动,兵操部,传授兵式体操。
精武会成立的第二年,就拍摄了一套“精武影片”,分三集介绍了操练、比武、社交、精武运动会等内容。当时,电影在我国尚是新鲜事物,而以练武和比武为内容的影片更是稀罕,大概是我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功夫片”了。这部影片引起观众的强烈兴趣,观众空前。精武会还团结各地高手,在教学切磋之余,编著出版了一大批武术著作,如《弹腿十二路》、《弹腿卦图》、《达摩剑》等,对介绍我国武术,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精武会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引起侵华日军仇视,1932年,日军一入闸北,就彻底捣毁了精武会总会会所,精武会多年收藏的典籍和文物毁于一旦。
抗战胜利后,精武会在上海重建,但影响已不如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各地的精武会逐渐停止活动,但南洋各地的精武会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由霍元甲初创的精武体育会,是我国近代武术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精武会的成立以及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促进了武术运动的普及和传播,精武会所倡导的尚武精神,是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里,它鼓舞着麻木、孱弱的国民起来抗争。
徜徉在松柏环绕的霍元甲墓,曾在一本资料中看到的精武会的一件轶事:当年精武会曾筹集铸制了一口“黄钟”,钟高三尺许,顶上钟耳如皇冠状,铸时将黄金三十两投入铁水之中,故全钟呈淡黄色。此钟悬挂于“精武公园”内供游人观赏。1928年,日军攻占上海后,“黄钟”被毁,尸骸无存。铸钟人的誓言如在耳边:“黄钟若不毁弃,瓦鼓焉教雷鸣?”——我想,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需要大加弘扬的一种精神。
中央国术馆
张之江(1882~1966),字子姜,号保罗,河北盐山县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练过太极拳、八卦掌。后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曾受业于陆军大学将官班。在军阀混战的世纪之初,以军事才能官至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曾派孔祥熙到张之江家中,就聘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却被张之江婉拒,他说:“我提倡武术比当部长更能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因为武术能起到救国卫民的远大作用。”这位出生于武术之乡河北沧州地区的热血男儿,出于对武术的热爱和洗雪民族耻辱、强健国民体魄的宏图大志,文志尚武图强毅然肩负复兴中华武术的重任,在近代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张之江挚爱武术是因为他的经历使他深知武术可以杀敌自卫,可以治病强体。当年戎马生涯中,他部下武功高强的大刀队,杀得日本鬼子人头满地、尸横遍野,著名的板桓师团近半数日寇都成刀下之鬼,以至于以后作战中每个日本兵脖上都戴上一个铁脖领。张之江本人指挥作战时,由于操劳过度,患半身不遂症,疗养过程中接受一些武术家的建议,每天练习武术,从不间断,半年后病情好转,继而完全康复。
1927年,张之江向国民党中央申请改“武术”为“国术”,获批准,从此,“武术”便改称“国术”。为了将武术这个国粹、国宝发扬光大,张之江筹办了“国术研究院”,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申请备案,未获批准。张多方奔走呼吁,在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均先生支持下,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财政部下拨经费的“中央国术馆”成立。1928年3月1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41期载第174号公文正式批准备案,批文云:“吾国技击诸法,渊源久远,传习寝微。设馆研究,具见提倡精神,裨益青年体育。查阅(国术研究馆)简章亦尚妥协,应准备案。”3月24日,国术研究馆在南京内桥金陵大舞台召开成立大会,租借韩家巷基督协进会的数间房屋为临时办公地,冯玉祥任理事长,张之江任馆长,李景林任副馆长。
中央国术馆建馆初期,设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议定重大馆务事项,教学组织为少林门、武当门,将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列入武当门下,其他拳种列少林门下。少林门长是王子平,武当门长是高振东。
两门组成后,传统的宗派门户恶习,使彼此互相鄙视、攻击,不断发生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两门便提出比武较量、一决高低,双方选天主教大会堂为比武现场。比武当天,全馆师生都到场观阵,请了一位裁判,规定门长与门长比、科长与科长比,双方刀出鞘弓上弦,气氛紧张。首先出阵的是双方门长王子平和高振东。少林门长王子平,虎背熊腰,臂力过人,打倒过俄国大力士康泰尔,被称为千斤王大力士,拳、刀、剑、枪、棍样样精通,是当代少林派杰出代表。高振东,精通形意、太极等内家拳法,刚柔相济,身手不凡。双方战斗异常激烈。高振东首先使招,向王子平首先几个迎面劈拳,王子平先防守后反击,高振东被招招命中,双方越战越勇,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但局势逐渐恶化,双方都存有不取胜不罢休的势头,裁判当即宣布,双方比武平局,为了避免引起群斗,张之江下令停止比赛,各自归队,从而平息了一场风波。
经过这场比武,张之江感到设少林、武当两门是不恰当的,为此,经当年参事会议讨论,机构调整为“一会三处”,即理事会、教务处、编审处、总务处,这个建制成为中央国术馆的定制,写入了《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一直延用。
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张之江作词、杜庭修制谱的《国术歌》流行于会馆,这首歌体现了中央国术馆的宗旨。
1929年2月颁布的《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第二条:“为实行前条宗旨起见,本馆特延聘国术专家,体育专家及其他专门学者,办理下列事项:一、研究中国武术与体育;二、教授中国武术与体育;三、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四、管理全国国术事宜。”
围绕上述宗旨,中央国术馆在武术教学,国术国考、武术专著及刊物的编辑出版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中央国术馆设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1932年还创办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以武术为主课的高等学校——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培养了包括何福生、张文广、温敬铭等在内的一大批武术人才,这批人成为我国现代武术事业的核心和中坚。
国术国考,全称为“全国国术考试”,仿武举考试和近代体育赛制,以考评习武者技能学识、区别等次为目标,原拟每年举行一次,实际上在中央国术馆存在的近20年时间里,只有1928年、1933年举行过两次,影响最大的是1928年10月15日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武术国考。这届考试正式参赛队员333人,不分年龄和体重,抽签配对参赛,拳脚打中或踢中对方算得分,打倒对方算全胜,取三战二胜的淘汰制。比赛规定,对咽喉、头部、后脑、下裆不准打,否则违例。这届国考由张之江主持,国民党元老谭延凯、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纽永健、马良、薜笃弼为主委。冯玉祥将军以中央国术馆理事长名义,为最优胜者备齐了15份礼品。由于这届国考的最优胜者以后要一起共事于中央国术馆,且最后入围的均是强者,继续比赛,必然互施绝技,难免出现伤亡事故,比赛至第四轮即告结束,选出了17名优胜者。15份奖品17名优胜者,为大会组织者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最后,只有张之江出面作中央国术馆教官郭长生、杨松山的工作,动员二位,郭、杨二人深明大义,欣然同意,第一届国术国考顺利结束,选出朱国福、王云鹏、张长文、马裕甫、张洪振、窦来庚、杨法武、杨士文、顾如章、王成章、朱国桢、张维通、朱国禄、马承智、胡炯、郭长生、杨松山、马英图等38人为优胜者。
中央国术馆编审处编辑出版了大量武术著作,较有影响的《国术旬刊》1929年创立,后改名《国术周刊》由唐豪等人任主编,发表了大量武术研究论文,是第一部武术专业杂志。
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张之江获悉日本柔道天下驰名,于1930年亲赴日本考察。到达东京后,日本新闻界报导了张之江访日的消息,登门拜访,要求比武的人络绎不绝。日本天皇亲自接见张之江一行。天皇爱好武术,提出要看中国的摔跤功夫,并与日本柔道高手切磋技艺。张之江欣然同意,双方约定“个对个儿,倒地为败”。比武当天,中方出场的是摔跤名家杨法武,人高马大,技艺高超,是中央国术馆的一级教授,日方上场的是打遍十二国无敌手的柔道名家佐藤次郎。二人酣战十几个回合后,杨法武突然抓住了佐藤的一根指头,往怀里一带,猛然靠上身去,顺势来了倒背葫芦,将佐藤摔了个仰面朝天。观众一片喝彩,天皇脸色阴沉,非常难堪。张之江诚恳地说:“贵国柔道艺术与中国的摔跤艺术,本出一母,我们共同学习、互相交流如何?”天皇露出了笑容:“张先生,你们可否留在日本,专教中国武功?月薪待遇特别优厚,加封你为帝国大将军。”张之江淡淡一笑:“我们中国武士,只爱武术。”后来,双方经协商,张之江答应将中国摔跤传授日本,天皇应将柔道技术传给中国。这个消息,立即发表在中日各大媒体上。
1936年,为把武术推向世界并筹集开办经费,中央国术馆和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合组南洋旅行团,赴东南亚一带进行武术和篮球表演。所到之处,均受到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掀起当地群众学习武术的热潮,为中华武术走向世界开了先河。
这一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举办,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团参加,张之江等人建议组织一支国术队前往柏林表演,得到各地武林英杰响应。经严格的预选,最后选定了七名运动员,男子四名:张文广、温敬铭、金石生、郑怀贤;女子三名:傅淑云、刘玉华、翟连元,其中4人来自中央国术馆。1936年9月,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达柏林后,受邀进行表演。先是集体太极操,接着郑怀贤表演飞叉,翟连远表演踢毽子,张文广表演查拳,温敬铭表演绵拳,傅淑云和刘玉华表演对练,刀光剑影、枪扎棍打、龙腾虎跃,使观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充分领略了东方武术的神奇魅力,大受欢迎。第十一届奥运会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全军覆没,德国一家报纸刊出一张中国运动员扛着个大鸭蛋的漫画,使得国内舆论哗然,但随队前往的武术表演队却大获成功,获得了巨大荣誉,为国争了光。
抗日战争爆发后,除四川等大后方国术馆继续活动外,其他相继停办。1937年8月14日,日军轰炸南京,中央国术馆南迁,迁转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停发经费,多数教师学生沿途离去,自谋生路。以后元气大伤,无法维持,1948年宣告解散。
中央国术馆的设立,促进了武术社会化、武术科研和武术自身的发展,大大激发了民众尚武图强的意识,并为武术走向世界开了先河。
阴阳、五行、太极
阴阳,是我国古代以朴素的唯物观点来概括一切事物的统一与对立的学说。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长、变化、消亡等客观规律,可以以阴阳归之,人体的生理、病理可以以阴阳归之,武术的技击方法也可以以阴阳归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古代先贤用阴阳学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阴阳学说认为:天体宇宙,一切事物都可以分成阴阳两类。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夜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动则为阳,静则生阴;出手为阳,收手为阴;上步为阳,退步为阴;刚劲为阳,柔劲为阴;手足伸出为阳,关节曲屈为阴;掌心向上为阳,掌心向下为阴;……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各自以对方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而且在矛盾运动中,阴阳又永远处于阴消阳长、阳消阴长的运动过程中。
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元素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思维和意识的模糊性,其表现为思维模式的直观、朦胧、经验、猜测,区别于西方实验科学的理性和严谨。中国古典思维的模糊性又具有宏观把握和注重联系、整体的特点。阴阳学说就是在这种思维背景下解释宇宙及事物相互关联的最简单最准确的一种学说。
五行,一般理解“五”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行”,天体南北东西中五个方位内星阵的运行,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相应于方位内的星阵运行,于是衍变出丰富复杂的五行体系,比如五行在颜色中为五色,在声系中为五音,在调味中为五味,在社会中为五行,在人身则为五脏。所谓“东方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火,火生苦,苦生心。中央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西方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北方生水,水生咸,咸生肾”(《黄帝内经·素间阴阳应象大论》),阴阳是消长互补,而五行则为相生相克,相生,意为相互促进、资生,相克,意为相互抑制,损耗。五行相生相克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周而复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循环往复。五行说体现了对事物认识上的辩证观点,是武术文化的一个亮点,但也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武术思想中,用这种过于繁杂的体系解释一些武术现象显得牵强附会。与之相似的还有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体系。
太极词最早由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及《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有太极之先而不谓高,在六极之下而不谓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中“太极”一词显然是方位词,而《周易》中“太极”的理解自古以来分歧较大。一般认为是一个哲学名词,意为衍生天地万物之本源。其实,太极和阴阳同出一理,陆陇其《太极论》:“夫太极者,万理之总名也”的观点就较有代表性。《朱文公集·答杨子真》的观点与武术中“太极”的含义最接近,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而其动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则是所谓太极者也”,这里“太极”可以理解为宇宙万物普遍运动发展变化的法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对立统一辩证规律。太极拳就是一种包涵对立统一法则的拳种,太极拳中“开合虚实,轻沉刚柔,蓄发收放”等,无一不是对立矛盾的统一,拳势上“欲左先右,欲上先下;对拉拔长,曲中求直,上下左右,相吸相系”的特点,很好地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要求。
自然界人体拳术五行归属表
类别五行木火土金水自然界五季春夏长夏秋冬五方东南中央西北五气风暑湿燥寒五化生长化收藏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菜韭薤蔡葱藿五谷麻麦稷稻大豆五畜鸡羊牛犬豕五果李杏枣桃粟树木松桐柳杨柏八卦震巽离坤艮乾兑坎地支寅卯巳午辰戌。
丑未申酉子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人体五脏(里)六腑(表)时
辰肝(丑)心包
(戊)
心(午)脾(巳)肺(寅)肾(酉)胆(子)三焦
(亥)
小肠
(未)胃(辰)大肠
(卯)膀胱
(申)续表
类别五行木火土金水人体五腧井荥输经合五官目舌口、人中鼻耳五体筋脉肉皮毛骨五视斜动平环强五情怒喜思悲恐五声呼笑歌哭呻五津泣汗涎涕唾五数三二五四一五律角徵宫商羽五常仁礼信义智拳术内五行肝心脾肺肾外五形手眼身法步五行力木力火力土力金力水力五行拳崩炮横劈钻五行拳之形箭炮弹斧电五形拳走。
气之形态伸缩开合团聚起落流行五音嘘呵呼呬吹五音的作用散滞下气去热解极去寒。
去风五禽鹿猿熊鹤虎太极拳退步右盼中定进步左顾关窍夹脊关玄关下丹心。
(气海穴)中丹田
(膻中穴)尾闾关在气肝气重楼
(璇肌穴)
(发力点)脾气肺气命门
(发力点)注:表中“外五行”的内容与文中“外五行”的内容均属“外五行”。
太极图古代的智者,创造了很多图形来表达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其中最优美、最奇妙、最完善的是太极图。图的外面是一个圆,里面一分为二两个阴阳鱼环抱回互。邵雍在《皇极经世》中说:“其外一圈者,太极也。中分黑白者,阴阳也。黑中含一点白者,阴中有阳也;白中有一点黑者,阳中有阴也”,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分界线为一S曲线,使阴阳鱼的变化互为其根,共生互补,表达负阴而抱阳的意思,描绘了阴阳消长的转化过程。陈鑫在《古太极图》中指出:黑白多寡,即阴阳之消长……其实阴阳之微至著,循环无端,即其生生之机也,阴穷则变为阳,阳穷则变为阴,周而复始,无止无境。太极图展示了深刻的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睿智和深邃,它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国界。
太极图几乎是道教的象征。
太极图是韩国的国旗图案。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称,太极图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几何图案。
中华武术的刀剑之上,始终闪烁着太极图的光辉。
天是圆的,太极图模仿自然,也是圆的,中华武术中的拳法,也要求是“圆”的。
枪、棍的“绞把”是圆;刀术、剑术的“剪腕花”也是圆;棍法的“提撩花”、大刀的“大盘头”、单刀的“裹脑刀”、枪法的“插花盖顶”,二节棍的“金线缠葫芦”、三节棍的“磨盘花”、南拳的“滚桥”、长拳的“乌龙绞柱”等,莫不是圆。
圆相对于直与刚,是一种柔美,一种更含蓄、更深沉、更有韵味的美。当然,武术之圆不是为审美而创造的,它体现了武术技击的特点。
武术中讲究力大势猛,但更讲究“四两拨千斤”,以圆化解千钧来势;武林传奇中不乏“金钟罩”、“铁布衫”的传奇故事,但更让人神往的是借翻滚腾挪之圆,使对手难以寻找到有效的击打位置,武谚有“对方打来身如球,拧走转换莫停留”之说,由于有效合理利用旋转滚侧等身体动作,对方击打之力不断落空。
中华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八卦掌、太极拳也是典型的以圆为特征的拳种。
有人概括八卦掌的特征是八个字:“拧旋走转,连环纵横”,即身躯拧扭,手臂翻旋划圆,足下沿圆走圈,动作圈圆相交。这样,既可迷惑对手,又使对手攻击落空。
太极拳究其根本,不外乎在不同的平面或空间划各种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圆。因为尚圆,所以忌直、忌角、忌滞、忌硬,太极高手无不强调贯穿整体的螺旋动作,要求形成所谓的螺旋力——太极功。陈鑫《太极拳经谱》说:“至疾至迅,缠绕回环,离形得似,何非月圆,精练已极,极小亦圈”;“越小小到没圈时,应归太极真神妙”。到了化境,太极就成了有圈不见圈、积全身之力发之一点,势不可挡的要命拳种。
中国武术的“寸劲”,用太极拳理论诠释就是在极短的距离内,在瞬间,积聚全身力量,发出致命一击。有资料记载:“李小龙的中国功夫扬名四海,加拿大拳击协会千万百计地请他表演。由于盛情难却,只好应邀前往。他这次表演的是沉拳。所谓沉拳是最沉重的一拳,是用拳力测量器来计算的。表演开始时,当事人把器材布置好后,李小龙稍微做些准备活动,然后对准猛然用力击去,那计算器上的指针立刻指向三百五十磅的数字。这时大家都惊叫起来了:世界纪录!世界纪录!换句话说,按他体重145磅来说,能够发出这么沉重的拳力,是前所未有的,打破了过去的纪录。直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这个纪录”。李小龙的这一招,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寸劲拳,在短距离发出如此沉重的一击,用的就是中国武术拳术中的缠丝劲。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者,阴阳也。阴阳对立统一是中国古典哲学最基本的思想。而太极图则把阴阳属性及其变化规律,诠释得贴切而详尽,它所展示的哲理,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武术之中。一般而言,器质的、抑制的、寒虚性的、沉静的、隐晦的、无形的、向里向下的,属阴;功能的、兴奋的、有形的、外表的,则大致属阳。因此,武术中阴阳相对的范畴大约有:动——静攻——守吞——吐曲——伸俯——仰收——放起——落进——退开——合刚——柔内——外显——藏呼——吸大——小高——低如动与静,在武术技击中相辅相生,设有动则无所谓静,动极生静,没有只动不静的拳种和招式。拳谚说:“能动能静,拳道之圣”,“动而不静,拳道之病”。长拳十二型要求: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轮;缓如鹰,快如风。
武术技击中的种种阴阳范畴体现得越充分、越彻底、反差越强烈,则攻击力越强,观赏价值越高。
以八卦掌为例:“董海川所创八卦掌,讲究百练走为先”,在左旋右旋、走圆转圈中变换招式,强调动中求静,以逸待劳。因董海川所授掌法以“转”练为主,故称“转拳”,又因形似推磨,故有人又称之为“磨门”。八卦掌法就是董氏根据《周易》的原理结合平生所学创造的,最能体现阴阳哲理的武术门派,影响颇大,后世传练者不乏其人,也有以此成气候的,孙禄堂就是其中一位。孙禄堂曾说:“八卦在天成象,天如不测风云,八卦掌以变求胜”,并总结八卦掌的两种基本掌法单换掌、双换掌即为阴阳掌。单换掌、双换掌又变化为顺势掌、大蟒翻身、狮子张口、狮子滚球、风轮掌、探掌、大鹏展翅、白猿献果八掌。八掌再行变化,一掌又可分为八掌,变化无穷,奇妙莫测,引人入胜。
《峨眉道人拳歌》有“百折连腰尽无骨,一撒通身都是手”的说法。武术技击的精要就在于“变”。虚实真假、上下进退无不本着阴阳互抱法则。武功修为参差不齐,太极拳功夫分“着熟”、“懂劲”、“神明”三个阶段,枪法也有“力斗”、“偏长”、“守法”、“精熟”、“通微”、“神化”六品之说,但拳根基无非阴阳二字,所谓“炉火纯青”、“臻于化境”,无非是说渗透了阴阳变化的拳理,亦刚亦柔,亦虚亦实,亦快亦慢,亦攻亦守——亦阴亦阳。王芗斋先生的”五步功夫”闻名遐迩:“有定招定法而取胜,谓之小乘;无定招百死法,随机应变而取胜,谓之中乘;虽有众多之法而能够万法归一,使对手防不胜防,谓之大乘;举手抬足,动静处中,以自身触觉之本能发力而取胜,谓之上乘;万法具备,万法尽通,随心所欲而不落形迹,使之对手如临千网,无从逃避,谓之最上乘”。武林中修到这种境界的,千百年来寥若寒星。
传说清朝末年,董海川和太极一代宗师杨露蝉较艺,堪称武林奇观。二人你来我往,斗至酣时杨露蝉却忽地跳圈外,一辑之后扬身而去。人间其故,杨露蝉回答说:他董海川若为阴,我能对付,若为阳,我也能对付,但他不阴不阳,我对付不了。若不是有意讥讽董为阉宦(依杨露蝉的修为,应该不会)的话,杨露蝉的意思是说董海川的武技不阴不阳,得心应手,随心所欲,毫无破绽,即“无形无象,全体透空”。
李小龙是近代武林当中的奇人,他首创的截拳道,无所谓套路,不囿于一家,自称“无形之形,无式之式”,注重实战能力,其宗旨以无限对有限,以无法对有法大获成功。李小龙讲:学拳之前,一拳一脚对我只是一拳一脚;学艺之后,一拳不再是一拳,一脚也不再是一脚;如今深悟以后,一拳不过是一拳,一脚也不过是一脚。这段话正应了拳理“练时有招,用时无招”,“无拳有拳,有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耐人寻味。
阴阳、五行、太极理论,对于武术的渗透可以说无孔不入,几乎涵盖了武术结构的各个方面:拳名有“太极拳”、“八卦掌”、“五行连环拳”、“阴阳掌”……劲力有“一阴一阳,要必以中锋运之”……节奏有“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五官百骸顺其自然之势,而阴阳,五行之气运乎其中”……招式有“六合、五行、阴阳、动静、起落、进退,变化无穷,是其知也……”
如何看待这些传统的武术理论呢?站在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审视、理解武术文化现象,视野才会开阔。从文化背景上看,各种传统文化形态都是中国传统思维特征的表现。李约瑟博士讲“西方哲学注重于实体,中国的自然规则以‘关系’为基础”,中国的传统哲学着眼点就在“联系”上,阴阳、五行、太极理论正是这种思维特点的体现,它注重宏观的大系统的描述,也不放弃各种微观的小系统与大系统的全息对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解析武术现象的一种必然。可以说,中国武术的全部内涵“道、法、术、功”,阴阳、五行、太极理论都有一定的提示作用,无论是在武术理、法层面,还是击、技层面,都值得去重视、研究、借鉴、吸收。
也应该避免将古典哲学范畴的阴阳、五行、太极学说神秘化、玄学化,这样不利于中华武术的健康发展。历史上,确有一些学者、练家对任意拔高阴阳、五行、太极学说对武术的影响提出批评,尤其对五行学说颇多抨击。实际上五行相生相克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现代科学面前早已不攻自破,过于拘泥、迷信只会自缚手脚。
道家与中华武术
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以至于有人认为道家思想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对中华武术来说,道家思想是最主要的思想源泉。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生于春秋时楚国的苦县(今河南鹿邑东),著有《道德经》。后战国人庄子(庄周),将老子的思想进一步阐释发扬,传《庄子》一书。后世以老庄指称道家。
道家思想对武术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论、气论、天人合一的观点,并以此阐释武术的本质;在方法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等思想,并以此作为武术技击的指导原则。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源,中国武术吸取这一思想,认为武术最根本的特征也是“道”。“道者,万物之奥”,一切的来源莫不是“道”,而“道”又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太极拳的基本拳理就是据此生发的。王宗岳《太极拳经》认为“虽变化万端,而理推一贯”,这里的“理”就是老子的“道”,无极生太极,进而才有阴阳变化,这个“无极”也是“理”,亦即“道”。拳技中阴阳、进退、动静、刚柔、虚实种种变化,相反相承,互为因果,同出一宗。武术的精微之处如同老庄的“道”,无一处是,又无处不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气”是道家用手表达宇宙万物事件的另一个概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中国武术对道家“气”的论述彻底吸收,运用来解释众多武术奥妙。清代著名武术家苌乃周在《中气论》中指出“元气”是武术的根,“元气”是什么?就是太极,就是道。历来各家各派、内功外功,都十分重视“养气”。强调“养气”是武功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
道家推崇师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谓“天”,即指自然,人作为自然的元素,在本质上与自然是相通一致的,所以一切人事应顺乎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武术思想中贯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武术家看来,人体是一个整体,武术练习不是局部的锻冶,而是对整体力量和协调的训练。如练力量,举重、体操等源于西方的体育项目通过器械刺激肌肉收缩,从而使肌群发达。而在武术家看来,这样练成的肌肉是死肌肉,力量是死力量,于技击、于养生都无益处。武术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劲”,就可以理解为经过长期练习所能发出的整体的力。著名拳师王芗斋曾与日本柔道高手八田比武,交手几个回合,八田均不失敌。最后,八田站起身来,对芗斋先生深深鞠了一躬,很恭敬地说道:“假如我把您的两手腕抓牢以后,您是否还有办法?”当时先生为使他彻底了解中国武术的奥妙,随即伸出两手,叫八田紧紧抓住腕部。八田两手十指如钢爪一般,确实有力。先生周身放松,将自己两腕微微向后一拉,两手翻转,手心向内,两肘下垂,运用丹田之力,推动两肩,以两肩推动两肘,以两肘推动两腕,身形往前一撞,以两手腕部向前发力,只听“嘿”地一声,八田被扔起摔出,后背撞在墙上,震得墙壁作响。王芗斋所发之力恐怕现代力学原理难以解释。
阴阳本是不同的属性,但中国武术中的一些拳种却可以融两者于一体,一半阴、一半阳,平衡和谐,陈鑫在《发明总论》中说:“纯阴无阳是软手,纯阳无阴是硬手,一阴九阳根头棍,二阳八阴是散手,三阳七阴犹觉硬,四阴六阳类好手,惟有五阴并五阳,阴阳无偏称好手。妙手一运一太极,迹象化空归乌有。”所以,太极拳练者入门讲究“摧刚”,“运动之功夫,先化硬为以柔,然后练柔及刚”。中国的内家功夫十分强调“调息”,练内功,体现了平衡、和谐的中国哲学思想。武术练习中如果这种平衡与和谐被打破了,“走火入魔”也就在所难免。《清稗类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乾隆时河间人戚某,历滇黔、入巴蜀,寻访高人。千辛万苦后终于听说大青山一喇嘛神力盖世。戚某找到喇嘛要求学艺。喇嘛对他说,传你功夫是一件小事,只是一旦你有了这种功夫,只会害了自己。戚某痴心难改,诚心相求。喇嘛站起身来,传他功夫,只见所到之处,足下踏过青石一块块都碎了。戚某学成之后,告辞喇嘛回乡,一路上,吃东西,碗盏皆碎;伸手搔痒,衣服顿时破如条蒌;乘骡子,屁股刚跨上,骡子的腰断了。回家以后,不敢与妻儿母靠近,独处一室,夜间偶一翻身,炕便压塌了。第二天,后悔莫及,回大青山找喇嘛解除功力,却不可能,最后只好出家。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习武过程中片断追求力与刚而导致阴阳失衡,结果是十分可怕的。由此,我们也不妨反思一下“高、难、新”的套路表演,也许失之偏颇了。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更重要的内涵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一致,中华武术将这个道理发扬到了极致,“因为一人小天地,无不与天地之理相合”,正如陈鑫所说:“拳名太极,实即无极自然之运行”,符合了“太极之理”,也就符合了自然之理。所以,中国武术三百六十多种拳术,全部讲究师法自然,顺乎自然。过去的武术家,练功时精心选择天时、气候、地形、方向,从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中摄取能量,从而实现天人互感,提升功力。这种做法,与道教的“采气”功法如出一辙。对自然的膜拜,还表现在技击方法中对飞禽走兽的模仿上,像其形、取其意,用最接近自然的方法来增强技击的力量。笔者曾听一位老武术家讲入门练习的故事,他拜师以后,三年师傅未传一招,每天所做就是把浮在水缸里的葫芦捺下去,如此这般。张宝瑞《神跤宝三学艺记》载:宝三请求跟随宛八爷练功,宛八爷二话未说把宝三领到院里,指着一个大土堆说:“从明天起,你早起五更练搬土,把土山搬到西墙根去。”宛八爷拿起一个大号铁簸箕,撮了满满一簸箕土,底桩腰挺,上腿蹬直,双手平举,慢慢蹲身,蹲到底再拔起来,不摇不摆,做了个示范。土山搬到东墙根,再搬回西墙根,每天一千零一十八簸箕土。三个月后,宛八爷又来找宝三。见面之后,冷不防便对宝三使了个拔脚,宝三脚跟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离开原地。接着宛八爷又上手一压宝三肩膀,下面又是个重脚拔脚,宝三动了几下,但没有摔倒。宛三爷欣喜地夸道:“好小子,脚下有根子!”像这种练功方法在中国武林中相当普通。究其原因,也与崇尚自然,追求和谐有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武学大师的功力匪夷所思,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据说杨露蝉放鸟雀于掌中,鸟雀欲飞时的下沉劲被松掉,因而小鸟始终无法从他手中飞起。这种境界,确实是“物我如一”。
《庄子·说剑篇》是武术史上重要的武术理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随机应变,是中国武术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论。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观点,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所说的“柔”并非软弱无力,而是坚韧不露、含蓄、深沉,实际上他根本不承认有绝对的弱者、强者,一切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包容、相互转化。
中国武术讲究利用客观条件,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比如女性天生柔弱乏力,但专为女性练武创设的峨嵋拳,在与力大势重的男人比武时“不招不架”、“四两拨千斤”。北方人身材高大,但转身较慢、不够灵活,于是便有了大开大合,讲究“一寸长一寸强”的查拳、少林拳,利用腿长的优势,克敌制胜,所谓:“手是一扇门,全靠腿打人”。南方人小巧灵活,但腿短身矮,于是便创造了近身短打的南拳,发挥上肢优势,肩撞肘击,贴身近战。醉拳更是身处下风时败中求胜的拳法,“舍己从人”。
道家思想重在“养性”,其核心在于“无为而为”,师法自然。它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层面上,给了中华武术颇多启示,影响深远。
儒教与中国武术
孔子射箭武术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大地,深深地烙上伦理道德色彩,因此在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练武与修德、武术行为的规范准则等,无不渗透着儒学精要。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出身于武术世家。其父叔梁纥为鲁国有名的武士,《左传》载鲁国举兵围逼阳,逼阳人升起悬门,欲待鲁国武士入门后突然放下,困他们于城中。叔梁纥双臂举起了上千斤重悬门,救出了被困武士,十分勇武。《史记》载:“孔子长九尺又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身材高大的他也可称为武林中人,对此《墨子》、《列子》、《吕氏吞秋》、《淮南子》等史书均有记载。《列子》:“孔子劲能招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淮南子》:“孔子智过长弘,勇服于孟贲,足蹑郊免,力招城关”;《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瞿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这些史料均表明孔子是一位勇力非凡武艺出众的武士。
孔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深知文武兼备的重要性。他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以此为出发点,他提出了“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主张,其“乐”即武舞,“射”、“御”也是当时风行的技击方法。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需具备的条件“知”、“仁”、“勇”、“艺”中就有“武”的因素,他的弟子中冉求,子路都是骁勇善战的勇士。
当然,孔子首先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仁爱”观念作为人际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对必然内含暴力与残酷的武术,起重要的调适作用。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即“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在崇尚“立德”的中国文化大系统中始终如穿珠的红线,也自然演化成了判断武术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武术伦理。
正如旷文楠教授所言,武术的“仁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对封建秩序、封建礼教的恪守。历史上太平世道,统治者以此为借口大兴“禁武”之道,动乱之时,也以此为借口,倡武当兵,改朝换代。利用武术“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元代据说要割掉练家的脚手拇指,免得射猎拉弓,惹事生非。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被人广为传诵,没有人责备出家人过问尘事,却一直赞其赤胆忠心。
孔子的“仁学”在古代,其实质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调适,其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在武术技击技巧和方法的运用上,“仁学”精神有充分体现。练武的目的是保家卫国、锄暴安良,而非恃强好狠、为非作歹。对敌人,战必胜之,讲打击之稳、准、狠,所谓“一狠、二毒、三功夫”。即便如此,武术家也以制服对方为主,尽可能避免杀人取命,讲究先礼后兵。对那些具有特强杀伤力的功夫,用之审慎。《少林七十二艺练法》告诫:“技击之道,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武术界流传所谓“八打八不打”之说。“八打”指眉头双眼、唇上人中、背后骨缝、鹤膝虎头、破骨千斤、穿胆身门、肉肋肺腑、撩阴离骨等部位,可承受一定重力,因而可选择为攻击目标。“八不打”指人体中易致人死命的部分,一般禁止攻击,它们是:太阳、对心锁上,中心两闭、两肋太极、两肾对心、两耳扇风、海底撩阴、尾闾丰府等。
中华武术的仁义精神还体现在武术技击的目的论上。少林武术有点穴大法,创造这种方法是为了致人死地还是救人水火?少林秘典《罗汉行功短打》讲,创造点穴法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为了使人“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有志者细心学之,方不负主人一片婆心也”。《峨嵋十二法》也反复强调“不争”、“持戒”、“化解”,不致最后关头不能擅用武力。
中华武术各门各派都有不同的“戒约”,体现其不同宗旨,其中对行为准则收授徒弟规定颇多,也最严,很重视对德行的培养。少林门规定如下:
盖闻自少林起教以来……武事熟而习之,用之于国,则治乱持危,用之于乡,则除贼捕盗……,尚有无知门徒矜强持勇,欺良凌弱,此断非吾道中所可许也。但凡我们,务期循规蹈矩,爱众亲人,庶几此道之一进境焉。兹举规条,列之于后:
第一条:尊师重道、孝悌为先;
第二条:基练功夫、体得先贤;
第三条:不准奸淫、衣冠歪斜;
第四条:不准扬拳舞、以下犯上;
第五条:不准无故发笑、口出妄言;
第六条:不准以大压小、公报私仇;
第七条:不准指东杀西、高声争论;
第八条:不准翘脚架腿、开口骂人;
第九条:不准唆弃是非、以欺弱好强;
第十条:不准贪图渔利、盗人财物;
第十一条:要低声息气,不耻下问;
第十二条:要克己求众,助人成美。
以上教条,学生要常记心,免犯责罚。另外有十不许之规条,再列如下:
(1)不许恃有本领,欺奸妇人;
(2)不许恃有本领,抢孀逼嫁;
(3)不许恃有本领,欺负良善;
(4)不许恃有本领,劫寺财产;
(5)不许恃有本领,酗酒滋事;
(6)不许恃有本领,伤残世人;
(7)不许恃有本领,胡作非为;
(8)不许恃有本领,背弃六亲;
(9)不许恃有本领,违拗师长;
(10)不许恃有本领,交结匪人。
以上10不许,日后有犯之者,定遭杀身之报,慎之,慎之。
武林中收授门徒是一件传承武艺的大事情,很慎重,对德行的考察很严格。少林派规定:“传授门徒,宜慎重选择。如确系朴厚忠义之士,始可以以技相传”,明代内家拳法明确规定:剑者、好斗者、轻露者、酗酒者、骨柔质纯者不传。武当派收徒有五戒之说:①骨柔质纯者不传;技击格杀之良方,收徒之先不可不先视其体魄如何。体可换而骨不可换,胆可练而质不可练;②心险者不传:防人之心不可无,收其为徒,如果不事先探查其心理,一旦功夫养成无疑于养虎伤身;③好斗者不传:拳术者,个人习可以强身,众人习可以保国,若呈匹夫之勇,则用之不当;④酗酒者不传:酒能乱性,性乱则神迷,神昏则色浮,结果是非不分、凶狂无礼、祸生顷刻;⑤轻露者不传:深沉者其毅力魄力必大,轻露者其志气胆识必小,若仅得皮毛,目空一切,逢人炫耀,非可造之材。
传统儒学,基本是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些武术门派统统将自己的宗旨靠拢于儒家思想。武术是战斗的力量、杀伐的手段,必须纳入一定的伦理规则中,这是中国武术伦理色彩浓厚的根本原因。儒家思想对武术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与中华武术
宗教与武术同属于文化范畴,而人类各种文化间必然会相互影响和渗透。一般而言,宗教是以其基本信仰为核心的整套思想体系,其宗教观念、宗教思想、宗教理论、宗教教义以及与之相对的宗教礼义、典章制度、教规教义、教派组织,必然会极大地影响数量可观的信仰者,当然影响到武术的传承与习练也就不足为奇了。
千百年来,中国的宗教林林总总,十分繁杂,其主线是佛、释、道的三鼎立。寺庙是宗教传播的基地,由于种种原因,对武术运动的发展也起重要影响。以佛教为例,早期的宗教活动主要依靠信徒的捐助,后来逐渐被国家政权利用,得到政府资助,寺院也可自己经营各种营利活动,北齐文宫帝甚至宣布“今以国储分为三分,谓供国、自用及以三室”国库的三分之一划归寺院,实力非同小可。《高僧传》记载宋文帝二十七年(450)准备伐魏时,曾向僧尼借钱以筹军饷。强大的寺院经济,既使僧人习武成为必需,又使武僧的出现成为可能。再加上寺院道观遍布各地,且多在相对荒僻的深山、名胜之中,远离喧嚣“尘世”,一方面可静心修炼,另一方面登山爬坡,砍柴提水锻炼了体魄;夜黑风高,蒲团坐禅,培养了胆量和毅力。由于与自然贴近,观察鸟兽,师法自然,心有灵动,创造性的技击动作也就不期而至。由于寺庙偏僻,往往有“犯事”和武林高手隐姓埋名。暂避其中,以图东山再起,如《水浒传》记载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这些人将流传于民间的世俗武功带进了寺庙,促进了宗教武术的发展。
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华武术的代表门派中少林源于河南嵩山佛教名刹少林寺,武当门传承于湖北道教圣地武当山。少林武功传说是南北朝时期南印度禅师菩提达摩所创,武当功夫民间流传发源于武当山道士张三丰,八极拳创始人癞蓝天,曾入浙江少林寺削发为僧,岭南白眉派武功由峨眉山白眉道人独创只传僧道,不准传给世俗之徒。猊踪拳(即迷踪拳),民间传说是由唐代少林武僧受猿猴争斗启发而创,以后河北卢俊义在少林寺学到,研究后传于燕青,由燕青公之于世。青萍剑术据说由江西龙虎山潘真道人所创。查拳的创始人据传为明代西域(新疆)地区穆斯林查密尔,是回族典型的代表拳种。俗称“回回拳”。上述说法或许有以讹传讹之处,但总起来讲,仍然较客观地反映了某个历史阶段宗教与武术的密切关系。
中华武术史的大量资料证明,许多武学深厚的大师都有宗教信仰。佛门弟子中,道教徒中,穆斯林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名播遐迩的大师,如托名达摩编撰《易筋经》的天台山紫凝道人宗衡,发动黄巾大起义的道教头张角,被康熙皇帝御封“铁壮士武侠”的回回丁安祥。回族好武世所周知,仅清代回族武进士就有38人之多,乾隆皇帝曾赞回民习武有成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
一种宗教体系,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因某种原因妥协让步,容忍外来的影响和渗透,但如果威胁到它固有的思想体系和教义宗旨,宗教本身的“抗体”仍然是强大的。佛道认为:人出生就是罪孽,人生就是最大的苦难,要求人们在教律指导下进行各种形式的禁欲,苦修,一直到生活终结,进入“涅檠”,超脱苦难。印度佛教原旨有六度,即布施、尺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涅盘经》曰:“经菩提住虚空地。若有众生嫌我立者,我将终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当终日立不移处。”《高僧传》讲达摩修行方法有四种,第一条就是“抱怨行”、“初报怨者,修道苦至,当念经劫,舍本逐末,多起复憎。今虽无犯,是我宿命,甘心受这,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认达故也”,要求僧众在任何条件下始终保持忍让平和的态度。唐五代诗僧寒山与拾得有一段对话,将这种情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寒山问:要是有人打我、骂我、侮辱我、欺负我、吓唬我、骗我、用极不堪忍受的方法对待我,我该怎么办?拾得回答说:那你就躲避他、尊敬他、害怕他、让他、随便他、不理他,且看他如何?佛教“五戒”中第一条即“不杀生”,这与武术搏击格杀的原则不相协调。所以,宗教首先是宗教,对武术的影响也仅限于宗教教义规范下的一定空间里。除开一些歪门斜道,任何宗教都是要人温良谦恭,武术也始终被纳入了这样一个范畴内。另外,宗教也都带有相当功利色彩,特定情况下也会发生一些异变——由正宗蜕变到异端,如佛教中的“犯禅”现象。
“犯禅”起于唐,兴于明,最初是对佛教戒律的“不羁”。电影《少林寺》中,武僧们捉青蛙、烧狗肉,武僧头昙僧(历史确存此人)不以为怪,反而开脱为“酒肉穿肠过,佛祖胸中留”。事实上,少林僧人确实是食肉的,吸烟、喝酒、吃肉、饮茶的所谓五荤和尚大有人在。据说事情的起因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答谢十三棍僧救驾之功,摆下了丰盛的御宴。入席已定,发现十三个和尚只到了十二个,一查,是大将军昙宗未到场。询问缘由,回答是因受风寒不能出席。唐太宗不信,即便真患风寒,一点小病,何至于缺席御宴。再三询问才得到实情,原来昙宗因口中无味,嚼了一根葱白,违反了不得吃荤、腥、臊诸味的戒规,受罚面壁思过,因此不得前来。太宗感于佛门清苦,又是真心答谢众僧,便颁下一道圣旨:葱能发汗解表、温中通阳、帮助消化、强健脾胃;蒜能解毒、杀虫、止痢;酒能御寒;肉是大补,从今以后,少林僧众均要适当食用。由此僧人才开始食荤。其实,练武是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吃素食无论如何满足不了人身对营养的需要,“穷文富武”,就好比是在习武棚中常支一口大锅,终日熬着牛肉汤,随时可以捞肉喝汤。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开禁之说不过是托辞而已,类似的借口还有稠禅师抱金刚足气力的传说,据《朝野剑载》:稠禅师抱金刚足到第六天,金刚终于显形,手捧大钟,内盛肉筋。金刚问稠禅师敢不敢吃肉,稠禅师称出家人戒荤,不敢。金刚自己吃了一回,吃完所起金刚杵,逼稠禅师吃肉。稠禅师被逼不过,终于将肉筋吃下,于是就有了神力。这些故事均表明宗教在一定前提和范围内对武术的让步。
至于“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房,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皮袋”的“佯狂”之徒,实质上已是宗教的异端,与习武并无必然关联。但也不可否认,对僵死的宗教教义的反叛客观上为练武之风的兴起传播以及搏击技术的演进成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社会还有一种较特别的“宗教”,即宗族。“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这些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族丁为了宗族的强大,繁盛或者为了争水源等利益发生械斗,体现了较强的凝聚力。那些没有血缘关系但因某些原因需要纠集在一起的人,使相互间的关系具备变相的血缘关系,由“拜把子”、“换金兰契”、“桃园结义”,渐渐演化为准宗教组织——结社,形成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景观,如白莲教、黄天教、弘阳教、闻天教、八卦教。我们在小说戏剧中所见到的杀大红公鸡、喝鸡血酒,插血为盟、占山为王,并不完全是虚构,而是中国社会宗教结构的真实描绘。
上述大大小小,不一而论的宗族,都十分重视练拳习武,如义和拳,到处开设“拳坛”、“拳场”、“拳丁”,史称“京畿一带,拳场林立指不胜屈”,无怪乎义和团被统治者称为“拳民”、“拳教”、“拳匪”。
在结社——暴力冲突——习拳练武——更大规模结社的循环圈中,武术运动蓬勃发展。
战争与中华武术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血与火相伴随的战争史。由于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异常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战争频繁,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列强环生,使中国大地烽烟不绝。
执矟骑兵图唐代摹自敦煌156窟壁画早在氏族社会,部落之间就已经开始爆发战争,《兵迹》载“民物相攫而有武矣”。这些战争已经开始使用兵器,远则用箭,近则用棍棒,刀斧,击、打、劈、砍、扎、刺等技击方法广泛使用,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史家认为战争是武术的源头。的确,战争是暴力冲突的最高形式,而武术则是一种暴力手段,自然而然,人们将战争、军事、武术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看待,且毫不怀疑它们之间所具有的渊源关系。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音兵事疏》道: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骑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远及疏,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挡也;材宫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不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交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他认为战争双方各有优势,北方匈奴擅骑射、战马好、机动性强,而中原军队武器装备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士兵武艺训练完备,战斗力强于对方。
长期以来,为了求得战争中的主动权及至最后的胜利,军事指挥者重视实力的培养,对士兵进行系统严格的武术训练,以提高其完成军事目标的能力,是重大的战略主张。中国武术发达及博大精深,枝繁叶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事需要,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
中国武术中许多兵器最初都是战场上的武器。枪及相近的矛、戟、弋等就是最早出现的战阵武器,而且冷兵器时代一直是主要武器。戚继光所创“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小队,其中持狼筅、刀牌等兵器者二人,“惟枪手四人,兵曰杀手。明太祖军法定律中明文规定一个战斗单位锍手十,刀牌手二十,弓箭手三十,枪手四十。以上两例可对枪的倚重”。由此演出的枪法,繁多深奥,是其他任何器械都难以相比的。据行家解释,枪法以拦、拿、扎为主,其中又以扎法为根本,以此生发,杨家枪讲拿、拉、颠、捉、撸、缠、拦、还八法;罗家枪讲压、打、砸、拿、滑、挑、崩、撑、攉、扎十法。在武术高手手中,枪法出神入化,施展开来,但见红缨闪动,左防、右防、刺三个动作呵然一气,令人不寒而怵。精妙绝伦的枪法被人称为“诸器之王”,学成殊为不易,有武谚说:“月棍、年刀、一辈子枪”。
也有武术器械逐渐演变为以军事用途为主的兵器,比如弓箭。射礼是春秋战国时“六艺”之一,后来都主要用于战场上了。诸葛亮神机妙算,一下子就借了三万支狼干箭,足见战场上弓箭的运用是多么普遍。战争史上许多著名将领都擅长射术,李广投石设羽;薛仁贵“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列琦一箭射漏水斛,又一箭将其补上:《水浒传》中小李广花容箭法也十分了得,百步穿杨。
中国古代的战争规模宏大,单人独斗难以左右胜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对古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是从未经历战阵的文人以宗族械斗为蓝本而进行的比附,实际上两军对阵前,单人独斗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古代战争尤重阵法。《六韬·犬韬·均兵》分析说:兵和骑兵平时不能当步卒一人,但如果成阵,则一辆战车可抵步兵四十,一个骑兵可当步卒四人。民间演义中,阵法神秘莫测,大辽国元师“天门阵”十分利害,只有穆桂英一个能破。战争史上,许多阵法作为兵略保存了下来,如战国名将李牧的“奇阵”、诸葛亮的“八卦阵”、戚继光的“鸳鸯阵”、清末太平军的“螃蟹阵”等。阵法变化较多,也有一些基本规律,即严格的编制。兵书《司马法》谓之:“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对阵中就士兵而言,需要的是统一的行动,“毋喧哗,毋越次,毋参差不齐,毋自行自止。或纵或横,使目视旌旗之变,耳听金鼓之声,手工击刺之方,脚习步趋之法”。士兵的武艺水平高低不是阵法最终效果的决定因素,而对高度组织化的战争形式,个人的力量应无条件地服从整体意志,固而显得作用不明显,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对此的看法是:“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客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得或进或退”,认为个人武艺并无多少施展余地,而且必须和阵战的作战形式相适应。这种观点是来自战场上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者的观点,应该是切合实际的。
“拳棒”一词,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是武术的代名词,拳法在中国武术中占有相当分量,复杂、细腻、多变,一个人要毕生之力也难成一二。但面对战场上身披厚重盔甲的对手,拳脚功夫又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交战双方你死我活的争斗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根本不容你吞吐沉浮、三展腾挪。杀死敌手,攻破盔甲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武器的重量,所以战阵中常见的武器是大刀阔斧、长枪大戟、狼筅铁锤,常见于练家子手中的判官笔、摔手箭、梅花针、五尺,阔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按一寸木球在内。每一人执枪,二十步外,听擂鼓,擎枪作势,飞身向前戳去,孔内圆木悬于枪尖上,如此遍五孔止。招法寥寥,却很实用。在武术家看来,这几招太过简单了,吴殳《手臂录》中就将战阵之枪蔑称为“骡”,虽高大壮健,但却是马与驴的杂种,生殖系统不健全,不能繁殖下一代,徒有其表。
剑被称为“百兵之君”,在战场上同样用处不大,杀伤力比刀逊色许多,所以戚继光等战将特别欣赏倭刀,据有关资料统计,明代通过贸易船只从日本输入二十多万把刀,用来装备军队,由此可见其威力。与复杂的剑法比较,倭刀“往往三二下,往往人不御”,简单却有效。
这样看来,中华武术并不是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战争也不是推动中华武术兴盛的最根本原因。这样讲,并不否定战争与武术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依存关系。因为,战场上谋略战术之下,士兵个人的作战能力及耐力和力量的比较,一定意义上也会影响战争的结局。《国策·秦策》有“齐之技击不可敌魏之武卒,魏之武策,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的说法,可见个人的技击术也是战斗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古往今来,军事家倡导适合战争需要的武艺训练,直到热兵器时代,也是如此,当年创建中央国术馆的张之江、李景林等人,都是行伍出身。
战争与武术的目标都是克敌制胜,战争理论和武术理论同出一源,相互借用的地方很多。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选为武术哲学、武术技击理论的指导思想。归纳起来,对《孙子兵法》的运用主要在以下几方面:(1)“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条指导战争获取先机的原则,受到武术各门派的相当重视,在武术理论中得到充分引申、运用,并作为取得技击胜利的先决条件。(2)“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思是善战者总是先使自己强大得不可战胜,然后待机战胜敌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对武术技击而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实力。明代著名武术家程宗猷分析临战胜负之机时说:“艺高人胆大,苘平器识见未广,功夫不纯,若一遇敌,则心志乱,手足忙,不能自立矣。故弓马娴熟,良有以也”。(3)“兵者,诡道也”。用兵是种诡诈行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所谓“兵不厌诈”。武术招式中也有很多用于迷惑对手的方法,“或指下而用之上,或指左而打右,或指此而打彼”。武术技术中的“虚招”、“诈败”、“佯攻”、“利诱”将孙子这一思想发挥得相当充分。(4)“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本是相互对立的军事范畴,代表战争中相互相反的事物,如明攻为正、偷袭为奇。武术技击中讲究用虚若实,用实若虚,机巧变诈。形意派大师郭云深讲“厅无不正,正无不奇;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之变,所用无穷”,看来是领会了孙子思想的真谛。(5)“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强调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武术技击中各门派实际上也是将能否把握先机当作技击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衡量武学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准。其他如“兵因敌而制胜”、“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等军事思想,丰富了武术思想的内涵,成为推动中华武术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医与中华武术
中华武术与中华医学,殊途同归,其最终目的都是健体强身、延年养生。处在同一个大的文化氛围内,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华武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的层面,相互交叉、渗透、包容、影响,所谓拳起于易,理成于医,武术和武术家对中国传统医学所作出的贡献相当巨大,以至于形成内容博大的“武医”体系。武术家善医,历来如此,仅据《中华武术大辞典》所记,善医者31人;《中华医学名人志》中,名医善武者15人。我国著名武术家王子平、郑怀贤,正式的社会身份都是骨伤科医生,在中医伤科协会担任重要职位,同时又分别担任了中国武术家学会的主席、副主席。有人曾描述过中国中医研究院刘寿山主任治疗髋部外缝伤筋的手法:刘老以前手按位患者伤侧腹股勾部,后手拿位患者小腿下端,如使棍握枪,将伤腿拔直,先由外向里旋转摇晃,再进而滑把于腘窝并乘机将小腿夹于腋下,其形如同八卦掌中的招法:“海底针”与“下切掌”,确是武医结合的范例。
一般人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与武术的相互交叉主要是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养生、功夫按摩、武术伤科、伤科针灸、运动医学、练功疗法、救治偏差、特种功术等中国特色的武医技术,是很有道理的。
但如果通过表面的繁荣和热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医学对武术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只有两点,即宝精原则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元气源于肾,藏于脐下丹田,借三焦通路敷布全身。肾中精气的盛衰决定着机体的生、长、壮、老、已。五种“固本保元”的主张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极为深远。
纵观中国武术史,可以发现性与武水火不相容,武林英雄一旦沾了一个“色”字,立即就蜕变成了“武林败类”。在武侠小说中,常有令人切齿的所谓“采花大盗”,他们依仗武艺,抢掠奸淫妇女,最后无一例外,受到正义侠士的惩罚。其实正式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被南少林五祖击杀的马宁儿,罪名之一就是奸戏妇女。从武术论理规范角度讲。调戏妇女绝对是不守武德,受到谴责、惩戒理所当然。但英雄荣誉与性的对立到了极端的地步,正常的男女交往、恋爱、婚配也无形中被禁绝或至少不被提倡,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水浒传》中除了被当成揶揄对象的王矮虎死乞白赖追逐扈三娘外,几乎都是心如枯井的好汉,宋江娶阎婆惜是为同情,因冷淡而导致婆惜红杏出墙,燕青在名妓李师师的百般挑逗下,坐怀不乱,“端得好男儿”。中国武士与西方牛仔间最大的一个不同也许是武林高手铁石心肠,西部牛仔慓悍多情,如到处播撒风流的007。
有趣的是,武林与性绝不相容,而在文坛,文人墨客却尽可能柔肠寸断,儿女情长,成鲜明对照。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是位武林奇人,武功出神入化,威震武林。据说董海川与人交手,“十数武士围攻,手到皆疲”,“更有剑戟专家,特与公赛。介赤手空拳,持其械,踏其足,赛者皆靡”。这样一个英雄豪杰,却令人不可思议地于清同治四年、52岁的时候自阉。古代官党多因生计所迫,被家人强送入宫,且净身时年龄很小。董海川却在声名大震时中年自阉,其动机令人眩惑,成为武林一谜。也有人说,董海川中年自阉是练武的需要,正因为去掉欲根,才形成了他炉火纯青的武功造诣。著名武侠小说作者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个很鲜活的人物东方不败,他为了练成天下第一武功“葵花宝典”,不惜阉割净身。这个小说的素材应该取之于董海川的故事。由此,性与武功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若要练成上乘武功,固本守元是必须也是必要的。
武林人士的这种理解,就源于传统医学的以肾为本的宝精原则。中国传统医学认为,人有三宝,即精、气、神,三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尤以精为人体生命的根本。张景岳《类经》云:欲不可纵,纵则精竭,精不可竭,竭则真散。盖精能生气,气能生神。营丑一身,莫大于此。故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十分准确地描述精、气、神三者的关系。根据宝精原则,医家十分强调节制房事,“淫失无度,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中国武术中将宝精原则运用到了极端地位,十分强调节欲。有些人甚至采阳补阴,以元阳、元阴未失的少男、少女补充精气,求得武功有长足进步。武术理论典籍中对此也多有论述。形意拳经典《拳经》告诫说:“精养灵根气养神,元阳不走方为真。丹田养就长命宝,万两黄金不与人”。螳螂拳有“子午卯西昼夜还,烧酒房事不可贪”的拳训。《少林戒约》有“女色男风,犯之必遭天谴”的咒誓。武当的有“丈夫不流同髓”的说法。宋唯一《武当丹派剑术》说的很详细:“三平祖师大意味,剑术真谛,其初基有二:一曰养精,二曰疑神。能凝神则毅勇,能养精则蓄锐”。
现代科学分析精子的成份无外乎一些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按理失精对身体的影响极为有限,但事实上性事后的疲惫、萎靡远非损失一些蛋白质能比。传统医学中的“精”从概念与实验室里的所见到的精液区别明显。中医中“肾无实症”,元阳真精越充盈越好,所以要想练就神功,就需永真阳,节欲或禁欲就显得很必要了。
依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武林中人的性欲的压抑必然会在梦中寻找替代物,如梦见棍棒、警棍、电筒、香蕉等,从潜意识追溯,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所以中国武术中应该说也有纯粹满足性心理的内容,比如佩剑。据史书记载,佩剑之风由来已久,所佩之剑除了钢制以外,还有木制、玉制、金银制,显然佩玉剑术剑的目的不是搏击。一位研究武术文化的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认为剑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佩剑的意义同于新几内亚原始部落中男人所佩的“阴茎鞘”。在非洲大陆原始森林中幸存的一些原始部落中,男人都拥有好几只“阴茎鞘”。鞘长30~60厘米,直径8~10厘米,有弯的也有直的,鞘头用羽毛装饰。佩剑的意义与“阴茎鞘”是否吻合暂且不论,但至少佩剑展示着男性的威武和力量。
中医对武术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经络学说。中医认为,人体存在有气血循行的路径——经络。经脉是纵行线,络脉是经脉大大小小遍布全身的分支。经络是气血运行、联系肺部、调节人体机能的必要通道。依据传统医学经络理论,武术家创立了点穴、擒拿等搏击方法,成为中国武术的一门绝技,并衍生出诸如“判官笔”、“铁扇”等兵器,形成中国武林独特一景。
汉字“医”的组字方法颇有意思,从矢、从殳,显然与战斗、与武器相关。自古“理成于医”,武、医难分。因为人体是武功的载体,武功的强弱与载体本身的强弱密切相关。应该说,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华武术各自有其独立的系统,但理论上、方法上又有相互重叠部分,它们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
中国传统艺术与武术
武艺,泛泛而论,是“武”与“艺”的结合。孔子最早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即包含武的成份。其实,武术是一门技术,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门艺术,正如可以将颜料按事先设计涂在广告画布上的是画匠,而将颜料随意泼洒在画布上的也许就是画家,区别就在于后者创造性的工作营造了一种境界,可以经人审美享受。中国武术的艺术化倾向,不是向艺术法则的靠拢和借鉴这么简单,而是中国武术在传统文化大背景中对民族审美口味和欣赏心理的迎合,中国武术存在着将技击宗旨改变为一种艺术,甚至纯艺术的倾向,一如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追求审美价值的展示和体现。
战国时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经大臣范蠡介绍,结识了女剑术名家越女。这位莫测高深的奇女在越王面前讲了一番关于剑的理论,影响甚大。“夫剑之道,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追形逐影,先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用“道”、“意”、“神”、“气”来阐明剑术奥妙,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讲究“神韵”的美学追求十分吻合。《陈氏太极拳图说》中陈鑫讲了这样一段话:“一片神行之谓景,景不离情,犹情之不离乎理也。心无妙趣打拳,则打不出好景致。问何以打出好景致?始则循乎规矩,间则化乎规矩,终则神乎规矩。在我打得天花乱坠,在人自然拍案惊奇。里感有情,外感有景,真如天朗气清,衷风和畅,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处处则柳荫花娇,招招则山明水秀。游人触目兴怀,诗家心驰神往。真好景致也。拳景至此,可以观矣”。毛嫱论诗讲: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陈鑫论拳使人感到是在点评妙笔文章,韵味十足。
东方审美情趣大异于西方,讲究“神韵”、“写意”。对照一下东西方尊崇的两尊不同女神就可明了两种文化体系的区别。圣母玛利亚容貌美丽,和善雍容,极像内心世界澎湃爱欲的普通人群中随处可见的一位母亲;而观音菩萨一脸平和,无欲无求、无喜无悲、超凡脱俗,不是我们中间普通一员,而是一种精神的化身。在不同文化氛围中,中国产生了《春江花月夜》一类的大写意作品,欧洲产生了断臂维纳斯一类大写实作品。中国武术应该说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追求理解颇深,实际上很多武学大师本身就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比如大成拳始祖王芗斋,诗词歌赋诗底深厚,书画成就颇高。王先生的高足王选杰曾讲了王芗斋与国画大师李苦禅的一段轶事:一次,李苦禅见王芗斋练功,为他高深莫测的功力感染,激情之下便请王芗斋当场联对,相约自己以拳为题,王先生以画为题,二人一共对了三联:
其一:
王芗斋:章不章,法不法,挥笔之际是真法
李苦禅:形无形,意无意,发拳之中是真意
其二:
王芗斋:诗是无形画,画乃无形诗
李苦禅:意即无形拳,拳为无形意
其三:
王芗斋:画成书为极则
李苦禅:武至文是上乘
可见王芗斋的才气丝毫不逊色于一代名师李苦禅。中国传统美学对艺术品的评鉴强调把玩,用“玩味”、“体味”、“咀味”这些朦胧暧昧的词语形容审美过程,“气”、“神”、“韵”、“趣”、“势”是评鉴标准。于是乎,“神韵”也成了衡量武功根底的重要标准,到了今天,武术套路演练中虽然留存有攻防动作,但与实践需要标准审视已经变味、走样,演练者从个人气质、服装器械、动作选择、连接转换等方面均耽迷于艺术魅力的展现。原本应该放在拳面、脚尖等攻击点上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神韵的展现和烘托上,将武术视作另一种形式的舞蹈。比如,剑穗,对演练剑术的人来说纯粹是累赘,但舞动起来如彩蝶临风,十分好看,因此,从审美需要出发一直保留下来。从剑穗的另一个名子“剑袍”可知,剑穗正是起装饰作用的一件衣服。武术套路演练专注于艺术式“神韵”的追求,展示内在情感世界,一方面使武术可多倚重体验与感悟,缺乏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评价衡量优劣,另一方面对技击宗旨的偏离,也许意味着武术界的媚俗与短视?
中华武术“拳虽小技,但大道存焉”,与传统艺术门类关系密切。
自古以来,武术与舞蹈就有着血缘和互渗关系。
在剑舞图画像石摹本
汉代山东沂南出土古代典籍中,常可见到“武”、“舞”通假互训的情况,可以说远古时期二者是不分或者是分别不明显的。《山海经》所载被砍了头的刑夫“以乳为眼,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情况表明,从周朝开始,武舞历史相当久远,以后经秦、汉、魏、晋、唐直到宋元历代都有不同形式的武舞。其中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反映周王朝灭殷纣的“大武舞”。《诗经·武》说曰:“周公象武王之功,为大武之乐”。据《史记乐书》载,孔子对大武舞十分感兴趣,并作了详尽解释,指出舞者手执干、盾等武器,表情威严。全舞分四节,所谓“夹振之而四化”,“夹振”是击铃铎的节奏声,“伐”,《礼记》注“一击一刺为一伐”,四节内容,表现了从出发伐商到取得胜利,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从孔子的解释看,大武舞中有很多用戈矛击刺的武术动作,穿插了攻防队形的变化,是“武”与“舞”完美结合的范例。
应该说武术是攻防技术的积累,舞蹈是渲泄情感的工具,两者动因差异很大。但由于都是以人身半身同为载体,又同处一样的文化土壤中,终于形成了本体特征上的某些一致性。如果说当年项庄舞剑尚有攻击目的的话,后世许多武舞差不多都是借戟、剑等工具渲泄感情和志趣,原来用于杀人的武器反倒成了舞具,受到文人墨客的咏赞。唐代诗圣杜甫童年时曾在河南郾城目睹公孙大娘舞利器,晚年又重见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习此技,感慨之余以诗记文:“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昴,霍如羿射九日落,娇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展示了一幅精彩动人的武舞场面。历史上以武舞展示胸襟、渲泄心中块垒的例子俯拾皆是,如霸王别姬中虞姬舞剑,令人荡气回肠;晋代祖逖“中夜闻茺起舞”令人击节赞叹,李白豪情万丈,“醉里挑灯看剑”也令人感叹唏嘘。
武术与舞蹈在象形取意、身心一无等方面存在共性,都需要高超技艺。当年汉代皇后赵飞燕的掌上舞,既可认为是舞技上的绝活,又可视为武术中轻功的化境。数千年来,作为孪生姐妹的武术与舞蹈相互滋润、相互启发,相得益彰,在中华文明史上书写了许许多多的妙章佳话。
中国画意在笔,随物赋神,不求形似,但求意境。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武术颇有几分相似,而且武术内容往往是国画表现的对象。在敦煌壁画中保存有许多我国古代武术的珍贵画面,莫高窟西魏,第285号窟内有一幅对练图,图中一力士右脚跨出一步,右手护住身体,左手成掌出击对方面额;另一力士左脚出前,左手弯曲护住头部,右手弯曲护在胸前,二人动作迅猛,看得出势均力敌。在该窟中,还有壁画描绘长短器械对打的场面,一方骑在马上,用长枪击刺对手,另一方用盾牌挡住枪刺,挥短刀砍杀。画中有一躲藏在草丛中的武士,用盾牌护住头部,两腿呈弓箭步,正准备伺机突袭对手,这种姿势和戚继光创设的藤牌套路十分相像。戚继光《纪效新书》说:“埋头式,此式进步甚速,用小行或左或右,如有枪戳在牌不能脱手,急用刀尖将牌借刀顶开急进,绝妙”,这段话似乎是为几百年前的壁画内容作注。敦煌壁画中也有剑舞场面,五代,第61窟中有壁画描摹了练剑场面。舞剑者头束冠,身穿宽袖长袍,有的左臂前伸,右脚离地,作“金鸡独立”状,有的右臂前伸,两腿成弓箭步,右手持剑向前作击刺状,各种剑术动作几乎都有体现,内容上看已成连套动作。
旧时风俗,岁末除夕,家家户户要张贴门神年画,祈求一年四季避邪驱凶,家宅安宁。年画中所画人物多为武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这二人当年武功高强,辅佐秦王李世民登上帝业,被尊为开国元勋。他们怎么又成了门神呢?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讲,唐太宗登基后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心力交瘁,患了神经衰弱症,觉得夜晚鬼魂号叫,彻夜难眠。因此召集文臣武将,商议对策。令武卫将军秦叔宝、尉迟敬德戎装守护。当夜,叔宝持双剑、敬德举纲鞭,守在门外,唐太宗顿念熬更辛苦,令画师绘像贴于宫门前,以息邪祟。民间延习,年画之风从此流传。野史所谓,查无实据,但至少说明武功高强者能给人安全感。
诗言志,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尚武狂侠精神十分显扬。唐代诗仙李白堪称典型。自小受父亲影响,李白一生酷爱剑术,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一位放荡不羁、武功高强的侠士,好打不平,因杀了人才举家从现今吉尔斯坦共和国境内迁居四川绵阳昌隆青莲乡,这位“高卧云林,不求禄术”的侠士对李白要求甚严,从小就严格训练李白的武功基础和剑术,对此李白诗中多次提到:“始发本识事,所交尽豪雄……抚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除了师承家学,李白还拜师求艺。18岁时拜匡山大明寺老和尚空灵门下学剑,25岁离开四川,“仗剑远游”,甚至专程到山东拜访当时全国知名的剑术大师斐显,剑术提高很快,在当时已很受人推崇,已如他在诗中所说:“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自己也深为得意:“起舞莲花剑,行歌明月宫”,“万里横歌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初唐建安凤骨倡建者陈子昂,本身就是一位战功显赫的武将,他的诗中充满了勇武豪侠气势:“平生闻高义,书剑百丈雄”、“宝剑千金买,平生未许人”;“孤剑将何托?长谣塞上风”。
古代诗文中尚武精神实质上是豪爽雄放的侠客意识的体现,诗人们通过诵赞驰骋沙场、胆识过人、侠义心肠的侠士,抒发万丈豪情,渲泄内心块垒。“酒后竟风采,三杯异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李白);“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白壁酬知己,黄金谢立人。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杨炯)。
中国古典文学中所展的侠义精神源远流长,与之相应的武侠文学也成为武术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样式。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传统神奇武技推崇倍加,对侠士精神十分向往,以至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纵观历史,武术与文学几乎同步繁荣,武术技击与传奇为文学创作提供鲜活素材,颇具感染力的文学形式,又在潜移默化中铸造着豪迈仗义、锄强济弱、轻财重义的民族气质。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武术与文学联姻的杰作。司马迁《史记》为侠士树碑列传的文章开武侠小说先河,司马迁对“自秦汉以来,匹夫之侠,湮灭不见”“甚恨之”,特意在作品中为侠客留一席之地,并调动生花妙笔描绘众多侠义英雄,总结概括出侠客见义勇力,不求闻达,舍己为人,恭廉修行的品德。唐宋传奇中诸如《游侠列传》一类的故事,情节奇诡,人物性格明丽。以后宋、元、明、清四代,武术蓬勃发展,拳法、拳理、拳派丰富繁盛,最终积淀而成中国文学史上宏篇巨制《水浒传》。《水浒传》是典型的武侠小说,故事在民间流传二百多年,在不断地传播创新中,逐渐成熟。这部作品为凸现人物性格运用了丰富的武学知识,主要人物武松、林冲、鲁智深武功出神入化,马步战形式多样。有心人统计《水浒传》中描写各种目的武打场面二百五十次,武打功法、招式复杂多样,堪称旷代之作。
近代武侠小说发展迅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南北二派不同风格。南代表作家向恺然,其作品主要有《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等,既描绘怪异的民间武术传奇,也收录霍元甲、大刀王五等知名侠客事迹。北派代表作家一般认为是还珠楼之李寿民,此人武学知识渊博,被评论者誉为奇才,其作品七宝楼台,眩人眼目,而拆散细看,则每一片断都仍有其可观之处。无论是剑侠飞仙,灵禽怪兽,山精海魅,神兵利器,珍奇异宝,天府冥城;抑或是这类要素交织而成的正邪斗法,天人交战,应劫超生等奇幻情节,无不显示了还珠楼主喷涌的灵思,庞驳的杂学、恣纵的想象与特殊的才华。他的代表作是长达四百余万字的巨著《蜀山剑侠传》。
50年代港台出现了新武侠小说,其代表作家首推金庸、梁羽生、古龙、东方白、卧龙生五位。金庸是武侠小说空前的大家,他将“武林”塑造成一个魅力无限的神奇世界,在安危冲突、生死挣扎、人性暴露诸方面典型、深刻、有趣地反映着社会内容。《笑傲江湖》中为争夺武林盟主而发生的种种争斗,实际上是对古今中外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卑劣行径的鞭笞与嘲讽。现代人的心理负担相当重,内心需要校正、平衡,新武侠小说中仗剑行侠、无所不能的角色,正好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替代。难怪武侠小说会风靡海内外,不但平民百姓津津乐道,名流大儒也追读不倦。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其庸教授曾撰谈读武侠小说的感受:“通宵不寐读金庸的小说,成了我最大的乐趣”。著名文艺评论家陈其骧教授也讲金庸“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又关世运。所不同者,令世只见其一人而已”。
《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萍踪侠影》等新武侠作品之所以受到社会不同阶层的欢迎,归根结蒂是由于数千年来,武术这种独特的人体文化培养起来的民族精神气质与尚武狂侠文艺欣赏心理造成的。这些作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它们所包含的生命意义以及炎黄子孙、武林豪杰、舍己为人的品质,成为民族精神的滋养。鸦片战争后,屡遭外侮的民族心理需要这种强者精神来振奋、强固。
中国传统戏剧深受我国人民喜爱,并超越语言障碍,蜚声国际。有人讲,地方戏剧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也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瑰宝——武术。作为综合性的艺术门类,武术也是它的重要表演形式之一,武术不但运用于武打场面,而且演员的身段表演,艺术造型都离不开武功底子。以京剧为例,可以讲武术是京剧的灵魂,京剧抽去“武打”,便等于失去了精髓。试想如果盖叫天没有相当的武功根底,《十字坡》一场戏里的“蛟龙三激浪”、“拔草寻蛇”、“野马分鬃”、“青龙探瓜”、“乌龙绞柱”等动作是不会龙腾虎跃、威武雄壮的,盖老也不会落下“治武松”的美名。据说1953年盖叫天到北京演出时,“武松”手起刀落,嗖地一声,劈头盖脸向孙二娘的脑门劈去,她头一偏,腰一弯,刀从鬓角擦过,落到地板上,刀尖戳入地板一寸多深,寒光闪闪,一尺多长的单刀直颤,技惊四座。其实,被称为“砌末”的舞台兵器道具,明清时都是真家伙,明代王季重在《米太朴万钟传》中谈到:“出优童娱座客,戏《兀术》,刀械悉真具,一错不可知”,没有一定武学基础,难以在舞台上叫座。不但武戏如此,文戏表演也一样,京剧“唱、念、做、打”四功与武术联系密切。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在武术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梅兰芳小时就向姑父秦雅芬学习了多种拳术,以后坚持练习。《霸王别姬》中虞姬有一场剑舞,在节奏紧凑的“夜深沉”曲牌中,剑光闪闪,舞步婆娑,一招一式传神入情,把虞姬忍泪装欢,生离死别的心情展示得淋漓尽致。梅兰芳自己说为虞姬这段剑舞排练了很长时间,总不满意,后经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澄甫一再指正,才掌握了要领,表演起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程砚秋本身就酷爱武术,曾拜晚清著名拳师高紫云为师,学习刀术、棍术、剑术、拳术,1932年以武师身份应邀去瑞士日内瓦世界大学讲授太极拳,传说一次曾用腰带击退挑衅的四个恶徒,功夫可见一斑。程砚秋把拳法引用到表演领域,如把太极拳一些动作用于水袖表演,归纳出水袖勾、挑、撑、冲、拔、扬、掸、甩、打、抖等技巧,看起来圆、顺、柔、美。
武术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融会贯通,在总体构架中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加快了武术向表演化方向的发展,使武术的功能更具多样性特点。“武”与“艺”的结合,也极大地推动了武术文化对民族心理的锻造和陶冶,功莫大焉。
武德
武德,是习武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武德之说,始见于春秋时期左丘明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其言:“武德有七:禁暴、戢兵、保大、公定、安民、和众、丰财”。武德的起源可追溯到武术的萌芽阶段,以后历经各朝各代的提倡,逐渐形成“尊师重道、孝悌仁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或“虚心求教”,“屈己待人,助人为乐”等内容,力戒“骄奢淫逸,为盗采花”。佟忠义著《武士须知》以“有恒心,守纪律,尚谋略,勿骄矜,重信义为武德标准”;《青萍剑·剑箴》中将武德概括为:“一戒自矜,二戒务名,三戒好与人争胜,四戒好杀,五戒目空一世”;……凡此种种,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