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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的青春
特利尔城是德国莱茵省的一座美丽城市，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就于1818年5月5日出生在这里。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这个小城的法律顾问、律师工会主席，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深受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熏陶。马克思的母亲也是个十分贤慧开明的人，在这个富裕而文明的家庭里，马克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马克思小学的全部课程都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完成的，因而没进过小学校。不过，那时他还是个顽皮的孩子。他很喜欢户外游戏，在孩子中间是个“领袖”。
马克思以极端丰富的想像力博得了小伙伴的佩服。小伙伴们很有兴趣地一连几小时听他讲一些离奇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马克思自己随时随地编出来的。
马克思读中学时仍然十分淘气，还是常常爱在同学之间讲些离奇的故事。不过，他一年比一年稳重了。特别是他在中学里学过5年之后，竟成为一个十分稳重的学生。
马克思不追求分数和奖励，但十分酷爱知识，喜欢自学，又肯思考问题，谈话也喜欢追根问底。
但是，马克思从小就表现出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性格，他特别喜爱文学。在他房间里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他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学习札记。一些最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都很感兴趣，尤其是歌德、席勒和伏尔泰、莱辛、至西门等人的著作。
马克思之所以十分喜爱看书，这与他的家庭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他父亲很偏爱这个早熟的孩子，常常在晚上穿着拖鞋，披着长便衣，悄悄地走进马克思的房间，以漫淡的方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有时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甚至不知不觉地进行到鸡叫时才各自去睡觉。
另外，学校对马克思的智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学教师中有出色的古典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数学家。校长维膝巴赫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进步学者，他很注重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人。马克思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无论在勤奋学习和智力方面，或者在学习的爱好和知识的掌握方面，马克思都能使校长高兴。校长不但亲自指导马克思的学习，还常常提醒马克思的父亲注意引导马克思。
马克思17岁时，以优异成绩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中学毕业，这对一个青年来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毕业前夕，全班同学几乎天天在谈论以后的出路，他们的想法和打算各不相同。
他们中有的打算去当牧师；有的打算依仗亲友的权势，插足官场；有的想继承家业，成为百万富翁；有的想投笔从戎，在战场上建树军功，晋爵加衔；也有的想进大学深造，使自己成为一个名扬天下的学者名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生活、前途和幸福的理解，来考虑职业，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面对人生的一个大的选择，马克思是怎样做的呢？
在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毕业作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刚踏上人生旅途，不愿受命运摆布的青年，必须严肃地考虑对职业的选择。
青年人热情奔放，富于想像，在考虑职业时往往容易为一时的兴趣所左右，或者被某种好奇激起的幻想所陶醉。
马克思认为，任何职业都只是手段。青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该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衡量自己的能力、特点和体质，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马克思认为，只是为个人争得一个可以炫耀一番的社会地位而奋斗，那是十分庸俗和低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聪明的人、出色的诗人，但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完美的伟人。
马克思即讨厌那些追求名利的利己主义者，也反对那种自卑的、无所作为的懒汉和懦夫。因为这对一个青年来说，同样是堕落和毁灭的道路。相反，有的人虽然担任了力不胜任的工作，但是我们想到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为了尽义务，即使我们力量微薄，也会促使我们努力去做。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马克思回答道：“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熏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马克思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在1835年10月，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学，许多的新知识吸引着他。
他什么都想学，除了那些与法学有关的课程外，还选了文学艺术的课程，并打算选修物理和化学。
他想看的书太多，不得不贪婪地利用夜间和其它课外时间阅读。他觉得时间不够用，1个小时60分钟，1天24小时太短了。
马克思忘我地学习，不久他得了失眠症，常常头痛和精神不振。父亲不得不写信劝他不要因为过于勤奋而损害了身体。父亲的信中说：“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我希望每次拥抱你的时候都会看到你是一个身心越来越健康的人。”
在圣诞节前夕，马克思到荷兰的姨父家去过节和休息游玩。经过半个月的休息游历才恢复了健康。
到了第二学期，马克思熟悉了大学里的生活。而此时的波恩大学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不良风气。许多人沉溺于放荡不羁的生活：酗酒、赌博、斗殴。
马克思经不住同学们的劝诱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并被推选成利特尔“同乡会”主席。
有一次，他因夜间和同学们喝酒，喝得大醉，被学校的法官禁闭了一天。他在禁室内，一群学生还拥进去用酒祝贺他“光荣”地被罚。
还有一次路西亚同乡会上的一个贵族出身子弟对他进行侮辱性挑衅，马克思同他偷偷地进行了决斗。当然这些“活动”马克思也诚实地告诉了父亲。
马克思的父亲得知此事后，为他十分担心。马克思自己也不满意波恩的环境。在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他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转学到柏林大学。
1836年10月，马克思来到了柏林，在柏林大学法律系注册入学。柏林大学是德国的高等学府，是思想斗争的核心。这里集中了全国许多的著名学者。这里的学生都勤奋好学，学术空气浓厚。
马克思在这良好的环境下，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在书林学海中探索，他研读了大量哲学、法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获得了课堂上难以得到的广博知识。
在柏林大学的前两年，他写了大量诗作，有抒情诗、叙事诗、讽刺诗。他的诗大多抒发了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爱慕，歌颂了他们纯真的爱情。但也有不少诗表达了他对邪恶和黑暗的憎恶，对正义和自由的渴望。但他后来对自己的诗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而把全部精力用于科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哲学研究方面。
另外，马克思对科学有极大的兴趣，觉得学习是最大的享受。他不去游玩，也不和别人交朋友。同学们劝他去巴结从特利尔调来的上层人物，他坚决地拒绝了。马克思觉得没有必要去跟那些人闲聊，白白浪费时间，耽误自己的学习，只要有了知识才会有力量，才能变得三头六臂。
渐渐地，随着学习的深入，马克思迷上了黑格尔，辩证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来往了。并加入了他们主办的“博士俱乐部”。
马克思是“博士俱乐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他的许多言论感染了比他大十多岁的老成员，他获得了人们的称赞，被誉为后起之秀。他给青年黑格尔分子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至他离开柏林之后很长时间人们还对他念念不忘。
科本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一个思想的仓库，一所学校”，用柏林的土话说马克思聪明的头脑像“牛头一样大”。
在当马克思攀向科学高峰时，他最亲爱的父亲在1838年初病倒了。这一年的5月初，母亲要马克思回特利尔为父亲准备后事。当他回到特利尔时，父亲就病故了，终年61岁。
父亲的去世使马克思十分悲痛。他始终把父亲的照片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父亲。
不久，马克思回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此时，由于知识的增长，一个伟大的目标在他的脑海里定格，他不停地奋斗着。
马克思对哲学的的兴趣日益增长，1839年开始研究希腊哲学。重点研究唯物主义哲学家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理的哲学理论。
马克思为什么研究古希腊哲学呢？因为，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大多数都喜欢古希腊哲学，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另外，马克思决心弄清哲学中的一切问题，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他了解哲学中的全部问题。
马克思在笔记中表明了自己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强调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公开表明自己的无神论观点，指出哲学和宗教势不两立，并且主张要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为革命的哲学鸣锣开道。
1840年下半年起，马克思开始写博士论文，准备取得博士学位后去大学讲授哲学。利用大学讲坛传真理，向宗教和专制制度开展战争。
马克思的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1841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博士论文。这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遭到政府的排挤和迫害。马克思不愿让那些惟命是从的人捉弄自己，就放弃了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打算。
为了不放弃取得学位的机会，同时发表自己的论文向反动派挑战，马克思决定把论文寄给政治空气比较好的耶拿大学。
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巴赫曼教授审阅了他的论文。称赞他“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并写了推荐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书。
由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得十分出色，耶拿大学决定不再对马克思进行答辩和其他形式的考试，直接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4月15日马克思取得了博士证书。
当时马克思还只有23岁，但已经是受人崇敬的哲学博士了。
著名青年黑格尔分子莫泽斯·赫斯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介绍马克思时说：“你应该准备去结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惟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即将显露头角，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既有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也有最敏锐的机智。请你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这个人就是马克思博士。”
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已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生活却出现了困难，马克思的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由于家道中落，对马克思提出一个要求，要马克思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可马克思获得的不是法学博士学位，而是哲学博士学位，这大大地限制了获得有利可图的官职的可能性。对此，母亲以儿子工作选择不合适为理由，拒绝分给他一份遗产，并且通过法庭暂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母亲责怪马克思不去寻求高官厚禄，而醉心于危险的政治思想活动。但母亲不公正和冷酷的对待，没有使马克思改变政治信念。他于是去了波恩投身火热的革命运动。
到了波恩，他一边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一边参加了德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此时，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深深地吸引了马克思。他每天向报纸投稿，并推荐他的朋友担任了主编。
《莱茵报》开始讨论德国的统一问题，出版自由问题，实行代议制问题等等。报纸的声望提高了。
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政治倾向很不满，并以查禁相威胁，同时加强了对报纸的检查，马克思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担任了报纸的主编，从此《莱茵报》就变成了革命民主运动的报刊，它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但是，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迫害，马克思只有辞去主编的职务，深入到贫苦的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1843年的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举行了婚礼。
燕妮出生于一个普鲁士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他与马克思的父亲是好朋友，他也是马克思少年时代的启蒙者之一。
燕妮的爸爸很喜欢聪明而又好学的马克思。经常给他介绍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介绍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把许多书借给他读。马克思深受他的影响。
燕妮除了长得异常美丽外，还特别聪明。她从没上过小学和中学，完全靠父亲的指导和自学获得丰富的知识，能写一手文笔秀丽的文章。马克思十分爱慕这位好学深思，没有贵族习气的姑娘。
马克思17岁时，燕妮21岁了。有一大群爱慕燕妮的贵族子弟不断地纠缠她，但都被燕妮拒绝了。因为燕妮在心里也暗暗地倾心于马克思。
马克思决心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崇高志向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及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把燕妮的思想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
共同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把这一对奋发有为的青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但是他们美好的恋情并不一帆风顺。他们的订婚是对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市侩习俗的大胆挑战。
燕妮毕竟是出身贵族，而且才华出众，有多少官僚子弟追求她。按当时的社会通例，燕妮这样的贵族小姐只能在上流社会阶层中结成婚姻。而马克思的父亲虽说是个律师，但毕竟属于市民阶层，经济虽然宽裕但并不富足，何况马克思还是个前途未卜的大学生。
这桩婚事能否得到燕妮家里人的赞同，亲戚将怎样议论，对两个年青人来说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但马克思依然和燕妮订了婚，然后就到柏林大学去了。他离开了心爱的姑娘，心中思念日增，于是便把爱情倾泻在书信上。他甚至写了三册爱情诗集寄给燕妮。
燕妮接到这些诗集总是感动得眼含热泪，写的回信同样充满了对马克思的深情。
可是，这种热恋如不节制，就会严重影响马克思的学习，父亲也为此发愁。
马克思和燕妮也意识到了这样下去不好，于是，他们两人下决心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利于马克思埋头学习。
马克思控制自己的感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爱燕妮已经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为了使自己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他做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决心坚决抵制恋爱对学习的影响。
马克思的父亲一直对两个人的热恋感到惶恐和不安，担心燕妮是否会真心爱马克思，担心燕妮的家庭反对这件事。
不过，没有多久，他的不安很快消失了。通过细致的观察，他深信这位漂亮的姑娘不会离开马克思而去追随一位爵爷。而且最让他高兴的是，两个孩子订婚后不久，燕妮的父亲就没有任何异议地同意了。
只有燕妮的哥哥一人不满，但他的阻挠并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名利之徒，燕妮的父亲也看不惯他这个长子。
而燕妮的弟弟的品德比哥哥好得多，与燕妮十分亲近，又是马克思最忠实的朋友，自然不会干涉他们的婚姻。
1842年的元旦，燕妮的父亲得了重病，马克思立即从波恩赶回特利尔，一直守在他身旁。两个月后，他去世了，马克思帮助料理了丧事。为了安慰燕妮，他没有立即离开特利尔，在燕妮家住了一段时间才返回波恩。
1843年的6月19日，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美丽的莱茵河畔度蜜月，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美好的时光，莱茵河把两个相爱的人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政府依然十分担心他会做一些对政府不利的事情，于是便指使马克思的朋友埃塞尔去说服马克思并给出高官和金钱做为条件，但马克思誓死捍卫自己在中学毕业时立下的誓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战斗。
从此，他埋头于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他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
并发现黑格尔庞大复杂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法方法之间的矛盾。
1842年，普鲁士政府急剧地转向反动，取消了德国所有的自由报刊，这一举动使青年黑格尔派借助自己报刊实现理想国家的理想成为了泡影，促使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观点，而且提出了民主制的思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而不是政府手中的玩物。
为了出版机关刊物《德法年鉴》，马克思和燕妮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
到巴黎后，马克思和燕妮一直深入到工人当中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工人住宅区，亲眼见到了工人的悲惨生活，深切地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
马克思还与法国工人秘密社团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但他没有参加其中任何一个组织，他还结识了很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会见了俄国政治活动家巴枯宁、波特金等人。
而且，马克思还认识了德国伟大的诗人海涅，海涅同样是由于受政府书报检察制度的迫害才逃到法国的。
马克思见到海涅时，他已经是46岁的人了，比马克思大21岁，不过他们两个人相识之后很快就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海涅很喜欢卓尔不群的马克思，他经常到马克思的家作客。当他遇到困难情绪消沉的时候，马克思能够使他精神振作起来。同时，马克思对海涅的创作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使他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一期双月刊。许多人对马克思的文章很感兴趣。
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作是德国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民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
但是《德法年鉴》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原因是普鲁士政府不允许它在德国发行，而且主编卢格也反对有革命锋芒的文章。
在此之后，马克思在一家德国流亡者办的《前进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但不久这个报纸也遭到了查禁。
1845年1月16日，马克思被法国大臣驱逐出境。
马克思一家只好从巴黎迁居到了布鲁塞尔，并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哲学研究。
燕妮此时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尽管种种事情像重担一样压在她的肩上，她仍然陪同马克思积极参加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
马克思经常在工人协会演讲，燕妮经常随同前往。她从事工人的文化教育工作，热情地向工人们介绍荷马、莎士比亚等人的名著，有时还在工人协会的晚会上朗诵诗歌。
燕妮积极支持马克思的工作，从家里有限的财力里支付宣传费用。
1848年初，布鲁塞尔的工人群众响应巴黎的二月革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决定买一些武器装备自己。
燕妮支持马克思把一笔数千塔勒的巨款贡献给战斗的工人阶级。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燕妮一同被捕，马克思说：“我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在被囚禁了18个小时后，他们被驱逐出比利时，但很快又回到巴黎继续参加战斗。
先进的思想
1844年8月，马克思认识了一位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年轻人，他就是弗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的途中，绕道巴黎，拜访马克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从此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开始了终身的合作。
在巴黎，经马克思介绍，恩格斯认识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俄国流亡者，走访共产主义俱乐部，参加工人集会，与工人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法国工人的优秀品质和国际主义精神使恩格斯深受教育。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更多的时间是与马克思在一起交换意见，探讨理论问题。
他们从黄昏谈到深夜，又从深夜谈到黎明。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彼此发现在一切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称赞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精神的社会主义著作，对他很有启发。
恩格斯佩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伟大的奋斗目标。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能得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巴黎短短的10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商讨了以后的工作，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把这个崭新的革命理论传播到工人运动中。
他们商定合写一部名为《神圣家族》的论战性著作。
恩格斯思维敏捷，文笔流畅，在巴黎那几天就完成了他分工撰写的部分。
马克思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其它部分。这部著作集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指出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光辉著作。之后两个人的名字和事业就永远联在了一起。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回忆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之后，就下决心脱离商业，来和马克思一起干革命事业。
可是当他回到家里，父亲反对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更不允许他搬到巴黎去。
恩格斯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去经商。
他在巴门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之后，不顾父亲的阻挠，在巴门举行了共产主义集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845年4月上旬，恩格斯也迁到比利时来居住了，两个人从此开始了新的合作。
他们于1845年7月12日启程，先到曼彻斯特，在那里住了1个月。
在那里的切特姆图书馆他们阅读了欧洲大陆难以看到的大量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为他们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5年9月，两位伟人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
在写作的过程中，两人实行了一种更加紧密的合作方式。
这一次，两人不是分写而是先进行讨论，而后一起写作。两人每天都一直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才去睡觉。
两位作者出色的写作技巧和深刻的思想都融为一体。两个人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了9个月才完成这部著作。
但是，这部内容丰富的巨著却找不到出版商。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所以，不管能不能出版，他们都坚持把它写完。
这部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体系的形成。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马克恩和燕妮离开了巴黎，迁居布鲁塞尔。为了不让普鲁士政府再有借口进行迫害，在1845年12月正式声明退出普鲁士国籍，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845年上半年，许多革命者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纷纷从各国来到布鲁塞尔。而马克思的家则成为革命者的避难所。
渊博的知识、深途的思想和非凡的才能把许许多多的人吸引到他的周围。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热情好客和举止得体，高尚的教养和令人钦佩的才能，使他们家成了革命流亡者和知识界先进分子聚会的场所。
马克思、恩格斯确信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奠基人，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建者，但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时期就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大量工作。
他们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看到，工人阶级虽然觉醒，成立了各种工人组织，但还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思想指导。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在工人运动中占着支配地位。
而他们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也不过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潮而已。
因此，他们从1846年起越来越注意使自己的科学理论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在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宣传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1846年2月，经过周密的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菲力浦·日果组成。德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威廉·魏特林最初也是通讯委员会的成员。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很快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了通讯联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传播科学理论进行斗争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这时，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又遇到了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蒲鲁东。
马克思与蒲鲁东是在巴黎相识的，当时他们经常在一起讲授经济学理论问题。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不一致，他们往往由讨论变为争论，而且是十分激烈的争论。但深入思考问题还是有好处的。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立后，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参加通讯委员会。
蒲鲁东回信了，他同意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说明他不能经常为委员会写通讯稿，为此表示歉意。
但是蒲鲁东认为自己进了委员会，就已经由工人变成理论家了。
他从此目中无人，自命不凡了。
他对马克思吹嘘说：“法国工人阶级的意愿显然同我的观点一致嘛！再说法国无产阶级对知识的渴望是很强烈的，只给他们血喝，怎么能受到欢迎呢？所以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
马克思发现了蒲鲁东思想的主意后就放弃了通过蒲鲁东与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但同时给马克思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对种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扩大了科学共产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先进工人逐步接受了他们的革命理论。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许多成员在思想上都有了很大转变。
同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认识到过去信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表示愿意放弃陈旧的观点和密谋的策略，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并请他们指导改组同盟。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恩格斯参加了大会。
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并改了口号。
口号由原来的“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大会讨论了在恩格斯指导下拟定的同盟章程。章程要求盟员信仰共产主义，盟员要始终以共产主义原则为规范，而不是以这个人物或那个人物为规范。
章程规定了同盟的各级负责人员由选举产生，不称职的可随时撤换。这样就堵住了任何想实行个人独裁的道路，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的先例。
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了大量工作。
马克思经常发表自己的演讲，他批判了资本家与工人是平等的这种说法，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根本对立。向工人阶级指明了一个真理：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努力增进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国际团结，促使无产阶级力量和民主力量建立战斗联盟，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努力创办了一个刊物。他们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变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报。
1847年10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因为当时同盟的不少支部中，宗派分子还很活跃。他们反对中央的纲领。所以同盟中央迫切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大会。
他们给马克思写信说：“如果您能参加大会，我们真是高兴至极。我们将尽量减轻你们的费用负担。如果能克服这次危机，我们将取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为这次大会作准备，恩格斯起草了《共产主义原理》。
他们约定先在奥斯坦德会面，然后一起去伦敦。因为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所有的事情。
11月27日，他们在皇冠饭店会面，详细讨论了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天一起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
大会顺利地举行了，通过了新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比过去的章程有了很多的改进，这些改进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努力的结果。
马克思在会上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理论。因为他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符合工人的自身利益。
大会顺利地举行，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这要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在伦敦期间还发表了许多演说。给英国的工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接触过马克思，听过他教诲的工人，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对象。
从此，马克思伟大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他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不停地为他的事业而奋斗着。经常给工人们发表演说，听过他演说的工人，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都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民领袖。
共产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一项新工作。
这项新工作就是完成大会对他们的委托，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纲领。
他们两个人在伦敦就开始动笔，回到布鲁塞尔后继续写。
1847年12月底，恩格斯为了工作需要，返回了巴黎，马克思也要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钢领。
在此之前，恩格斯曾经写过两个草案，一个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修订成的《共产主义宣言》。这两个纲领草案都采用了问答形式。
恩格斯对这种问答形式并不满意。他给马克思写信说：“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不适合的。”
马克思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意见，他们决定把原来的纲领草案改写成党的战斗宣言，取名《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是单行本，很快又经马克思、恩格斯修订出了新单行本。
《宣言》好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又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48年它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后来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
《共产党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共产党宣言》还规定了党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给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他的思想鼓舞着无产阶级战士去战斗。
至死不渝的信念
马克思和燕妮在流浪的生活中继续着他们的爱情，他们相互关爱着对方，因此他们的爱情显得温馨和甜蜜。
1844年的5月1日？熏在巴黎的郊外，马克思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了。
这个孩子长得很可爱，为了记念他和燕妮的爱情，马克思将她取名为燕妮。
燕妮感到非常幸福，每当谈到这个女儿的时候，她都有一种做母亲的自豪感。
燕妮非常细心地照顾这个孩子。她曾经幻想有一个大家庭，孩子们长大成人，都能成为像她丈夫那样漂亮而勇敢的人。
在她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她幽默地说：“有一个穷人，虽然他生活困难，但在他家中每年都过一次‘教堂的节日’，也就是说生一个孩子，这个穷人准备欢度第11次这样的节日。”燕妮本人就不愿意自己这个迷人的小女儿将来唱“独角戏”。
这时，马克思在巴黎的工作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困难，之后又因为《德法年鉴》的倾向性问题，被驱逐出法国了。
从此，马克思的家庭开始了艰苦的漂泊生活。他们决定去比利时，但是，又没有路费。
深冬季节，燕妮病了。马克思不得不把生病的燕妮和小女儿留下，一个人去了布鲁塞尔。因为警察当局命令他必须在14小时之内离境。
燕妮拖着带病的身体，典当了家中仅有的值钱物品，两天之后也跟随丈夫而去了。
到达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们没有钱继续雇用保姆了。
这时，燕妮又怀孕了。燕妮的母亲就把自己身边的一位忠实的女仆海伦派到布鲁塞尔来。
海伦在安排生活和料理家务方面，大大超过了燕妮。她始终和马克思一家同甘苦，共患难，经历了许多可怕的贫困、饥饿和恐惧灾难的岁月。
她照顾着孩子，招待着朋友，关怀着一无所有的流亡者，甚至整夜地缝补、洗濯和伺候着家里的病人。
1845年的9月，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取名为劳拉。
1846年12月，他们生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儿子。马克思和燕妮很高兴，给他取名为“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本来是燕妮弟弟的名字，当时他就在马克思家里住。
马克思夫妇给自己儿子起名为埃德加尔有双重的意义，既表示对自己独生子的宠爱，又表示对自己弟弟的亲切关系。
埃德加尔不愿和他的同父异母、身居高位的哥哥生活在一个地方，终身到处漂游。1845年秋，他来到马克思家，还参加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的春天，马克思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他手中已经分文没有了。只得把燕妮出嫁时带来的金银什物和一大部分亚麻布送到当铺里去，并从一年前租得的那所住宅搬出。到了很小的“野林”旅馆内居住。这时他们的小儿子埃德加尔断了奶，本应该再雇一个佣人。可是由于贫困，这件事不可能实现。
1848年，马克思得到了父亲一笔不小的遗产。他们的生活刚刚好转，革命爆发了，工人急迫需要武器。他们在没有生活费用来源的情况下，从遗产中拿出很多钱给工人购买武器。这件事政府知道后，立即逮捕了他们。
政府逮捕马克思夫妇，又不敢公开说出逮捕的“理由”。如果他们说出逮捕是因为马克思拿出私人的钱给工人购买武器。就会引起工人们的武装抗议。
他们玩了种种花招，先下了比利时政府的驱逐令，要求马克思在24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
这道驱逐令并没有使马克思手忙脚乱。因为马克思在前一天接到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撤销基佐政府1845年初驱逐马克思的命令，并邀请他返回法国。
马克思也准备迁往法国去，所以，他接到比利时王国的驱逐令之后，就立即着手整理行装。当时比利时有一条法律，即在日落和日出这段时间里公民住宅不可侵犯，这条法律完全该保护马克思在当天夜间准备好行装。
可是比利时政府却在夜间一点钟派了1名警官和10个警察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但没有发现任何可供逮捕的证据。最后以马克思的身份证不妥贴为借口，逮捕了他。
马克思被带走后。他的妻子非常惊惶不安，她立刻跑到比利时律师、民主协会主席、马克思的朋友若特兰家里，请求他设法营救马克思。若特兰答应帮助她。
燕妮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位比利时朋友日果先生。日果把她送回家里。这时他们看到两个曾逮捕过马克思的警察站在门口，燕妮急切地问他们：
“你们把我丈夫带到哪里去了？”
“如果你跟我们走，我们就告诉你他在哪里。”警察说。
于是，日果和燕妮一起和警察来到市政厅。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警察不但不告诉他们马克思的下落，还把他们两个人分别送进了监狱。
下午3时，马克思和燕妮、日果被分别提审，由于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他们很快被释放了。
可是，驱逐马克思的命令已经过去18小时，马克思来不及料理一下私事就得离开。
他们带着3个孩子和女仆一起离开住所，前往巴黎。
1848年2月，由于《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因此欧洲大陆开始爆发革命。
革命爆发的原因是：欧洲大多数国家保存着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激化。1845年~1846年的欧洲大陆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农业欠收和1848年的经济危机，则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残余，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统一的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经济落后、民族分裂、人民生活贫困，早就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而1845年的农业欠收、粮价上涨，以及1847年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使欧洲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就直接点燃了这次革命的烈火。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无法继续忍受压在他们头上的灾难，先后在欧洲各地发动革命。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爆发革命。革命群众不顾当局的威胁，撇开动摇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喊“改革万岁！”“建立共和！”的口号，同政府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结果推翻了金融贵族的统治，宣布实行共和。巴黎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各地。
马克思丛报上看到巴黎革命的消息，非常高兴。他为巴黎工人的胜利欢呼，他深信其他国家的工人也会跟着拿起武器。果然，比利时很快也开始了要求成立共和国的运动。
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鉴于形势的变化，决定把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给布鲁塞尔区，以便及时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于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新中央委员会，由马克思直接领导。
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同盟支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积极开展活动和组织群众，迎接日益逼近的革命火暴。
1848年3月1日，这正符合马克思的心愿，他早就盼望着奔赴革命斗争中心的这一天。
3月5日，马克思到达巴黎，他发现在巴黎的流亡者中流传着一种危险的作法：组织武装志愿军，打回老家去解放自己的祖国。
参加志愿军的人很多，但他们往往到达边境时就被出卖给自己的政府了。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把革命当儿戏的冒险主义。3月8日，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公开进行活动的德国工人俱乐部，马克思以俱乐部为阵地，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人们认识到，在祖国人民准备起义时，志愿军如果采取武装进攻祖国的做法，只会使本国反动派以外来敌人的借口扑灭刚要燃起的革命火焰。
3月10日，马克思和一些革命领导人组成了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恩格斯还留在布鲁塞尔，他也被选为委员。委员会成立后几乎天天开会，商讨无产阶级战士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应当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人民举行起义，迫使首相梅特涅逃亡国外，成立了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18日普鲁士也暴发革命。
人民胜利的消息传来，马克思虽然同战友一样感到高兴。但他认为，必须打消工人和小资产者对资产阶级内阁存在的幻想。使他们明确认识这次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革命推向前进。
因此，马克思于3月底为中央委员会拟定了一个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其中包括行动纲领17条。
3月底，以传单的形式在巴黎散发了这个《要求》，4月初，在德国许多报纸上刊载。
4月初，马克恩和恩格斯一同回到德国参加革命，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马克思想创办报纸，以便指导各地的斗争。
当时在科伦的一些民主党人已在准备创办一家报纸，宣传的范围只限于科伦一个城市，并打算把马克思排挤到柏林去。
马克思到达科伦后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说明了他的办报主张，只用了24小时就争取了多数支持者，把办报的倡导权夺了过来。
接下来的事就是为报纸筹集基金。恩格斯回到巴门，其他盟员也到各地去筹钱。恩格斯的父亲不同意他革命，一分钱也不给他。他只好从生活费中挤钱。马克思也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一笔钱，加上通过征求订户收到的订费。总共筹到了13000塔勒，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报纸取名为《新莱茵报》。这是因为一方面表示同过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有继承关系，一方面加上一个“新”字以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
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因为马克思认为用民主派的旗帜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以便教育和提高他们的认识，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报纸原计划在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反动派迫害的步子也在加快，马克思决定报纸提前出版。
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书版印刷完毕。报贩们来到编辑部，取走刚印好的报纸，立即分送到科伦全城。马克思渴望已久的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新莱茵报》终于诞生了。
马克思从此更忙了，处理报纸的财务要花费不少时间，同当局和反动派的威胁与纠缠，同其它自由派报中的诽谤等等作斗争，也耗去了他许多精力。
总而言之，马克思是编辑部的灵魂。后来恩格斯回忆说，马克思的任何决定“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需置疑的，所以大家都乐于接受它。”
恩格斯指出《新菜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点：“要建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报纸从创刊号直到最后一号，始终都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政治纲领。
《新莱茵报》从第一号起就无情地揭露了大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的种种妥协活动。报纸用每天发生的事件引导读者看清反动派正在用禁止集会和游行、逮捕和武装袭击等手段来夺回他们在3月失去的阵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法国革命的进程。巴黎工人在6月第一次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展开英勇而坚韧的斗争。马克思通过《新菜茵报》向德国工人报道了他们浴血斗争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在1848年的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对于俄普奥等国几次瓜分波兰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并通过报纸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残暴和卑鄙。
由于《新莱茵报》始终坚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支持一切民族的解放斗争，它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坚定的民主派的信任。3个月内它的印数就达到5000份（在当时是很多的）。
同时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引来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敌视和迫害。
7月6日，科伦法院传讯马克思，控告他侮辱国家官员和警政人员，搜查了报纸编辑部。
8月初，科伦警察厅通知马克思，科伦市政当局不承认他是“普鲁士臣民”，妄图再次把他驱逐出境。9月26日，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同其它民主派报纸被勒令停刊。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经过种种努力，使报纸于10月12日复刊。11月14日马克思再次被法院传讯。1849年2月初，普鲁士政府又接连两次控告马克思危害国家。
马克思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始终为《新莱茵报》的文章进行辩护，无情地揭露反动政府的种种无耻的迫害，大声宣称“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是摧毁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
马克思不仅被传讯，他的信件经常被非法地扣压并拆封，警察和便衣对他进行跟踪和盯梢，还写匿名信进行威胁等等。
《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也受到种种迫害。
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镇压了人民起义后立即把刺刀对准了《新莱茵报》。反动政府先对恩格斯发出了通辑令，当马克思刚从外地回到科伦时，驱逐令已经等着他了。紧接着，其他几位编辑也被通辑。
《新菜茵报》不得不在5月19日出了它的最后一号就停刊了。最后一号是用红色油墨印的，发行了数千份。《新莱茵报》虽被查封，但它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并鼓励着人们把革命的烈火继续燃烧下去。
马克恩继续为无产阶级战斗，他不停地工作，广泛地开展活动。
三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府决定在5月初进行选举。科伦工人联合会认为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认为选举结果不公平，所以号召工人不参加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选举。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斗争，并对民主运动不利。
他们向工人们说明，应当充分享用争得的权利，设法在选举中选出民主派的候选人，以加强整个民主运动。工人们接受了这一主张，在选举中投了民主派候选人的票，把民主派的代表选进了议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参加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在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月23日，维也纳发生了新的流血事件。工人们为反抗政府降低工资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
在革命可能被大资产阶级出卖的严重时刻，马克思为了加强民主运动的联系，指引斗争的方向，于8月25日动身去柏林和维也纳。
马克思在柏林只呆了两天，会见了参加柏林制宪议会的同盟成员和民主派的其他代表，同他们讨论了当前的局势。提醒他们警惕日益嚣张的反动势力。然后匆忙赶去维也纳。
马克思到维也纳后，立即参加了当地民主联合会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关于最近维也纳流血事件的辩论中，马克思坚决反对向奥地利国会请愿和派代表团晋见奥地利国王。
马克思指出，国王不是最高权威，最高权威是人民，大家必须面向人民，必须采用一切办法向人民作工作。
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的工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了国际政治形势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
9月2日，马克思又做了一次报告，论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清楚地说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根源。
马克思无时无刻不同群众在一起。9月12日，马克思回到科伦，当晚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同民主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民众大会，抗议国王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下同丹麦签订可耻的停战协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非常关心城市工人和市民的革命运动，同时也竭力发动农民起义去反抗封建地主的剥削。
1849年5月，《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离开科伦，前往法兰克福，同先到达的恩格斯一起劝说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试图说服他们公开参加德国西部的人民运动，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法兰克福议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前往发生起义的巴登、宾根等地进行活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战斗，直到起义最后失败，他才离开德国去了瑞士。
7月初，燕妮带着孩子由科伦来到巴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非常困难。
报纸停刊后，马克思把发行报纸和出卖印刷机的全部收入都付给了工人、通讯员和编辑。全家人不得不靠借贷和朋友们的资助维持生活。
7月19日，法国当局勒令马克思离开巴黎到西北部的摩尔比安。而那里是一个热病流行的沼泽地，政府这样做无异于“谋杀”。马克思拒绝了。
但法国当局还不罢休，勒令他24小时离开巴黎。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凑足全家的路费和重新安家的费用，马克思只得把即将分娩的燕妮和孩子暂时留在巴黎，于8月24日一个人动身去伦敦。
8月26日，马克思到达伦敦。那时欧洲各地的革命已先后被反动势力镇压，各国的政治流亡者纷纷来到伦敦。
同时，马克思特别希望恩格斯立即来伦敦，与他一同开始新的战斗。
马克思为了尽快展开工作，到达伦敦后立即同流亡来伦敦的许多革命同志组成了同盟的新中央委员会，以便推动同盟各地支部恢复工作。恩格斯于11月到达伦敦后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他们着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救济大批贫困的流亡者。
1849年9月18日，马克思在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全体大会上，建议成立救济流亡者的委员会，大会同意并推选马克思为该委员会主席。
为了使这些流亡者在这个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异乡能得到一个栖身之地和一块充饥的面包，马克思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马克思本人这时候的生活却非常困难。燕妮在9月中旬带着3个孩子和琳蘅来到伦敦，11月，他们的第4个孩子出生了。
在伦敦这个大城市里，没有什么收入而要养活4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啊！
债主经常登门逼债，他们只得把仅有的一点家具卖掉。交不出房租，房东就不给他们开饭，赶他们搬家，找警察来查封他们的家什用具。
马克思经常四处奔波寻找住所，他们一再搬家，一家7口往往挤在两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贫穷的生活使他们最小的孩子刚一岁就去世了。
这种困难虽然也给马克思带来了烦恼，但从来没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燕妮曾说，他即使在最恶劣的时候，也仍然十分幽默。
马克思认为，在这样严峻的处境里首要任务是把被驱逐的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鼓舞他们的斗志，增强他们的信心。因此，同盟在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后，立即敦促德国各地，特别是科伦的同盟支部先后恢复工作。
为使重建的支部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和6月两次为同盟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同盟确定了未来革命中的任务，制定了在迎接革命新高潮中所应遵循的行动纲领。
3月和6月的《告同盟书》都由同盟派特使带回德国各地散发，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报告和声明也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在马克思和其他战友的努力下，同盟又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继续战斗了。
为了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头脑，马克思从1849年11月到1850年秋天，在伦敦德意志教育协会中讲述了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
同时，为了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并进一步发展和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积极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49年底他们同汉堡的印刷厂主签订了出版和发行杂志的合同，并为杂志写了《出版启事》。1850年3月6日？熏杂志第一期在汉堡出版。由于警察当局的迫害和资金匮乏，到11月底杂志总共只出了6期。其中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重要著作。
1850年5月，普鲁士政府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控告他们“图谋叛国”。
马克思得到盟员被捕的消息后，为营救战友进行了十分紧张的活动。
由于普鲁士政府对同盟会的卑劣诬陷和压迫，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同盟被迫解散。但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停止战斗，而且更加坚定了信念。
曲折的革命生涯
19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再次陷入了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旧秩序恢复了，旧制度重新运行起来。历史的车轮似乎在向后倒转。
由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流亡到伦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他的著作没有人愿意印，虽然从1851年起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驱散笼罩着他整个家庭的阴云。
马克思交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得住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还不得不一再搬迁，最初他们住在伦敦西南郊区的安德森街4号，只有一个小套间，因为没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被赶了出来。
住房问题耗去了马克思不少精力，而全家的生计更是他忙于应付的难题。为了全家能活下去，马克思不得不从小店老板那里赊欠肉、蛋、面包和蔬菜。赊欠也不容易，无钱还债就很难再欠。全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豆子和面包。有时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很难找到。
马克思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而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燕妮最后抄写完毕，却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了。
然而马克思遭到的重大打击莫过于在几年里失去了3个孩子。1850年11月19日，刚满周岁的小男孩亨牙希·格维多患肺炎死了。燕妮为此悲痛欲绝。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1852年4月14日，他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只刚过了周岁生日就病死了。马克思当时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幸好有好心的邻居法国流亡者的帮助才把她埋葬了。
他们最疼爱的儿子埃德加尔也在这个时候被疾病折磨死了。马克思和燕妮几乎承担不了这种失去爱子的极端痛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不幸：“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了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了之后，家中自然完全虚空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疼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摧毁马克思钢铁般的意志。此时，燕妮也在痛苦中分担着他的全部忧愁。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安心地从事科学研究，燕妮总是一个人挑起生活重担。
马克思在这期间给燕妮的惟一的一封信里倾吐了对她的无限深情和感激，埋怨她不应该把什么不痛快的事都向他隐瞒起来，信中说：“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忍受一切的话，那么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
燕妮不仅在生活中对马克思体贴入微，在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也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助手。正是由于对人类伟大事业有着共同的信念，正是由于她具有乐观而坚韧的秉性，使她在马克思处于最坚难的时刻，默默无闻地分担了他的许多工作。
她第一个阅读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提出中肯的意见，她抄写或笔录下马克思的全部文稿，而且常常夜以继日，为的是能及早寄出以便尽快复印。
她还代表马克思参加各种集会和活动，同出版商谈判出版事宜和稿酬等等。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他们也一起享受了数不完的欢乐。
马克思在和燕妮短暂离别中写给她的一封信里倾吐了自己无限深挚的爱情：“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在马克思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燕妮，她始终同他并肩战斗在一起，“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热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在马克思家里，虽然经常笼罩着贫困的阴影，但是没有失去欢乐的气氛。马克思尽管工作紧张，又为生活操劳，但他非常喜欢同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
他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伴”和“理想的朋友”。女孩子们骑在父亲肩上玩“骑兵游戏”，把他套在椅子上当“公共马车”，亲昵地叫他“摩尔”、“老尼克”和“山神”。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恩格斯给了马克思许多的帮助，他同马克思一起战斗，同时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体现出无私的革命友谊。
1850年11月，思格斯回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
这期间恩格斯在经济上给了马克思一家无私的援助。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许多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刻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能更加安稳地工作。
20年后，当他最后一次去营业所时忍不住高兴地喊道：“最后一次了！”他挥舞着手杖，唱着歌回到家里，同亲友们一起庆贺他最终摆脱了这种可恶的生活。
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静地忍受他最讨厌的生意经达20年之久，这“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
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谊的分量和价值。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真诚地吐露了自己的感情：“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惟一能使我挺起身来，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
恩格斯不仅白天在营业所里服苦役，晚上也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马克思。由于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熟练地写文章，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德文通讯稿，全部由恩格斯译成英文。
为了赶上邮船的班次，及时把稿件寄到美国，恩格斯常常连夜把马克思的文稿翻译过来，有时还要对文章进行修改，最后亲手在深夜里把它送交邮局寄出。
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钟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11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12点文章必须进到邮局。……其余部分将很快译完，下星期途经南安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
后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能够用英文流畅地写出通讯，但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研究政治经济学，早日结出丰硕的成果，干脆代替马克思给《纽约每周论坛报》写了大量的文章。他根本不顾自己可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卓越成就，全心全意为马克思进行研究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噩梦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长期两地分离，但这两颗伟大的心却息息相通。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有1300多封。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就付印。
马克思经常对恩格斯这样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风貌、气质和个性虽然各具一格，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志向却完全融为一体。他们在政治风浪中并肩战争，在科学的炼炉中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励。
马克思在不幸的时刻把恩格斯的友谊看成是最大慰藉，而恩格斯在他夫人去世时也只有马克思能为他分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友谊使他们在困难时期艰难地走了过来，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不停地奋斗。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人经受不了困难而叛变脱离革命。有的悲观，有的显得十分急于成功。1848年~1849年，革命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对革命暂时受到挫折后的形势作了客观的科学的分析，他们既不气馁退却，也不盲动冒进，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各种准备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又把理论研究的工作提到首位，他暂时回到书房，继续从事他早已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为完成经济学中的伟大变革，为锻炼未来斗争需要的新的思想武器，顽强学习，刻苦钻研。
他厌恶那些高喊革命、热衷空谈的人，嘲笑说：“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当时马克思的处境异常困难，贫困的阴影紧紧相随，各种攻击诽谤也随之而来。无论是来自敌人营垒还是来自昔日同路人的那些造谣诬蔑。他都毫不介意，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他“把他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马克思不仅自己埋头研究理论，而且引导李卜克内西、沃尔弗、施拉姆等人努力学习，鼓励他们广泛吸取革命所必需的各种知识，掌握斗争所不可少的理论武器。
在马克思的榜样力量鼓舞下，在他的积极引导下，他的战友和学生利用战斗间歇刻苦学习。恩格斯说：“一般说来，马克思对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因此，从他们中间成长出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不仅关心自己身边的那些革命流亡者的成长，而且关心各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经常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他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同那些曾经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德国工人一直心连着心。德国工人公然把马克思看成自己的领袖。
他们在准备采取重大革命行动时，常派代表向自己的领袖求教。1853年和1856年，莱茵省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两次派代表到伦敦听取马克思的教导。马克思热情接待使者，耐心地向他说明当时的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斗争策略。马克思告诫莱茵工人，整个欧洲和德国的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莱茵省工人单独行动必遭失败，要他们不能鲁莽行动，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马克思还利用当时在德国尚存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之一《新奥得报》，同普鲁士当局作“隐蔽的斗争”，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对英国工人运动也关怀备至。他帮助宪章派人士创办《人民报》。为了支持这个报纸，身无分文的马克思为它写稿不取报酬。在他的帮助下《人民报》成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报纸。它在提高英国工人觉悟、壮大革命力量，推动工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还亲自参加了1855年夏天宪章派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在第二次示威中险些遭到警察的逮捕。他还积极帮助琼斯克服思想上的妥协动摇。
马克思还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约瑟夫·魏德迈、阿道夫·克路斯和共产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在美国撒播科学共产主义的种子。
他支持魏德迈在美国创建美国工人同盟，为创建未来的美国工人政党作准备。他还积极支持魏德还和克路斯把当时在纽约出版的《改革报》变成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阵地，组织自己的一些战友为该报写稿。
经马克思及其在美国的战友的努力，《改革报》成了一家优秀的工人报纸。同时，《改革报》做为一种新的战斗武器，指导着人类无产阶级继续战斗。
正当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的时候，中国人民开始对外反抗列强的侵略，同时对内反对腐败的清政府的统治。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开始萌牙。
马克思十分关怀远隔重洋的中华古国，深切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憎恨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压榨和欺凌。他和恩格斯从各种报刊上密切注意中国发生的事件，收集列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各种罪证，研究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材料，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马克思用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俄国通过对华贸易和利用英法侵华战争对中国进行的掠夺。马克思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狡猾阴险，它靠狡诈的外交手腕，“不要花费一文钱、不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帝国主义的恶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对外国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中国人民方面批驳了他们的谬论，公开为中国人民辩护……恩格斯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办法叫做怯懦、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它不仅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也会影响到欧洲的革命。
马克思不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十分同情被殖民者征服的印度的悲惨境遇。他严厉谴责英国对印度的野蛮殖民政策。
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受尽奴役和欺凌的国家，马克思寄以希望，他认为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
1857年~1859年期间，印度人民举行了民族解放的起义。马克思从印度人民的起义中看到了东方殖民地人民新的觉醒，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他写了许多文章分析起义的原因和性质，驳斥了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散布的种种说言。
他还看到了殖民地的解放斗争对于宗主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文章中始终贯穿了这样一个光辉思想：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必然会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深它的矛盾，加剧它的危机，削弱它的力量，从而有利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指导着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作解放斗争，他的思想便是斗争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也从东方看到了无产阶级斗争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