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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前645）春秋政治家。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佐齐桓公。为上卿。执政四十余年。齐国大治，为东方强国。有《管子》七十六篇存世，多为后人伪托。
毛泽东对管仲是称赞的。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以“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同校学生罗章龙前来应征，两人在长沙定王台促膝长谈三个多小时。分手时，毛泽东表示满意：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这里，毛泽东借管仲、鲍叔牙未得志前就结为挚友一事来比喻两人的共同志向。
管仲替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策略，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向为史家推崇，而更为后人推崇的是他开发山东的举措。195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从新疆回京的王震。当王震提出如何安置退伍军人时，毛泽东就提出：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他指出：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建设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在中国历史上，管仲可以说是军队屯垦的创始人。中国古代聪明的政治家都懂得军屯的价值，如曹操、诸葛亮和岳飞。
今存《管子》七十六篇，是否全出于管仲之手，有待继续考证；也许出于此原因，文人通常多不诵读。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前就读过这本书，且读得很细。1917年暑假，他在与同学萧瑜游学途中，就道德修养和物质生活进行了争论。毛泽东不同意萧瑜所引用的孔孟“圣贤遗训”：“君子谋道不谋食”。他说：一个人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不会想到道德修养问题的。关于我自己比较信管仲的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正好与孔子的认识相反。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原句见《管子·牧民》。1931年4月，中央苏区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各个歼灭敌人、粉碎“围剿”后转入战略进攻的主张。但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却有不同看法。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应打弱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吗？毛泽东所引用的这段文字，见《管子·制分》。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就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又引用了《管子》的话。毛泽东说：“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典出《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老子即李耳、老聃。春秋哲学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一作今安徽涡阳）人。曾任东周守藏室史（国家图书馆长）。弃官西行，至函谷关，著《道德经》。相传孔子曾向其问礼。唐时因同姓，封赠为太上玄元皇帝。北宋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道教尊之为开山祖师。
毛泽东爱读老子的《道德经》，即《老子》。他大概是走出韶山冲在湖南长沙求学期间，开始接触《道德经》，且对老子其人及其思想有所认识的。1917年，他已熟读了《道德经》。这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第四节《体育之效》就指出有“老子日：无动为大”。也就是这年夏天，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以游学方式在洞庭湖周边诸县作社会调查，在宁乡曾去过一个前清的翰林刘家，在回答刘翰林所问读过什么古书时，他说已读了“十三经”、《老子》和《庄子》。毛泽东此时对老子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已有相当深的造诣。因而在这次游学中，于宁乡沩山密印寺翻阅了寺藏的《道德经》后，与方丈谈儒、道和佛共存于一种和谐的格局时，就此作了发挥：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又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道德经》是当时毛泽东经常接触和应用的一本书。现见于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毛泽东所写的眉批中，就有“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5页）等批语。此处“绝圣弃智”，见《道德经》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死不相往来”，见《老子》第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见，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对《老子》已是相当熟悉了。
老子《道德经》充满很多辩证哲理的文句，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经常加以引用。他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话，说明只有战略退却才有战略进攻。1947年春，毛泽东决定暂时撤出延安时，又用了这八个字来说明之。当此之时，有不少人想不通。他打了个比方：譬如有一个人，武艺较高，但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当碰见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那怎么办？如果舍不得包袱，他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丢掉命，也丢掉财。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能把强盗打退，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了，最后达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目的，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退一步，进一步。毛泽东深知此理。1964年8月，他在一次会上又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还经常借用《道德经》的若干语言，赋于新的思维，教育和启导干部，如抗日战争时期常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以及七十年代前期在书信里常写的“贵有自知之明”等。1945年4月，毛泽东针对国民党企图挑起内战，就与国民党驻在延安的联络参谋打过招呼：“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24页）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第二次会议上，又引用了《道德经》，批评了不“互通情报”。他说：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同年8月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所引用的老子《道德经》，更是恰到好处、入木三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6页）他真可以说是用活了老子语言。
爱屋及乌。建国后，毛泽东很注意对老子和《道德经》的学术研究。1960年8月，当时中国哲学界正在争论老子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毛泽东很注意争论的内容。在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时，得悉周建人所写关于老子哲学问题的文章主张老子哲学是唯心论，毛泽东表示赞同，对周说：“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怎么会是唯物的？”（《光明日报》1977年9月13日）
196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会议（扩大）闭幕时，接见了范文澜、冯友兰和高亨等十一人，在与高亨握手中就说，我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高亨回济南山东大学后，将其所著的《诸子新笺》、《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等书寄给毛泽东。毛泽东于翌年3月写信给高亨说：“高文典册，我很爱读”。（《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6页）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谈及当时围绕老子哲学观的那次唯物唯心的争论，他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知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他有本《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此外，毛泽东还高度赞美《道德经》的文采斐然，他开导人们：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创始者。字仲尼。鲁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贵族，迁鲁。初为小吏，后聚徒讲学。周游列国。曾整理研究《诗》、《周易》等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有《论语》二十篇，为孔门师徒问答，其他言行散见于先秦诸书籍。自汉代以后，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本日参观曲阜孔庙孔林。这是他第二次来曲阜。早在三十年前，即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来曲阜。1936年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此事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青年的壮游记忆犹新。在由济南赴曲阜的列车途中，毛泽东浮想联翩，神思当年意境，又和陪行人员谈起这段生涯。
今非昔比。毛泽东现在是共和国主席。他又是那么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因此，在曲阜孔庙，毛泽东侃侃而谈。他说：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七百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毛泽东又谈起了孔子：“‘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伊尹，是商初大臣，辅助商王太甲，因这位王破坏法制，被他放逐，代理其政，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孟子谓其‘任者’；柳下惠，是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孟子说他是‘和者’；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段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161、1162—1163页）
毛泽东对孔子极感兴趣，自己的读书生涯，也是从孔子光圈下的私塾和蒙书中走过来的。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谈话中经常谈自己受孔子的影响。他曾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60年6月，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页）1964年8月，毛泽东在和周培源等谈话时又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毛泽东熟读孔子的书，谈论孔子几达七十年，仅《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所引用的《论语》就有二十二处。可以说，孔子是毛泽东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人物。
二十世纪前期，在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毛泽东也对孔子作了有力抨击。在长沙《大公报》以及己所创办的《湘江评论》里，针对孔子和封建主义写了很多文章。如1919年7月，为《湘江评论临时增刊》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就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主持农讲所期间，又说过：“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就成了封建思想了。他的道所以能久行不衰，并见重于各代帝王者，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于是各代帝王重视不歇。”但那时的毛泽东没有否定孔子，认为孔子对社会和国民心理有巨大和深远影响。十年后，即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中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302页）
毛泽东提倡研究孔子，一以而贯之。1938年，他就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1973年5月，在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他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许多重要讲话、著述里谈及孔子及其言论，也在与干部、群众的谈话、书信、题词中提到孔子及其言论。他对孔子的主流是肯定的，赞赏的。孔子自有他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
1939年春，陈伯达写了《孔子哲学》。毛泽东读了两遍，并两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表示此书“大体上是好的”，但也提出商榷，商榷的多是陈伯达对孔子学说认识不足，有贬低处。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又说，“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两天后，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修改稿后，又提出“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几年后，他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再次指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84页）
孔子是教育大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相当多的就是关于孔子从事教育的谈话。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又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80、183页）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又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再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15—116页）
当然，孔子那套教育方法也有缺点。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指出：“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是文言文。”（《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1页）毛泽东反对孔子轻视和脱离生产劳动。1939年5月4日，他在延安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谈及青年参加生产劳动意义时说：“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8页）
毛泽东也喜欢在书信和谈话里，恰如其分地引用孔子言论，作为交流和教育的工具。如读谢觉哉总结自己前半生的历程所写的《自传》时所写的批语有“文如其人，信哉！”（《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给生病住院的王观澜写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要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给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医生方禹镛五十岁生日所写条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与谭政闲谈时得悉他已有三十八岁，就说道：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就快四十的人，那早就该立了，等等。毛泽东非常提倡孔子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红军时期，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称赞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提出要“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在具体叙述“不装”时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5—126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谈孔夫子，有时还说孔夫子是圣人、贤人或革命党。
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他赞同郭沫若的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的观点。认为：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199页）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第二次会议上谈破除，迷信时举了古今很多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例子，其中也说到，“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17页）翌年夏天，他在与孔从周将军谈话时又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他为山东曲阜陈家庄办合作社成就写了按语，内称：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54页）几年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278页），他还说：他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只不过是贤人。
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也有批评和指责，有的甚至是因与现实政治挂钩而出现的过火言论。1953年9月，他在政府会议上批判梁漱溟先生时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3页）1957年1月，在和省市区党委书记谈双百方针时，毛泽东说孔子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1964年2月，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更指出孔子教育也不行，“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还说：“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19页）
“文革”前夕和“文革”中毛泽东喜欢用孔子来衬托秦始皇，即贬低孔子抬高秦始皇，他对孔子的评价也越来越低，甚至予以全面否定。1964年6月，他在接见外宾时就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当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1968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哕，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孔夫子的哕。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同上）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将孔子作全面的否定。还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排印大字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1973年7月，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81页）不久，毛泽东亲自批发了广东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并在《人民日报》刊载。1975年底至1976年初，他还曾这样说：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