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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

寒门出英才

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在原苏联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一个普通的穷村庄里。他的父母都是贫苦的下层人,家境凄苦,但自古寒门出英才,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养育了朱可夫勤奋、朴实、坚毅的性格。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一起去读书,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感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朱可夫聪明且勤奋,所以在同龄人中显得出众。朱可夫学习成绩拔尖,另外由于他的嗓音很好,于是被吸收到了学校的合唱队。他的老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些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学生,也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为人很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因为正是这位老师引导自己热爱读书的。

1908年夏天,朱可夫小学毕业了。为了谋生,他告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尔·皮利欣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了一名学徒工。

朱可夫心灵手巧、聪明过人,1年之后就成了徒工里技术最好的一个。同时,他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关系不错,亚历山大借书给他看,还常常帮助他学习俄语、数学、地理,有时他俩还在一起读科学读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当时在沙俄的大力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志愿上前线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别利欣也决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去。朱可夫一开始的确动心了,就找他最尊重的好朋友桑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伊万诺维奇说:“有钱的子弟是为了保住家中的财产去的。而你呢,你为什么要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得发肿?如果你打仗后,变成残废回来,谁还要你呢?”这些话把朱可夫说服了。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亚历山大,结果招来亚历山大一顿痛骂。无奈亚历山大只好独自一人上前线去了。

朱可夫继续在作坊干活。这时,他与房东的女儿玛丽亚正在恋爱,并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但战争的急剧变化,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了泡影。1915年7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1915年8月7日,朱可夫从卡卢加省小亚罗斯拉韦次县应征入伍。这下轮到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因为他离开莫斯科时,只见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豪华骄奢的生活。这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他还是想,既然叫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军旅生涯

当兵第一天,朱可夫和同伴就被装上闷罐车。每个车厢40个人。新兵们一路上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而冰凉的地板上。车厢里气味难闻,臭气、汗味、烟雾,加上车厢里原来不知什么东西留下的霉味,交织在一起,使新兵们连饭都吃不下。有的人在悄悄落泪,还有的人呆呆地坐着,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尽管此时朱可夫对自己军事方面的天赋还一无所知,但他相信,自己经过生活的锻炼,一定能当个好士兵。这就是朱可夫的个性,干什么就要干好,并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干好。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1915年9月,朱可夫他们被派到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五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3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他为自己没有被分到骠骑兵连而遗憾,一方面是因为骠骑兵的军服漂亮,年轻人爱美心切,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因为那个连队比较讲人道,打骂士兵的现象不多。这时的朱可夫已清楚地看到,在沙皇军队里,士兵只是一个木偶,命运完全掌握在各级长官手里。

到了枪骑兵连里,朱可夫不仅领到了军服,还牵到了一匹深灰色的烈性马,名叫“哈谢奇娜娅”。

那匹烈马不知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有多少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仅仅两个星期,“哈谢奇娜娅”终于被驯服了。于是朱可夫就在1916年春天,以优秀的成绩被选进教导队。1916年8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了,被分回骑兵第十师。当时第十师正驻扎在德涅斯特河岸,其任务是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车前往部队的。

很快,朱可夫经受了生平第一次战斗的洗礼。那是他们到达一个车站下车时,天空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接着敌人来了一架侦察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1名士兵和5匹马。

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因而获得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

1917年2月中旬,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罢工人员达20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参加了“二月起义”,并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

但是,当时的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5月初,共产党负责人雅科夫列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后,社会民主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权,宣称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方针。不久,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朱可夫领导的这个连,于是,朱可夫和其他委员只好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在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起来。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等人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义很快获得胜利。

当晚10点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1月30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1918年1月份,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被称作赤卫队,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由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又得了“回归热”。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1918年夏季,红军扩大到了20万人。这时的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已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切地希望加入红军。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加入了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铁木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一师,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和优秀的元帅伏龙芝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芝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芝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朱可夫认为,伏龙芝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伏龙芝富有远见;二是伏龙芝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三是伏龙芝和军亲众、关心士兵。

朱可夫在1919年3月1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正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以致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第一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由于朱可夫在原来的军队中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半年后朱可夫被分配到独立骑兵第十四旅第一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朱可夫由于在内战中表现出色,所以经过大规模裁军后,他仍然留在军中,并且被提升为萨巴拉骑兵第七师第四十团副团长。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不明所以的朱可夫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有关当时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训练部队的问题,朱可夫做了认真回答,他的回答颇得师长的赏识,最后师长决定任命他为骑兵第三十九团团长。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同志向师长推荐朱可夫担任这个职务。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了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官兵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纪律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且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1924年7月,朱可夫被师长推荐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朱可夫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军事科学的研究上。这一年系统而扎实的学习对他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元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的几年里,朱可夫先后到莫斯科高干深造班学习,接着担任了骑兵第二旅旅长,不久又改任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学习到了更多的军事理论,于是他常常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研究战役战术的问题。

1933年,朱可夫又一次被提升,担任了骑兵第四师师长,年仅37岁的他跨入了红军高级军官的行列。

骑兵第四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首任师长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第二任师长是骑兵监察部部长布琼尼。

朱可夫到任之后,一方面大力解决部队的营房设施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严肃军纪,重点抓了部队的训练工作。朱可夫铁腕式的管理风格也就是在这时形成的。

早在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已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两年之内组成常备试验的机械化部队,机械化军编制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理论上的一大突破,这意味着坦克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打击力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

朱可夫是机械化军队建设的最初参与者,1929年他担任团长的新编三十九团就是机械化团。他重视坦克部队的建设,并在以后的战役中取得了许多胜利。

朱可夫发挥自己的才能,很快使这个机械化团训练有素、作风优良,出现了勃勃生机,同时也为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建立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国内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扩大化,最终伸进了军队内部,成千上万名官兵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因而遭到判刑和杀害,其中一大半高级军事指挥官遇难。

值得庆幸的是,朱可夫成为大清洗中的幸存者。一方面由于他的军事经验和工作能力突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他的骑兵出身。斯大林对骑兵出身的领导人特别信任,因此大清洗中骑兵领导人很少受到株连。

朱可夫在大清洗中不仅没有被解职或遇害,反而得到了提升,担任了骑兵军长。

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朱可夫逐渐保持沉默了,他不再大声疾呼有关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只把这些建议和设想默默地记在本子上,但是,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有改变。

1939年6月,日军突然侵犯原苏联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原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朱可夫被紧急召赴国防委员会。在那里,伏罗希洛夫给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委派他带几个专业军官立即飞赴远东亲临督战。

当天下午,朱可夫和随行人员离开莫斯科,飞往远东。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到达了前敌指挥所的五十七军司令部所在地。

来到司令部所在地,朱可夫对前敌指挥所设在距前线相当远的地方和糟糕的战备颇不满意,他要求军长费克连科和他一起立即到前线去,到那里仔细研究一下情况,但费克连科却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让政委陪朱可夫去。朱可夫实在看不起这样的军官,便由政委尼基谢夫陪同前往前线了。

尼基谢夫是个十分称职的政委,他对全军人员的情况很熟悉。朱可夫在他的陪同下,在前线地域进行了深入的了解。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观察,加上与苏蒙部队指战员谈话,朱可夫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心中也有了数。同时,他发现自己一方军队存在着对日军缺乏周密侦察的缺点。

通过对各种情况的分析,朱可夫敏锐地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边境冲突,日本一直怀着侵略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领土的野心。他预测,不久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战役。

他给伏罗希洛夫写了份报告,详细汇报了冲突地区的情况及对敌我双方情况考察后的结论,并提出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欣河东岸阵地,同时准备从纵深方向进行反袭击,击溃来犯日军。

报告发出后的第一天,朱可夫就接到了莫斯科那边的回答,完全同意朱可夫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并解除费克连科军长职务,任命朱可夫接任军长。

朱可夫的判断准确无误,仅仅十几天之后,日军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乘着夜色偷渡了哈勒欣河,并以优势兵力占领了战略高地巴英查岗以及附近地区。这种情况对苏军十分不利,如果日军从这个地域展开进攻,可以毫不受阻地对苏军主力部队的侧翼和后方进行突击。

面对眼前的战态,朱可夫经过冷静地分析,决定立即组织一支机械化部队从3路进行反攻。他的分析是:虽然敌军在人数、火炮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是装甲坦克是苏军的“杀手锏”,必须立即用这些坦克歼灭刚刚渡河的日军,不给日军留下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防御的机会,因此对敌人的反击绝不能拖延。如果等敌人采取防御措施后再反击,坦克不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还会遭到敌空军的袭击,那么这时坦克将会完全暴露在连灌木丛都没有的开阔地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兵贵神速,如同神兵天降的苏军坦克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军抵抗了两天后,丝毫不见效果,只得仓皇向渡口撤退,企图渡过哈勒欣河,可是河这边的日军士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突破后继续长驱直入,于是把惟一的浮桥给炸掉了。日军只好跳入水中以求脱身,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朱可夫指挥的坦克兵大获全胜。

这一仗是苏军积极防御的典范,体现了朱可夫的作战风格。日军不甘心失败,又新调重兵汇集于哈勒欣河沿岸,企图与苏联红军决一死战。为了加强突然性效果,苏军对下一次行动绝对保密,朱可夫精心拟定了一套迷惑敌人的计划。他命令部队的一切运动、集结、变换部署都只能在夜间进行。

苏军料到日军会进行无线侦察和电话窃听,他们便将计就计,制造假情报传给敌人。通话涉及建立防御和秋冬战役的防御准备,无线电通话主要使用易于被破译的密码,有意识让敌人获得“重大情况”。

更为绝妙的是,朱可夫还印制了几千张传单,内容是《苏联红军战士防御须知》,然后一一发给战士们,使敌人看到,一向重视思想教育的苏联红军,现在已经把防御作为思想教育的重点,进而对红军正在组织防御深信不疑。

为了掩护部队的行动,朱可夫又命令苏军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起飞、坦克运行的声音,在突击集团开始调动前的12至15天,苏军就开始模拟这些声音,使敌人对此习以为常。起初日军把这些音响里发出的声音都当成了部队真正行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进行射击,可到后来,日军真的习以为常了,便对任何声音不再注意,而这一点对苏军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集中训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于1939年8月20日凌晨发动了进攻,比日军的计划进攻时间提前了4天。

这天恰逢星期日,天气暖和。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无意进攻,只想防御,加之日军自己还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准许其将官和校官星期日休假。对于苏联红军而言,这可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绝好机会!

凌晨5点45分,战役打响了。一时间万炮齐鸣,惊天动地,苏联红军猛烈的炮火对日军高炮及机枪阵地进行了轰击,同时部分火炮对苏空军将要轰炸的目标发射了雾幕弹。

在哈勒欣河地域上空,到处是苏空军飞机马达的轰鸣声。150架轰炸机和近100架歼灭机牢牢掌握着制空权,飞机的突击非常迅速而凶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绪极为高涨。

8点45分,在空军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3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总攻开始了!冲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奋力向前涌去。

尽管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宁愿战死也不投降,但强大的苏联红军仍然仅用了10天,就将侵入蒙古边界的日本第六集团军全部歼灭了。

哈勒欣河战役大大提高了朱可夫的声誉。苏联报刊评论认为:“朱可夫在他指挥的这次大战役中,表现出了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

远见卓识

1940年,朱可夫被派到基辅,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到任后仅仅几个月,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组织策划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

演习的总题目是: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为背景,组织“红”、“蓝”两军的防御和进攻的战役战略总演习。苏联为“红军”,德国为“蓝军”。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巴甫洛夫上将指挥“红军”,朱可夫大将指挥“蓝军”。双方各自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设想在苏联遭到德国突然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为未来的战争积累一些经验和宝贵资料。斯大林十分重视这次演习,要求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等所有重要政治、军事官员自始至终参加这次演习。他还多次召见演习的总导演铁木辛哥,详细询问了演习的准备情况。

在这次演习中,朱可夫率领的“蓝军”获胜,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总讲评在克里姆宫里进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报告了演习的经过,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和“蓝”军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不禁打断他的话说:“参谋长同志,不要忘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数量上的优劣,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演习讲评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了朱可夫。斯大林对朱可夫在这次演习的表现很满意,又加上他先前对朱可夫的印象良好,于是他以政治局的名义认命朱可夫接替梅列茨科夫,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

朱可夫上任后,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德国军队进攻苏联的战略意图已经被苏联识破了。但是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德军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克河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以及高加索的石油,因为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德军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的基础。由于他错误地判断了德军的进攻方向,使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期大林忽略了德军赖以称霸欧洲的“闪电战”,所以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选定的主攻方向恰恰在西部方向,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攻破莫斯科。

朱可夫通过详细的侦察得知,德国法西斯军队已经在苏联西部边境集结了大量军队,形势十分危机,朱可夫决定调动部队,针锋相对。但是斯大林仍然犹豫不决,害怕因此触犯德国,影响两国关系,又怕给德国抓住把柄以发动战争,斯大林为了延缓战争发生、保持国内和平费尽了心思,但战争还是来了。

1941年6月20日深夜,基辅军区参谋长向朱可夫报告,从一个德军投诚司务长口中得知,德军已经进入出发阵地,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全面发动进攻。

6月22日凌晨3时零7分,黑海舰队司令奥克恰布里海军上将报告,有大量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苏联海岸接近。3时30分,西部军区报告,德军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3分钟后,基辅军区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点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

战争终于爆发了。德国政府已正式向原苏联宣战。直到此时还犹豫不决的斯大林在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的力劝下,才勉强下了命令任命朱可夫担任西南方面军统帅部代表,立即动用各边境军区所有的兵力猛烈还击敌人的进攻,制止其继续前进。

朱可夫雷厉风行,在与斯大林谈话后40分钟就已经乘上飞机起飞了。他于22日黄昏时分,就赶到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赫鲁晓夫正在等他。两位老朋友此时相见,倍感亲切。赫鲁晓夫关切地说:“不要再往前飞了,否则有危险。德军飞机总是追逐我们的运输机,应当坐车去。”朱可夫听从了赫鲁晓夫的安排。

随后,朱可夫乘车到塔尔诺波尔去,那里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塔斯上将的指挥所。深夜时分,朱可夫赶到目的地。一下车,他顾不上和高级军官们寒暄,立刻要通了瓦杜丁的电话。

瓦杜丁报告说:“到6月22日此刻,尽管采取了有力措施,总参谋部仍无法从各方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我军和敌人的准确情报。”

朱可夫亲自赶到担任主攻任务的机械化第八军(军长利亚贝舍夫)的指挥所。这位军长是朱可夫的老部下。利亚贝舍夫拿着地图向朱可夫报告了部署,安排干净利索,句句击中要害。

这时周围传来一阵飞机俯冲的尖叫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朱可夫看到利亚贝舍夫和在场的军官们都在有条不紊地工作,就像在野外演习时一样。朱可夫心中暖融融的,心想:真是好样的,到底还是老部队过硬,有了这些人,我们是不会打输的!

6月24日,按照统一部署,机械化第八军在别烈斯贴奇科方向转入进攻,机械化第十五军在腊迭霍夫以东进攻。这两个军的出色战斗,使德军第一装甲集团群的第四十八摩托化军陷入十分危急的境地。德军统帅部调动了全部空军到这一地域抗击苏军的反突击,才使第四十八摩托化军免遭全军覆没。

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西南方面军胜利实施了最初的一次反突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敌人不断地从纵深增调生力军来对付我们的坦克。不出所料,敌人以大量坦克兵力在第一坦克集群的侧翼转入进攻。”

对这次战斗,朱可夫并不甚满意,他认为,如果他手中有更多的航空兵用来与机械化军协同作战,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朱可夫是杰出的总参谋长,他临危不惧,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判断准确,又是出色的战略家,哪里有险情,斯大林就把他派到哪里,他曾几度临危受命,几度力挽狂澜,在人民心目中,他就是胜利的象征。

朱可夫分析:莫斯科方面的德军,由于损失太大,短期内不可能实施战略进攻;列宁格勒方面的德军,在得到兵源补充之前,也不可能夺取列宁格勒;乌克兰的德军正在与苏军对峙,朱可夫认为,苏联最薄弱的是中央方面军,德军很可能利用这个弱点向西南方向军的侧翼实施攻击。

当斯大林召见朱可夫时,朱可夫根据当前敌我形势的分析,建议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还要增加3个集团军。西南方面军必须全部撤过第聂伯河,把兵力集中起来,避免被敌军包围。

放弃基辅,在西部方向马上组织兵力夺取叶利尼亚的突出部。

这对于当时的原苏联人来说,基辅意味着生命,他们对这个地方倾注了太多的感情,自然朱可夫这个建议无异于在斯大林头上丢了个炸弹,不明形势所迫的斯大林生气地指责朱可夫完全在乱弹琴。实在无法再忍耐下去的朱可夫只好提出辞去其总参谋长的职务。

半小时后,斯大林板着脸宣布,解除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任命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

以后的事实证明朱可夫是完全正确的。基辅会战历时1个半月,最后以苏军惨败告终,65万苏军官兵被俘,大量物资装备落入了敌人手中。

朱可夫的逆耳忠言换来了不公正的撤职,但他带着满腹委屈上阵后,立即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8月中旬,朱可夫率部向叶利尼亚地区的德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在所有地段同时展开激战,德军企图以密集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力阻止苏军进攻,朱可夫则成竹在胸,沉着应战,下令动用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新研制的“喀秋莎”火箭炮猛烈还击。

9月6日,苏军最终攻占了叶利尼亚,歼敌近5个师,共5万余人,这是苏德战争开始以来苏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苏军的士气空前高涨,坚定了战胜德军的信心。

朱可夫又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即将派往形势危急的列宁格勒。

保卫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原叫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在1703年建立的“西方的窗户”,此后一直作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

正是在这里,俄国的共产党于1917年11月夺取了政权。列宁格勒是苏联第二大城市,有300多万居民,是苏联最重要的海港和重要的工业、文化中心。

列宁格勒的重大意义,苏德双方都十分清楚,1941年7月,希特勒就决定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8月底,西北方面的德军进逼列宁格勒。9月8日,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并开始收紧夹攻的铁钳。

负责驻防此城的苏军统帅伏罗希洛夫彻底感到绝望,他甚至跑到火线上,希望被德国人打死,苏军士兵的士气也极为低落。斯大林不得不重新启用朱可夫,交给他死守住列宁格勒这一千斤重担。

朱可夫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士气和纪律问题。他一到前线,就发现第八集团军纪律松懈,如同一盘散沙,有些师长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退出战斗,不少战士一听到枪声就跑,朱可夫认为对于这些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于是他颁布命令,凡是失职者都要处决。为了使命令具有威力,他逮捕并处决了一批投敌叛国和擅离职守的军官和士兵,并将一些不良风气弥漫的连队解散,士兵重新分配。对军队机关中不负责任、形式主义严重的不良作风,朱可夫也大力整顿。

经过整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朱可夫精心制定了一个加强城防的计划。苏军在最危险地段和战略要地集中了大量的高炮、舰船,并调集兵力建立了纵深梯次防御。

朱可夫和高级将领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朱可夫显得态度生硬、烦躁。但他对士兵们仍旧保持友好的态度,对于那些没有高度责任感的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则大声训斥。

朱可夫的精心防御有效地阻止了法西斯德军的进攻步伐,这使希特勒大为恼怒,他下达命令猛攻列宁格勒,即使不能用武力取胜,也要用封锁的办法把城里的人饿死,然后将城市摧毁。

朱可夫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他手下的的军队不但要进行残酷的防御战斗,还要应付空袭、炮轰,而且还要应付更严重的饥饿。

为了加强防御,朱可夫把全城分为6个防御地段。每个地段都建立了以营防御区为基础的坚强阵地。此外,又组织了所有的妇女在全城修建路障,在城周围挖防坦克堑壕。

朱可夫在进行地面防空建设之后,还作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德军突入列宁格勒后的应变措施。朱可夫命令在工厂、桥梁和公共设施内部安装了地雷,如果敌人进入了城市,就把这些建筑物连同敌人一同炸掉,朱可夫还给居民们发放了武器弹药,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使列宁格勒变成了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由于固守列宁格勒的苏军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尽管苏军在城市周围某些地段发起的反攻未获成功,但他们得以与进攻的德军对峙达50天之久,打破了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以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到9月底,列宁格勒几个方面的战线都处于稳定状态。

德军为了“彻底摧毁”列宁格勒,除了陆地上封锁外,还进行了系统的炮轰和飞机轰炸。

第一次轰炸是在9月8日,但规模最大的则是9月21日至23日的轰炸,约有400架轰炸机参加了他们选定的主要轰炸目标,企图摧毁喀琅施塔得要塞和红旗波罗的海舰队。

据统计,9月至10月,德军在空袭中进行了数次袭击。虽然,这些轰炸未达到目的,但毕竟给朱可夫及守军带来极其困难的局面。后勤供应基本中断,只剩下的惟一途径就是被称为“生命之路”的拉多加湖水道。通过这一水道运进的食品和弹药只能最低限度地满足官兵们的需要,特别是粮食的需求状况更加恶化。9月至10月,居民的面包定量先后降了5次,10月20日降到最低限量,即高温车间的工人每人375克,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125克。可以想象,这么点粮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不少妇女在挖工事时,饿得一头扎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工人安装机器时,一下子倒在机器上再也唤不醒了。为了节省体力,对路旁的尸体,人们也懒得去进行安葬。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红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仍然英勇作战,一次又一次把红了眼的德军打退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到9月底,敌人终于相信,列宁格勒的防御十分坚固,依靠现有兵力是无法摧毁它的。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围困列宁格勒,企图使苏军丧失战斗力,不战而胜。

可德国的企图最终还是失败了。1943年3月初,苏军开始全线反攻,终于结束了长达1年多的列宁格勒保卫战。

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其意义是空前的,它不仅坚定了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打击了德军的气焰,还牵制了德军大量的兵力,对其他方面战场形势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朱可夫对于这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确是功不可没。

莫斯科会战

1941年10月上旬,德军知道列宁格勒是攻不下的。于是,集中了100多万人、1700多辆坦克和1900门大炮,在空军掩护下,又对莫斯科发动了猛攻。

斯大林又一次将这场关系苏联生死存亡大战的指挥棒交给了朱可夫。

莫斯科是苏联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莫斯科的战略意义,苏德两军再清楚不过了。

1941年10月30日,德军发起了对莫斯科的总攻,企图通过占领苏联的心脏而使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举崩溃。

为加强对莫斯科的防御,朱可夫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的最高统帅代表。接受命令后,朱可夫马不停蹄地奔赴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勘察情况,才知战争态势的进展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战争态势已经十分明显地显示,必须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起来,统一指挥。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和科涅夫正在召开国防委员会讨论局势。大家对莫斯科附近出现的困难而危险的局势极为忧虑。会议认为这两支部队应立即重新改编为西方方面军,并建议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

10月10日,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正式通知他,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他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最后,斯大林以命令的口吻在电话中大声说:“赶快把一切都抓紧干吧!”

很快,朱可夫就接到最高统帅部于1941年10月10日17时发布的命令:

1、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为西方方面军。

2、任命朱可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3、任命科涅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

4、任命布尔加宁同志、霍赫洛夫同志和克鲁格洛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5、朱可夫同志于1941年10月11日18时开始指挥西方方面军。

6、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指挥机关,用以补充西方方面军和莫斯科战线的预备队。

接到命令后,朱可夫立即出发去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几个帐篷里,朱可夫走进帐篷后立即投入了战役的组织工作。

熟悉朱可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处事果断、具有杰出才干和天赋的人,也是一个要求严格、持之以恒、目标明确的人,所有这些品质对于一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首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莫斯科会战最激烈的日子里,朱可夫的严厉粗暴几乎达到了无法让人容忍的程度。可正是由于他的个性品质,他不去考虑迁就个人的感情因素,才使他在国家与民族的危难时刻,能够挑起挽救莫斯科和整个国家的千斤重担,能够组织保卫莫斯科的有效防御。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充沛精力和工作效率,开始实施这新的使命。他通过实地考察军情,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在莫斯科正西方面组织了一条牢固的防御带;加大纵深防御,建立第二梯队和方面军预备队,随时听候调动;组织有效的地面和空中侦察,以加强对方面军各部队的指挥;安排好军队的物资保障;增强战士们的必胜信心。

最让朱可夫头疼的问题是兵力不足,现在的部队根本无法有效地守住136公里长的防线。最高统帅部竭尽全力从其他地方调集了14个步兵师,16个坦克旅,40个炮兵团,以解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莫斯科几十万居民不分昼夜地构筑保卫首都的防御工事。他们修筑了7.2万米长的防坦克壕、近8万米长的峭壁和断崖,设置了5万多米长的障碍物地带,挖掘了近13万米的战壕和交通壕。这些用居民双手挖出的300万多立方米土壤,建立起一个颇为壮观的环形防御圈。

前线的苏军官兵知道,全国人民都在为保卫莫斯科作最大的支援,这种军民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是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鼓舞力量和坚强支柱。

11月上半月,苏德军队双方都作了新的调整和补充,莫斯科附近一场更大规模的生死决斗即将开始。

11月15日清晨,德军从北面、南面、西面对莫斯科发起了猛攻。

德军的总的战役计划是:第九集团军牵制加里宁方面军并进攻克林,从北面包围莫斯科;第二集团军牵制西南方面军并占领图拉,从南面包围莫斯科;第四集团军在西面消灭莫斯科附近的苏军。然后从南、北包抄,在莫斯科以东会师并完成包围,最后几个集团军同时配合,正面进攻,一举占领莫斯科。

在11月16日以后的几天里,形势对苏军极其危险,德军不顾一切动用强大进攻力量,用坦克开路,对苏军实施沉重的打击,苏军的兵力显得非常薄弱。

虽然在前几天残酷的战斗中,苏军损失惨重,但他们却以顽强的防守阻止了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在德军方面,虽然战线向前推进了,但是种种不祥之兆却弥漫在军队中。连续作战的疲惫和日渐寒冷的天气成为德军面临的两个大敌。最让德国士兵不安的是,由于战线过长,使得补给品奇缺,尤其是冬装非常缺少。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德军士兵只穿单薄的军服,冻得瑟瑟发抖,怨声载道。

从11月中旬起,其他战区的苏军相继展开了一些反攻,牵制了德军的兵力,支援了莫斯科方面的防御战。

然而,虽然德军进攻受阻,但是对莫斯科的威胁仍未减轻。德军继续缓慢地向前推进,日益逼近莫斯科。

最高统帅部经过仔细的分析,通过了朱可夫的反攻计划。

在苏军大反攻前夕,苏德双方在莫斯附近的兵力情况表明并不利于苏军:苏军有110万人、7652门大炮、274辆坦克、1000架飞机;德军共有170万人、1.3万门大炮、1170辆坦克、615架飞机。

但朱可夫分析,德军人数虽多,可战线拉得过长(长达1000公里),两翼的突击部队相距200公里,兵力分散。而苏军则比较集中,可以集中局部地区的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1941年12月6日早晨,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开始了反攻,几乎在同一时期,友邻方面军积极配合,苏德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经过10天的激烈较量,使已经削弱和极度疲惫的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苏军压力下节节后退。

希特勒得知德军撤退的消息后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禁止前线部队继续后退,并答应补充部队。

然而在苏军英勇无畏的进攻下,到12月底,德军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

在莫斯科会战中,朱可夫指挥的西方方面军歼敌50余万人,击毁或俘获1100辆坦克、2500门大炮、1.5万多辆汽车和其他装备。德军被击退了150~300公里,红军解放了11万多个居民点,赢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它打破了希特勒“闪电战”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此之后,德军的有生力量大大削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苏军却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士气高昂。

朱可夫作为拯救莫斯科的英雄,在这场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名声大振,被斯大林称为“胜利的象征”。

争夺斯大林格勒

“闪电战”美梦的破灭,使德军无力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全面进攻,希特勒被迫采取重点进攻的战略,他把眼光盯上了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先夺取斯大林格勒,占据这个重要战略要地和战略物资基地,然后由此北进莫斯科,对莫斯科形成夹击之势。

德军在苏德战场的南部部署了150万以上的兵力,其中“南方”集团军群共97个师,90万人,又分为A、B两个集团军群,动用了12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640架战斗机,于1942年6月28日发动了对斯大林格勒的总攻。

朱可夫再一次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指挥会战。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斯大林格勒军民团结奋战,经反复较量,终于阻止了德军的进攻。

为减轻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压力,9月3日早晨,经过炮火准备,苏联第一集团军发起了反攻,但是只前进了几公里就受到德军的有力阻击而被迫停了下来。

9月5日拂晓以前,如同朱可夫所估计的那样,斯大林格勒附近并没有发生特殊事件。按照预先计划,9月5日早晨,苏军炮兵和航空兵开始火力准备,随之发起了攻击。但德军的阻击仍很顽强,经过1天的交战,苏军进展甚微。

由于苏军这次大规模的反击,迫使德军把大量坦克、炮兵和摩托化部队从斯大林格勒附近向北调动,从而延缓了攻击斯大林格勒的速度。

德军用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有50多个师,其中用来直接攻市区的有13个师,共17万人。他们拥有500辆坦克、1700门大炮和迫击炮。

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虽然合起来有120个师,但是人员编制严重缺额,许多师只有编制人数的20%到25%,有的师仅有800人。实际上负责防守市区和西南一带的主力第六十二和六十四集团军总共只有9万人、1000门大炮和迫击炮、120辆坦克。在市区争夺战中,德军在兵力和武器上是占优势的。

争夺市区的激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全市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的战场,有些重要据点被反复地争夺,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战持续了1周之久,曾13次易手。

德军不顾一切,一步步向市中心逼近。苏军似乎有些支持不住了,兵力每时每刻在减少。但是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战斗意志无比坚强,只要德军一向前推进,就要受到顽强的阻击并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值得一提的是苏军战士为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表现出视死如归、英勇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苏军的顽强使得德军精疲力竭,一筹莫展。

战前,德军十分蔑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力量,但受到意想不到的痛击之后,他们就逐渐感到恐惧和悲观起来。

经过连续13天的战斗,德军在9月25日占领了市南和市中心的部分地区,并且前进到伏尔加河河南,几乎每一个渡口都被德军强大的火力控制着,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个大战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巷战在这里展开了。

朱可夫命令红军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城市,每1幢房屋,只要有苏联军人,哪怕只剩下1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朱可夫下令在部队中组织新的战斗单位——突击小组。

尽管炮火连天、弹片横飞,被炸毁的工厂却成了苏联人的抵抗中心。朱可夫在纷乱复杂的战争形势中,再次显示了他惊人的预见性。

他分析后认为:尽管敌人暂时处于进攻优势,但苏联红军的顽强防守使他们很难完成既定目标,而随着时间的拖延,敌人的补给将越来越困难,恶劣的天气也将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

德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市区的战斗从9月13日开始,到11月18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朱可夫制定了“天王星”反攻计划:苏军从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和南部两线向中心反攻,合围在那里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为了迷惑敌人,朱可夫又实施了一系列漂亮的伪装措施。10月中旬,当德军的进攻陷于停顿之时,斯大林格勒前线各方面军接到命令,停止一切具有攻势的作战行动,命令中详细地讲述了如何安排冬季的防御,如何构筑工事、如何在支撑点储备粮食、弹药等。与此同时,苏军正在秘密地把部队不断调往准备实施突击的方向。

德军情报机关上当了,坚信苏联军队不会发动反击。朱可夫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为红军赢得了难得的战略主动。

1942年11月19日7时30分,隆隆的炮声宣告了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开始进攻德军,从此揭开了苏军大反攻的序幕。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苏军西南方面军的3500门大炮直射德军阵地,然后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先导,突击德军的薄弱阵地。

面对苏军强大的攻击压力,德军陆军参谋长建议从斯大林格勒撤军,加强后方,巩固新前方,然后进攻发动突击的苏军。

但刚愎自用的希特勒听到撤军的建议暴跳如雷,驳回了德军陆军参谋长的建议。德国纳粹元首的顽固,给了朱可夫实施其战略计划的机会。

经过十余天的激战,到11月30日,苏军已完成了对德军共22个师33万人的合围,将其压缩在1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面对合围数量如此之大的德军,斯大林十分担心德军发起突围反攻,苏军会支持不住。

朱可夫再次分析了战争态势。他认为以德军目前现状,是不会轻易冒险突围的。但是如果有其他军团的辅助突击,情况就不好说了。当前最紧迫的是防止其他地域德军的支援,主要是防止德军顿河集团军前来解围。

就在苏军分析怎样消灭德军的同时,德军也在积极想办法解围。曼斯坦因元帅计划由德顿河集团军群的主要兵力发动进攻,支援第六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另外,秘密派坦克师来支援。

曼斯坦因元帅得意地把这一作战计划命名为“冬季风暴”,妄图以此摧毁苏军的包围。可惜他的计划与朱可夫的分析如出一辙,朱可夫已经对此做了精心的准备,设计了整套“包围打援”方案,不仅打退了前来支援的德军,还将包围的德军压缩在了更小的范围之内。

德第六集团军对于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一再请求希特勒准许他们突围。但不甘心失败的希特勒却要求他们继续死守,只要坚守到明年春天,德军就可以展开新的攻势。

希特勒的固执为朱可夫实现战役目的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希特勒的固执最后葬送了德国第六集团军。

苏军于1943年1月10日以5000门大炮轰击包围圈内的德军,随后坦克和步兵发起迅猛的冲锋。德军由退却变成了无命令的逃跑,沿途丢下成千上万的尸体被风雪和炮灰所掩埋。不到6天,德军的阵地又缩小了一半。1月24日,德军元帅保卢斯再次电请希特勒允许立即投降,但是他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许投降”,要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到1月25日,德军被击毙、击伤和被俘者已超过了10万人。苏军又把包围圈缩小到南北长20公里、东西宽3.5公里的地段上。

2月2日,被围德军全部投降和被歼灭,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红军的英勇胜利而告终。斯大林格勒会战标志着苏德战争的转折,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从此,苏军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德军则逐步走向灭亡。

朱可夫因为立下了不朽功勋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勋章后面,标有“第一号”的字样。朱可夫这个伟大的胜利之神,扭转了苏德战争的局面。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吹响了苏军战略进攻的号角。在1942年至1943年之交的冬季战役中,苏军共消灭了德军100多个师,迫使德军在整条战线上后退了600多公里。

全面胜利

苏联红军经过了1943年的反攻和1944年的总攻后,已经挺进到了希特勒的老巢柏林。

1945年4月5日,朱可夫向所有的集团军司令等各级军队的指挥员宣布了斯大林的命令:从1945年4月16日凌晨发动总攻,包围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粉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柏林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

当时在柏林地区,敌人还有214个师,其中有34个坦克师和15个摩托化师,共有100万以上的军队、1.04万门大炮、1500辆坦克、3300架飞机,除此之外陆军总司令部预备队有8个师,柏林市民还组建了200多个人民冲锋队营,守备部队超过20万人。

苏联红军也调集了所有的有生力量,与德军相比,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有优势。

1945年4月16日凌晨3点时,苏军向柏林发起了总攻。

首先是炮兵开火,万炮齐鸣,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战役的第一天,就向敌人阵地发射了80多万发炮弹和迫击炮弹,其中50万发是在头25分钟发射的。朱可夫精心策划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猛烈和短促的炮火准备,使敌人惊慌失措,德军为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调集到前沿阵地的德军处于毁灭性打击之下。

德军一发炮弹都没有打,只有几挺机枪响了一阵儿,朱可夫当机立断,命令地面部队进攻。

立刻,苏军几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升入天空,接着140部功率强大的探照灯一下子都打亮了。这又是朱可夫创造性的一个好主意,强烈的电光把德军阵地照得通明,德军士兵被突如其来的强烈光柱照得目眩眼花,心惊胆颤,他们认为这又是苏军的什么新式武器,在探照灯的照耀下,原来掩藏在黑暗中的德军目标暴露无遗,苏军的炮兵趁势猛烈射击,步兵和坦克也协同一致地冲了出去。

苏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德军前沿部队完全被掩埋在一片炮火的海洋之中。在两军之间,掀起的烟尘就像一道厚厚的烟墙矗立在空中,有的地方连探照灯也照射不透。

在交战的第一昼夜,苏军出动轰炸机达6550架次以上,发射炮弹1236万发,也就是说2450车皮的炮弹,近98000吨钢,都落到了德军的头上。纵深8公里范围内德军的防御基本被摧毁或受到强大压制。德军部队受到苏军如此凶猛的攻击后,被迫退到泽劳弗以东的高地。

泽劳弗高地处在苏军向柏林进攻的途中,高居四周地势之上,向东的坡面陡峭,它的后面是一片高原。

在战役发动之前,朱可夫和他的部属对泽劳弗高地一带地形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他没有料到德军在高地的反面斜坡上隐蔽的兵力和武器很不容易被苏军的炮火所损伤,所以德军可以凭借这一地势组织起苏军难以克服的防御。

在泽劳弗高地前,苏军的坦克滚滚而来,前面的一批坦克燃烧起来,后面的仍在继续前进。苏军士兵从浓密的大火中大声喊叫着向高地上爬,前面的一群倒下,后面的继续喊叫着往上冲。在德军士兵看来,苏军士兵好像发了疯一样。

这种无畏的进攻气势,对德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可怕的心理震慑。此时的德军已经经受不住朱可夫部队狂潮般的攻击,开始从泽劳弗高地向柏林退却。到4月18日早晨,这个被称为“柏林之锁”的高地终于被朱可夫的部队打开了。

4月20日,在四面楚歌声中,希特勒迎来了自己56岁的生日。在这之前他的情人爱娃·勃劳恩,也从阿尔卑斯山的别墅里公开地来到了他的身旁。她是一位身材苗条、容貌秀丽的金发女人。平时她很少露面,由于她性情随和,寡言少语,更赢得希特勒的喜爱。此时,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同希特勒死在一起。希特勒的生日纪念活动是在地下室里举行的。

希特勒原以为他可以留在柏林,以身坚守,鼓舞士气,以图东山再起,可是朱可夫部队的迅猛进攻彻底粉碎了他最后的美梦。

走投无路的希特勒呆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摇晃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地图,焦急地等待着援兵的消息。可怜的希特勒不但没有等到什么好消息,却收到了给他和所有在场的人致命打击的报告: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戈林和最“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希姆莱背叛了希特勒。

这个消息标志着第三帝国的末日真正来临了。此时,希特勒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要在黎明时与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结婚。

结婚仪式是在地下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的。

4月30日,希特勒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下午3点30分,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听到元首寝室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第二声枪响,但是却没有声音。等了一会儿,他们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看到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的枪。爱娃躺在他的身旁,她是服毒自尽的。

希特勒自杀的当天清晨,朱可夫的大炮向德国国会大厦开了火。由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第三突击集团军攻占了大厦的主要部分。

为了争夺这座象征第三帝国政权的庞大建筑物,朱可夫的部队和装备精良的德国党卫军部队进行了一场近距离的血战。即使在苏军占领了大厦下面各层楼以后,在上面楼层守备的德军仍不肯投降。苏军只好一层楼又一层楼地与德军搏斗。直到夜间,苏军才终于在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苏联的旗帜。此时亲自指挥这一历史性战斗的库兹涅佐夫将军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朱可夫此时也是激动不已,因为他在4年的卫国战争中,一直盼望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胜利的象征

攻克柏林后,斯大林即把朱可夫急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很不满朱可夫和美国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的亲密关系,并擅自做主与盟军搞易河北会师,把柏林最后划分东西两部分,等待朱可夫的将是命运无情的挑战。

朱可夫本人敢于坚持真理,性格豁达、坦诚,做事大胆果敢,再加上他富有创造性的独特工作方式,使他与斯大林本人惯有的武断专横、沉醉于个人崇拜的作风,难以相融,而且他在二战中有突出的功绩,难免会令斯大林动心中不快。

斯大林终于在7月份采取了行动,将朱可夫调到了偏远的敖德萨军区,担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朱可夫的突然被贬,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以专横武断著称的斯大林,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因名望太高而喧宾夺主。

二是朱可夫对于斯大林坚持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越来越轻蔑,以至到了十分反感的程度。在一些场合,他公开表示了这种不满情绪。秘密警察把朱可夫的言论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好像看见曾经被他杀害的许多红军领袖们的幽灵都集合在朱可夫的身后。

三是朱可夫历来轻视党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曾对坚持搞一长制的朱可夫作了让步,在军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现在仗已经打完了,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朱可夫那种对党的工作人员的排斥态度。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或许斯大林还有一个用意,即撤去朱可夫的重要职务,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从而吓住那些大权在握、不听召唤的军队将领们,使他们始终与自己保持绝对一致。

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一手是成功的,在之后的多年中,苏联的高级将领始终是一种安分守己、无所作为的状态。

朱可夫万万没有想到,1946年的失意还不是他走下坡路的终点,他在敖德萨住了两三年后,又被调到乌拉尔军区更为低下的工作岗位上,这无异是雪上加霜。

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可夫这才回到了莫斯科,他被通知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但这与其过去的显赫地位相比,变化仍是微不足道的。朱可夫仍然被斯大林严密地控制着,深怕他冲淡了斯大林的荣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故,这也意味着斯大林专制时代的结束。就在莫斯科电台宣布斯大林逝世的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朱可夫的重新崛起与斯大林的猝死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巧合,这是继任者赫鲁晓夫为拉拢军界泰斗为其所用而精心安排的。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不仅使苏联军界获得了巨大力量,而且对当时稳定军心和民心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朱可夫当然也要回报赫鲁晓夫的“知遇之恩”,他执行了赫鲁晓夫策划的逮捕内务部长、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任务。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在军队中的地位彻底恢复。1955年2月,朱可夫又出任了国防部长。

朱可夫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决定加速发展远程航空兵,加强空军远程攻击力量和核武器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大规模陆上作战的重要性。他说:“空军和核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武装冲突的成败。尽管原子弹和氢弹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但在战役中不可避免地还要使用大量陆军部队和大量的常规武器与之相配合。”

1956年,苏联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代。这一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彻底揭露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攻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独裁专断,赫鲁晓夫不仅否认斯大林在军事上的天才神话,还把许多荣誉归还给了那些著名的军事将领,当然,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更多的是为了他本人捞取政治资本。

赫鲁晓夫像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客一样,别有用心地拉拢朱可夫。他拍着胸脯大呼:“我自始至终都在反对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谴责和迫害,我始终把朱可夫当作忠实的朋友。”

于是,朱可夫知恩图报,在好几次反对赫鲁晓夫的政治风浪中,他都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粉碎了这些反对集团,巩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

然而,随着个人权力的巩固,赫鲁晓夫也对这位功高盖主的老元帅不放心了,特别是朱可夫不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白他在卫国战争历次战役胜利中的重要作用,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反感和猜忌。朱可夫想干什么?赫鲁晓夫的头脑中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957年10月,朱可夫正在按计划在国外进行访问,赫鲁晓夫的秘书突然打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要您直接飞回莫斯科,因为11月7日要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型军事检阅,有许多事情等着您去处理。”

朱可夫哪里会想到这会是赫鲁晓夫挖掘的一个陷阱:赫鲁晓夫自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实力把这位老元帅拉下马,便决定用明升暗降的策略,把朱可夫提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从而夺取他的军权。

朱可夫在机场被直接接到主席团会议室。赫鲁晓夫宣告了这一任命,朱可夫一下子惊呆了,继而是愤怒,他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来这一手。

赫鲁晓夫早有预谋,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6小时以后,就由塔斯社发表了一项会议公报,公报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免去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不到1小时,莫斯科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真理报》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则消息。很快,这一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一切都按赫鲁晓夫他们的策划在进行。于是朱可夫又突然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这种有组织、大范围的批判,对朱可夫元帅的自尊和心灵是一次十分深重的摧残。他已经彻底心灰意冷了。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竟然自己投票赞成把自己从主席团中清除出去。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取消他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国防部长的职务也被取消,只保留了他的党籍。

1964年,朱可夫68岁的时候,他与前妻离了婚,第二任妻子格林娜比他小25岁。他们是在一次外出途中偶然相识的,两人融洽。婚后不久,朱可夫又喜添千金玛莎,朱可夫那颗早已心灰意冷的心似乎又从幸福的小家庭中得到了新的温暖和慰藉。

但历史的乌云只能遮蔽一时的天空,不可能永远蒙蔽人民的双眼。

就在这一年,赫鲁晓夫下台,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重要演说,当他提到战争中著名的指挥官时,首先提到了朱可夫的名字,听众席上立即爆发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第二天,人们又在大规模的军事检阅中看到了他的身影。

德高望重的朱可夫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检阅那天,当他穿着元帅服走在街上时,许多行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在晚间的招待会上,苏联军官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致意。

不管朱可夫元帅在政界如何沉浮,人们都忘记不了他在战场上一次次力挽狂澜的风采。在人们心目中,他永远是“胜利的象征”。

要论苏军历史,甚至是世界军史,谁荣获勋章、奖章和光荣称号最多,那恐怕非朱可夫元帅莫属。

他胸前佩戴的一大片辉煌夺目的勋章和奖章,每个勋章上都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这些勋章和奖章都体现了他的文韬武略和聪明才智,都代表了他对祖国、对苏联人民和全人类的杰出贡献,都表达了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他的每一枚勋章都受之无愧。他在国内战争中,1922年在肃清安东诺夫反革命匪军的战斗中,屡立奇功,荣获第一枚红旗勋章;1936年,在西班牙前线出色地完成特殊使命,荣获第一枚列宁勋章;1939年,在哈勒欣河战役中,大败日军关东军,荣获第一枚英雄勋章;1943年,由于组织计划第三大战役和10次打击德军有特殊贡献,两次荣获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944年4月,荣获“胜利”勋章;1944年8月,荣获第二枚红旗勋章和第二枚英雄勋章;1945年3月荣获第二枚列宁勋章;1945年,攻克柏林,打败法西斯德国,荣获第三枚英雄勋章;1949年6月,荣获第三枚红旗勋章;1956年12月,由于支持赫鲁晓夫挫败马林科夫集团有功,在他60岁寿辰时,授予他第四枚英雄勋章;1966年,在他70岁诞辰时,荣获第三枚列宁勋章;1968年纪念苏联建军50周年时,授予他十月革命勋章;在他75岁诞辰时,又授予他第四枚列宁勋章;朱可夫一生中荣获15枚苏军最高级勋章,这是破纪录的。

苏军有史以来,除他以外任何人也没有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殊荣。

除此之外,他还荣获了11枚奖章。

世界各国政府授予朱可夫元帅的勋章和奖章又有15枚。

在朱可夫元帅胸前佩戴的勋章和奖章多达41枚,枚枚都折射出了他一生的伟大与辉煌。

1974年,朱可夫元帅在家中平静地闭上了双眼,告别了人世,一颗帅星殒落了,但是,朱可夫作为“胜利的象征”,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朱可夫是一位天才的、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多次临危受命,挽救败局,谱写了军事史上的神话,他为苏联的卫国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一生经历坎坷,三起三落。但是,他无论是处于巅峰,还是处于低谷,都表现出大将风度和统帅的胸怀。成功时不居功自傲,失败时也不气馁,他始终淡薄名利,严于律己,受到广大人民的深深爱戴和敬仰。

1995年5月9日二战胜利50周年前夕,塑有朱可夫元帅的纪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红场革命博物馆前落成。整个塑像由最富盛名的雕塑家精心设计,外加青铜铸就。世界人民纷纷来此瞻仰,以怀念名垂青史的朱可夫元帅。 nxKB1TPuJQ+/PycQU7LtWokYtqGpdTuhMBUBHw3yk2A+VDUbesJoHkM0bUTtG0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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