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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杰出的政论家、文学家。时称“贾生”。年少时即以博学能文崭露头角，得到汉文帝赏识，召为博士，不久超迁太中大夫，为大臣所忌，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赋凭吊屈原，“亦以自喻”。后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不幸坠马而死，他认为自己“为傅无状”郁郁自伤，不久去世。其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和辞赋方面。他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感情充沛，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和铺陈夸张的手法，具有战国纵横家遗风。又有赋七篇，以《吊屈原赋》、《鹏鸟赋》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
贾谊18岁的时候，便以能赋诗撰文称道于郡中。河南郡太守吴公听说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贾谊像就把他延聘到自己门下，对他特别赏识。孝文帝即位不久，得知河南太守吴公治政安民的政绩在全国名列榜首，并且因与李斯是同乡曾经向李斯学习过，便征召他为廷尉。吴廷尉便向孝文帝举荐贾谊，说他年纪轻轻就通晓诸子百家的学说。于是，孝文帝征召贾谊为博士。
这时，贾谊二十几岁，在群臣中最为年轻。每当皇帝命令群臣商讨政事，各位老先生往往还未能来得及发言，贾谊已经完满地作出答对，人人感到贾谊所讲的，正是自己所要说的。于是，大家都认为贾谊是一个才干突出的人，孝文帝也很喜欢他，加以越级提拔，一年之中就升至太中大夫。
贾谊认为汉室兴起已经二十余年了，天下安定，朝野和睦，应当更变历法，改换服色制度，统一官名，大兴礼乐，于是草拟了详细的礼仪法规。建议崇尚黄色，计数以五为准，将秦朝官名全部变更，奏报给皇帝。文帝谦恭谨慎，自认为不当改制。然而各项法令的更定，以及命令在京城的诸侯回到自己的封国，都是贾谊出的主意。于是，文帝提出让贾谊担任公卿的职务，并让大臣讨论。绛侯周勃、颖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就在文帝面前毁谤贾谊说：“洛阳这小子，年少初学专想揽权，把事情都搅乱了。”于是，文帝也逐渐地对贾谊疏远了，不采纳他的建议，将他贬谪出朝廷，改任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离开朝廷后，前往长沙赴任，心情抑郁不得志。在渡湘江的时候，作赋凭吊屈原。屈原，是楚国的贤臣，遭谗被逐，曾作《离骚赋》，赋的结尾说：“一切都完了！国家已亡了！人们啊，太不了解我了！”于是自投汨罗江而死。贾谊追思屈原伤感不已。
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三年的时候，有一只服鸟飞进贾谊的屋内，落在他的座位旁边。服鸟很象鸱号鸟，鸱号鸟是不祥之鸟。贾谊是遭贬谪来长沙居住的，长沙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贾谊暗地伤感，自度寿命不会长久，于是作赋以宽慰自己。
又过了一年多时间，文帝想念贾谊，征召他入朝。贾谊到京，入宫谒见。恰巧文帝正在举行接受诸神赐福的仪式，坐在未央宫的宣室中。文帝因有感于鬼神之事，便向贾谊询问鬼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贾谊详细地回答了有关的问题。谈到半夜，文帝被贾谊的话所吸引，已不知不觉地靠近贾谊。谈完后文帝说：“我很久不见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了他，今天才知道不如他。”于是封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甚得宠爱，喜好读书，所以文帝让贾谊做他的太傅。文帝多次向他询问对国家大事的意见。
这时，匈奴强盛，侵犯边陲。天下刚刚平定，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健全。诸侯王的势力过大，封地超过了古代的规制，淮南王、济北王都因谋反被处死。贾谊多次上书陈述政事，在很多方面都想有所匡正和建树……
当时，丞相绛侯周勃被免职回到封国，有人告发周勃谋反，于是将他逮捕押到长安关入狱中治罪，很快就死去了。后来没有查出罪证，又恢复了官爵和封地，所以贾谊以此事劝谏皇帝。文帝诚恳地接受了他的意见，便用礼义气节对待臣下。此后大臣犯罪，皆令自杀，不受刑戮的凌辱。到汉武帝时，才渐渐又恢复了大臣入狱治罪的情况。
起初，汉文帝让贷王入朝即位，后来，将代国分为两个封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小儿子刘胜则立为梁王。后来，又改封刘武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刘参改为代王，得到了原来代国全部的封地几年以后，梁王刘胜去世，没有后代，贾谊再次上书……
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意见，便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封给大县四十余城，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安抚当地百姓。
梁王刘胜骑马跌下摔死，贾谊认为自己做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很是伤心，时常哭泣，一年多以后，也去世了。贾谊去世时，只有33岁。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汉景帝时为散骑常待，后免官游梁。作《子虚赋》，为汉武帝所赏识，因得召见。又作《上林赋》，任为郎。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作辞赋多描写帝王苑囿之事及田猎之乐。艺术上铺张扬厉、气势宏大，并且大量使用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富于文彩，篇末则寄寓讽谏。但有堆砌辞藻之病。原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司马相如少年时便喜好读书，学习剑术，乳名犬子。相如受学以后，仰慕蔺相如为人，改名相如。后凭家资拜为郎，侍奉汉景帝，任武骑常侍，但这本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正巧汉景帝不喜好辞赋，此时梁孝王来京朝觐，随从人员有游说之士齐司马相如像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严忌夫子等人。司马相如见到他们，十分喜悦。后因病免职，客居梁地，遂得与诸侯、游士进一步交结。几年后，写作《子虚赋》。
后来当梁孝王去世时，司马相如返回成都。但家境贫寒，不能立业为生。因一向与临邛县令王吉关系密切，王吉说：“长卿宦游很久而未能显达，处境窘困，可来找我。”于是司马相如前往，在临邛都亭住下。临邛令对他故作恭敬，每天都去拜见相如，相如开始还接见他，后来便声称有病，让随从谢绝王吉。王吉愈加谨肃。
临邛城中有钱人很多，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程郑也有家僮数百人。两人于是相约说：“县令来了贵客，我们应设酒宴招待，同时也邀请县令一起前来。”王吉到达时，卓家已聚集宾客上百人。到了中午，去请司马相如，相如以病为托辞加以谢绝。临邛令王吉不敢坐下进食，亲自前往迎接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强前去。来到后，在座的人无不倾慕。饮酒正酣时，临邛令上前给相如递上一张琴说：“我听说长卿喜好琴瑟，望弹奏自娱。”相如答谢，弹奏了一二曲。当时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刚刚守寡，喜好音乐，所以相如假装与临邛令王吉互相推崇，其实是用琴音挑动文君。司马相如初来临邛时，车骑跟从雍容闲雅，十分壮美，等来到卓氏家饮酒、弹琴，文君偷偷地从门缝窥视，从心里喜欢相如和他的琴声，唯恐不能成为相如的配偶。司马相如于是派人厚赐文君身边的侍者，转达他恳切深厚的情意。文君深夜私奔相如住处，相如和她策马驱车驰归成都。成都住家居室四壁空空，毫无家资。卓王孙大发雷霆，说道：“女儿如此没有出息，我虽不忍心杀死她，但不能分给她一钱。”有人劝告卓王孙，卓王孙始终不听。时间一久，文君心中闷闷不乐，对相如说：“我俩一起去临邛，跟着兄弟经商也足以为生，何至自己清苦到如此地步。”于是，相如举家搬到临邛，将车辆坐骑全部变卖，买下一个酒店卖酒为业，而让卓文君当垆，坐在放置酒瓮的炉形土墩边卖酒，相如身穿犊鼻形围裙与酒保佣工混在一起干活，在街市清洗酒具。卓王孙听说后深以为耻，为此闭门不出。同辈兄弟和父辈诸公交相劝告卓王孙说：“你有一男二女，所欠缺的不是金钱。现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长卿也已厌倦了游宦生活，虽然家境贫穷，但他一表人材，足以依靠，而且又是临邛令的上宾贵客，为什么偏偏如此互相羞辱呢？”卓王孙不得已，分给文君家僮一百人，钱一百万，及文君出嫁时的衣被财物。文君遂与相如返回成都，置买田宅，成为富人。
司马相如在成都居住时间较久。蜀人杨得意任狗监，管理天子猎犬，侍奉皇上。皇上读《子虚赋》后非常赞赏，说：“朕偏偏不能与此人同时在世啊！”杨得意说：“臣同乡人司马相如自称他作此赋。”皇上很惊讶，于是将相如召来询问。相如说：“有此事。然而这是写诸侯之事，不值得一看，请让我为天子游猎作赋，赋写成后即奏上。”皇帝应许，让尚书送来笔札。相如在赋中用“子虚”表示虚话的意思，作为对楚赞美的代言人，“乌有先生”表示没有此事的意思，作为齐诘难楚的代言人，“无是公”是没有这位先生的意思，文中是明天子之义，表折衷之态的代言人。所以凭空借用这三个人作赋，是用来阐述诸侯的苑囿之事，文章末尾归之于节俭，借以进行讽谏。
司马相如把赋呈给皇帝，皇帝任命他为郎官。
司马相如任郎官几年以后，正值唐蒙出使行取西南诸夷，打通前往夜郎和的道路。为此，征发巴蜀地方的官吏和士兵上千人，各郡又多征调了担负转运粮食的一万余人。唐蒙用“军兴法”处死了服役士兵首领，巴蜀人民极为恐惧。武帝知道后，便派司马相如前去责问唐蒙，接着喻告巴蜀民众这样做并不是皇上之意……
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回报天子说，唐蒙已经占领并打通了前往夜郎的道路，因要开通西南夷道路，征发巴蜀、广汉地区的民工数万人。修道已有二年，但还未修成，已有很多士兵死去，所花的费用以亿万计算，蜀地民众及汉朝主事者，多数都说不顺利。这时邛、荷地区的部落酋长听说南夷与汉朝交往，得到很多赏赐，大多愿意对汉朝称臣，请求仿照南夷的先例，任命官吏。武帝征求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说：“邛、丹、马龙等地靠近蜀地，道路也容易开通，秦朝时曾经与内地相通，设了郡县，到了汉朝而罢废，现今如果真能再次开通，设置郡县，定会超过南夷。”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便任命他为中郎将，持符节出使西南夷，副使是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他们分乘四辆驿车，带着巴蜀两郡的官府财物收买西南夷。到达蜀郡时，蜀郡太守以下的官吏都出至郊界迎接，县令背着弓箭在前面导路，蜀人认为很荣耀。这时，卓王孙及临邛诸公都由门下人献上牛肉美酒而相互庆祝。卓王孙喟然而叹，感到自己让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因而多多分给女儿财物作为补偿，把她和儿子等同对待。司马相如巡略安定了西南夷，邛、丹、马龙、斯榆的部落酋长都请求作为汉朝的臣属，归附汉朝，拆除了原有的边关，扩展了关口，设置了界栅标志，西至沫水、若水、南至阿，打开了通往灵山的道路，在孙水河上架起了桥梁，以便通邛。司马相如回报天子，天子十分高兴。
相如出使的时候，蜀地长老都说通西南夷用处不大，大臣也认为如此。相如想进谏，但通西南夷的功业已经建成，因而不敢。于是撰文借用蜀地父老之辞，而自己诘难他们以讽谏天子，并借宣传他的想法，让百姓知道天子之意。
司马相如口吃但善于撰写文章，经常犯消渴病。与卓文君结婚后，财产增加很多，因而在官任上未曾与公卿商讨过国家大事，经常借病闲居，不追求官品爵位。经常跟随皇帝到长杨围猎。当时天子正喜欢自己射杀野熊、野猪，策马追逐野兽，司马相如因此上书进谏。
司马相如被任为孝文园令，既然已有武帝赞美《子虚赋》之事，相如看见武帝喜好神仙，便说：“上林之事不足为美，还有比这更美的，我曾经作《大人赋》，尚未完成，请允许我写完后奏上。”司马相如认为列仙居于深山湖泽之间，形体枯槁，这不符合武帝的成仙之意，于是写成《大人赋》奏上……
司马相如奏上《大人赋》之后，天子十分高兴，感到飘飘然似有凌云之气，好似有在天地之间浮游的意境。
司马相如因病辞去官职以后，居家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厉害，可以前往他家将他写的文章全部取来，否则就让别人拿走了。”于是派遣所忠前去。然而这时司马相如已经去世，家中没有他遗留的文章。问他妻子，回答说：“长卿从未留过文章，他经常撰文，但写完后就被人们取走了。长卿未去世时曾经写下一卷书，说有使者前来求取文章，便奏上。”他的遗书是言及封禅之事的。所忠向天子奏上，天子认为这是一篇奇文。
司马相如去世五年后，皇上开始祭祀后土，八年以后就开始到中岳举行祭祀仪式，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在肃然山祭禅。
司马相如所撰写的其它文章，如《遗平陵侯书》、《与王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本文没有采录，只采摭了与公卿大夫紧密相关的一部分。
班固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起初，继续其父班彪未完成的《史记后传》，开始编撰《汉书》，后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经其弟班超上书力辩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继续《汉书》的编著工作。历20余年，基本完成。《汉书》简练整饬、详赡严密，作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作为史传文学，对后代史学、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一些人物传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接触到人民的疾苦，流露了对人民的同情，描写具体、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班固善辞赋，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班固九岁的时候，便能撰文诵读诗赋。及到年长，便博览群书，对诸子百家、各种学术流派的观点无不加以深入研究。他治学不是固定师从某一种学说，也不着重辨析章节句读，只是领会其中的大义罢了。他性格宽厚容人，不以才学过人自恃。各位学者由此敬慕他。
父亲班彪去世，班固从京师回到家乡。班固认为班彪所撰作的《史记后传》很不详尽，于是潜心研修，深入思考，打算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不久，有人给显宗皇帝上书，告发班固私自改作国史，诏书下到郡里，遂将班固拘捕押到京兆关入狱中，家中的书稿也全被抄去。先前，扶风人苏朗因伪造帝王受命的图谶，被关入狱中死去。班固的弟弟班超恐怕班固被郡府拷打审讯，不能自己表白清楚，于是策马赶到京城上书，得到显宗皇帝的召见。班超向显宗皇帝详细说明了班固著述史书的意图。这时，郡府也送来了班固的书稿。显宗皇帝看后，认为班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便征召班固到校书部，任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完成了《世祖本纪》。后提升为郎，典校秘书。班固又撰写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人物事件，作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给汉明帝奏上。明帝又命他完成先前所撰著的史书。
班固认为汉室是继承唐尧的气运，才建成帝业，到了六世汉武帝时，司马迁才追述汉代的功德，独自撰写了本纪，编于百王之后，与秦王、项羽之辈并列在一起。太初以后，便成空缺没有记载，所以班固研究前人的记叙，汇集所听到的遗闻轶事，撰成《汉书》。《汉书》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开始记述，迄止于地皇四年（23）王莽被杀，共记载了汉朝12代皇帝，230年的历史。综述他们的生平事迹，以《五经》作引证说明，上下洽合，首尾通达。作帝纪、表、志、传共一百篇。班固自水平中年受诏开始编撰，潜心研究勤奋写作了20余年，到建初年间才完成。该书一问世，就受到十分的重视，学者无不赞诵。
自从班固任为郎后，便被皇帝亲近。当时京师洛阳建起了宫殿，修缮了护城壕，然而关中的父老还企望朝廷西迁长安。班固有感于以前司马相如、寿王、东方朔等人，撰作辞藻华丽的辞赋，最终归于劝谏的方法，于是作成《两都赋》。赋中盛赞洛阳都城之美，转而驳斥了西来宾客崇尚侈靡的谈论。
及到汉章帝喜好文辞，班固更加受到宠信，多次进入宫廷陪同章帝读书，有时一连几日。每次陪同章帝巡行、游猎，便献上诗赋赞颂。朝廷有大事商议时，章帝便让他对公卿大臣发问，在殿前辩论。得到的赏赐和恩惠特别丰厚。班固自认为有两代的才学，职位不过是郎，有感于东方朔和扬雄的议论，认为自己没有生在苏秦、张仪、范蠡、蔡泽的时代，便写作了《宾戏》自我宽慰。后提升为玄武司马，章帝召集各位儒生博士讨论《五经》异同，作《白虎通德论》，命班固将此事记载下来。
当时，北匈奴单于派遣使者来汉朝贡献礼品请求和亲，皇帝召集百官询问对策。参加讨论的人有的认为“匈奴是狡诈之国，没有内附之心，只是因为畏于汉朝的威武神灵，并想借以震惮南匈奴，所以希望汉朝派出使者回访，以便稳住众叛亲离的局面。现在如果派遣使者前去，恐怕会失去南匈奴与汉朝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使北匈奴的狡诈之计得逞，不能同意。”班固议论说：“我自己思考，汉室兴起以来，已经一百多年了，但被夷狄所扰，战争不断，特别是匈奴战事最多。平定防御匈奴的办法、途径不同，或者修文与之言和，或者用武力征服他们，或者屈尊卑下使他们就范，或者使他们臣服送来人质。虽然屈就和伸张没有常规，而要因时而异，可是没有拒绝放弃，不和他们接触的先例。所以从建武时起，重修旧典，多次派出重要使节，前后相继不断，到了建武末年，才暂时断绝来往。永平八年（65），复议与匈奴交往。可是朝廷内为此争论多日，翻来复去讨论不休，多数认为为难，少数认为不难。先帝高瞻远瞩，前后权衡，终于再次派出使节，同前代一样处理。以此推论，没有哪一个朝代不与匈奴修好的。如今乌桓来到朝廷，带着翻译，行礼跪拜，康居、月氏也从远方来到。匈奴分裂，单于大王也来请降，三方归顺臣服，不是因为汉朝使用了军事威力，实在是国家与神明相通的自然征兆。臣愚蠢地认为应该依照旧例，再次派遣使者出使匈奴，这样向上可以接续宣帝五风三年（前55）、甘露元年（前53）匈奴称臣朝会之事，向下不失建武、永平年间暂停交往的大义。匈奴使者再来，然后我们的使节再去，既可表明中国最讲忠义和信用，而且让他们知道圣朝的礼仪是不轻易改变的，岂能猜疑诈探，辜负了汉朝的二片好意？拒绝他们而不知其利，与之交往而不知其害。假设以后北匈奴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能够兴风作浪，到那时再去请求和他们交往，将能得到什么呢？不如趁着现在施加恩惠，作为当前和长远之计。”
班固又撰作了《典引篇》，叙述汉室的功德，认为司马相如的《封禅赋》，文辞靡丽但不用典故，扬雄的《美新赋》，虽然用典较多，但史实失真。自认为《典引篇》是其中最完美的作品。
班固后来因母亲去世辞去官职。永元初年，大将军窦宪出兵征讨匈奴，任班固为中护军兼参议。北单于听说汉朝大军出征，派遣使者暂居居延，打算按照呼韩邪的旧例与汉朝和好，朝见汉朝皇帝，请派重要使节出访。窦宪派遣班固代中郎将职务，率数百骑兵与匈奴使者一起出居延塞迎接。恰逢南匈奴攻破北匈奴王庭，班固到了私渠海，听说匈奴内乱，率军返回。后来窦宪败亡，班固首先受到牵连，免去官职。
班固对孩子不加管教培养，几个孩子都不遵守法律，官吏对他们很难办。起初，洛阳令种兢曾经出行，班固的家奴冲撞了种兢的车骑。官吏用木棍赶他，班固的家奴酒醉大骂，种兢大怒，但畏惧窦宪不敢发作，将怒气憋在心里。到窦宪的门客都被逮捕拷问时，种兢便借此拘捕了班固，不久班固便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汉和帝颁布诏书免去种兢的官职，处死狱吏。
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纪、论、议、六言，流传在世的总计41篇。
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是三国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早年曾以才学为曹操所器重，一度欲立为太子。及曹丕、曹睿相继为帝，遭受猜忌，郁闷而死。诗歌以五言为主，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主要抒写其政治理想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少数篇章也反映出时局动乱和社会残破的面貌；后期作品则主要表现其受压抑的遭遇，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抒发他壮志难酬的慷慨不平之情。其诗形象生动、描写细致、语言自然而绮丽，通篇布局严谨，表现了“骨气奇高”、“词彩华茂”的风格特色，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他也善辞赋，《洛神赋》较著名。原有集，已散佚。后人集有《曹子建集》传世。
曹植十多岁的时候，便能诵读《诗经》、《论语》及辞赋几十万字，曹植像擅长于写作。太祖曹操曾经看过他的文章，对曹植说：“这是你请人代写的吧？”曹植跪下回答说：“出口立论，下笔成章，我愿意当面考试，何必要请别人代写文章？”当时邺城铜爵台刚刚建成，太祖叫几个儿子全都登上铜爵台，让他们分别作赋，曹植提笔而成，文章十分精彩，曹操十分惊异。曹植性格宽简平易，不注重威仪，所用的车马、服饰也不追求华贵绮丽。每次进见父王和回答问题，随口即能作出答对，因此，特别受到曹操的宠爱。建安十六年（211），封为平原侯。十九年（214），改封为临侯。曹操征伐孙权，让曹植留守邺城，临行前勉励他说：“我从前做顿丘令的时候，年龄是23岁，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无悔。你今年也23岁了，不可不努力啊！”曹植因才学过人受到曹操器重，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人又都依附于他，曹操犹豫不决，有好几次几乎要立他为太子了。但曹植处事任性，不加约束，饮酒也不节制。文帝曹丕善于使用权术，能够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宫人和曹操手下的人都为他游说，所以曹操不再犹豫，就把曹丕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二年（217），给曹植增加采邑五千户，加上原有的共一万户。曹植曾经乘车在驰道中间行驶，并打开只有帝王车驾出行才能打开的司马门，驾车而出。曹操大怒，掌管车驾之事的公车令被治罪处死。由此，太祖加重了对诸侯的法律禁令，曹植也一天天地失去宠爱。太祖从头到尾地考虑了发生的变故，因为杨修颇有心计，并且又是袁术的外甥，于是将杨修论罪处死。曹植更加从内心感到自己不安全，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被关羽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代理征虏将军，打算派他前去援救曹仁，召他前来交待有关事情。曹植酒醉没能前去接受任命，于是曹操后悔并将此事作罢。
文帝曹丕即王位后，杀了丁仪、丁廙及其家族中的男人。曹植和其他诸侯王都回到自己的封国。黄初二年（221），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曹丕的意旨，奏报说：“曹植酒醉时行为悖逆怠慢，无理拦劫威胁朝廷使者。”主管官员请求对曹植治罪，文帝因太后的缘故贬曹植为安乡侯，当年又改为鄄城侯。黄初三年（222），封为鄄城王，采邑二千五百户。
黄初四年（223），改封雍丘王。
黄初六年（225），文帝曹丕东征，返回时经过雍丘，来到曹植宫中探望，给曹植增加采邑五百户。太和元年（227），徙封到浚仪。二年（228），又回到雍丘。曹植常常独自愤恨抱怨，认为自己的雄才大略无处发挥，曾上书请求考试任用。
太和三年（229），徙封到东阿。五年（231），曹植再次上书请求与亲戚问候往来，并写赋向皇帝陈述。
这一年冬天，明帝曹睿下诏让各诸侯王于太和六年（232）正月来京朝会。当年二月，把陈地的四个县封给曹植，封其为陈王，食邑三千五百户。曹植每每想要请求另外进见，单独与明帝谈话，讨论有关时政问题，希望有幸能被试用，最终也没能实现。回到封国后，怅然绝望。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诸侯国已经自行窘困，幕僚属官只配给商贾和才学平庸的人，士兵只配给老弱病残，最多不超过200人。又因曹植以前的过失，每每再减半，11年中三次迁封，经常默默愁苦，遂发病去世，时年41岁。遗嘱让薄葬。以小儿子曹志，作为保家之主，打算立他为嗣。起初，曹植登上鱼山，望东阿，喟然长叹，有在此终老一生的心意，于是在此处营建陵墓。儿子曹志为继承人，迁封济北王。景初中魏明帝下诏书说：“陈思王虽然有过失，但他克制自己谨慎行事，以弥补以前的缺失。况且从年少时起直到去世，书卷不离手，实在难能可贵。现收回黄初年间官员们上奏曹植的各条罪状，公卿以下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和大鸿胪寺都要把以前曹植各条罪状清除干净。抄录曹植生前所著颂、赋、诗、铭、杂论共一百余篇，作为副本收藏于皇宫内外。”曹志几次增加食邑，连同以前总计990。
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历任尚书郎、从事郎中，魏高贵乡公时封关内侯，任散骑常侍。曾慕步兵营人善酿酒求为步兵尉，故世称阮步兵。与稽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早年好读书，有济世之志，但生活在魏晋易世之际，司马氏与曹魏政权争夺激烈，社会政治黑暗，抱负难于施展，于是，常用醉酒的办法消极反抗司马氏专横，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全自己。其诗文都颇有成就，尤擅长五言诗，代表作为《咏怀》82首，表现嗟生忧时，苦闷彷徨的心情，诗风悲愤哀怨，隐晦曲折，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对后世五言诗的发展很有影响。后世辑有《阮步兵集》。
阮籍容貌奇伟，气质恢宏豪放，神态高傲自得，性格放荡不羁，但喜怒之情从不流露于脸色。有时闭门读书，数月不出家门，有时登临山水，流连数日忘记回家。博览群书，尤其喜好《庄子》、《老子》。嗜好饮酒，能吹口哨，还擅于弹琴。在他高兴得意之时，竟能物我两忘，当时的人都说他痴呆。只有同族哥哥阮文业常常赞叹佩服他，认为比自己强。由此，大家都说阮籍是个不同寻常的人。
阮籍曾经跟随叔父到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他来相见，阮籍整天不说一句话，王昶认为自己不能揣度他。太尉蒋济听说他才智出众，征召他作官，阮籍来到署府上书说：“明公您以高尚的品德，居三公之高位，现在英雄豪杰翘首以待，俊杰贤能争相进取。你到任那一天，人人都自以为能被任为僚属，任命书一下，我却是第一名。从前卜商在西河讲学，魏文侯手持扫帚迎侯，以示尊重。邹衍居住在黍谷山的北面，而齐昭王亲自陪乘，作车上的侍卫。穿布衣系草绳的贫寒士人，孤立无助，王公大人之所以对他们以礼相待，为的是保持道统。而如今我阮籍没有邹衍、卜商那样高深的学问，只有粗陋的缺点，侥幸被您选中，不才无能担当。况且我正准备去东面高地的南坡上耕种，交纳黍稷作余税。我体虚多病，脚又没劲，补缺官吏的征召，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乞求收回任命，以使您的征召更为清明生辉。”起初，蒋济恐怕阮籍不到，看到信后十分高兴，派遣士兵迎接他，但阮籍已经离去，蒋济大为恼怒。于是乡亲们都来劝说阮籍，他才去就职。后来又借口有病卸职回家。之后又被任为尚书郎，时间不长就又借病辞去官职。到曹爽辅政时，征召他为参军，阮籍借口有病回绝，隐居于家乡田园中。一年多以后，曹爽被诛杀，当时的人都佩服他有远见。宣帝司马懿任太傅时，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到宣帝去世后，又被任为景帝司马师的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封他为关内侯，转散骑常侍。
阮籍本来有匡时救世的志向，但身在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有变故，名人志士很少有能保全自己的，阮籍由此不参予世事，而以酗酒畅饮为常事。文帝司马昭起初曾打算为武帝司马炎向阮籍求婚，想和他结成亲家。阮籍大醉六十天，因不能与他说话而作罢。钟会数次向他询问政治时事，想借他的主张罗织罪名加害于他，但都因酒醉不醒而免除。到文帝辅政时，阮籍曾经和缓地对文帝说：“我以前曾经去东平游历，非常喜爱那里的风土人情。”文帝非常高兴，旋即任命阮籍任东平相。阮籍骑驴来到东平郡，拆除了府舍里的屏障，使里外能够相望，便于监督。政令清明简约，赴任十天就返回了京师。文帝提升他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官署报告说有儿子杀死母亲的事，阮籍说：“杀死父亲还算可以，怎么能杀死母亲呀！”在座的人责怪他失言。文帝说：“杀死父亲，是天下最大的恶行，你认为可以吗？”阮籍说：“禽兽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杀死父亲，是属于禽兽之类的人，杀死母亲，连禽兽都不如啊！”大家这才高兴地连声说对。
阮籍听说步兵厨营的人很会酿酒，贮有老酒三百斛，于是请求担任步兵校尉。他不问世事，虽然离开了辅佐职位，但还经常回府游玩，每有朝宴，必定参加。适逢文帝推让九锡之赐，公卿大臣要劝文帝即位，请阮籍撰写劝进的表章。阮籍喝得大醉，忘记了这件事。刚到将军府，差使来取表文，看见阮籍正伏在桌子上酒醉大睡。差使说明来意，阮籍顺便在书桌上写起来，让人抄在了纸上，没有任何改动。文辞清简壮丽，为当时人所看重。
阮籍虽然不拘泥于礼教，但谈吐玄虚深奥，不褒贬人物。他生性极为孝顺，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和别人下棋，对方请求停止，阮籍留住对方非要下完不可。然后喝了二斗酒，一声哀号，吐出几升血。到他母亲快要入葬时，吃下一碗蒸肫肉，喝二斗酒，然后与母亲行礼诀别。说完告别的话，一声哀号，又吐血数升，因哀伤过度，几乎死去。裴楷前去吊唁，阮籍披头散发坐在地上，两腿分开前伸，醉眼呆呆地直视着他。裴楷吊唁完毕便离去，有人间裴楷：“凡去吊唁的人，主人哭，客人才行礼哭祭。阮籍既然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已然是世俗之外的人了，所以不崇尚礼法，我是尘世俗人，所以按礼仪行事。”当时的人赞叹两人做得都很得当。阮籍又能作出青眼白眼，见到礼俗之人，作出白眼，以示轻视。嵇事来吊唁，阮籍翻出白眼，嵇喜不高兴地离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后，就带着酒夹着琴去他家，阮籍十分高兴，才以青眼相见。于是，讲究礼法的人忌恨他如同仇人一样，但文帝每每能保护他。
阮籍的嫂嫂曾经回娘家探视父母，阮籍与他相见话别，有人讥笑他，阮籍说：“礼难道是为我而设的吗？”邻居家少妇面貌秀美，当炉卖酒。阮籍曾去喝酒，醉了便躺倒在她旁边。阮籍毫无避嫌，邻家少妇的丈夫看见也不起疑心。有位兵家女儿才貌双全，没有出嫁便死了，阮籍不认识她的父亲、哥哥，径直前往哭吊，尽哀之后才返回。他的外表放荡内心极为敦厚，做了许多这一类的事情。有时漫无目的地独自驾车外出，不走大道，车行到不能走的地方，就痛哭一场返回。曾经登上广武山，观看楚汉古战场，感叹地说：“当时没有英雄，才使这小子成名。”登上武牢山，远望京城十分感叹，于是作《豪杰诗》一篇。景元四年（263）冬去世，时年54岁。
阮籍能撰写文章，起初他并不留意。作《咏怀诗》八十余篇，受到世人的重视。著《达庄论》，叙述无为思想的可贵，由于文章太长，不作转录。
阮籍曾经在苏门山遇见孙登，想与孙登讨论自古以来凝神导气的养身之术，孙登全然不答理，阮籍因此吹着口哨离去。走到半山腰，听到有如鸾凤啼鸣一样的声音，在山谷中回啊，这是孙登在吹口哨。于是回来后写下《大人先生传》，大意如下：“世人所说的君子，只知道研修法律，遵从礼教，手持圭璧，循规蹈矩，做事情想的是不超越法轨，说话都是不着边际的原则话。年少时在乡里受到称赞，年长后名声传到邻国。向上打算爬上三公之位，向下想当州牧一类的高级官职。这些人难道没有看见裤裆里的虱子吗？它们逃避在裤缝中，藏匿在坏絮里，自以为是安全的地方，行不敢离开缝际，动不敢爬出裤裆，自以为有了行动的准则，然而一旦大火焚烧，老窝被烧焦了，群虱处在裤裆中不能出来。君子生活在世上，与处在裤裆中的虱子有什么区别呀！”这也是阮籍对人生的看法。
阮籍的儿子阮浑，字长成，有父亲的风度。年少时仰慕通达，不拘小节，阮籍对他说：“仲容已成为我一样的人，你不能再这样了。”太康年间，被任用为太子庶子。
嵇康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才华出众，与魏宗室通婚，宫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为“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因不满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坚决不予合作，遭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之罪杀害。他是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诗文俱佳，散文成就尤高，具有思想新颖、笔锋犀利、善于论争、清俊通脱的特色。嵇康像诗长于四言，《幽愤诗》较有名，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传世。
嵇康早年丧父，有奇才，志趣高远，落落不群。身长七尺八寸，言谈优雅，气度不凡，然而他却把自己相貌看得像土木一样，任其自然，不加修饰。人们认为他神采非凡，天质自然。性格淡然安静，清心寡欲，宽厚简阔，气量极大，能包容一切。学问不是靠老师传授，而是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年长以后喜好《老子》、《庄子》。与魏国宗室联姻，封为中散大夫。经常研修养身长寿、服食丹药的事，弹琴吟诗，心满意足。认为神仙是自然的禀赋，而不是靠积学所能达到的。至于调养得当，那么像安期生、彭祖之类仙人的长寿也可达到，于是著《养生论》。他又认为，君子是无私的。他的观点是：“真正的君子，心中不存有是非的标准，而行止却不违背‘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心平气静、意念虚清的人，不想着出人头地；风格高亮、心胸豁达的人，感情不被欲望所牵制。心中没有出人头地的想法，所以能超脱名利而任其自然，感情不被欲望牵制，所以能审悉贵贱，并且通达人情物理，人情物理随顺通达，所以能不违背‘大道’。超脱名利，听凭自然，所以心中不存在着是非之争。所以说君子是以不问是非为根本，以通达万物运作的道理为美德；说到小人，他们的错误是隐匿真情，违反‘道’。为什么呢？隐匿真情，夸耀争名，是小人最大的恶行；而意念虚清，与世无争是君子行为的准则。所以老子谈到大道，就说：‘到了无我的地步，我还忧患什么呢？’不以生命为贵的人，是真正懂得生命的价值。由此而言，圣人的用心，原来是心中无存是非了。所以说：‘君子行道，忘其自身’，这话很对。君子推行贤德，不先审查这贤德是否符合法度而后实行；任凭心性，没有邪念，不先讨论什么是善而后去正身；显露真情，心中无所矜持，不先讨论什么是正确而后去做，所以能傲然处之忘记了贤德，而贤德又每每符合法度。忽然听任本心，而心又与善相交；无心于是是非非，但做的事总是正确的。”《释私论》的内容大意如此，表达了他心中的寄托。因为志趣高远、情投意合的人难以得到，嵇康常常思求知心的朋友。能与他推心置腹有神交者只有陈留人阮籍、河内人山涛，同属一流的还有河内人向秀、沛国人刘伶，阮籍的侄子阮咸，琅邪人王戎、遂作竹林之游，世人所称“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王戎自称与嵇康在山阳共同居住了20年，从未见他脸上流露过喜怒之色。
嵇康曾经游历山丘河泽，采集药材，碰上他得意，稍不经意就会忘记回家。时常有樵夫遇见他，都说他是神仙。嵇康在汲郡山中遇到了孙登，便从他交游。孙登沉默自守，不说什么话。嵇康临走时，孙登说：“您的性格刚正而有奇才，能免于灾祸吗？”嵇康又遇到王烈，一起进山。王烈曾经拣到一块甘甜稀软如饴般的软石髓，当即自己吃掉一半，另一半给了嵇康。但一会儿石髓凝固成石头。王烈又在石室中看见一卷绢书，急忙召呼嵇康去取，但绢书即刻又不见了。王烈于是感叹地说：“叔夜志趣非凡但就是不能如愿以偿，这是命啊！”嵇康一心从道，有所感应，如此幽隐飘逸。
山涛将要提升官职，推举嵇康代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嵇康便给山涛写了一封信与之绝交，信中说：
听说你打算推举我代替您的职位，虽然事情未成，但我由此得知您原来并不了解我。恐怕您独自做司马氏的官感到羞惭，要拉我当助手，有如厨师羞于一个人独自屠宰，而拉上祭师去搭伙一样。所以我给您详细谈谈我不能作官的理由。
老子、庄子是我尊敬的人，他们都曾经做过卑贱的吏职；柳下惠、东方朔是显达之人，也都安于低下的职位。我怎敢对他们妄加评说。还有孔子为了兼爱，不以执鞭赶车为羞耻，子文没有想当相的愿望，可是三次担任令尹的高官。这才是君子想救世济人的心意，是所谓“达则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渝，“穷则独善其身”而自得无忧。由此看来，才能懂得以前唐尧、虞舜为君于世，许由隐居山林，张良辅佐刘邦统一天下，接舆行歌讽劝孔子归隐，都是同出一理。仰瞻以上君子，可谓是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人了。所以君子的各种行为表现、所走的道路极不相同，但所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顺其本性行事，各得其所，因此就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各任其性，各安其所的说法。吴公子季札认为子臧逃避立自己为国君的风格是高尚的，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的气节，从中寄托了自己的志向，同样不可强行改变。
我每次读《尚子平传》、《台孝威传》时，都感慨万分，仰慕这些隐士的为人。因少时丧父，体质瘦弱，被母亲和兄长所娇宠，不读经书。以后又读《老子》、《庄子》，更加放纵，所以使得求官上进之心日益减弱，放纵任性的情意愈加强烈。阮籍口不言别人过失，我每每想学他，但未能赶上。他纯真的天性超过常人，待人接物，绝无伤害之意。只是饮酒过度，最被维护礼法的人憎恨如仇，受人弹劾。幸赖有大将军司马昭的保护。我不如阮籍贤能，而只有傲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事理，不会随机应变；没有石奋的恭谨，而有好发议论，直言尽情、不知避讳的毛病，待人接物时间一长，自己的毛病和过失会日渐增多，虽然想不出现灾祸，难道能做得到吗？
又听道士说过，服食白术和黄精，可以使人长寿，我特别相信这些。游山水，观鱼鸟，心里十分高兴。一去当官，这些乐事便会作罢。怎么能舍弃我所乐意做的事，而去从事我所惧怕的事情呢？
况且人与人相知，贵在了解对方的本性，随顺其天性而成全他。大禹不逼迫成子高作诸侯，成全他躬耕田野的志向，孔丘不向卜商借伞，是为了不暴露他的缺点，近有诸葛亮不强迫徐庶入蜀的美谈，华歆不强迫管宁作卿相的故事，这可以说是能自始至终相知，是真正相互了解了。我自己已经认真考虑好，如若路尽途穷也就罢了，请您不要强迫委屈我，使我处于绝境。
我最近死了母亲和兄长，失去了他们的疼爱，心境常常凄凉悲切。女儿才13岁，儿子才8岁，尚未成人，何况又多病；看到这些就感到悲伤，还能说什么呢？如今只希望守在陋街小巷，教养子孙，不时与亲朋旧友叙说离别之情和平生往事，饮一杯酒，弹一曲琴，心愿就满足了，怎么可以看见宦官还说什么贞洁与否呢？你若强迫我共踏仕途，希望把我拉到官场，时常共作欢乐，一旦强迫我，必引发狂病。若不是有深仇大恨，不至于这样做。已然向您解释清楚，并以此作为绝交。
此信一公开，为官者便知道嵇康不可能用官位来管束了。
嵇康天赋极其灵巧并且喜好打铁，家中有一棵柳树，枝叶茂盛，于是在柳树周围挖沟蓄水，每到夏天，在树下打铁。东平人吕安佩服嵇康的高远情致，每每想念，便从千里之外驾车前来，嵇康对他极其友善。后来，吕安被他哥哥冤枉牵连，因事入狱。嵇康为吕安辨白，也遭诬陷，逮捕入狱。嵇康平生言行谨慎，却一旦被捕入狱……
当初，嵇康家境贫寒，曾经和向秀一起在大树下打铁为生，自食其力。颍川人钟会，是一个贵族公子，精明干练并且有善辩之才，特意前往拜访嵇康。嵇康不以礼节接待，继续锻打不停止。钟会等了好一会儿离去，嵇康说“听到什么而来了，见到什么而走了？”钟会说“听到了所听到的而来了，看见了所见到的而去了。”钟会由此怨恨他。嵇康入狱后，钟会对文帝司马昭说：“嵇康如一条卧龙，不可起用，您对天下事没什么可忧虑的，看来只有嵇康让人忧虑。”并诬陷说：“嵇康想帮助毋丘俭反叛，多亏山涛不听，他才没有行动。从前，齐国杀华士，鲁国诛少正卯，实在是因为他们危害天下，扰乱礼教，所以圣贤杀掉他们。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肆，诋毁礼仪法典。帝王不应容忍他们，应该借机除掉他们，以使风俗淳正。”司马昭宠信钟会，于是将嵇康、吕安一起杀掉。
嵇康将要在东市行刑，太学生三千人请求拜嵇康为师，赦免嵇康，司马昭不准。嵇康回头看看日影，要了一把琴弹奏起来，说：“从前，袁孝尼曾经想跟我学《广陵散》，我每每吝惜，不肯教授，《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当时嵇康才四十岁。海内之士，无不为他感到痛惜。司马昭不久醒悟，感到遗憾。嵇康曾经在洛阳西游览，夜晚露宿华阳亭，抚琴而弹。半夜时分，忽然有客来到，自称是古人，与嵇康一起谈论音律，言辞至为清楚动人，并抚琴弹奏起《广陵散》，声调绝伦。于是把《广陵散》传授给嵇康，并让嵇康发誓不传别人，也没说出自己的姓名。
嵇康善于谈理，又能撰写文章，他的高远情趣率真而玄妙深远，撰上古以来名家学士所作的传赞，想使这些人在千年之后，如知心朋友一样展现在世人面前。又撰作《太师箴》，也足以用来彰明帝王的治国之道。又作《声无哀乐论》，极有条理……
陆机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晋文学家。祖父陆逊，父陆抗，皆三国名将。吴亡，居家勤学。后与弟陆云同至洛阳，成为太康文坛最著名的作家，曾作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及成都王司马颖征伐长沙王司马义，任用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遭谗，被司马颖杀害。其诗追求词藻和对偶，且多拟古之作，所作《拟古诗》十二首名重一时。也善骈文，《吊逝赋》、《吊魏武帝文》较有真情实感，凄惋动人。所作《文赋》是重要的文学论文，在文学史上首次提出把创作的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陆士衡集》。
陆机身高七尺，声音宏亮如钟。少年时便才华出众，文章名冠天下。对儒家说教铭刻在心，不做不符合礼教的事情。陆抗去世后，陆机接管父亲的部队担任牙门将。20岁的时候东吴灭亡，便回到老家居住。十年之间，闭门不出，发愤苦读。因孙氏家族统治吴国时，祖父、父亲二代为吴国辅国将相，对江东立有大功。他痛切地感慨于孙皓继位而亡国的悲剧，于是论述孙权之所以得江东、孙皓之所以亡东吴的原因，又想记叙祖父、父亲的功劳业绩，便写作《辨亡论》二篇……
到太康末年，陆机与弟弟陆云一起去洛阳，拜见晋太常张华。张华素来尊崇陆机，所以见面时有如故友相识，说：“讨伐吴国的战役，最主要的收获是得到了你们二位俊杰。”又曾去拜见侍中王济。王济指着羊奶对陆机说：“你们吴中之地有什么与此匹敌？”陆机答：“千里湖的菁菜羹，其味甚美，无需用盐豉调味。”被当时人称为名对。张华把他们推荐给晋朝中有权势的人。后来太傅杨骏征召陆机为祭酒。杨骏被处死以后，陆机连续晋升官职任太子洗马、著作郎。范阳人卢志在众人中间陆机说：“陆逊、陆抗与您的关系是亲近还是疏远？”陆机答道：“就像您和卢毓、卢的关系一样。”卢志不说话了。陆机得到起用后，陆云曾对陆机说：“异国极其遥远，人都不熟悉，为什么到这儿做官？”陆机说：“我们的父亲、祖父名扬四海，你难道不知道吗？”议论的人都以此话判定二陆的优劣之分。
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任陆机为郎中令。又升为尚书中兵郎，转任殿中郎。赵王司马伦临朝辅政，引荐陆机担任相国参军。后又因参予诛杀贾谧有功，赐封为关中侯。司马伦行将篡位，任命陆机为中书郎。司马伦事败被处死后，齐王司认为陆机曾在中书任职，怀疑他参与起草了皇帝的九锡文及禅让帝位的诏书，于是逮捕陆机等九人交付廷尉。幸亏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一起相救，陆机才被减罪，由死刑改为戍边。后又遇到大赦而作罢。
起初，陆机有一条很健壮的狗，名叫黄耳。陆机十分喜爱它。当他寓居京师以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家信。陆机便笑着对这只狗说：“我家毫无音信，你能带着我的信去取消息吗？”狗摇着尾巴发出叫声。陆机于是写了一封信放在竹桶中，把桶挂在了狗的脖颈上。狗向南寻路奔去。遂到了他家，得到回信返回洛阳。这以后陆机用这种方法与家中联系成为常事。当时中原多灾多难，顾荣、戴若思等都劝陆机返回吴地，陆机自恃才学名望，况且他的志向又在匡时济世，因此没有听从。
当时成都王司马颖不以功臣自居，对属下多方慰劳谦逊有礼。陆机既感激他保护之恩，又看到朝廷屡屡发生变乱，认为司马颖肯定能够振兴、稳定晋朝政权，于是便委身投靠了司马颖。司马颖命他参与大将军的军政事务，保举他为平原内史。太安初年，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甬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义，授予陆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职务，统帅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等各路大军二十余万人。陆机三代为将，已为道家所忌讳，又是在司马颖门下寄居，充任幕僚，地位骤然处于各位将领之上，因而王粹、牵秀等都心怀不满，坚决要求解除陆机的大都督职务，司马颖不同意。陆机同乡人孙惠也劝说陆机将都督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那样将要说我是首鼠避贼，迟疑不决，正好加速招致灾祸。”于是出发。司马颖对陆机说：“如若功成事定，就封你为郡公的爵位，升任台司，将军一定要努力啊！”陆机说：“从前齐桓公任用夷吾，才建立了霸主之功；燕惠王猜疑乐毅，因而丧失了既成的霸业。今日之事成败与否，在于您而不在陆机我啊。”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存心陷害陆机，对司马颖进谗言说：“陆机把自己比作乐毅，把您比作昏主。自古以来都是君王命令将领调动部队，没有臣下超越君主的权力而能成事的。”司马颖没有说话。陆机刚刚来到大军面前，恰巧将旗折断，心里十分厌恶。列队行军从朝歌出发到达河桥，战鼓声几百里外都能听到，汉魏以来，如此盛大的出征仪式未曾有过。长沙王司马义尊奉帝命与陆机在鹿苑交战，陆机军队惨败，退至七里涧，死尸堆积在一起，把水流都截断了。将军贾棱战死。
起初，宦官孟玖的弟弟孟超与陆机一起受到司马颖的宠信，孟超统领一万人担任小都督，还没有战斗，就放纵士兵大肆抢掠。陆机将主犯拘捕，孟超率领全副武装的骑兵一百余人径直冲入陆机的指挥战旗之下将人犯夺走，又面对陆机说：“狐貉奴才，也能当都督！”陆机的司马孙拯劝说陆机杀掉孟超，陆机没有采纳。孟超在众人面前宣称：“陆机将要谋反。”又给孟玖写信，说陆机两边观望，所以军队不能尽快取胜。等到战斗开始后，孟超不接受陆机的指挥，轻率地带兵孤军深入，以致全军覆没。孟玖怀疑是陆机杀了孟超，于是在司马颖面前谮毁陆机，说陆机有异心。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都是由孟玖引荐而得到任用的，与牵秀等一起证实孟玖说的是真的。司马颖勃然大怒，派牵秀秘密地去逮捕陆机。当天夜里，陆机梦见黑色的帷幔紧紧缠绕着车子，手怎么也撩不开，天亮时牵秀率兵来到。陆机脱下军装，头戴便帽，与牵秀相见，神色自若。对牵秀说：“自从东吴灭亡，我们兄弟及全体族人蒙受晋朝厚恩，入宫则参予军国大事，出宫则受封剖符。成都王命我担当重任，我无法推辞。今日被杀，难道不是命吗？”接着给司马颖写了一书，文辞极其凄凉悲切。写完之后叹息着说：“故乡华亭的鹤声，还能再听到吗？”便被杀死在军中，时年43岁。二个儿子陆蔚、陆夏也同时遇害。陆机无辜被害，士兵为他感到悲痛，无不落泪。这一天，雾气浓重天昏地暗，大风骤起折断树木，天降大雪，平地积雪一尺厚，议论的人都说这是陆机冤死引起的。
陆机天资聪颖，俊秀飘逸，辞藻恢宏华丽。张华曾经对陆机说：“别人写信文章，常常抱怨才力不够，而您更怕才思太多。”弟陆云曾给他写信说：“君苗看到你的文章，就想毁掉自己的笔砚。”后来葛洪著书称“陆机文章犹如玄圃的美玉堆积，没有一字不是熠熠发光的夜明珠，如五河奔流，但源出一处。他洒脱秀丽，英锐飘逸，也是一代绝伦啊！”他被人们推崇佩服到如此地步。然而因喜好与权门结交，与贾谧亲密，追求名誉地位而受到世人讥讽，所著文章共三百余篇，流传于世。
陶潜
陶潜（365~427），字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著名诗人。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因不满当时士族高门把持政权和黑暗污浊的官场生活，毅然辞官归隐。长于诗文写作，作品多以描绘自然景色和农村生活为内容，从中寄托他鄙视功名利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表达他对人生世事的豁达态度和独特感受。风格平淡自然，语言简洁含蓄，感情亲切纯真，意境浑厚高远。开“田园诗”一派，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有《陶渊明集》传世。
陶潜年少时便怀有高洁的志趣，曾撰写《五柳先生传》用来比拟自己。说：陶渊明像五柳先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宅边有五棵柳树，因此用“五柳”作为名号。他悠闲安静、沉默少言，不羡慕荣华利禄。喜好读书，但不过分穿凿字句，每当对书中的意趣有所领悟，便欣然自喜，忘记吃饭。生性极爱饮酒，但因家贫不能时常有酒喝。亲朋故旧得知他这种情况，有的备酒邀他来。他应邀前去喝酒便要将酒喝光，以求能痛快一醉，醉了便告辞，从不顾惜主人的挽留。家中四壁空空，萧然空落，不能遮挡风吹日晒，粗布衣裳打着补丁，饭篓水瓢常常是空的，但他却安然自在。经常撰写文章自寻其乐，颇能表达自己的志趣，忘记名利得失，但愿这样度过一生。
他的自述就是这样，当时人说这是他真实的写照。
母亲年老，家境贫苦，陶潜起初担任州祭酒，但因不堪忍受吏职的约束，时间不长，便自动辞官回家。以后州府征召他担任主簿，他没去就职，而在乡下亲自耕田种地维持生计，于是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又出去担任镇军将军、建威参军，对亲戚朋友们说：“我打算谋求一个小小的县官，以便为归隐田园准备一些资用，可以吧？”执政的人听说后，任用他为彭泽县令。陶潜让县吏在公田上全种上酿酒用的秫稻，妻子坚持要求种粳稻，才让用二顷五十亩地种了秫稻，五十亩种了粳稻。郡府派遣的督邮来到县上，县吏告诉陶潜应当扎上绶带拜见督邮，陶潜叹息着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当天便解下县令印绶离开职位。
义熙末年，朝廷征召陶潜为著作佐郎，他没去就职，江州刺史王弘想要与他结识，但就是请不来。陶潜曾经去庐山，王弘让陶潜的老朋友庞通之携带酒具在半路上的栗里迎候他。陶潜有脚病，让一个门生两个儿子抬着竹轿送他上山。来到之后，非常高兴地与庞通之对饮起来。一会儿王弘来到，陶潜并不冷落王弘的厚意。先前，颜延之担任刘柳的后军功曹，在寻阳和陶潜交情深厚。后来他又担任始安郡守，路经柴桑时，接连几天，天天都到陶潜家去。每次前去必定要尽兴畅饮，一醉方休。临别时，留下二万钱给陶潜，陶潜便把钱全部送给酒家，随即不断地前去打酒。恰逢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无酒可饮，陶潜走出家门，在宅院旁边的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恰巧王弘送酒来了，随即就在菊花丛中自斟自饮，直到醉了才回家。陶潜不懂得音乐，但有一把没有彩饰的素琴，也没琴弦，每当饮酒饮到高兴时，就抚弄素琴来寄托他的心志。凡是到他家来的人，不论贵贱，只要家里有酒就必要设酒招待。陶潜若是先醉了，便对客人说：“我醉了想睡觉，您可以回去了。”他天真坦率的禀性就是这样。郡城守将前来看望陶潜，正遇他的酒酿好了，陶潜顺手摘下头上的葛巾来滤酒，用完了，还把葛巾再戴在头上。
陶潜年轻时担任过卑微的官职，认为做官有损清白，自认为曾祖父是晋朝的辅国大臣，耻于再屈身在后起的王朝中任职供事。自从宋高祖帝业渐渐兴盛起来，他就不再肯出仕做官，凡是所写的文章，都题写上年月日期，义熙以前的，就写上晋朝的年号。自宋朝永初以来的文章，就只记甲子了。他给儿子写信以说明自己的志向，并且作为训诫，信中说：
天地赋予人生命，有起始必会有终止。自古以来的圣人贤者，又有谁能够避免。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是孔子的大弟子，亲身领受过孔子的教诲，发出这样的言论，岂不是由于穷困或显达不可非分求得，长寿或早夭永远不可外求的吗？我已年过五十，仍贫困穷苦；因家境贫寒衰败，四处游走。生性刚直，才智愚顽，与人多有违忤，自忖像我这样，必定会给世俗带来麻烦，只得勉强辞世隐居，使你们从小就饱受饥寒了。我时常感慨东汉王霸贤妻说过的一句话，破衣烂絮自己穿着，有什么愧对儿子的呢？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只是抱恨没有羊仲、裘仲那样的人为伴，家里没有老莱子妻那样的贤妇，怀着这样苦涩的心情，自己确实感到惘然若失。
自年少时便喜好读书，偶然也喜欢悠闲安静，读书有所收获，便欣喜得忘记吃饭。看到树木枝叶繁茂，交构成荫，应时而鸣的鸟儿变换着叫声；也使我高兴而心喜。我曾说过，五六月在北窗下坐卧，遇有凉风忽然吹来，自以为是在远古羲皇时代了。思想肤浅学识孤陋，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追缅过去，令人感到茫然而无可奈何。
得病以来，身体逐渐衰弱虚亏，亲朋故友不能帮助，每每要用药石疗救，自己担忧寿期将要到了。遗憾的是你们几个孩子年纪还小，家中贫穷没有佣人，打柴汲水的体力劳动，什么时候才可免除？除了在心里挂念着这些，又能说些什么呢？然而你们虽不是一母所生，应该想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义理。鲍叔牙和管仲，分配财物互不猜疑，归生和伍举，铺草坐地叙说情谊，因此，管仲能由失败取得成功，伍举因丧事而建功立业。别人尚且能做到这样，何况你们是同父的弟兄呢！颍川人韩元长，是汉末名士，身居卿佐高位，80岁去世，与兄弟同住在一起，直到死去。济北人汜稚春，是晋朝有德操的人，七代人共守家业，家人没有谁抱怨。《诗》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供人行走。”你们要谨慎啊！我还能说什么呢。又写下《命子诗》留给儿子们。
陶潜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去世，时年63岁。
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世居会稽。南朝宋诗人。晋朝名门谢玄之孙，袭爵康乐公，故世称谢康乐。刘宋王朝建立后，曾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因政治欲望不能满足，心怀愤懑，寄情于山水。后被人纠弹启奏，流放广州，遂被杀。其诗大多表现会稽、永嘉等地的自然景色，描摹细致入微，语言富丽精工，是扭转东晋以来玄言诗风，开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诗人，对后世诗歌发展有广泛的影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谢康乐集》。
谢灵运幼年时便聪颖过人，谢玄认为他不同寻常，对亲戚熟人们说：“我生了王奂儿，可王奂儿为什么却不如我。”
谢灵运年少时便十分好学，博览群书，所写文章优美动人，与颜延之的文章并列为江南第一。文章纵横洒脱、俊逸华美胜过颜延之，但深刻缜密则不如颜延之。族叔谢混格外了解并喜爱他。谢灵运承袭祖父的爵位封为康乐公，按照国公的惯例授官员外散骑侍郎。没去就职，做了琅邪王的大司马行参军。他性喜豪华奢侈，车马、服饰新颖华丽，所用衣物大多在样式上改旧翻新，世人全都仿效他，都称他为谢康乐。又调任秘书丞，因犯事被免。
宋武帝刘裕在长安时，谢灵运任世子中军谘议、黄门侍郎。刘裕归至彭城时，谢灵运奉命出使彭城慰劳宋武帝，作《撰征赋》一篇。后任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因擅自斩杀门生被免去官职。宋朝建立后，爵位从公降为侯，又任太子左卫率。
谢灵运多有违背礼仪和法度的行为，朝廷只是安排他做解释文章字义的工作，不给他有实权的官职。谢灵运认为自己的才能应当参予朝中权要，既然不被重视，常常怀恨在心，怨愤难平。庐陵王刘义真年少时爱好文籍，与谢灵运情谊深厚非同一般。宋少帝刘义符即位后，朝廷大权掌握在大臣手中，谢灵运串连煽动，散布不同意见，诽谤执掌朝政的大臣。司徒徐羡之等人害怕他，将他调出京城任永嘉太守。永嘉郡内有名山秀水，正是谢灵运向来喜爱的。出京任太守既然不得志，便随心任意四处遨游，足迹遍及全郡各县，动辄超过十天或一个月不归。对管理官吏和审理案件的公务不再上心，每到一处就作诗吟咏，借以抒发他的心志。
在郡满一年，便称病离职。从弟谢晦、谢曜、谢弘微等都写信劝止他，他拒不听从。谢灵运的父亲、祖父都葬在始宁县，当地还有他家的旧房和别墅。于是谢灵运便移居到会稽郡，修治原有的家业。谢家的房宅依山傍水，最能显示出幽静山居的自然美景。谢灵运便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人无拘无束地恣意游乐，有在此地终老一生的心意。每作一首新诗传到京城，人们不论贵贱无不竞相抄写，一夜之间便在士人和普通百姓中传遍，名声震动京城。他还作了一篇《山居赋》，并且自己作注用来说明有关事情。
宋文帝诛杀徐羡之等大臣后，征召谢灵运做秘书监。连下两次召令他都不赴任。宋文帝让光禄大夫范泰给他写信加以劝勉，他才去就职。文帝让他整理秘阁藏书的遗失缺漏，又下令让他撰写晋史，他只粗略地拟出条例和目录，书最终也没写成。不久升为侍中，得到的赏赐和待遇特别优厚。谢灵运作诗写字都超群绝伦，每当诗文作完，都是亲手把它抄写下来，宋文帝称他的诗和字是二宝。以往谢灵运自认为是名流，应当参予朝中时政大事，到这时还只是以文才被接纳，每次侍陪皇帝宴会，只是论文赏诗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人的名声和地位素来比不过他，可是都受到信任和重用，谢灵运心中很不服气，多次称病不上朝应差。他在家中挖池塘种草木，栽竹子果树，以公家徭役的名义驱使民众承担这些劳务，也没有固定的时限。他出城漫游，有时走出一百六七十里，过十天也不返回，既不上表报告，也不请假。皇帝不想伤害大臣，婉转地传话让他自己辞职。谢灵运便上表陈述有病，皇帝准奏让他东归。临行之前，他又上书劝说皇帝讨伐河北。自己漫游娱乐宴请聚会，夜以继日。又被御史中丞傅隆上奏免去官职。这一年，是元嘉五年（428）。
谢灵运东归之后，与族弟谢惠连、东海人何长瑜、颍川人荀雍、泰山人羊璇之经常聚会，赏文论诗，一起游山览水，当时人称他们为四友。谢惠连年幼时便有奇才，但不被父亲谢方明所了解。谢灵运离开永嘉回到始宁，当时谢方明是会稽郡守，谢灵运去拜访谢方明，遇到谢惠连，便大为赏识。谢灵运平生从不推崇别人，唯独看重谢惠连，与他结成生死之交。当时何长瑜教谢惠连读书，也在郡内任职，谢灵运认为他也是无与伦比的人才。谢灵运对谢方明说：“阿连如此有才智，可是大人您却把他当作普通孩子对待，何长瑜是当今的王粲，可是大人却给他吃下等宾客的饭食。大人既然不能礼遇贤士，应该把何长瑜还给灵运。”便与何长瑜一起乘船离去。荀雍字道雍，官做到员外散骑郎。羊璇之字曜璠，任临川内史，被司空竞陵王刘诞所看重，刘诞失败后，羊璇之被杀。何长瑜的才华不及谢惠连，而荀雍、羊璇之又不及何长瑜。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人雅士，何长瑜的官职从国侍郎一直升到平西记室参军。他曾经在江陵寄信给本家人何勖，用韵语描述刘义庆府中的僚佐说：“陆展染白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像这样的韵语有五六句。于是，一些轻薄少年加以渲染，一些士人都给加了题目，都添加些尖刻挖苦的词句，此文到处流行。刘义庆勃然大怒，报告了文帝。何长瑜遂被贬到广州所管辖的曾城任县令。到刘义庆死时，朝中人士都到府上致哀，何勖对袁淑说：“何长瑜就可回京了。”袁淑说：“国家刚刚死了皇族的精英，不宜挂念流放之人。”庐陵王刘绍镇守寻阳，任用何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的职务，何长瑜走到板桥，遇到暴风落水淹死。
谢灵运承袭了祖父的资产，家业十分殷实，奴仆家僮已经很多，还有受过谢家恩待的故旧门人数百人。开山掏湖，工程劳役总无休止。每次爬山越岭，必定要到幽深险峻之处，重岩叠障数十里，没有不曾走到看过的地方。爬山时常穿带齿的木底鞋，上山时就去掉鞋的前齿，下山时就去掉鞋的后齿。他曾经从始宁南山伐树开路，直到临海，随从的人有几百之多。临海太守王琇听说后不胜惊恐，还以为是山贼，后来知道是谢灵运才安下心来。谢灵运邀请王琇一起向前进发，王琇不肯，谢灵运便赠诗给王琇说：“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谢灵运在会稽也有众多随从，经常惊动县邑。太守孟岂页拜佛精诚恳切，却被谢灵运所轻蔑。谢灵运曾经对孟岂页说：“得道成佛必须有慧根，大人升天必当在灵运之前，成佛必定在灵运之后。”孟岂页对这句话极为恼恨。谢灵运还与王弘之等人到千秋亭饮酒，光着身子大声喊叫。孟岂页极为不满，派人送信加以制止。谢灵运大怒说：“我自己大喊，碍着傻子什么事。”
会稽城东有回踵湖，谢灵运请求决湖放水改为农田，文帝命州郡照办。这个湖离城很近，所出的水产品百姓都很珍惜，孟岂页坚决不给谢灵运。谢灵运不能得到回踵湖，又请求将始宁的休山皇湖改为农田，孟岂页还是坚决不给。谢灵运认为孟岂页并非出于利民的考虑，只是借口忧虑决湖之后会伤害众多生命，制造言论来中伤他，因此与孟岂页结仇。由于谢灵运骄横放肆，孟岂页上表说谢灵运怀有异志，派兵为自己设防，不加缄封将奏书送到朝廷。谢灵运策马来到京城上表，亲自陈述事情的原委。文帝知道谢灵运受到诬告，没有治罪，不打算让他再东归会稽，便任他做临川内史。
谢灵运在临川郡内游乐放荡，与在永嘉县时没有两样，被有关官员弹劾。司徒遣使跟随州从事郑望生去拘捕谢灵运，谢灵运便起兵叛逃，从此便有了反逆的心意。他作诗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兵将谢灵运抓获，送交给廷尉，廷尉判处斩刑’。文帝爱惜他的文才，打算只免掉他的官职作罢。彭城王刘义康坚持执行廷尉的判决，认为不宜宽恕。文帝颁布诏书说：“谢玄的功勋与管仲一样，应当宽恕他的后代，减去死刑改为流放广州。”
后来秦郡府将宋齐接受使命到涂口去，走到桃墟村时，发现有七个人在路边聚在一起说话，怀疑他们不是好人，回去报告了郡县长官，郡县派兵随宋齐前往袭击并捉住了他们。其中一人姓赵名钦，供说：“同村人薛道双以前给谢灵运做事，薛道双托同村人成国眚诉赵钦说，‘谢灵运犯罪被流放广州，谢灵运给钱让买弓箭刀盾等兵器！让薛道双邀集乡里身体强壮的男子在三江口，劫下谢灵运，如果计划实现，大功告成，功劳赏赐一律等同。’于是便集合同伙前去拦截没有成功。等到回来时都很饿，顺便想在路上抢劫。”主管官员启奏并将这伙人拘捕下狱，文帝下诏命把谢灵运在广州斩首弃市。谢灵运临死之前作诗说；“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所称赞的龚胜、李业，犹如以前所作诗中称赞子房、鲁连是同样的心意。这时是元嘉十年谢灵运当时49岁。所著文章流传于世。谢灵运的儿子谢凤，受谢灵运牵连流放到岭南，早死。
刘勰
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最杰出的著作。“文心”指“为文之用心”，“雕龙”取自战国“雕龙奭”的典故，指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精细的研讨。全书共五十篇，是一部“体大思精”、有完整科学体系和严密结构的文学理论巨著。该书可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五篇总论，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是全书的总纲，讲“文之枢纽”；第二部分是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文体论，详细论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和特点等；第三部分从《神思》到《程器》，统论综合性理论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文心雕龙》吸取了前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精华，独树一帜，自成一体，是关于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等众多问题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代文学理论批评具有奠基的作用。《文心雕龙》自从诞生以来，研究它的文章、著作层出不穷，形成了“龙学”。总之，《文心雕龙》承前启后，是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最重要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