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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报界王者
他是美国编辑，报纸业主。他先后购买《西方邮报》、《圣路易斯邮报》、《世界晚报》，并它们进行改革，而使它们成为当时美国一流的报纸。1903年，他捐赠250万美元给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新闻学院，还设立普利策奖金，每年奖给成绩突出的文学、戏剧、音乐和新闻工作者。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策新闻奖仍然是美国最高新闻奖。他的一生标志着美国新闻学的创立和新闻事业的兴盛与发展，而他传奇的一生也为后人津津乐道。
少年时代
普利策是美国著名的报业家和新闻学者，他于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叫马口的小镇。这里靠近罗马尼亚边境，有着一片肥沃的土地。
普利策的父亲是个有教养的犹太谷物商，母亲是有德国血统的美女，是个天主教徒。普利策排行老二，老大已经夭折，老三叫亚伯特，老四是个女孩子，名叫艾玛。兄妹三人从小就由家庭教师负责管教，尤其受过严格的德文、法文等语文训练。
普利策年幼时，家境小康，不愁衣食。可是不久，他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他的生活就起了很大变化。母亲再嫁，他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使得他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一心想要外出独立。于是，17岁的普利策就这样离开了布达佩斯。
起先，争抢好胜的普利策把成为军人当作自己的目标，至于这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谁，他根本不在乎。然而，在奥地利，普利策因为年龄太小，视力不好，身体又单薄，他当兵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普利策又前往巴黎、伦敦，请求加入外国兵团，但依然是到处碰壁。
1861年，长达4年的没过内战的爆发给普利策带来了机遇。当时，美国连年战争，国内兵源紧张，联邦政府就开始到欧洲去招兵买马。
那是1863年，适逢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尴尬的时刻。战争的规模、伤亡和拖延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林肯总统的预期和民众能够忍耐的程度，联邦一方的北军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经行不通，初试抽签征兵，就在纽约引起大暴乱。于是联邦政府转而向欧洲高价招收雇佣兵。一批寻找雇佣兵的二道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应运而生。他们立即扑向欧洲，在大街小巷乱窜，猎取任何一个愿意步上遥远的美国战场的对象。
一些在欧洲的征兵代理人，为了争取到联邦政府的补助金，只要能走路的他们都大胆招募。1864年8月，普利策到了德国汉堡。在那里，一个德国佬对他说：“小伙子，我可以让你乘船到美国去当兵。”
普利策心想，当时各地都出现大批失业者，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年轻人只有当兵才能混饱肚子。美国远是远点，可是德国佬把美国士兵待遇吹得天花乱坠，他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颠簸，普利策终于到了美国。到达波士顿港后，聪明过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来龙去脉。在接近美国的时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游泳到岸上抢在兵贩子之前赶到纽约，领走了那笔可观的雇佣兵费用。
偷渡上岸后，普利策发现美国的农田景色和匈牙利大不相同，地广人稀，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美国农民的生活比起自己家乡来，要好得多了。
普利策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抵达纽约。当时，纽约不比欧洲的某些城市大，也不算很漂亮，但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大厦林立，新房子越盖越高，直耸云霄。
普利策还特别喜爱人们那种快速的谈话方式。在这里他可感觉到生命的跳跃与成长，纽约城就好比他本人一样，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普利策认真地学习英语，由于他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会话。
普利策觉得靠打零工糊口终非长久之计，便找到联军总部，报名当兵。“林肯骑兵队”一名军士接待了他。军士见他英语说得很别扭，突然用德国话问他：“你会骑马吗？孩子。”
此时，普利策心跳得厉害，对于一个在匈牙利农村小镇长大的孩子来说，骑马是他最喜爱也最拿手的。当他问清楚“骑兵”的意思后，便高兴地点了点头。
那军士便领他去见一名军官。军官和蔼可亲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一定刚从船上下来的，你要证明自己也能做道地的美国人，是吗？这太好了，你找对地方了。这里的林肯骑兵队队员全都是来自德国的高尚家庭，他们会像兄弟般的照顾你的。”
9月30日，17岁的普利策就成了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战士，盼望已久的军人梦就这样圆了。
徘徊时光
当17岁的普利策成为一名军人时，他所做的是拿破仑的那句“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的美梦。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普利策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将军梦，他还成了一个“出气筒”。原来，军队纪律是严明的。普利策的马骑得相当好，但他的表现不像一名士兵的样子，站也站不直，走也走不好。有次班长训斥他，他竟不停地回嘴，挨了班长重重的两耳光。
普利策古怪的仪表和神经兮兮的表情，常使指挥官看不顺眼。有一次指挥官暴跳如雷地叫着：“叫他滚蛋！我们军中没有这种笨蛋。”
这种话深深地刺伤着普利策的心，使他和士兵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他才明白，在那些身经百战、受尽战争折磨的老兵眼中，自己是个小小萝卜头。老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战友，在战争烽火中丧失了生命，内心的创痛可想而知。
而年轻的普利策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却经常对战争高谈阔论，目中无人，老兵们和长官怎会不讨厌他？
1865年5月23日，联军在华盛顿举行最后一次游行，林肯总统宣布美国南北战争结束。7月7日，普利策领了最后一次薪饷，离开了军营。
此时，普利策和许多无家可归的士兵一样，决定留在纽约。然而，此时美国的就业形势却不容乐观。南北战争刚结束，战后的纽约，大批退伍军人使本来难寻职业的失业大军更加庞大。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有几百人前往应聘。
此时的普利策英文还是不行，又没什么专长，要找个工作谈何容易。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后来外套有了破洞都没钱买件新的。
尽管如此，普利策也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只要口袋里有个角币，他仍然会到法国旅馆附设的一家小店找人为他擦皮鞋。
有一天，擦鞋的对他普利策说，请他帮帮忙以后别再来擦皮鞋了。普利策问这是为什么？擦皮鞋的只好说，法国旅馆的阔佬不愿意跟他这个穷孩子坐在一起擦皮鞋。普利策看看身上破旧的衣服，再看看阔佬投来的鄙夷的目光，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尴尬的局面，使普利策决心离开这个城市；而且他发誓，有朝一日他要返回此地，买下这家法国旅馆，然后把它夷为平地，在这里重新盖上一栋举世无双的摩天大楼。
那天，普利策碰巧遇到一位林肯骑兵队的战友。战友劝他到西部去，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于是，普利策决定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去。他深信他的希望到了那里会实现。
普利策在离开纽约时，身上只有几个铜板。为此，他卖掉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条丝质手帕，以步行和搭乘火车的方式前往圣路易斯。
当普利策见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不但已身无分文，还卖掉了一部分的衣服。他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从布达佩斯经过巴黎到伦敦那么远。
10月10日傍晚，普利策到达密西西比河畔，正好碰到一阵雷暴雨。他又冷又饿，眼睁睁地望着对面的万家灯火，却无可奈何。一座桥也没有，又没钱坐轮渡。他浑身颤抖着，不知道如何能捱过这个夜晚。他站在岸边看着渡轮来来去去，船夫叫他走开，他只装没听见。
普利策等又一艘渡轮靠岸后，硬起头皮问船夫：“请问你们需要人手吗？我必须去圣路易斯，可是我身上没钱。如果我留在这里，一定会被冻死的……”
船夫仔细地打量着他因寒冷而变成紫色的脸，终于代他向船长求情。船长答应让他上船烧锅炉，借此免费乘船过河。
船终于靠岸了。普利策铲了一夜的煤，四肢无力，全身发痛，下船时差点跌倒。船长给了他一点钱，告诉他到哪儿去找吃住的地方。就这样，普利策找了个最便宜的客栈，倒下去就睡着了。
当天下午，普利策被嘈杂的人声吵醒了。起床朝窗外一看，只见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上艳阳高照，圣路易斯市是那么生气蓬勃。他来到大街上，买了个面包边走边吃。
此刻，街上到处都是猎人和生意人，当然还有婀娜多姿的淑女和穷兮兮的工人。新盖的商业大厦、银行、学校处处可见，这些美好的形象，使得普利策深信圣路易斯是个可以寻求光明前途的城市。
还有更让普利策高兴的事，那就是普利策第二天就找到工作了。当然，由于他身体瘦弱，没办法干粗活，而且脾气也不好，又有几分傲气，不太愿意干那种让人呼来唤去的事，所以他接二连三地换工作，做过骡夫、水手、建筑工人、码头苦力、餐厅跑堂和马车夫，但没有一样是他真心欢喜的。
进入报业
1868年，这是普利策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通过努力，普利策当上了律师。
然而，因为没钱设立律师事务所，加上年纪轻轻，又是一口夹生的英语，找他帮助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业务始终不见起色。
一天晚上，图书馆里有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举棋不定，站在身后观看的普利策提醒他说：“别走那一步！”两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望着他。
其中一个说：“老兄，如果您走那一步，您就输定了。”普利策又站在另一方，拿起棋子走了几步说：“先生，如果您这么对付他，还是会赢的。”
两个人看看普利策，又看看棋盘，似乎让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当普利策正想离开时，其中一位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位棋艺高手，也顺便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给你，这是艾米尔先生，我叫苏兹。”
普利策一听很感惭愧，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得意扬扬地指导两位名人下棋。在圣路易斯，没人不认识艾米尔和苏兹，尤其是苏兹，他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过去曾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苏兹原籍是德国人，担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南北战争时曾是少将，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家圣路易斯《西方邮报》。
当苏兹听普利策说曾在林肯骑兵队服过役，便和艾米尔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俩同时想到，这个才满20岁的年轻人，已当过骑兵、打杂工人、律师，见多识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这是很少有的。
当时，正好《西方邮报》的一名记者不干了，得找个人补缺才行。苏兹和艾米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普利策。他俩问普利策愿不愿意当记者。
普利策说他当然想当，只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怕胜任不了。他俩勉励他边干边学，说他脑瓜子很灵，不久就能胜任的。就这样，普利策干起了记者。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另一个厮杀声不断的战场，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们在激烈竞争中，要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轰动新闻。记者们一个个跟侦探一样在刺探和抢夺新闻，大报主编们的水平高低，天天在随着报纸的出版揭晓。
这样以来，新闻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就是从一线记者干起的。他当记者，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个拖也拖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上班的第一天，总编辑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普利策不仅详细地进行了采访，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
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就连对他的能力有很大疑问的总编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伙子了。
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他之所以一口气能写那么多的报道，是因为他下笔快而且不浪费一分一秒。他领受任务后，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文章一登出，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
一次，普利策和另外几十个人交了5美元，跟着一个答应介绍他们到路易斯安纳州甘蔗种植园工作的人乘上一艘小轮船，当小轮船把他们抛在离城48公里的地方掉头离去时，他们才知道受骗了。普利策非常气愤，他写下一篇报道揭穿这个骗局。当《西方邮报》发表了他的稿子时，他十分高兴。
不久，报社老板苏兹又把普利策调往杰斐逊城，担任报社驻该城特派记者，专门采访州议会开会的消息。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
由于苏兹先生的熏陶和栽培，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兹认为这小伙子是新闻方面的奇才，有朝一日会和自己并驾齐驱。
果如苏兹所言，普利策的超人才华和政治胆识迅速显露出来。1869年12月14日，普利策出席了在圣路易斯城举行的共和党会议，并被提名为候选人。此时，普利策年仅22岁，离竞选规定的年龄还差3岁，但对他的提名却在“热烈的掌声”中被通过了。
进了议会后，普利策敢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就像在报上发表抨击文章一样。普利策了解到圣路易斯市政当局所收的大笔税款不知去向，就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追查。
当时就有一些议员极力反对，甚至公然威胁普利策的人身安全。朋友们也劝普利策别跟这帮有权势的人斗，说他们会要你的命的。但他照样坚持原则，一边在议会里跟他们斗，一边写了一篇篇内幕报道登在《邮报》上。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进行了追查，并将贪污受贿的官员绳之以法。
由于这件事，普利策被州长任命为圣路易斯市的三大警官之一。这一年他才23岁。他从身无分文来到圣路易斯，时间不长，就成了该市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有了自己的报纸
《西方邮报》是共和党的报纸。它的两位主办人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也都是共和党的著名人士。1872年，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感到十分沮丧，他们认为他们的报纸已失去了德国籍读者，于是把《西方邮报》最大的控制权卖给了普利策。
《邮报》在普利策的主持下重新获得了生气。在普利策还是报社的一名普通记者时，他就是报社的支柱，每天为报社工作16个小时。现在，他成了该报的老板。当然更是倾心于一切与报社有关的事情。
这时，还在报社中拥有一小部分股权的舒尔茨认识到这样下去，普利策不久就会控制报社的一切权力。所以，1872年末至1873年初，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又花了3万美元买回了《邮报》的多数股份。正要下决心对《邮报》进行大力改革的普利策心灰意冷，打起行李到欧洲旅行去了。
普利策去欧洲转了一圈，如今的普利策已是个小有资产的人物了。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回到布达佩斯后，他这个衣锦荣归的游子扑向了母亲的怀抱，母子紧紧拥抱着，热泪滚滚而下。9年时间，一个流浪的穷孩子变成了报社的阔老板、一个政府要员，普利策的继父怎么也不能相信。
不久，普利策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他始终在寻找新的机会，然而，在此后的5年内他竟然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
在此期间，普利策曾经因为他的精明而发了一笔财。那是1874年初，他在拍卖场中花几千美元买下了《密苏里国家报》。他只经营了一天，就把其经销权卖给了《环球日报》，有人估计价格是27000美元左右，有人估计为4万美元左右。总之，从这笔买卖中，普利策是大赚了一笔钱。另外，普利策还把《密苏里国家报》的印刷设备卖给了几个德国移民，也从中获利不少。
有一天普利策突然告诉朋友说，他要去首都华盛顿，担任《纽约太阳报》的特派员。他有充分的理由要去华盛顿。当他回欧洲探亲回来时，曾在那里小住几日，并且遇到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女孩。那女孩名叫凯蒂。
普利策到了华盛顿后，渐渐和凯蒂热恋起来。但凯蒂的父母却难以接受普利策，在他们心目中，新闻工作是不值得干一辈子的。普利策下定决心，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在新闻事业上闯点名堂出来。他深信这个行业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1878年6月19日，普利策和凯蒂终于喜结连理。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前往欧洲度蜜月。夫妻俩的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在欧洲游历了10个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
1878年，普利策得知了《圣路易斯快报》因连年亏损即将进行拍卖的消息，他派了一个叫西蒙·阿诺德的人代他投标，最后以25000美元买下了《快报》。
就这样，31岁的普利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报纸，虽然当时这份报纸发行不到2000份，但它却持有美联社的特许证。普利策知道，在当地他还有两个竞争对手：《邮报》和《明星报》。
《邮报》的发行人约翰·A·狄龙是一个大宗不动产的继承人，但因为他把报纸办得过于呆板，发行量也只有2000份左右。于是，约翰·A·狄龙主动找到普利策，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也正是普利策所需要的。从此，两家报纸合并为《快邮报》，报社迁移到了缅因大街321号破旧的《邮报》办公楼。
普利策接管报纸后，首先考虑的是扩大报纸发行量。而一家报纸要扩大发行量，首先必须具有独到之处。普利策宣布：“《快邮报》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为任何政党谋利。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要坚持原则，拿出主意，摈弃世俗偏见和党派偏见。”
很快，普利策向《共和主义者报》提出了挑战。《共和主义者报》得到当时控制密苏里州的保守集团的资助，并成为其喉舌，当时发行量近2万份，规模居全市各报之首。
当时，《共和主义者报》支持圣路易斯的保守分子塞缪尔·格洛弗出任国会参议员，《快邮报》则坚定地支持乔治·G·维斯特。普利策对《共和主义者报》进行猛烈抨击。
不久，维斯特取得了竞选的胜利。普利策在与《共和主义者报》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一个月以后，在有关该市煤气垄断权的论战中，《快邮报》又一次击败了《共和主义者报》。
《快邮报》面向广大市民，每日刊登一些和市民息息相关的报道，以及市民喜闻乐见的文章和图画，受到市民喜爱，发行量直线上升。
揭露社会弊病这一新闻手法是众所周知的，但谁也没有像普利策那样运用得如此坚定、巧妙和有效。揭露社会弊病成为他毕生的办报宗旨，其目的是扩大发行量和推动改革。普利策在揭露社会弊病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是其他编辑无法与之匹敌的。批评的眼光、永不满足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的愿望是他的天性。普利策具有如此强烈的特点，以至他情不自禁地把它运用于办报事业。
普利策批评他接触过的一切事物。揭露社会弊病是普利策的个性在报纸上的反映。当时，普利策就喜欢刊登一些发人深思及引起议论的文章，像一篇与税收有关的文章就是个例子。它刊登了有钱人和大商人所缴的税额，以及工人和小生意人缴税的资料。
通过这篇文章，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有钱人付的税很少，穷人反而缴得比他们多。这篇文章一见报，不到几小时，报纸就被抢购一空。
在报纸上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弊病，使普利策树敌不少，也使他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快邮报》曾经有一名记者根据一份关于娼妓活动的年度报告写了一则特大新闻，在报纸上公布了一批妓院房主的姓名和地址。这激怒了这批在地方上小有势力的人，他们纷纷恶毒攻击新闻界。
有一次，普利策在报上开展了3个星期的反偷税漏税运动，结果得罪了商业界的一些人。这些人纷纷从《快邮报》撤回了广告。这是一个暂时的损失，该报并没有停止揭露社会弊病。这下子普利策的损失不小，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快邮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普利策作为发行人兼主编，事务相当繁忙。事业一天天扩大，非得有个得力助手不可了。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叫柯克里的人，这个人性格同他相近，很有魄力。普利策于是任命他为主编。这样，普利策可以集中精力当报社的老板。
1881年，《快邮报》销路大增，普利策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员工分享。主编除了高薪，年终还参加分红利。特别勤劳的报童，可以得到金表或银表。每年圣诞节，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全鸡大餐。
这时候，普利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然婚姻、事业都很顺利，可是此时普利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1882年秋天，正当他和家人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时候，报社出了一桩轰动全市的大事，一个名叫史列贝克的律师被登在报上的一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所激怒，就带着枪到报社来滋事，柯克里为了自卫，开枪将他击毙了。
这件案子几乎毁掉了普利策和他的报纸。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聚集在报社大门前，提出威胁要将普利策处以极刑。疯狂的群众甚至把点燃了的火把扔进窗内。
普利策认为，不管如何，杀人绝对是坏事，谁干的都一样。西部天天在变，正在由野蛮走向文明，应该靠法制来解决问题。他给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他先让柯克里取保在狱外候审。他自己也率全家到纽约去了。
购买《世界报》
1883年4月，普利策全家来到纽约。这时的纽约已和他刚从骑兵退伍时大不一样了，已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大都会。
为了能在纽约立足，普利策认为还是办报好。普利策此行意在收购《纽约世界报》，而他对外则宣称是准备去欧洲度假。
《世界报》于1860年创刊，刚开始是一份宗教报纸，后来落到以宾夕法尼亚铁路主席为首的一帮人手里。自1879年开始，它又为古尔德所有，成为他实现自己计谋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逐渐对《世界报》丧失兴趣，该报陷入连年亏损的困境。于是，古尔德急于要把它卖出去。但当他听说买主是普利策时，马上提高了价格。因为他深知一旦普利策接管《世界报》，普利策会把它从他的“喉舌”变成他永远的敌人。
于是，古尔德开价50万美元，这对于一份发行量仅15000份的报纸来说简直太高了。但普利策非常希望在纽约拥有一份自己的报纸。
经过激烈的谈判，1883年4月28日，普利策与古尔德签订合同，以346000美元买下了《世界报》。但他也为此负债累累。
普利策买下报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报社。前任报社主编赫尔伯特把《世界报》办成了高雅的典范，但缺少新闻的真实性和趣味性。
于是，普利策首先迫使赫尔伯特辞职。然后他对由总编辑E·C·汉考克等组成的原编辑委员会进行猛烈抨击。
5月1日，普利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改革宣言”：
《世界报》的全部财产已由本人购买了。从今天起将置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管理之下：雇员、措施和方法不同；宗旨、方针和政策不同；目标和利益不同；同情和信念不同；思想和灵魂不同。
5月11日，第一张新《世界报》印出来了，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报社的编辑看了都大摇其头，认为这种报纸在纽约是行不通的。
但是它每星期都发表由普利策亲手写的社论。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显贵发出猛烈的抨击。《世界报》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很快就赢得了读者。
于是，在普利策的指挥下，《世界报》的头版上登出了跳呼啦圈的舞女，出现了《爱上了她的钱》《花花公子喝酒》《为了兄弟去坐牢》之类的新闻标题。这些新闻以其通俗、生动的特点迅速吸引了读者。
与此同时，普利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仍然没忘记对大都市的丑恶、堕落的抨击。他还在《世界报》上提出了国家为解决社会公正应该采取的几条措施：（1）对奢侈品征税；（2）对遗产征收继承税；（3）对高收入征收所得税；（4）对垄断公司征税；（5）对享有特权的公司征税；（6）征收入税；（7）改革行政机构；（8）严惩贪官污吏；（9）严惩倒卖选票者；（10）严惩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
后来，除了第6条之外，其他几条措施都被写进了美国的法律。可见普利策新闻宣传的影响力，以及他为推动美国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普利策果断的改革措施和“煽情主义”的办报方针，使《世界报》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普利策接手3个月后，该报发行量就由原来的15000份上升为39000份。
1884年，美国举行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普利策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支持民主党领袖克利夫兰的言论。《世界报》列出四个支持他的理由：1.他是个老实人；2.他是个老实人；3.他是个老实人；4.他是个老实人。
最后，克利夫兰当选为新的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太阳报》的发行量由158000份下降到78000份；《世界报》则超过了《太阳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接近纽约发行量最大的《先驱报》。这距普利策接管该报仅18个月。
《世界报》的成功不是靠运气，也不是靠激烈的政治攻势，而应归功于普利策对于社会状况的精确估计，归功于他善于运用具有竞争力的新闻技巧，以及他利用这种技巧所制定的政策。他始终努力把三性——趣味性、刺激性、教育性——灌输到他的报纸里，因而赢得了大量读者。
《世界报》的伟大理想之一，就是要把穷人当作人看待，而其他报纸把贫民窟里的悲剧看成是令人讨厌、无足轻重的琐事，所以，《世界报》走入先前各家报纸从未关注过的各个角落。
后来在短短的几年内，《世界报》成了全美国新闻界的泰斗，它所带来的震撼，使人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
普利策的突然闯入，打破了纽约报界维持多年的平衡。《纽约时报》《先驱报》《论坛报》等大报纷纷降价销售，企图挤垮《世界报》。但这丝毫无损于《世界报》，因为该报并不在读者群上与它们竞争，它吸引的是另一个阶层的读者。
再立奇功
普利策热心于政治，1885年，他在国会代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纽约市的众议员。可是，妻了凯蒂并不快乐，丈夫越忙，在家陪她和孩子的时间就越少。
一天凯蒂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
普利策却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
原来，普利策说的是“自由女神”。他在国会就听说了法国人募集了一笔巨款，要塑造一座自由女神像，准备献给美国人民当礼物。这座女神像已塑造好了，正等着装运到美国来。
有关人士建议将她安置在罗德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让每一个进入纽约港口的人都能看得到，可是国会却迟迟不通过拨款预算。
听到这个消息后，普利策决定为“自由女神”筹集10万美元，使法国人的礼物可以早日运抵纽约。他于是通过《世界报》，呼吁大家捐款。
《世界报》的大声疾呼立刻有了反应。最后《世界报》共募集了101091美元，为拯救“自由女神”做出了贡献。1886年10月，当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口矗立时，普利策与各地名流显要，站立于主持仪式的行列中。
1887年，普利策为纽约市的一次选举奔忙着，他日夜不停地演说，写文章，策划选举事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天晚上，主编柯克里走进普利策的办公室，看见他直直地望着自己，两行泪水挂在脸上。
原来，普利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双眼已经瞎了。为了调养身体，普利策和凯蒂开始了一次长期、悠闲的环球旅游，经过了印度、中国及日本。
回到美国之后，普利策便筹划盖一座《世界报》新的大厦。他买下的那块地皮，就是当年退伍时身穿旧军服被有钱人看不顺眼，连擦皮鞋的都撵他走开的那座法国旅馆所在地。
1890年12月10日，纽约最高的一座大楼——新普利策大厦完工了。这是座20层楼的建筑物，地下室用来做印刷厂，一楼为营业部，二楼至十楼为出租的高档写字楼，十楼以上为《世界报》枢纽中心。镀金的圆形顶楼是普利策的办公室。第十一楼是漂亮的卧室套房，专供加班不能回家的编辑使用。
建这座大厦，普利策没有分文债务，这座价值200万美元的大厦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
普利策知人善任，他手下有一批像柯克里这样的精兵强将帮他主持业务。他虽双目失明了，但耳朵能听见，他每天都要听下属汇报工作，然后他作出指示。
没事时，普利策就让秘书读书、读报给他听。有时由他口授，让秘书代写重要社论。他还造了一艘豪华游轮，乘坐它到处旅游。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在他的游船上与世长辞，享年64岁。
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新闻人才，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50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
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普利策的遗嘱中规定普利策奖包括4项新闻奖、4项文学艺术奖、1项教育奖和4项学术奖。但普利策奖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普利策奖中包括14项新闻奖和7项文学艺术奖。
几十年来，普利策奖象征了美国最负责任的写作和最优美的文字。特别是新闻奖，更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每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美国记者无不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作为奋斗的目标。
哈同——上海滩巨商
民国时期，在中国最繁华的上海滩涌现出了不少巨富之人，包括报业巨头胡文虎，北洋实业集团首领周学熙，帮会大佬黄金荣、杜月笙。然而和哈同相比他们最多是百万或千万富翁，而哈同却是亿万富翁，他可以堪称是远东第一巨商。
寄身老沙逊洋行
哈同于1851年出生在已经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的伊拉克巴格达。哈同上有四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是设在巴格达的沙逊洋行的一个小职员，全家生活并不宽裕。
1856年，哈同随父母迁居到印度孟买，加入了英国籍。六岁时其父去世，生活更为艰辛。哈同要帮助母亲做些杂务谋生，拾破烂，捡煤核，拣瓜皮烂菜，这形成了他勤劳、俭朴的习性。
当时，哈同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并不满意。1871年其母也因病逝世，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21岁的哈同时只身出走香港谋生。在沙逊洋行当了两个月的勤杂工，由于在香港混得不得法，于第二年到上海找出路，到上海的时候，哈同不满24岁，怀揣着6块银元，但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天生具有好奇、冒险和奋斗精神。
当时的上海，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在随后的100多年里，随着列强纷纷在上海开设租界，上海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近代的上海不仅是“乐园”，还是“天堂”。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许多巴格达的犹太人来到上海定居，形成了上海最早的犹太社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执行排犹太政策，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无情地对当时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关上了大门。远离欧洲1万多公里的中国上海却张开双臂，以其“自由港”的特殊地位，欢迎犹太难民的到来。虽说上海城远不如柏林、维也纳、华沙等欧洲名城漂亮整洁，但由于中国民众和政府对犹太人的友好态度，让上海成为了这些异乡来客心目中的“天堂”。
犹太人把上海当作“天堂”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犹太大亨”。如沙逊集团的领袖沙逊，他的集团在民国时期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食品、建筑、金融等13个行业。
而此次哈同来到上海后，首先要寄身的便是沙逊家族的洋行。来到上海后，哈同通过舅父昔日的老同事的介绍，进入上海老沙逊洋行供职，先做看门人。
此时，哈同寄身的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沙逊家族创办的，总行设于孟买。1845年，沙逊洋行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主要是做鸦片和其它商品贸易。
当时，哈同在这里做门房，主要的任务就是接待来此洽谈生意的各国及各业商人。哈同对在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十分尽心，而且借这个机会来学习汉语。他有语言天赋，不仅能讲英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很快又掌握了汉语，甚至对上海的俚语方言也十分熟悉。
语言的优势让哈同在接待工作中游刃有余，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把这份被认为是下差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当时，沙逊洋行业务繁忙，来此洽谈的商人络绎不绝。一时间，哈同所在的门房里挤作一团。
沙逊对此非常生气，而就在这时，哈同开始实行登记制度，依先后顺序排队等候，以往的嘈杂顿时不见，这一招使哈同赢得上司赏识。
一年多后，哈同被升为业务管事，收入也有提升，稍有积蓄后就在上海买了一幢半151房子安了家。
开埠之后的上海，得益于优越的外贸条件，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人口也不断聚集，房地产业也水涨船高，成为新的热点。沙逊洋行适时组建了地产科，并任命哈同为地产科的领班。哈同眼光独具，他认定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的两河交汇处一定会成为闹市，将此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
时势给了哈同脱颖而出的机遇，真正给哈同的事业带来巨大转机的是中法战争。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接连挫败法国侵略军的攻势。这些胜利让中国人民欢欣鼓舞。而法军节节败退，使法国内阁倒台，在沪洋人深恐局势发展对己不利，纷纷将地产脱手，打算逃离上海。
一时间，上海地价一落千丈。此时，沙逊洋行也准备收缩业务，转移战场。而此时的哈同深谋远虑，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劝老沙逊广收地皮。在哈同的一再劝说下，老沙逊依言而行。
这是一场代价颇高的赌博，但是哈同赌赢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
俟中法签订和约，局势逆转，清政府弃胜言降，上海滩仍然是洋人的天下。“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繁荣。
此时，上海地价转而扶摇直上，哈同一举为洋行赚进五百余万两白银，哈同自己贱价购买的土地也升值。这笔投资的成功使得他一举成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产专家，“深谙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
新沙逊洋行发迹
1886年，新沙逊洋行以高出老沙逊洋行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任哈同为大班协理，专管房地产经营。
哈同选择离开也是有原因的，原来中法之战后，哈同的那一决策为老沙逊赚了一大笔银子。然而，哈同却仅得到一千两白银的赏赐，也没有任何升职奖励。这令哈同深感不平，1886年，他转投到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是老沙逊的弟弟为摆脱其兄的控制而独自创办的，也属于沙逊家族，业务发展得也很快。
也就是这一年，哈同结婚了。他的夫人名俪蕤（Liza），号迦陵。罗迦陵是中法混血，父亲是法国侨民路易·罗诗。母亲沈氏，原籍福州闽县。1864年罗迦陵出生在上海县城内九亩地。不久父亲回法国，六七岁时母亲也去世，由他人抚养。虽然识字不多，但聪明伶俐，机智多谋。为生活所迫，曾经做过外侨女佣，卖花女，阅历也很丰富，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学会说英语和法语。
在哈同未发迹时，见到了罗迦陵，认定这个小姑娘有助男运，即旺夫运。哈同对同乡说：此生立志要娶这个中国姑娘，并因此赚钱动力剧增。
在哈同获得第一桶金的第一时刻，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烟花巷中找到罗迦陵，娶其为妻。罗迦陵在哈同的人生中也确实给于极大的帮助。
1887年，哈同因为表现突出，又先后担任了法租界公董局公董。这意味着哈同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跻身于上海显贵一族，拥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特权。
此时，上海的外滩一带已经发展起来。为了使自己掌握的地皮升值，哈同主动向工部局请缨，出资60万两白银把南京路铺成平坦的大马路。
马路修成之后，商家及居民迅速云集。这样，哈同既赢得了捐资改善基础设施的美名，又在地价飞涨之中获得巨额收益。
而给哈同带来巨大利益的还是令中国人万分痛恨的鸦片。早在1885年，哈同就与老沙逊洋行一起在上海开设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
在成立约20年间，“洋药公所”共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平均每年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鸦片成为哈同的利润之源。
1890年，哈同升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同时，他经营房地产的手法更加高明娴熟，他不断低价购进地皮，供人租地造房，或者自建大楼出租，顿时成为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地产商。
地位与财富并起，哈同又被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俨然成为租界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此时，哈同眼见中国局势日益动荡，而租界之内更加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哈同敏锐地意识到，租界可能会有扩充，即使租界难以扩大，因此，租界周边的地价也必会上扬。
于是，哈同利用其精明的投资眼光和雄厚的财力，在当时还只是荒村野店的静安寺以东低价购的300多亩土地，并利用其工部局董事的势力，强迫那里的农民搬迁。
时势的发展竟然如此巧合。1899年，义和团起义爆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在江浙一带搞“东南互保”。此时，上海的英、美、法等国总领事乘机要挟中国签订新约，将租界面积扩充了两万多亩。
这样以来，哈同买下的静安寺一带的荒地均被划入租界范围，地价立马飙升，哈同也平步青云，坐拥百万。
此时的哈同已经是今非昔比，哈同已经由一个不名一文的门房转变为腰缠万贯的巨富，他也不再甘于寄人篱下。在老沙逊干了13年，在新沙逊干了15年之后，此时，哈同开始谋划开创自己的事业。
开创自己的事业
1901年，羽翼丰满的哈同正式脱离新沙逊洋行，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哈同洋行，开始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当时，哈同洋行的注册资本是两百万两白银，营业项目是房地产和国际贸易，其中的大宗业务还有鸦片。此时的上海，正进入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哈同洋行的进出口贸易也异常繁荣。
不过，哈同洋行真正的获利之源还是鸦片和房地产。哈同原本就与老沙逊洋行联合进行鸦片贸易，在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生意。
1906年，清政府颁了“以十年为限，内外鸦片一律禁绝”的诏书。2年后，英国政府也与清政府签订了试办禁烟协约。就形势看来，禁烟似是大势所趋。
然而，哈同以其投机家的眼光和对清政府的了解，认定这场禁烟运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必然会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决政府的财源。
因此，哈同不仅将自己拥有的一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而且还利用鸦片贿赂当地官员。
同时，哈同还利用鸦片商纷纷抛售之际低价大量购入鸦片囤积。果然不出哈同的预料，在列强的干扰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不了了之。而此时，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货物奇缺而在一周内大幅攀升，哈同也因此获得了数十倍的暴利。
和劣迹斑斑的鸦片生意比起来，房地产生意对于哈同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赚钱手段，哈同也因为房地产而获得名利双收。
其实，当时在上海的外国炒房团并不只哈同一家，即便在犹太人中，哈同也并不是最早的。19世纪70年代后期，犹太人开办的沙逊集团就将业务拓展到房地产业，成为沪上“房地产大王”。哈同集团之所以能后来居上，除了集团领袖哈同出色的判断能力外，还和他与当时中国政府高官的良好关系有关。
清末民初，哈同集团在乱世中一直不断发展，并且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中左右逢源。1909年，罗迦陵曾前往天津，拜见隆裕太后的母亲，并被收为干女儿，隆裕太后还亲自赐名“福”字。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在上海的3个护军使，都与哈同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哈同也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1901年，罗迦陵结识了著名僧人黄宗仰，并请他为自己设计了爱俪园。1910年爱俪园在涌泉路（今南京西路）落成。经黄宗仰疏通，孙中山、蔡元培到过爱俪园，蔡锷将军曾在此养病，就连章太炎的婚礼也是在园中举行的。
除了靠关系，哈同炒房还有其他手段。当时，哈同倚仗英、法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拉拢清政府官员和北洋军阀，经营房地产。哈同很会经营，他的手法有：置地建房出租，收取高额租金；凡租赁店铺房屋者，额外增收大额租金；出租土地供房地产开发商建造房屋，契约期满将房屋收归己有，继续出租渔利；以抵押贷款循环获利，即以甲地道契向银行抵押贷款购乙地，再以乙地道契向银行抵押贷款购丙地。
随着上海逐步开发，地价不断上涨，赢利越来越多。他曾花费60多万两银子，用四百多万块铁黎木铺设南京路（从外滩到西藏路），促使房地产大幅度增值，在上海传为盛事。
1916年，他将南京路浙江路口的一块以一万八干两银子买进的地皮，租给永安公司建造百货大楼，年租金五万两，租期三十年。按规定，到租期满时，哈同可以获得一百五十万两的巨款，外加一幢大楼。
哈同“炒房团”的另一个特点是看重长远利益，而不是仅仅盯着眼前的好处。哈同集团曾在河南路口到西藏路一带买了不少房产地产，但由于西藏路交通不便，上涨余地很小。此时，哈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向租界当局建议修筑马路，并自掏腰包60万两银子，雇人在他购买的地段铺设马路。
马路修好以后，这一带的房价涨了10倍多。另外，哈同很早就在静安寺以东的郊野之地购买了300亩空地，购买时很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不值。后来，由于英法美在上海的租界不断扩张，哈同集团的这300亩地也被征用，哈同他们又狠狠赚了一笔。
为什么哈同集团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聚敛这么多财富，当时的一首歌谣曾这样描述：“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看守门户，省吃俭用；攒钱铺路，造福大众。筑路，筑路，财源亨通。”
或许，正是把当前利益放在长远利益的框架中进行考量，才能有长远的辉煌。
哈同赚钱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进入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战乱不断，江南一带有钱人纷纷避战租界，租界地价更加高昂。此时，再难以成片购买低价土地囤积居奇，但租界土地短缺则为哈同的投资天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当时，哈同还凭借其拥有的大量房产，坐地收租，日进斗金。在上海的闹市中心南京路一带，哈同拥有的地产约占其半。进入民国以后，同每年的租金收哈入就达到三百万两白银。
时人评论说：“哈同常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忽儿买，一忽尔召租，一忽尔出典……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日涨，至有行无市。在资金的大进大出之中，哈同凭借其过人一筹的投机才能，总能洞烛先机，买进抛出，大获其利。”
到20世纪30年代，哈同集团在上海的房产已超过沙逊集团，成为“炒房团”的龙头老大，哈同也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地皮大王”，仅他一家就占有了上海最繁华地段南京路地产的44%。当时南京路两侧的大楼、里弄，凡是以“慈”字命名的，如慈淑大楼、慈裕里，都是哈同集团的产业。
到1931年哈同病逝时，该集团中光哈同自己的资产就有1.7亿元，其中包括460亩地，1300多栋房屋。1.7元之外，还有大量的金银、钻石、首饰、宝物等，总资产当有两亿元之多，堪称富可敌国。这些遗产，后来还曾引起著名的“哈同遗产案”。
哈同的生活与爱俪园
1901年，哈同买下静安寺东南那片近300亩的土地时，本来是想做地皮生意的，她夫人却投了“反对票”，她想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一座花园别墅，以遂衣锦荣归之愿。
当时，哈同在家里实行的是“内阁制”，既然夫人有此愿望，哈同也就同意了。
爱俪园由清末著名僧人黄宗仰设计。整个园林的设计以仿《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为主，西式为辅。该园于1904年开始施工，历时6年，于1910年落成，共占地171亩，分内园与外园两大部分。园内假山玲珑剔透，小溪碧波荡漾，楼台金碧辉煌，亭阁古色古香，景色十分雅致，整个园林共有景点60余处，每处均冠以美丽的名字，是当时上海最大、最为豪华的私家花园，故有“海上大观园”之称。园名由哈同夫妇名中各取一字组成，但老百姓却习惯地称之为哈同花园。
爱俪园是哈同夫妇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当时上海社会名流和政界要人经常聚会的地方。1922年71岁的哈同与59岁的罗迦陵曾在园中大做“百卅大寿”，楼台高筑，名流趋附，盛极一时。
哈同还曾出巨资收集河南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并请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爱俪园进行整理，所以中国的不少甲骨文专家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由于罗迦陵笃信佛教，在园内还创办过中国最早的佛学大学华严大学。
哈同夫妇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化，还在园内开办了仓圣明智大学，这是一所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日制学校，学生的膳食、住宿和学杂费全部由园内提供。课程则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康有为、陈三立、王国维、章一山、费恕皆、邹景叔等学者都曾在这里作教书、编撰和研究工作。
他们还曾出巨资收集河南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并请着名学者罗振玉等在爱俪园进行整理，所以中国的不少甲骨文专家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国画大师徐悲鸿也是其学生。
此外，哈同还在杭州西湖边建造了一座风景优美的“罗苑”（今杭州美术专科学校），在北京购置了一所前清官员的旧宅（北京安定门外永康胡同），人称“北京哈同花园”。
哈同夫妇没有亲生子女，由哈同领养了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罗迦陵领养了9名中国孤儿为子女。中国儿女一律姓罗，外国儿女统姓哈同。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有一个全国举国皆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庄则栋，其父娶的第一任太太就是罗迦陵的养女，罗迦陵嫁女的重要理由是认定庄父这个当时还是乡巴佬的男人是一个有福之人，其子将有状元命。果不其然，庄则栋在乱世中多次获得世界冠军。
日常中的哈同非常平常。哈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后，一直保持着勤俭持家的老习惯，从不讲究奢侈豪华，经常是深居简出。他本人的居室和寝室也都非常简单。几片面包、一杯牛奶就是一顿早餐。午餐若在家吃，也不过二菜一汤。办公环境也非常将就，寒冬腊月，办公室里既不升火，也不安暖气。
在生活方面，哈同也有自己的清规戒律。虽然从事鸦片生意，但却从不抽一口大烟；虽然腰缠万贯，但他的身影从来没在上海滩赌场上出现过。
此外，哈同还遵守犹太人民族的家庭婚姻观念，终生没有纳妾娶小，也从不拈花惹草，或调戏、勾引家中的侍女。这在多妻制合法的旧中国，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外，哈同夫妇还热心于教育和慈善事业。1902年，哈同夫妇通过黄宗仰的联系，兴办了附属于革命团体爱国学社的爱国女学，由罗迹陵任董事长，一直维持到解放初。爱国女学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女学堂之一，解放后改名为爱国中学，成为上海的名牌中学。
1938年，哈同洋行将国货大楼收回后，改为“慈淑大楼”，专门用于兴办慈善事业，对于各种募捐活动哈同都是慷慨解囊。
1931年，一代巨商哈同去世了，就葬在爱俪园内。1941年罗迦陵去世后，园林逐渐荒芜起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哈同花园被日军占领作为营地，园内建筑被破坏殆尽，其间还曾经遭受过数次火灾，到1945年，偌大的园林仅剩几间洋房而已。
解放后，在爱俪园的旧址上，上海市人民政府建起了宏伟的中苏友好大厦，即今天的延安中路1000号上海展览中心。展览中心西侧的那条铜仁路原名哈同路，即因哈同花园而得名。
随着哈同夫妇的去世以及时局的变化，曾经叱咤一时的哈同逐渐被人忘记了，而他一生中创造出的巨大财富，一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谜。
塞缪尔——壳牌石油大王
丘吉尔说：“放眼看看世界广漠的石油区吧，两大公司好不显赫。”丘吉尔所言的这两大公司一个是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一个就是壳牌石油公司。而壳牌的创始人就是马科斯·塞缪尔，他从一个小店起家，最后终于缔造了一个伟大的石油神话。
实现转行
自从石油成为工业血液以来，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掌握了工业的命脉。正因为石油的重要性，这一领域的两大巨头——美孚和壳牌，百年来一直搅动着世界的沉浮。
壳牌在英国发迹之地，是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码头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店。这个小店的主人，是犹太人塞缪尔父子。老塞缪尔的家庭大约在1750年前后从荷兰移民英国。
塞缪尔家族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已经取得了英国国籍，但是出于犹太人对其独特宗教的顽强信念，出于对犹太文化的执着，他们不肯改变信仰，不肯去信仰英国国教。这就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因而在当地备受歧视，生活很是窘迫。
犹太人的商业头脑，使他们选择了做贝壳生意。这个小店从海上归来的水手那里收购各种各样的贝壳，然后再把这些贝壳雕刻加工，制作成漂亮的装饰品兜售给人们。
其情其景，同现在旅游点上那些卖工艺品的人差不多。不过，塞缪尔的兜售对象不是来来往往的游客，而是伦敦中产阶级的妇女。由于他们的贝壳制品精巧美观，在当地有了一定名气，也积蓄起了他们撞入商海的第一桶金。
在这个基础上，老塞缪尔专营用贝壳装饰的箱子，运到英国去销售，1833年创建了“壳牌运输公司”。说是公司，实际上还是小本生意，同以前的差别就在于经营范围变化了，原来主要是加工销售，现在开始贩运货物。
要不是马科斯·塞缪尔，壳牌公司恐怕不会染指石油。壳牌公司的创立人马科斯·塞缪尔生于1853年，他继承了塞缪尔家族那种精明的经商头脑，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受过初等教育。
塞缪尔对于周围的新生事物十分敏感。当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建立标准石油公司时，塞缪尔还是一个小商人家庭的性格内向的孩子。
此时，老塞缪尔敏锐地感到了这种时代变化的商业价值，他有了本钱，急于向外寻求新的增长点。作为运输公司，新的技术条件使他把眼光转向东方。
最初，老塞缪尔想同泰国进行贸易往来，就派他的第二子萨姆，进行实地考察。萨姆在亚洲考察一段时间之后，回来报告说：“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日本天皇正想以西方为榜样发展自己的经济。”
于是，老塞缪尔改变想同泰国做贸易的初衷，决定与重视经济发展的日本做贸易。1878年，他们在日本的横滨设立了塞缪尔公司。
就在这一年，日本开始向英国购买机器，开办工厂，启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塞缪尔的公司生逢其时，如鱼得水，很快发展起来。
由于同日本贸易的需要，塞缪尔兄弟又在老塞缪尔公司的基础上，在伦敦创办了马科斯·塞缪尔公司，专门经营远东贸易。当时的日本刚刚向西方开放，急需西方的机器和技术。塞缪尔的横滨公司和伦敦公司，就成为日本和欧洲之间最重要的贸易商。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把英国的机器运向日本，又把日本的贝壳珍珠和东南亚的香料运向英国。据说，日本的第一台纺织机，就是这个公司贩运过去的。
当时，一个英国人哈尔特雷在日本走私鸦片，被揭露出来之后，引起了日本舆论大哗，几乎掀起一股反对英国人的浪潮。但是，在英国人眼里，日本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一块宝地。所以，还是有许多英国人顶住了压力，继续在日本经商。塞缪尔也是其中的一员。
不久，塞缪尔兄弟创办了伦敦到横滨之间的航运公司。他们把机器从伦敦运到日本，又利用回程将贝壳、珍珠、涂料、雕刻品等等运输到英国，生意范围一步步地扩大了。
很快，塞缪尔公司就成了东亚的常客。资本的逐利天性，使他们把触角伸向亚洲各地，香港、曼谷、新加坡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塞缪尔公司的运输业务十分庞杂，各种工农业产品，包括日用百货、煤炭原料，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承运什么。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塞缪尔公司就是日本的武器承运商之一。
很快，马科斯的目光转向了石油，尽管他对石油完全是门外汉，但他看到美洲大陆的洛克菲勒借助石油而崛起，也预感到石油生意的远大前程。
于是，塞缪尔一家下定决心要在石油上赌一把。不懂石油不要紧，他懂政治，懂运输业务。于是，他从自己最擅长的地方入手，打算借助政治的推力，采用先进的运输技术，专门从事石油运销。
1873年，俄国沙皇准许外国势力在高加索勘探石油。高加索的石油看起来，比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储量还要丰富。来自瑞典的炸药发明者家族的诺贝尔兄弟得了特许权，这件事情引起了石油界的风云叠起。
因为，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金，诺贝尔兄弟与法国的罗斯查尔银行合作，这就把金融界引了进来，和他们一起出售石油。不久，俄国的石油大量出售，这就侵犯了洛克菲勒的石油垄断势力。
同时，为了排除洛克菲勒，俄国还采取了种种策略，其中包括重关税等政策。这都使得罗斯查尔和诺贝尔兄弟的投资在俄国如负得水，大获其利。
而这样以来，只要俄国能够控制黑海、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洛克非勒公司的运费就要大大提高了。洛克菲勒也意识到罗斯查尔垄断印度、新加坡、印尼、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市场的危险性，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对付罗斯查尔。
经过一番商场上的撕杀，最终在欧洲，诺贝尔兄弟和罗斯查尔银行同洛克菲勒公司达成暂时性的谅解。他们商定把市场瓜分，共享利润。
但是，在亚洲，洛克菲勒却不希望有任何势力的介入。尽管罗斯查尔他们在俄国得到了特殊的优惠，但是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却凭借在美国获得的巨额利润作为坚强的后盾，能够在任何一个市场上把石油削价出售，迫使其竞争对手歇业，以取得垄断地位。
因此，在亚洲市场上，洛克菲勒石油公司也打算如法炮制，以排挤竞争者，独霸亚洲巨大的市场和利润，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正是在世界上这两大石油集团剑拔弩张、准备在亚洲展开竞争大战的时候，塞缪尔因为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面结识了许多掮客，掮客中有一个犹太商人叫做雷恩，雷恩办了一家罗斯查尔的石油代理店。
就这样，经过雷恩的牵线搭桥，塞缪尔和罗斯查尔开始有了密切的接触。石油业的巨额利润吸引了塞缪尔，石油界的风险和激烈的竞争形势没有吓退塞缪尔。塞缪尔决定迎着风险而上，开始投资于石油业。
罗斯查尔出于渴望在亚洲市场打破洛克菲勒垄断的考虑，也欢迎新的竞争对手加入进来。他鼓励这个精明慎重而以野心勃勃的塞缪尔说：“你去东方贩卖巴库的石油吧！”
而塞缪尔也打算继卖煤之后，把注意力转向新的燃料——石油，打算开始在这颇具诱惑力的领域里投资盈利。于是，年轻的犹太商人马库斯·塞缪尔就加入了销售俄国石油的系统网络之中。
成功挑战石油巨头
进入到是有领域后，塞缪尔发现，洛克菲勒的实力非常强大，如何从洛克菲勒已经牢牢控制亚洲市场的美孚公司手里挤出一块地盘，并不是那么简单。在强大的洛克菲勒面前，马科斯就好像一个拳击新手去挑战世界拳王。
此时，精明强干的塞缪尔很快就认识到：要想对付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价格战，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市场上立即开展竞争，采取一切措施节约运输成本，也像标准公司那样降下石油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击破标准公司的价格战术。
在雷恩的引导下，塞缪尔亲自视察了巴库油田。在视察过程中，一个非凡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际：“巴库石油如果也像标准公司那样用桶装或者罐装的方式贩运，恐怕不能竞争得过标准石油公司。如果我们建造油轮，采取批卖的方式贩卖，那就一定能超过标准公司！”
当时，所有的油运输，都是采用桶装或罐装。因此，塞缪尔打算用油轮运油的这一想法，当时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在别人看来，这种想法简直是发疯，油运输最害怕的就是失火，桶装船万一着火还可以扑救，如果是散装船则没有任何办法。谁也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而印度洋的高温和季风，又是诱发火险的可怕因素。
塞缪尔并不因此而退却，他很清楚，这是他能够获胜的惟一方式。他找到当时最好的轮船设计师，不惜重金要求尽快研制出耐热防爆的油轮。同时，塞缪尔还打定了走苏伊士运河的主意，所设计的油轮必须符合运河管理当局的严格要求。
与此并行，塞缪尔让自己公司在远东的所有经营点开始建造储油池，为即将到来的油轮做准备。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塞缪尔的计划，必须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当时，苏伊士运河由英国监管。运河虽然有独立的经营公司，但必须听命于英国政府。
塞缪尔建造新式油轮的消息一传出，就在国内掀起了一阵激烈反对油轮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浪潮。这中间不乏美孚公司在暗地里兴风作浪。
反对者巧妙地利用塞缪尔家族的犹太身份大做文章，把吉凶未卜的油轮运输称为“犹太人的灵感”和“希伯来的启示”。一批律师充当这种反对派的代言人，鼓噪不已。
塞缪尔很清楚，生意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无法回避同政治的关系，一旦反对派占了上风，他的努力等于白费劲。幸运的是塞缪尔在政治上并不是新手，他当时还身兼伦敦市参议员。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塞缪尔疏通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爵士，动员议员们发表支持这一计划的演说。他还利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评论反驳不同意见。
议会和媒体，成了塞缪尔的得力工具，不断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大力宣扬这一计划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呼吁英国政府要重视石油的潜力，并警告说：“运河公司如果阻止油轮航运，美国人将会牢牢控制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市场，这对大英帝国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面对马科斯的崛起，美孚开始采取措施，但这些措施，反而给马科斯扫除了障碍。作为石油老大，1888年，美孚直接在马科斯的大本营伦敦设立了英美石油公司。这种举措，恰恰激起了英国人对美孚控制英国石油市场的忧虑，间接帮助了马科斯获准通过苏伊士运河。
软硬兼施，多管齐下，特别是保险公司对新式油轮做出了安全性的鉴定和承诺，使塞缪尔的计划终于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苏伊士运河公司最终在1892年1月5日同意马科斯的新油轮通过运河。
不久之后，第一艘石油油轮“穆雷克斯号”（4200吨），终于驶出了翰德普尔的造船码头，经地中海进入了黑海，到达巴库，装载大批石油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实现了塞缪尔设想的蓝图。
耐热油轮队挂着塞缪尔的壳牌标志，向西驶过黑海，从达达尼尔海峡驶进东方海域。一路上，油轮在新加坡、雅加达、泰国、香港、上海大量贩卖石油，然后到达终点站——横滨。
回来的时候，塞缪尔把船仓油槽用蒸汽洗干净，再盛装大米及茶叶和水果。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贸易途径，塞缪尔看着自己的杰作，踌躇满志地想道：“这真是一笔很好的生意，我要让洛克菲勒的蓝色油桶埋葬在大海里！”
靠着运输工具的创新，塞缪尔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的坚持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塞缪尔赚取了大量利润，成为石油王国的新贵。根据相关资料，到1902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全部石油中有90%是属于马科斯及其集团的。
竞争在继续
壳牌运输公司的油轮队伍逐渐庞大，继“穆雷克斯号”之后，接踵而至的还有“康奇号”、“克拉姆号”和其他许多油轮。这些油轮都和“穆雷克斯号”一样用贝壳的名字来命名，都悬挂着塞缪尔的壳牌标志。到1893年末，这些油轮把俄国石油定期运往东方的储油池。
运输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那就是销售问题。塞缪尔采用油轮散装运输煤油，这是他对抗美孚的法宝。同美孚的罐装销售相比，塞缪尔的油确实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但在远东，这种计算成本的公式却行不通。
塞缪尔压根儿没想到，奇怪的东方人竟然宁愿高价买美孚五加仑一罐的罐装煤油，不愿低价买壳牌的散装煤油。实际一调查才发现，那些在他看来没有用的铁皮罐，在工业还很落后的东方人眼里却是宝贝。一旦罐子里的油用完，人们还可以把马口铁皮罐用来做多种用途。
很多时候，空罐子清洗干净，用泥沙和秸秆吸附去除残留的油味，就可以用来做厨房的容器、水桶、鸟笼、鸦片烟杯、手提炭炉、茶叶筛子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这样，时间一长，这种马口铁皮罐已经成为东方平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就是出于这种原因，东方人宁可花更贵的钱去买美孚的罐装煤油，也不愿意去买价钱更为便宜的马科斯散装煤油。
这个调查结论让塞缪尔啼笑皆非。但是，市场就是市场，商家只能按市场的需求来做。马科斯当机立断，先采取应急措施，在苏格兰建立起了相应的制罐厂，很快就租用船只把大量铁皮罐紧急调往东方。
在局势稳定之后，塞缪尔又迅速在位于东方的储油地建立制罐厂，给自己的散装煤油也加上了罐子。既然包装罐是吸引顾客的因素之一，塞缪尔干脆借题发挥，把包装罐做得比美孚更好。
为了与美孚的蓝色罐子相区别，塞缪尔将自己的罐子全部成了鲜艳的红色。由于铁皮罐是在当地生产，所以成本低廉，而且崭新耀眼，不像美孚的罐子经过长途运输变得锈迹斑斑，起码脏污的程度要轻得多。
这样，壳牌的罐子更受当地人的喜欢。不久，标志着壳牌占领市场的红色铁皮罐开始流行，甚至有人只是单纯为了想要个罐子也来买煤油，东方的市场就此打开。
尽管标准石油公司雇有情报人员，这场同时发动的挑战几乎使他们双方全都大吃一惊。标准石油公司迅速对暴发户壳牌石油发动了一连串的反击，企图重新维持全球范围的垄断和“完美秩序”。标准石油公司的做法就是使全世界的石油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迫使许多小生产者和商人歇业。
1894年秋季，美孚开始全球削价。对于美孚这样的大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削价可以说是能够把竞争对手逼上绝路的战无不胜的法宝。
很快，在洛克菲勒的操纵下，整个世界的石油市场价格狂跌，许多小规模的石油生产者停业，马科斯当然也受到冲击。
塞缪尔的壳牌石油公司也受到了严重冲击。然而，令洛克菲勒没有想到的是，寒缪尔和他的销售网络，由于拥有日益增强的船队，以及俄国石油的大量供应，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销售站，仍然可以生存下去。
不甘失败的塞缪尔，拒绝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他的收买，于1897年成立了壳牌运输贸易公司。他自己拥有1/3的股份，他和他的家属合在一起，就能有效地控制这家公司。
不过，壳牌公司在伦敦的总部还是很小的，只有几个职员，由塞缪尔的亲戚管理着业务。它是无法同洛克菲勒的专横组织比拟的。洛克菲勒的这个组织有密布的情报密探网，还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另一个不利的因素是，塞缪尔对石油的勘探或储量一窍不通，他在欧洲的本国市场也从未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标准公司却可以把廉价石油运过大西洋。
尽管如此，塞缪尔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精明商人，凭借着他在伦敦取得的丰富经验，尤其是由于他从东方，特别是从日本获得的日益增加的利润，他仍然能使公司盈利。
有了起步的资本，加上果断的不怕风险的抉择，使得塞缪尔的地位一步步得到增强，公司也不断地壮大起来。
与荷兰皇家联手
就在塞缪尔为自己的“壳牌油轮”系统而得意洋洋，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亚洲的中间商对塞缪尔的弃罐装为批卖的做法抱怨不已。他们说：“贵公司的商业活动，完全没有考虑到亚洲人的习惯。标准石油公司的五加仑罐子已经深入人心。五加仑油罐的白铁皮已经成为东方平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之一。人们把用过的白铁皮罐子敲平，可以做屋顶，还可以用做厨房的容器、水桶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不会有一个东方人来买这种只在油轮上印着贝壳商标、而没有白铁皮罐子的油料的！”
塞缪尔觉得这些亚洲商人说的有理。为了使石油能在东方销售出去，塞缪尔只好在当地制造白铁皮罐。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逼在了眼前：俄国对罗斯查尔石油销售业的保护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俄国人似乎要限制他们国家以外的油轮在巴库与海参崴之间航行，巴库的外国资本有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塞缪尔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可以想象，铁路工程肯定需要重油。俄国政府自己要用石油、肯定会把在巴库的外国资本驱逐出去的。事情真要如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另外寻找石油的来源了。”
在这种几乎是釜底抽薪式的不利境遇下，塞缪尔没有被风险吓倒，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地寻找对策。他得知荷兰的属地婆罗洲也产石油，就立即去了解情况。这位一直在北方经营石油的产业者，终于决定向南方进军发展了。
1898年，荷属婆罗洲发现了油田。塞缪尔随即作出决断，把公司的经营重心从巴库油田转移到了婆罗洲。
但是，这一次塞缪尔却遇到了较大的挫折，他懂运输，懂商机，就是不懂石油，结果为他的外行决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切，只是因为年轻人做事的轻率。
当时，塞缪尔的侄子在没有进行详细考察的情况下，轻信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保证，花费大价钱购买了油田的采矿权。而塞缪尔又十分信任自己的侄子，对石油生产的不熟悉也使他无法对侄子提出技术上的质疑。
结果，油田买下了，油井也出油了，但是，这个油田的原油，几乎只能炼出重油。而当时的石油市场，销量最大的是煤油，重油几乎没有顾客需要。
壳牌的巨大油田投资，最后只能炼出没人买的重油，轻油的产出比例极低（重油裂解变成轻油的技术很晚才出现）。而且仅能炼出的一丁点儿轻油，也由于燃点高而销售困难，不得不再用来自巴库油田的轻油来调合，才能卖得出去。
这一重大的决策错误，使塞缪尔追悔莫及，但又无计可施。如日中天的塞缪尔和他的壳牌公司面临着破产的威胁。绝望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公司。一切仿佛都已无法挽回。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899年，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强行从土耳其手中霸占了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权，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又爆发了争夺菲律宾的美西战争。这些战争给塞缪尔的重油提供了销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塞缪尔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利用自己的关系游说各国军队的上层人物，终于将重油售出，使公司绝地重生。
度过危机之后，塞缪尔继续为他的石油供应源而努力。这一次，他很精明地回避了自己的弱项。1901年，他和美国的海湾石油公司合作，预订了该公司未来21年的产量，由海湾公司每年以固定不变的价格供应壳牌公司10万吨石油。
这样，来自德克萨斯油田的货源支撑起了壳牌，同时也抢走了洛克菲勒的一个重要合作和贸易伙伴，把壳牌的势力直接打进了洛克菲勒的心腹地带。这些努力，使壳牌公司在度过婆罗洲油田危机后得以持续运行。
安排好了这些重大事项，塞缪尔松了一口气，开始撒手公司事务，而把兴趣转向了他所热衷的政治活动。不久，塞缪尔当选为伦敦市长，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英国上层社会对他的承认和接纳。
就在塞缪尔忙于当市长的关头，来自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的迪特丁，开始悄悄蚕食壳牌运输贸易公司的业务，原本属于塞缪尔的市场不显山不露水地转移到了迪特丁的控制下。
当塞缪尔的市长任满，荣归公司，企图重操旧业时，他惊异的发现，自己原本强大的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公司原本最大的利润来源，也就是在远东的煤油销售业务，已经逐步落到了迪特丁所控制的亚细亚石油公司手里。
此时，塞缪尔的老对手洛克菲勒借此机会火上浇油，又开始祭起他的削价法宝，并指示他的合作伙伴德意志银行迫使英国人退出整个德国市场。
就这样，塞缪尔由于油源不足，财政困难，终于回天乏术，在1907年向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低头求和，两个公司正式合并。
合并后，新公司被改名为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荷兰人占有60%的股份，英国人占有40%的股份，由迪特丁任总经理。塞缪尔时代就此结束，英荷壳牌开始了新的征程。
1927年，靠石油起家，当了一任伦敦市长，并荣幸地成了勋爵的塞缪尔去世了，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