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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忘了那一天。但我永远都不会。
那是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早上8点半，电话响起，女婿布瑞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打来说，我们的女儿张纯如昨天晚上悄然离家。她的车，一辆1999年出厂的白色奥兹莫比尔阿雷罗（Oldsmobile Alero），也不在车库里。
我们匆忙赶到步行两分钟距离外的他们家中。一名圣何塞警察已经在那里。他和布瑞特稍作交谈后便即离开。布瑞特递给我们他在纯如电脑旁边找到的一张打印出来的遗书。那是写给布瑞特、我丈夫张绍进、纯如的弟弟张纯恺（Mike）和我的。纸条打印时间是凌晨1点44分。上面写着：
亲爱的布瑞特、妈妈、爸爸和纯恺：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
正如我跟布瑞特说过的，当你相信你拥有未来时，你想到的是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而当你不相信时，日子不是以天——而是以分钟来计算的。
你们不会希望一个人在她的余生如行尸走肉般活着……我想过逃离，但我永远都无法挣脱我自己和我脑中的那些念头。
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会把这种痛苦的一部分加于他人，尤其是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自己。
爱你们的，纯如
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甚至可以听到它撞击胸膛的声音。我无法呼吸。我对绍进和布瑞特说，我们得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过去的几周里，纯如常常说，她不想再活下去了。自打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她一直深受抑郁症的折磨。纯如去那里是为了采访美国二战老兵，为她关于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的书收集资料。8月12日动身之前，她已经连续4天不眠不休，也几乎没吃任何东西。到路易斯维尔不久，她就在旅馆房间里崩溃了。绍进和我坐飞机赶过去，把她带回圣何塞。这之后她接连看了三个精神病医生，一直在服用抗精神病和抗抑郁药物。10月份的时候，纯如的儿子，两岁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被送到伊利诺伊州的爷爷奶奶家中。
我和丈夫无法理解，纯如的生活怎么会这么快崩塌。那年春天，她刚刚为宣传她的新书《美国华人》（The Chinese in America）进行了一次为期5周的旋风式签售旅行。旅行开始前，她看上去还一切都好。但当5月初结束签售回到家中时，她却变得心事重重，认为有人将对她不利。在那次精神崩溃事件发生3个月后，她的恐惧症进一步恶化了。
10月28日那天，我在她的皮包里发现了一份持枪许可申请和枪支安全使用手册，并由此发现她曾光顾过圣何塞东部的一家枪店。当我质问她的时候，她意识到我在密切注意她的一举一动，于是开始疏远我。她不回复我的电话和电邮。我买了鲜花和食物送到她家门口，但她甚至不让我进门或接近她。
现在，她就这么留下一纸遗言然后消失不见了。但我仍抱有希望。或许她会回心转意，很快回家，就像9月份时，她曾跑到本地一家旅馆住了一天，但晚上就回家了。我从来不信任何宗教，可那一刻我的双腿和双手都不禁簌簌发抖，我开始祈祷。
绍进和我回到家，开始准备外出寻人。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计划的话，我们不可能找到她。
“我们怎么办？”绍进绝望地问我。
“我不知道，”我声音颤抖着说，“让我先问问警方。”
我按照布瑞特留给我们的号码打电话给圣何塞警察局，询问警方是否有了任何关于纯如的消息。一个警官告诉我，警方已经将她的姓名和车牌号输入了失踪人口数据库。
“没有新的消息。”他告诉我，并向我们保证，一旦有任何进展，警方会立即通知我们。
我十分绝望，每隔半小时就给警察局打一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一样。
“你觉得纯如会怎么做？”我问绍进。
他没有回答。他和我一样害怕。
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至亲。首先，我打给儿子纯恺。他是除我们之外唯一知道纯如真实状况的人。纯恺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为硅谷一家公司工作，他的办公室离我家很近。但不幸的是，他当时正在纽约出差。我打通他的手机，纯恺闻讯后震惊无语，马上决定搭最早一班飞机飞回来。
接着我又打给我的大哥张铮铮（Cheng Cheng），他就住在附近的帕洛奥图（Palo Alto），还有家在新泽西的弟弟张彬彬（Bing），以及马里兰的小妹张菁菁（Ging Ging）。与此同时，绍进也在给他的两个哥哥——住在新泽西的张绍远（Shau Yen）和洛杉矶的张绍迁（Frank）打电话，希望他们可以帮上忙。所有人闻讯都大吃一惊，因为之前纯如不让我们把她的精神状况告诉他人，甚至是至亲。我的兄弟姐妹中没人知道纯如患有抑郁症。他们试图安慰我，说纯如一定会回心转意，放弃自杀的念头，很快回家。但他们也拿不出可行的意见来。
每个人很快就又打电话过来，询问纯如的病情近况。光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细节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
2004年9月21日，这个我生命中曾经最糟糕的一天，此时却给了我希望。那一天，纯如失踪了几个小时。当时布瑞特出差在外，我和绍进负责照顾纯如。
当纯如未能按照之前说好的那样在晚上之前回家时，我们向警察局报告了她失踪的消息。那时她正在服用一种新的抗精神病药物Abilify（安律凡），外加抗抑郁药物Celexa（喜普妙）。她经受了药物副作用，如肩膀和腿部疼痛，嗜睡，还有易于激动。
尽管我反对，那天早晨，她仍旧坚持自己开车去图书馆。晚上8点，她终于回到家。她告诉我们，她买完东西之后实在太困了，只好住进附近的一家皇冠酒店（Crowne Plaza Hotel），埋头睡上几个小时。我们当时只觉如释重负。
于是我想着，或许这次纯如又住进了哪家旅馆。我用颤抖的手翻开电话黄页，打给皇冠酒店和附近其他的主要旅馆，问他们是否有一个名叫Iris Chang（张纯如的英文名）或Iris Douglas（张纯如从夫姓的名字）的女客入住。答复都是没有。
我又开始查找附近海滨和山区的温泉度假村的电话号码。纯如喜欢按摩，之前经常和布瑞特还有她的朋友一起去温泉度假村。但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没有符合描述的类似客人。不过，我仍寄希望于纯如或许会使用其他名字登记入住。
我忧心如焚，浑身战栗。我不断打电话给布瑞特，问他是否有新的消息。布瑞特已经将纯如失踪的事告诉了他身在伊利诺伊的父母，并忙着在纯如的书房寻找线索。他把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发给负责此案的探员。
看着绍进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眼前突然浮现起纯如在书店里闲逛的样子——这是她从小就最喜欢做的事。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当地的几家大书店。我问他们，是否曾在店里见到一个瘦瘦高高、披着黑色长发的亚裔女子。得到的答复还是没有。
我拨纯如的手机，像往常一样，关机。我给她写电子邮件，求她回家。我想她即使躲在什么地方，或许也会偶尔查看一下电子邮箱。
接近黄昏时，我的嗓子因为讲了太多电话已经变得沙哑。我已精疲力竭，而警方仍无新的消息传来。我对绍进说，我们得出去找找她的车，尽管我知道找到她的机会渺茫。不过我们还是得去找她，我说。我不能就这样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绍进开车在附近几家纯如喜欢去的旅馆和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转来转去，我在其中寻找她的车牌号码。我仿佛身在另一个世界，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搜寻车和车牌上。但依然没发现纯如的车。
我的心仍在悸动，随着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希望也逐渐破灭。皇冠酒店停车场昏黄的灯光下，我们绕了最后一圈，然后放弃，开车回家。
我感觉自己身在悬崖边，马上就要坠入深谷。当我望向窗外的夜空时，变得越发恐惧。如果纯如把车开到什么陌生地方，她可能会被抢劫，甚至被杀害，因为她在精神上是如此脆弱。从她打印出那张纸条到现在，18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没人能告诉我们她在哪里。
大约晚上8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纯如最近求诊过的精神病医生，告诉他纯如失踪了，还留下一份遗书。他让我把纸条上的字读给他听。
在这以前，这位精神病医生总是认为我这个母亲多少有些神经质，对纯如过度呵护。他一直不肯相信纯如有自杀倾向，直到我们告诉他纯如在浏览有关自杀的网站。不过，纯如也从未向他敞开过心扉。
我曾问过纯如，在接受治疗时她都说些什么。她说她和精神病医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人生哲学。这对我来说太过抽象了。我担心她并没有得到所需的帮助。
这时候，这位精神病医生告诉我们，应当到金门大桥这个自杀胜地去找找她，因为纯如在遗书中提到过“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闻听此言，我出了一身冷汗。他让我们尽快开车赶往金门大桥，查看那里的停车场。但是在一天毫无结果的找寻之后，绍进和我都已经身心俱疲。我们根本没力气开车去旧金山了。
不过我找到了金门大桥巡警的电话。我向一位警官提供了纯如的车牌号码及她的外貌特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与这位警官保持联系。他十分耐心且和蔼可亲。
然而，他最终告诉我们，金门大桥附近没有长得像纯如的人，她的车也不在那里。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涌上心头：如果纯如开车冲下悬崖，投身大海，那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她了。
我还想到，最近几周中她一再谈到“逃离”。万一她跑到什么偏远角落，永远藏起来了呢？“喔，纯如，请你回家来吧！”我绝望地大喊。
我记不清那天晚上究竟几点才睡着。我只记得电话响起时那刺穿黑暗寂静的恐怖铃声。那是布瑞特打来的。他说他正和一个警官往我们这边来。我望向墙上的钟。几乎已经是半夜了。
我们打开门，布瑞特和一名便衣警察走进来。两个人都表情严肃。
“很遗憾地通知您，张纯如死了。”那名警官说，“今天凌晨，她开枪自杀，我们在洛斯加托斯（Los Gatos）附近她的车里找到她的尸体。”
我只觉置身于风暴之中。雷声震耳欲聋。闪电灼目如芒。大地似乎都在摇晃。
绍进和我瘫倒在客厅的地毯上。感觉好像正在掉进一个无穷无尽的黑色隧道。那一刻，我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回荡在空中：
“纯如，纯如，你怎么可以杀死你自己？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抛弃克里斯托弗，抛弃你的父母？”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下去？”
但我必须这样活下去。如今我所拥有的，只是几十年的回忆——有些如噩梦萦绕，但绝大多数充满了爱。
张纯如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8年度最畅销图书的作者，去世时年仅36岁。
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张纯如出版了《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这本书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悲惨的一幕：在中国的故都南京，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被日本士兵屠杀、轮奸、刑讯。它对全球范围内向日本二战罪行索赔运动起到了重要影响。
纯如的死举世震惊。没人相信这样一个年轻、美貌、正如明星般冉冉上升的畅销书作家居然会自杀。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广播，电视，都迅速发布了这条新闻。华人社会反响巨大。
2004年11月19日，600人在突然得知消息后出席了在加利福尼亚洛斯加托斯举行的张纯如的葬礼。天堂之门公墓的教堂太小，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人群，吊唁者挤满了教堂门外的草坪。出席者中有纯如的朋友和支持者，但绝大多数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和仰慕者。信件、电报和花束从世界各地涌来。
葬礼上，畅销书《父辈的旗帜》（Flags of Our Father）和《空战英豪》（Flyboys）的作者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对着纯如两岁的儿子致悼词。他的话部分摘录于下（全文见本书附录）：
克里斯托弗，你的母亲是张纯如……在你出生5年以前，我正致力于写一本关于照片中的6名旗手的书。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试图找到一家出版商。27家出版商回信拒绝了我……
《父辈的旗帜》最终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排名第一的书。27名出版商说“不”，但你妈妈说，“去做吧”……
（她）感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会在世界每一块大陆上以数不清的方式为人所缅怀。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个……
最后——当你展开这段艰难但却值得的心灵之旅，去发现你在宇宙中的独特使命——当你发现你的真我所在——我希望，你会为你勇敢的母亲曾无所畏惧地把真相告知全世界而自豪。
或许你会亲自写一封信感谢她，就像我做过的一样。
一封以一个明亮而充满希望的名字开头的感谢信。
那个美丽的名字是：张纯如。
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本田实（Michael Honda）在第108届国会上致辞，这一致辞被记入《国会议事录》，“人们将会铭记张纯如为公众所做的工作和服务……我们失去了一位楷模、一位亲密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最富激情的社会和历史正义倡导者。”
在《纽约时报》的讣告中，张纯如的代理人苏珊·拉宾娜（Susan Rabiner）说，“《南京大屠杀》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上停留了10周之久，销量近50万册”，“这本书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讣告中写道，“已故历史学家史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说张纯如‘或许是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因为她知道，要讲述历史，你必须把故事讲得令人感兴趣。’”
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说，“美好的是，正义正在今天的美国得到伸张……因为张纯如的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将不会再发生。”记者理查德·罗斯塔德（Richard Rongstad）这样称赞纯如：“张纯如点燃了一支火把，并将它传递给其他人。我们不应让这火把熄灭。”
当然，大多数关于张纯如的描述都是她的公众形象。
自从7年前她的书出版之后，便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右翼组织攻击这本书，试图掩盖并粉饰耻辱的历史真相。
纯如的非正常死亡令媒体纷纷猜测。她一向看重自己的隐私，因此许多猜测与事实相去甚远。大多数人只知道那个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张纯如，但对她的真实生活并不了解。
张纯如是谁？她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她拥有怎样的文化传承？她是如何决定成为一名作家的？是什么促使她写出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她有着怎样的理想，怎样的美国梦？她为什么要自杀？她的死是否可以避免？这些都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回答的问题。
本书旨在还原张纯如真实完整的生平故事，以及她生长的环境。读者将看到，这个年轻的作家是如何实现自己为历史真相和社会公正而战的人生目标的。张纯如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无法忘怀那些死于战争暴行的牺牲者所经受的苦痛折磨。她单枪匹马，无所畏惧，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受害者的公正而战。
在本书中读者还将第一次看到，张纯如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的悲剧经历。媒体上关于纯如的精神状况有着诸多猜测和大量谣言。大多数互联网上的新闻，甚至有一本出版的书里的记述，都不过是猜测而已，其作者对纯如的私人生活一无所知。
只有家人知道，在最后的时光里张纯如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关于纯如精神状况的种种谣言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不能让她的真实故事一直被埋没。
本书将澄清这些传言，并呈现给大家一个家人眼中的张纯如——她所经历过的艰难与困苦，成功与失败，爱恋与欣悦，悲伤与疼痛。本回忆录是我必须为纯如所做的事。我想，纯如也会希望我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