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本书是献给一位卓越的年轻女士的生命颂歌。尽管她英年早逝，但这并不减损其值得歌颂的程度。英国诗人、牧师约翰·多恩（John Donne）曾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沉思录》中写道，“无论谁死去，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任何一个女子的死亡也是如此。但是，每一个人，无论男女，他们的人生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因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对人类创造和情感的无尽可能的一种体现。即使是那些被我们认为是邪恶的人，那些犯下恶行的人，他们也揭示了人类的某些可能——尽管我们不愿闻听究竟。

作为一名作家、一名年轻的美国华人，张纯如第一个站出来大声疾呼，揭发日本军队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间在中国南京对平民的大屠杀。我曾写过其他的恐怖事件——1939年和1941年，德军入侵波兰和苏联后，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枪杀；日本广岛和长崎遭遇的原子弹轰炸——我知道，翻阅历史档案、访问那些目击者和幸存者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一项工作。继发性心理创伤是这种工作的一个危险因素。同张纯如一样，我也体验过噩梦连连、轻度抑郁的感觉，如果能保持适当距离和足够安全的话，我把这当成进入我所描写的角色的一种表现。

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探索这些恐怖事件。我不知道张纯如为什么这么做，但我想，在她内心深处，她想要切身体验她对那些受害者的怜悯和对作恶者的愤怒。西方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近乎遗忘，以及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轻描淡写乃至否认，都令她义愤填膺。张纯如的文化背景令她拥有讲述这一复杂历史事件的独特角度，因为她能熟练地运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

不过，光是提及张纯如最著名的作品其实忽略了她生命中更丰满的其他部分：作为一个人的人生——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青年人、一个妻子，以及一个母亲。从生到死，我们扮演着多重角色。缺了哪个角色，其他部分的生命都不完整；每一个角色都是其他角色的组成部分。不管信仰为何，至少，那些失去的人和事会在我们的记忆中永生。在这本回忆录中，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分享了她对张纯如生命中其他部分的回忆，那些更为私密的部分。张盈盈告诉我们，写这本书帮助她克服了女儿去世的忧伤。对于那些光是通过她的书知道她的人来说，张纯如的生平传记让我们更详细了解了她到底是谁，她是如何写出那本最著名的作品的。

我只见过张纯如一次，主要通过她的作品和彼此的通信熟悉这个人。但那个下午的会面是多么令人难忘！当时，我还没有搬到加州来。那次，我到旧金山进行图书签售。此前张纯如和我因为大屠杀的问题曾经有过联系，我邀请她和我共进午餐。我记得，那是个安静的周日，我们在我住的旧金山城中心的酒店见面。张纯如应该一直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第一印象的人。初次见面，我自然也大感惊艳：她很高，惹人注目，健谈而又真诚热情。

我们那顿饭吃了大约三个小时。餐厅里的人走光了，餐桌也都清理干净了，连侍者都交班了。我们了解对方的作品，抱怨各自的出版商。尽管读者或许期望我们见面时会更多地讨论文学，但几乎所有专业作家都像我们这样。当然，靠写作赚钱永远不那么靠谱。张纯如当时正因为书受到攻击而烦心。我记得我当时想着，她或许有些过分担心——她所描述的那些攻击不像是在21世纪初可能发生在美国的事。从这本回忆录中，我发现，张纯如并非无故之虞。对她的攻击直至今日依然在互联网上继续着。张纯如在世时，这些攻击直接针对她个人——在她的眼中，那是充满威胁的。

我曾与张纯如会面。现在，我也认识了她的父母。我能从他们身上发现张纯如智慧与勇气的来源。在这本勇决的回忆录中，你将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年轻女性和她的家人，了解她的一生。正如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经说过的，失去一位亲人，或是失去一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作家或艺术家，那种无可弥补的遗憾就仿佛是蔷薇花永远灭绝、它的香气从此无从寻觅一样。一本回忆录无法挽回张纯如的离去，但它至少可以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她的存在。这会永远是一种真切的存在，充满勇气，充满信念，充满活力。

理查德·罗德斯（Richard Rho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