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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坚定不移地相信阿里巴巴总部设在杭州是没有错的。
第一，任何公司都必须贴近自己的客户，客户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如果今天阿里巴巴是做电子政务的话，我们就应该搬到北京去。做电子商务必须在离中小型企业最近的地方，也就是说浙江、江苏、广东一带，杭州很好。
第二，北京的企业都相信国有大企业，假如我们在北京，阿里巴巴在那里相当于500个儿子中的一个，谁都不关心你。在上海他们只相信跨国公司，只要你是微软、IBM，他们像请佛一样请你，中国的本土公司没人理，我们本来准备把总公司放在上海，后来还是放在了杭州。
最后我们突然发现杭州还是自己的家，杭州的几百万老百姓因为阿里巴巴回来而感到骄傲，我们杭州的出租车司机在帮我们做广告，杭州西湖上划船的人虽然不知道阿里巴巴是什么，但知道反正我们有一个公司是阿里巴巴。创新要学会把本来不占优势的项目发挥出潜在的优势。
——摘自《马云：2005年青岛网商论坛演讲》
我们的事业常会遇到资源匮乏的问题，但只要我们肯动脑、善创新，激发脑中的无限创意，就一定能够将问题圆满解决，让有限的资源产生无限的价值，令本来不占优势的事情发挥出潜在的优势。
马云认为，把一个本来不占优势的事情，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是打破常规的真正精髓。
杭州相对于国际都市上海来说，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上，对于从事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来讲都看似是一个不占优势的地方，马云却能在这种“劣势”中开发出“优势”，正体现了打破常规的精神与智慧。
也许我们手里的资源不充足，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敢想、敢做，有创意在，就会有成功的一天。
打破规则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先了解规则、适应规则，然后才能建立规则。在中国入世谈判的一段时间内，国内也刮起了所谓遵循游戏规则的风潮，大多数企业家在观念上逐步接受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对待游戏规则的态度上，人们很可能进入了另一个误区。这种意识，对于中国所有的企业家，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渴望找到机会的人来说，特别重要。
亚马逊公司的杰夫·贝索斯通过运用互联网而不是传统的分销渠道，打破了书刊行业的规则。理查德·布兰森的维京集团在多个行业使已经建立的企业模式感受到了压力。零售连锁店美体小铺的创立者安妮塔·罗迪克有意与这个行业内的专家们反着做，并且这项策略使她获得了成功。规则是需要打破的，打破一种规则，经常是以一种新规则产生为结果的，而这种方式，同样也是创新。
事实上，正如熊彼特所分析的那样，创造一种规则，同样属于大规模的创新。既然是创新，就无可非议，相反，一味地遵循规则，可能正是导致中国整体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
资源匮乏，经常是各种创新的根本动因。因此，好的创业者，就是要用新的方式，挑战那些不可能的事情。这方面，马云的确可以算得上中国的“亚马逊之父”。
1988年，在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技进步奖评选中，联想汉卡只得了二等奖。这个结果让柳传志异常愤怒，他认为这是因为评审委员完全不了解汉卡的价值，才会产生如此不公平的结果。联想汉卡本该拿到一等奖的，但专家们把联想汉卡理解为单一的计算机辅助产品，对汉卡的巨大贡献缺乏充分的认识。
柳传志派郭为去把一等奖追回来，并表示，除非“委员会”改变成命，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个“二等奖”。人人都认为他这是在虚张声势，只有郭为认真对待。郭为和李岚随即出马，虽然这两个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十分自信乐观，但两人很快就意识到，柳传志是在命令他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评审的结果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覆水难收。
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张主任根本就不见他们，只派手下工作人员传来一句话：“我们还没干过把二等奖改成一等奖的事呢，倒是有过把二等奖改成三等奖的。”
不过，这个既定事实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虽然评审维权从未有过改变成命的先例，但郭为他们还有5%的希望，那就是启动“复议程序”：由“委员会”10位以上的专家联合署名提出申请，并且详细申明初审不当的理由。
当时的情况是，郭为和李岚都是初进公司的计算机外行，如果直接去游说专家的话，专家们有可能觉得郭为他们是在走后门，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他们采取了迂回路线，把记者们分别请到宾馆里“聊天”，于是在198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报纸上不论缘由地登满了关于联想汉卡的报道，都说这东西如何神奇，说它是把中国人引进计算机殿堂的一座桥梁。《瞭望》杂志说它“已经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北京日报》说它“已经行销到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开发动态》一会儿用专业术语说，“这是国内外汉字功能最强的系统之一”，一会儿又用诗人的语言说，“她就像躁动于母腹的一个婴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在连篇累牍地宣传汉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投反对票的专家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是不是我原来看得有点问题？
紧跟在后面的就是一个一个登门求见。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孙鸿烈，此人本来就在为联想鸣不平，自然一说就通。然后两人拿了孙鸿烈的签名去找别人，一见面就送上事先准备的全套材料，言辞恳切地陈述理由，再递上早已写好的申请书，等着人家签名。在李岚的记忆中，1988年她似乎没干别的，就是这件事。她见了人就说自己是“联想的代表”，感受了热情也感受了冷漠，见识了开门见山也见识了拐弯抹角，更体会到了被严词拒绝的难堪。公关组在登门拜访时，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只是说“请你到我们公司来，我再一次给你展示联想汉卡”。
为了迎接委员们的到来，柳传志和倪光南在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全都出马，公司搭建了临时展厅，摆上了全部插着联想汉卡的计算机。委员们陆续到来，有时候是一群人，有时候是一个人，无论多寡都能感受到细致周到的接待，无论提出专业还是非专业的问题，都一一得到耐心解答。这不仅是个技术展示的过程，更渗透着一种微妙的公共关系。
就这样，联想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终于攻下了10个人，10名专家联名50个专家开会。决定命运的会议终于在京西宾馆召开，50个评审委员都在场，联想需要至少2/3的选票才能如愿。他们来到会场，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展示自己的成果。然后一行人走出来，站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个个紧张万分，就像嫌疑人在等待法庭的判决。
5分钟后消息传来，居然成功了。走廊里一片欢呼，大家又跳又叫，李岚倚壁而泣，郭为一头栽在地毯上，晕倒过去。
当日评选已经结束，名单也已内部公布，想更改结果可谓难于上青天。郭为一个评委一个评委地解释、谈话，居然获得了成功，最终公布的名单中，联想汉卡终于获得了一等奖。
郭为令本来不占优势的事情发挥出潜在的优势，把0.1%的希望变成现实的能耐，让柳传志看到了他的才能，也为他后来执掌神州数码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