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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我见着曾国藩写的一副对联，先看下联，是：“爱养盆鱼识化机”，心里很不以为然。因为鱼的自由世界是江、河、湖、海；哪一处不可以认识它们的化机，何必要把活泼泼的鱼儿捉到盆里来呢？盆是鱼的监牢；盆鱼是上了枷镣锁铐的囚犯。现在舍掉江、河、湖、海之大而要在监牢式的小盆里追求造化之机，不但是违反自然，而且是表示度量之狭隘。我素来反对笼中养鸟，所以不知不觉的对于盆中养鱼也发生一种深刻的不满。我便带着这种不满意的态度去看上联。我见上联写的是：“不除庭草留生意”，不禁连叫几声好，欢喜得把心里的不满都忘掉了。从此我便想用这个意思来造一座斋舍，称它为“不除庭草斋”。但是吃着早餐愁晚餐的人哪有余款造房子？退一步想，斋主虽做不成，何妨做个斋夫？好，就这么说，这个“不除庭草斋夫”的头衔，恕我自封了。需要斋夫的人们，请看清这个名字来找我；否则你要除草，我不除草，弄僵起来，怎么办呢？
[1] 本篇原载1931年9月2日《申报·自由谈》。
适之近撰时论 [2] ，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 [3] 上发表一文，《我们走哪条路》，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于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地将它一笔勾销。梁漱溟曾写了一封信驳他。东京的几位朋友对于他这种见解也深致不满。我个人则以为除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外，认为国内还有一个大妖精被适之忽略了。这个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田不够种、工不够做、饭不够吃。因为多生所以穷；因为穷所以有病，不能医，有子女不能教。因为大家多生所以穷亲戚多、穷朋友多，累得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贪。因为多生而求生不得所以为盗、为匪、称兵、构乱。贫穷、愚昧、疾病、贪污、内乱，当然是要打倒的；但是国内若不铲除多生之迷信，国外若不推翻帝国主义，则这五个小鬼必定是跟着我们寸步不离。其实，帝国主义之总司令也是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要殖民地、要原料、要市场。世界最大之乱源便是多生主义。这个妖怪不除，世界哪能太平，中国哪会有出路？下面是我送适之的一首诗：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1] 本篇原载1931年9月3日《申报·自由谈》。
[2] 本文在《申报》发表时，开头是“胡适整理国故，最有见地。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成三分之一，已是不朽之作。但他所撰时论……”作者辑成本书出版时，删去“他所”以前的文字，改为“适之近撰时论……”
[3] 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组织之“新月社”所出版的刊物，闻一多、徐志摩任主编，1928年创刊，1933年停刊。
人类生孩子总欢喜孩子生得又白又胖。倘使生得瘦一点、黑一点，父母或朋友们对于它便要减少几分宠爱。普通人大概多少有这样一种心理。稍微懂得优生学一些皮毛的人甚至于根据身体的大小强弱，武断种子之优劣。这是一个错误。人不是一只猪，何能以肥瘦定高下？中国普通孩子生下地大概是八九磅重；新近我们有两位朋友生了一个孩子，称称只有六磅。我怕他们受了一般见解之影响，或者对于他们的小宝宝有所歧视，便写了一封信，恭贺他们说：
……听说您们生了一位六磅重的小宝宝，我很欢喜。近二百五十年来领导自然科学之权威，牛顿（Sir Isaac Newton）生下地只有三磅重。您们的小宝宝是比牛顿加倍了，将来对于人类的贡献也可比他多一倍。……
牛顿生时，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派去请医生来救他的是两位接生婆。伊们一面走，一面埋怨说：“我们这样拼命地赶，真是太愚蠢了！他能活到我们回家，就算是奇迹。这样一只小老鼠！他总是不得活的；我们就把腿儿跑肿，也得不着一句感谢。姐姐！我们吃这门饭，是没有法子哟。天老爷选着我们干这件事，也只得干吧。谢天谢地，好容易走到了。”出乎接生婆意料之外，牛顿竟活了，而且活到八十五岁（一六四二年生，一七二七年死）。
[1] 本篇原载1931年9月4日《申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