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级变革交会

自19世纪中叶中国闭锁的国门打开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处在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之中，面临一个“古今更革”的大题目。敏感的梁启超在1901年《过渡时代》一文中说：“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百余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此种“过渡”状态，在改良与革命、战争与建设相交替的复杂而悲壮的进程中，经历了对欧美模式、苏俄模式的学习与扬弃，锲而不舍地探寻着前行之径。西方世界几百年间实现工业化与克服工业化弊端这两大先后呈现的课题，都挨肩擦背地提到现代中国人面前。这种情形在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的当代尤显突出。

1978年以来，在世界信息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潮的时代氛围里，中国抓住机遇，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展开变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把清中叶以来起伏跌宕的现代转型推向高潮，其运行速度之迅疾，包含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难觅先例，综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罕见其匹。

近三十年来的文化转型，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展开的：世界文明史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历时性课题，都竞相在三十年间演出。简言之，这包含三个层级的变革的交叉互叠。

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又称“第一次现代化”。

自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完成程度大约在50%~70%，故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还要继续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未竟之业。时至2005年，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6%，世界排名56位，属于“初等发达国家”，或称半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时下的中国也还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大部分，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方可全面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及今后三四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启蒙”的呼唤，便是此一转换间的文化诉求。

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工业化的一种进路，作为一种“动员式体制”，曾取得显著实绩，但又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苏联模式（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模仿此种模式）加以扬弃，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中国从物资短缺的卖方经济向物资充盈的买方经济转化，从而加速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这是三十年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是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

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不必重走原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取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呈现在当今中国面前，亟待我们解决，今天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便是得之后工业文明的启示。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次现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2005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0%，世界排名51位，与同年美国的109%、日本的102%、德国的93%、法国的92%、英国的91%尚存颇大差距。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也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而此一使命的展开可谓方兴未艾。生态问题的提出，“可持续发展”命题提到战略高度，“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追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倡导，都是向后现代文明转换的产物。

因此，近三十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今转换，其面对的，不仅仅是古典意义的近代化（工业化），而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时代更为复杂、深刻。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应当防止只注意某一层级，忽略其他层级的偏颇。例如，考察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转换，不仅要看到它们是构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资源（如开掘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而且还要发挥它们所具有的深远的后现代意义。

以工业文明为基石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单一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的矛盾过程，即章太炎所说的“俱分进化”。就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而论，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始料未及的环境破坏。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论，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进展，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为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单单依凭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民主，显然是不够的，而要更深入发掘元典关于协调阴与阳、柔与刚、利与义等对立统一关系的富于睿智的精义，并在实践中探讨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偕时而进、不断深化的进程。

正确认识传统思想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必须克服直线进化史观带来的蔽障。统观人类文化的进程便会发现，文化的演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一个螺旋圈层内部，作为终结的第三阶段（“合”）综合着前两个阶段（“正题”与“反题”），履行着在新的更富有内容的统一中扬弃其片面性的功能。宗教改革对希伯来元典的重演，唐宋古文运动在文体上对先秦两汉的复归、思想上对原始儒学的复归，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对先秦诸子的复归和对三代之制的崇仰，均为例证，而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元典精神则进行了又一次复归，更为显例。

今日的思想界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正对元典精神酝酿着新的创造性复归，这也是我们考察传统思想现代转化时应予关注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