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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思考一个前人思考过无数次的问题，人与动物有什么不同？思考的一个结果是动物不会把“遭遇”变成回忆与创造，而人则能把“遭遇”变成痛苦的回忆与艺术创造。譬如，一只老虎被猎人打伤，它幸运地逃脱，它只能狼狈地逃回自己的洞口，它不会分析它刚才的不幸“遭遇”。一旦伤口愈合，它更不会回忆起那次受伤的经过，写出一篇小说来。人却不一样，譬如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这是他的一次危险的“遭遇”。他凭着他的超人的勇气和力气，把那只老虎打死了。这过程十分生动，老虎“一按”，武松“一惊”；老虎“一扑”，武松“一闪”；老虎“一掀”，武松“一躲”；老虎“一吼”“一剪”，武松又“一闪”……对武松来说他是记得住的，回忆得起来的，要不他的打虎事迹是怎样宣扬出来的呢？如果武松是一个小说家，他也能写出一篇“纪实小说”来。所以人在“遭遇”什么事情后，他能回忆，能据此素材创作出艺术作品来。
动物是在遭遇自然的运动中被动适应自然，人则是在被动的遭遇后还有主动的创造。文学作为一种人的活动，就是在遭遇后的创造。遭遇是被动的。如一次车祸，这并不是你自己事先“设计”出来的。但车祸过后，假如我们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忆这次车祸，并把车祸进行一次曲折的、富于情趣的描写，就是主动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人的实践活动。动物因为只有消极的适应性的生命活动，而没有实践活动，所以尽管有“遭遇”，也写不出什么小说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作家的“遭遇”越多，他的回忆也就越多，那么他的艺术创造也就会越多越好。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引申出另一个话题，即人的审美活动是怎么回事？审美也是人的一种主动的实践活动。人自己经历过的、体验过的、发生过情感联系的活动，人就能欣赏它，并觉得它是那么美。例如，对于我们这些60来岁的人来说，对目前“大紫大红”的流行唱法唱的歌，我们中有许多人不能欣赏，觉得像蚊子哼哼，像常人说话，既无韵调，又不嘹亮，欣赏不了。可是对于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唱过的苏联歌曲，无论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条小路》，还是《高高的列宁山上》《纺织姑娘》等，我们一听到那曲调就如醉如痴，怎么也听不够，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歌曲曾经编织进我们青春的生命中，它与我们的青春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一听到这些歌曲，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沉浸于那欢快、痛苦、兴奋、悲伤、成功、失败的日子里，我们似乎变得年轻了。美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离开人的实践，无所谓美。
200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