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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说：“托尔斯泰的全部创作就是为那个贵族聂赫留朵夫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见解。为什么说它是深刻的见解呢？这就不能不从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谈起。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有两个聂赫留朵夫。一个是早期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和晚期小说《复活》中的男主人公。高尔基是在谈论《一个地主的早晨》的时候，说了上面的那一句话的。
《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多夫是一个年轻的地主，他大学未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庄园，想改善农民的生活。他做了很多努力，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定。他同情农民的贫穷的生活，但是他的一切努力并没有赢得农民的欢迎。因为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受尽欺压的农民并不信任他，不相信有什么“善良的地主”。当然聂赫留朵夫也并非要放弃自己的一切，他只是要调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以求得心灵上的平静，并不希望看到农民起来造反。实际上，不止这篇小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几乎全部小说中，那些有“良心”的地主和贵族，都有一种“忏悔”意识。他们都觉得剥削或欺压下层的百姓有罪，必须帮助下层的百姓摆脱不幸的命运，自己的心才能找到一个平静的寓所，自己的生活也才会有意义。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自己就是一个庄园主，但他很早就开始厌恶农奴制，想把土地分给农奴。列夫·托尔斯泰的儿子谢尔盖·李伏维奇在《往事随笔》一书中谈到他的父亲：“他好像是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农民贫穷的生活，再也不能过那种安然的舒服的生活了。我还记得，他去看了奄奄一息的费陀特回来，激动地说：‘我从费陀特那儿回来的路上，听到谢尔盖在弹布朗士的匈牙利舞曲。我不想责备他。但是，我们周围住着这么多穷人，他们生病、死亡，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却在弹奏愉快的歌曲，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列夫·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忏悔，并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谴责罪恶的农奴制，要求解放农奴。他一生都在热情地痛苦地寻求生活的意义，他的一系列的作品中有良心的贵族形象都有他自己的“肖像”。他总是把自己摆进作品中去，谴责“自己”，拷问“自己”，为“自己”寻求出路。
所以高尔基说的“托尔斯泰的全部创作就是为那个贵族聂赫留朵夫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这句话，不但符合托尔斯泰的创作，而且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优秀的作家总不会为创作而创作，描写一些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他的人物中总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正面人物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追求。他感到生活中没有自己合适的位置，他在艺术想象中千方百计为自己设想一个合适的位置。譬如今天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两种位置：官员和商人。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官员以他手中的权力去换取钱财；商人以他的合法和不合法的经营去赚取钱财。那么如果一个作家不想扮演这两种人的角色，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中给自己规划出一个合适的位置，哪怕这位置是现实中寻找不到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把“我”摆进去，有“我”的参与，作品中展现的生活就与自己密切相关，或“悔恨”，或“忏悔”，或“自责”，或“反思”，或想“改变自己”，或想改变社会。作品中必然渗透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的作品就不会无关痛痒，就会让读者感到真切、真诚、真实，往往能获得一定的非同寻常的艺术力量。
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