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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无限丰富多彩，无限生动活泼，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从中寻找到无限的诗性，寻找到无限的戏剧性。你想要的一切，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存在，可为什么有的作家明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却对现实生活似乎视而不见，总是扭过头去对那过去的历史情有独钟，愿意去写历史，愿意去重建艺术的历史世界呢？这里就关系到一个作家重建历史文本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问题。
历史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常常令人惊异。某些事情总是以相似的情境一再重现，就像山上的盘旋路，可以有十二盘，或十八盘，每一个弯道都那样相似。历史发展也是这样，它曲折地回旋地发展，尽管时代不同了，情境变化了，人物也是新的，但经常出现“历史的重演”（马克思）。一千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可能一千年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再次相似地“重演”，在这“重演”中往往蕴涵宝贵的历史精神。这样，历史精神就往往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似乎更能清楚地看清现实的种种问题和可能的演变。因此人们很重视“以史为鉴”，力图在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中，掌握历史精神，并以此映照现实，采取措施，使现实不再陷入历史的死胡同，不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要知道，我们处在现实生活中，现实与我们离得太近，或利害相关，不得不装聋作哑，明知故犯；或挨得太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习焉不察，常常看不清楚现实真相。但是我们看历史则可以拉开距离，可以居高临下，可以看到远方已经起火，那火正在向近处蔓延，危机或灾难已经迫近。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学作家还可以重建历史情境，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所以在历史和历史文学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也更具有美感。这就是历史文学家钟情于历史的原因吧！也是现代人需要历史想象的原因吧！
那么，1941年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写了历史剧《棠棣之花》，这是举起什么样的镜子呢？他看到了什么危机呢？郭沫若自己说：“《棠棣之花》的政治气氛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这不用说是掺和了一些主观的见解进去的。望合厌分是民国以来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国有历史以来的历代人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是古今共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据今推古，亦正可以借古鉴今，所以这种掺和我并不感其突兀。”原来，《史记》只写严仲子与侠累“有郤”。“郤”即“隙”，就是仇怨，他们之间有何仇怨，《史记》没有写。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则把三家分晋的事情结合进去，这样就成了是主张统一还是要搞分裂的斗争，是联合抗秦还是单独亲秦的斗争。1941年，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共继续合作、团结抗日；但国民党则不断制造事端，围剿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一个让全国人民震惊的事情就是在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残酷地镇压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新四军”。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以要团结反分裂的历史精神警示人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我们应该作出何种选择。所以《棠棣之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一面镜子，就具有了重大的意义。
在历史文学中，对于这种以历史精神警示现实的功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说“影射”，即以古代的人与事影射当前的人与事；如说“翻译”，即把古代的精神翻译到今天来；最为流行影响最大的说法是“古为今用”，强调“用”，写古代的人与事似乎只是一个躯壳，对比性地说明现代的一个道理，才是真正的“用”。这样就把历史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寓言化。我总觉得这些说法都有一点“急功近利”，在这种思想和说法指导下去写历史题材，被写的历史变得不重要，而为现实服务才是根本。并且作为历史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失之于浅露、直白和机械的生硬的类比。时过境迁，“用”的功能丧失，那么也很难作为真正的艺术品流传下去。
因此，对于历史文学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想用“隐喻”这个概念更为恰当。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它是指某个言语过程中，此物被转移到彼物上面。尽管此物与彼物是不同的，但差异中又具有相似点。历史文学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精神，通过心理联想，被转移到现实，这现实就是“彼物”。《棠棣之花》是一个重建起来的完整的历史世界，但这个世界中的反分裂的历史精神（彼物）被转移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此物）中。隐喻不同于明喻，它更曲折，更深微，更朦胧，更隐蔽。此物与彼物可能不完全对称，可它所构造的艺术世界更有氛围，更有情调，更有韵味，更有色泽，因而更具有审美品格，具有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