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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奇葩，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也引起了争议。史学家常常指责和批评当前历史剧、历史小说没有写出历史的原貌，违背历史真实；文学批评家则认为历史文学家有权利虚构，不必复制历史原貌，况且何处去找“历史的原貌”呢？就是被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中不也有不少推测性的虚构吗？“鸿门宴”上那些言谈和动作，离《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大概也有六七十年了，他自己并未亲睹那个场面，他根据什么写出来的呢？他的《史记》难道不是他构造的一个“文本”吗？
最近重读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等，我想看看作为一位有重大成就的严肃的历史学家是怎样来写历史剧的。重读之后，我深感历史文学应老老实实地定位为“文学”，而不能定位为“历史”。但历史文学又不能定位为一般作家完全虚构的文学作品，无论怎样它还是历史的文学，或多或少要有历史的根据，不能完全脱离历史框架来虚构。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历史文学的创造者是如何来构筑他的作品结构框架的呢？我重读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和《屈原》等作品之后想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重建”。我的意思是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构筑艺术世界的方法既非完全的虚构，也非完全的复制，而是根据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以艺术想象重新建立“历史世界”。
《棠棣之花》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371年的战国时代。当时的晋国还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魏国有一位武力高强的青年聂政，他因为小时候杀过人，只好隐没在齐国民间，做一个屠狗之夫。他受到韩侯卿相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在母亲去世后，来到了濮阳见了严仲子。严仲子主张韩、赵、魏三家不分裂，联合抗强秦。但他遭遇到当时韩侯的丞相侠累的反对和排斥，他希望聂政能帮助他，把侠累刺杀掉，使国家不致分裂，人民免遭痛苦。聂政认为这是正义的事情，慨然应允。聂政来到韩城，利用一个机会把侠累刺杀了，他自己也随之自杀。但在自杀之前他先把自己的容貌毁掉，使韩城的人不能把他认出来。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的姐姐，不连累姐姐，因为他的姐姐聂嫈与他是孪生姐弟，相貌十分相似。但聂嫈知道后，与一位年轻的心里爱着聂政的姑娘春姑，来到韩城认尸，她们为此也都死在这里，为的是要把聂政的英名宣扬出去，不能让他白白死去。
如果我们对照司马迁所写的《刺客列传》中聂政的有关段落，那么我们会发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凭空虚构，作者的确抓住了历史文本的“一鳞半爪”：聂政确有其人；他确有一个姐姐；他因为“杀人避仇”而到齐地当屠夫是事实；严仲子曾亲自去齐国拜访他，请他出山，他以母在暂不能受命，这也有记载；最后母死他毅然受严仲子之托而刺杀了韩相侠累也是真的；甚至他杀了侠累之后自杀前自毁容貌都有文字可寻。可见，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的创作的确是有历史文本作为根据的。换句话说，历史文学要以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托，在历史框架和时限中展现出艺术的风采来。但是历史文学作者并非无条件地复制历史。实际上，《棠棣之花》的整个的历史语境是郭沫若“重建”的，按照《史记》来对照，严仲子与侠累有仇是真的，但严仲子与侠累的分歧是主张抗秦还是亲秦，主张三家分晋还是反对三家分晋，完全是郭沫若的艺术构思的结果，总体的历史语境是作者重建的。作品中重要的人物酒家母、春姑、盲叟、玉儿，及其整个的人物关系，聂政与姐姐是孪生姐弟等，都属于重建历史世界过程中的合理想象。至于剧中另一个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人物韩坚山，《史记》中只字未提。所以，写历史文学不是写历史，不必受历史文本的束缚，可以对历史文本提供的“一鳞半爪”，按照历史文学家的艺术评价，重新构建出一个历史世界来，把古代的历史精神翻译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