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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巡抚张人骏札文》（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为札发事，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外务部咨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奉旨，锡乐巴着赏给二等第三宝星，钦此。钦遵电达在案，兹照章制就宝星一座，并缮就执照一张，相应咨行查照，转给祗领可也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除将火票饬发臬司，照例造报，并分行外，所有宝星、执照，合亟札发，札到该道，即便查收，转交锡总办乐巴祗领。一面备文申报，查考无违。此札。
计发宝星一座，执照一张。
札仰总理路矿事宜洪道用舟准此。
三月二十五日到青岛
按，这是山东巡抚张人骏的信札，内容是说，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获兵部递到的火票，外务部尊当年二月十五日旨，赏给锡乐巴二等第三宝星。外务部据此造宝星及缮写执照，现已送到张人骏处。张人骏再转给路矿总办洪用舟。这封信札是洪用舟转抄给锡乐巴的。
2.《洪用舟来函》
敬启者，十九日曾寄芜函并洋务局信一封、相片五张，未知尊处已受到否？刻接山东抚帅来文，交来敝国大皇帝赏给贵总办宝星一座及外务部执照一张，属令转交等。因恭维贵总办名著东邦，承北阙喜殊颁之特荷，征睦谊之益敦，敝总办接奉之余，实深欣幸，祗以阻迹潍阳，不克趋贺，兹特派弁赍送，并附抚帅公函一件，至祈察收。专此奉布，恭贺鸿禧。
敬请
台安！名正具，三月廿五日。
计赍送宝星壹座、执照一张、抚帅公函一件。
按，洪用舟除了抄转了上述“抚帅公函”外，还给锡乐巴本人写了一封信。本件即是这封信。内容是说山东巡抚嘱转交宝星与执照事，现派弁送到青岛。
3.《覆路矿总办洪观察》（三月二十六日发）
敬覆者，昨日弁至接奉，华章备承，藻饰并荷。转交到抚院张公函一件，暨承准外务部咨发宝星一座、执照一纸。敬请祗领。窃思鄙人以海外庸材，谬膺重任，莅东三载有奇，路工建修尚为及半，于国计民生，毫无所益。正深惶愧，兹乃谬承抚院保奏，特沛恩施，感激之私，何可言喻。除将奉到日期及感谢下忱函达张中丞外，所有省来之弁，徇据来弁云，称尚在潍邑。兹特附上茶敬洋银四十元，祈代转交。至潍来之弁，已另酌给酒资洋银十大元，并以附陈匆泐，覆请升安，惟照不专。名正具。
附呈致张中丞函一件，敬祈代呈为祷。
再，另奉来函所商各站牌札一事，已饬各站开具职事姓名，容于四月初一日鄙人来潍时带呈请酌。此外，又恳者，不才前承张中丞优加奖饰，代为保奏，其原折可否仰恳执事代为托人私下抄录一纸，赐给阅看，则感荷云情，更无既极矣。恃爱渎陈，尚希原宥。迩维贵恙谅已全愈，念念。近日潍县偷盗之风稍戢否，更为记怀。
按，这是锡乐巴给洪用舟的回信。从锡乐巴留下的档案看，锡氏本人有抄录来往信札的习惯。张人骏的信札写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三月二十五日送到青岛由洪观察转交。洪用舟当天就写了一份信函，连同宝星、执照和张人骏的信送给了锡乐巴。锡乐巴三月二十六日给洪写了这封感谢信。本件是锡乐巴的中文秘书或者助手抄录的给洪观察复信的底稿或抄件。信中除了自谦之词外，还提到给送宝星、执照的来使十元赏钱，而得知张人骏派的人（所谓“省来之弁”），尚在潍县，也让转交银洋四十元作为酬谢。附言中提出给张人骏的信，我们没有找到。所提希望看张人骏保奏的抄件也没有发现。
4.照会
照会
大清钦命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东抚提部院张，为恭录照会事，窃照本部院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附片，具奏贵总办呈代奏谢恩一片，兹于六月十七日差弁赍回原片内开奉。（后疑有阙）
（前缺）再，华德胶济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奉旨赏给二等第三宝星，当由外务部照章制就宝星一座，并缮就执照一张，一并咨行到东，由臣敬谨验收，饬交总理会同勘办铁路事宜候补道洪用舟转给锡乐巴祗领去后，旋据锡乐巴函称，已于三月二十五日祗领，所有感激下忱应即呈请代奏谢天恩等情，前来除咨外务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按，此件于照会二字处盖有山东巡抚的印章，锡乐巴用德文写了“张人骏巡抚的来函”的字样。这分文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山东巡抚张人骏给锡乐巴的信，大意是说，根据锡乐巴的要求，五月二十七日本部院已经就在给皇帝的奏片中转达了受领宝星后锡乐巴总办的谢恩之要求。从而与第三件文书的内容相呼应了。第二部分是张人骏给皇帝的奏本的抄件，大意是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奉旨赏给锡乐巴二等第三宝星，已由外务部照办完毕，宝星及执照都已经送到了洪用舟处，并且转交给了锡乐巴本人。锡乐巴于三月二十五日收到后，覆函请代谢天恩。张人骏专门具片陈奏此事。
四、后论
总之，根据以上几件文书，我们可以了解到锡乐巴被授予宝星、执照的原委。首先是山东巡抚张人骏奏请赏给华德胶济铁路总办德国人锡乐巴二等第三宝星，二月十五日外务部奉旨批准，并造就宝星一座、执照一纸，经过兵部火票送到山东巡抚张人骏处，张人骏派人送到潍县的候补道洪用舟处。洪用舟又派人送到青岛交给锡乐巴。锡乐巴收到后给省、道的来使都有谢银。还给张人骏写了感谢皇帝天恩的信，张人骏把锡乐巴的意思转奏给皇帝外，还把这个情况回复了锡乐巴。从这些文书中，我们可以具体了解一件宝星及执照的颁发过程的具体细节，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而清政府向锡乐巴颁发宝星以表彰其铁路修筑功绩一事，也曲折地折射了晚清官方对于外国势力在华修建铁路的复杂态度。
德国联邦档案天津领事馆档案札记
——清末天津物价与社会生活
1906年11月16日，德意志帝国驻天津领事馆的领事克尼平（Knipping），给帝国外交部写了一份报告，要求给领事馆同仁增加薪水，这份报告同时也向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上海总领事馆各送了一份抄件。这份报告收藏于德国联邦档案馆（BA）驻华使馆卷宗，编号R9208/927，具体内容见于该卷宗341页。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侵略中国和朝鲜，在中国的东北开战。鉴于战争时期对物价的影响，德国政府决定，从1904年10月1日起，提高德国驻天津领事馆除副领事之外其他官员的职务工资15%。至1905年9月，日俄双方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战争结束。为此，帝国外交部又通知从1906年8月底开始，取消该项补贴。克尼平领事的报告即针对此项决定而发。
由于报告内容是关于提高领事馆官员待遇问题，所以作者详细列举了当时天津的物价情况、汇率变动，而且就不同年份作了比较。这是一份关于二十世纪初叶华北大都市——天津社会经济与生活的珍贵资料，特撰此小文，予以介绍。
一、领事馆官员薪金缩水严重
克尼平的报告主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但是，当前天津和华北地区的物价上涨的势头并没有减缓的迹象，所以他请求维持1904年以来设立的占薪水15%的补贴不变。
领事馆为了提供证据，向各位供货商发出了物价调查的问卷，并且附录在报告之后。所以，报告提出，根据那些商人们提供的第一手可靠信息，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有增无减。
首先是住房租金等各项服务费用的上涨。
当初因为德国军队的撤离，空置房增多，需求减少，住房租金明显下降。当时，一个六居室的住宅租金是100两（Tls.）；两居室的公寓带玻璃浴缸、不带家具，租金20两。现在同样的住宅要110~150两，公寓30两。那时带家具的公寓在德国俱乐部（Deutschen Club）月租金45两，现在依然如此。
看医生的费用也在上升。过去一个人付给医生的年费是50两，如今同样的医疗服务要60两。车马的租金在1904年是每月60$（元），现在上升到90$（元）。
其他各项服务费用也在攀升。俱乐部的入会费并未降低，少数面对外国人服务的欧式商店，其商品价格也比较过去的高峰时期上涨了100%~200%。此间冬季最重要的一项支出供暖用煤的价格也已经保持了两年的高位，“直隶煤”每吨依然是10.50$（元），“河南煤”每吨要12.35两（Tls.）（根据当前的汇率约40马克）。
其次是银元汇率的攀升，造成以马克计价的薪金缩水，使馆官员的实际收入在不断下降。
报告说：“这种普遍的价格上升趋势对于那些用马克支付工资的官员来说更为严重。因为近来由于银元的汇率持续上升使他们更是雪上加霜。使馆秘书狄特里希（Dietrichs）把他在本地德意志亚洲银行换算的账单给我看。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每块墨西哥银元兑换马克数）。”
“1906年11月12日墨西哥银元对马克已经上升到2.44。而银元汇价的上升趋势仍在。这就意味着领事馆的官员收入依然在不断下降。看下面的例子就一清二楚了”，报告无奈地列举了这位使馆秘书525马克的月薪从1903年7月以来，兑换成银元后的实际购买力：
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领事馆秘书的收入不久将少于领事馆一等办事员（Kanzlist），办事员薪金用银元计算，月薪是200$（元）。
领事馆副领事每月的工资是1000马克，换算成银元，其薪金收入逐年甚至逐月下降：
相反，假如是领取墨西哥银元为薪水的领事馆雇员，其收入换算成马克就是：
由此可见波动幅度在25%~40%之间。由于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使馆人员的收入，当初提出或取消补贴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
二、解决的办法
克尼平领事的报告强调说，虽然现在是国家财政困难时期，但是不应该让领事馆的官员受到更糟糕的待遇。继续下去，这些人将陷入债务。他们也无法参加应该有的社交活动。
这位领事还在报告里附上了一份头天（11月15日）China Times的剪报（A matter of silver），可见情况之一斑。其中关于建立“互助组”类似的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几乎不能当真看待。
这位领事的报告提到其他外国驻华使馆解决外交官收入下降的情况。
作者说，根据他的了解，奥匈帝国驻东亚的领事馆的官员，已经由于物价飞涨和汇率走弱的情况向维也纳提出增加补贴的申请。据说，德国在青岛的管理当局和上海的邮政总局也已经提出了增加补贴的申请。因此，报告要求继续支付1904年10月设立的每月的职务津贴，此外鉴于汇率的因素，还要另外支付一个正常汇率下的补助。例如，正常汇率是1银元兑换2马克，现在的汇率是1银元2.44马克，那么就应该补贴22%的汇率损失。报告列举了最近一年多以来平均汇率波动情况（年代后为每块银元兑换马克的汇价）：
报告的最后，这位领事还很绅士地提出，希望领事馆的副领事也能够同样享受上述的工资补贴。
三、天津的物价水平
天津领事馆的报告为了证明所说价格飞涨问题，搜集了若干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数据，包括佣工薪水、马料、蔬菜、食品、乳制品、工业制成品等的价格，特别比较了1904年和1906年价格的变动趋势。
例如，根据马料商人米勒（W.Mueller）1906年11月6日提供的天津华工薪资简表显示：
米勒提供的天津面包房价格表丝毫未见下降：小面包（4个）、黑面包（1磅）、白面包（1磅）的价格在1904年和1906年都是10分，其他的食品（Baekwaren）例如糕点、咖啡、茶都比1904年上升了10%左右。
至于鲜肉和新鲜蔬菜的价格，供应商克里朋多夫（M.Krippendorff）记录了三年间天津肉类食品价格的变动情况，1906年9月3日提供的价格如下：
报告强调，由于日俄战争，来自满洲地区的动物显著减少，可供屠宰的动物也难以获得。因此进一步的价格上涨几乎不可避免。
至于新鲜蔬菜的价格，也是涨势不改：
按，新鲜蔬菜的价格可能还会提升，假如早春的雨水在夏季还不能停止的话，将显著影响通常有两茬的收成，从而使蔬菜价格上涨。
克里彭多夫（M.Krippendorff）作为通州农场的总代理，还提供了通州农场乳制品价格情况，价格上涨的原因明显是由于牲畜缺乏和牛瘟病的爆发：
附录之四，是服装衣帽价格表。商人布莱特（J.Breier）在致给德国领事馆的短信中说：“根据您的询问，现将有关物品在1904和1906年的平均价格报告于后。”
附录五是1906年11月3日食品供应商提供的罐头食品、水果、饮料等价格清单（由H.Kierulff Co.天津公司提供）。
附录五：零食及早餐食品：杏仁每磅1906年是1.20元，与1904年的价格1.20元持平；饼干，每罐1公斤装，从1.75元涨价到1.85元；英国威化饼干，每磅从1.10元涨价到1.20元；培根（星切片），每罐从0.75元涨价到0.80元；黄油，海曼牌，每磅从0.90元涨价到0.95元；培根（美式早餐用，五花肉制成），每罐从0.55元涨价到0.60元；美国奶酪，每磅从0.55元涨价到0.60元；荷兰奶酪，每份2.00元，与1904年的价格2.00元持平；咖啡，摩卡及马尼拉混合，每磅从0.75元涨价到0.80元；可可，范侯滕牌（Van Houtens），1/2磅从1.00元涨到1.10元，涨幅10%。
水产品：鲱鱼罐头，每罐从1904年的0.45元涨到1906年的0.50元；马哈鱼罐头，每罐从1.10元涨到1.20元；丹麦制腌鲱鱼，每罐从0.85元涨价到0.90元；沙丁鱼（菲利普和卡尔诺品牌），每罐0.90元，与1904年的0.90元价格持平。红鲱鱼，50条的听装价格从3.80元涨到4.00元。
水果与饮品：美国水果，普通，每架从1904年的3.20元涨到1906年的3.25元；若以每磅论，则每磅从0.08元涨价到0.09元；美国水果，精品，每架从3.50元涨到3.60元；詹姆士牌青梅、苹果等罐装水果，每磅重的每罐从0.30元涨价到0.35元；詹姆士牌美国什锦水果，每2.5磅罐装从0.40元涨价到0.50元；C&B牌果冻，红醋栗，每磅从0.45元涨价到0.50元；柠檬汽水（8盎司特装），现价每罐3.50元，与1904年3.50元的价格持平。
其他食品：每磅咸牛肉，现价每罐0.45元，与1904年的价格0.45元持平；牛奶（挤奶女工牌），现价每罐0.30元，与1904年的每罐0.30元价格持平；奶油（圣查尔斯牌），每罐从1904年的0.30元涨价到1906年的0.35元；腌黄瓜（C&B品牌），现价每瓶0.60元，与1904年的0.60元价格持平；辣椒，每瓶从0.75元涨价到0.85元，涨幅13.3%。葡萄干，无核小葡萄（C&B牌），每瓶从1.00元涨到1.10元；葡萄干（去核），每瓶从0.50元涨到0.55元；大号牛津香肠（莫顿牌），单价从1.10元涨到1.20元；大号牛津香肠（C&B牌），同样从1.10元涨到1.20元。
其他日常生活用品：2磅重包装食盐，每包从1904年的0.15元涨到1906年的0.16元；方糖，6磅罐装价格1.00元，单价未变，依然是0.16元；烹饪糖，一磅罐装，单价0.10未变；每夸脱色拉油（法国产），单价从1.10元提高到1.25元；肥皂（英国产），每块价格0.30元未变；每夸脱醋，1904年单价0.30元，1906年价格维持未变。
以上所给出的1904—1906年价格都是当时的平均价格。
最后，作为附录六，报告还提供了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房租价格。利顺德大饭店始建于1863年，1886年扩建。创建人名叫约翰·殷森德，是英国基督教圣道堂的牧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的饭店。
1906年11月1日，天津利顺德大酒店（Astor House Hotel Ltd）经理海曼（G.Heymann）先生给领事馆的一封书面复信中证实：“当前，本店住宿费（不含饮料）每日为65元，这个价格与1904年初完全相同。”
四、余论
首先是关于这位报告人克尼平。根据档案资料，克尼平是1906年4月14日作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官员，被任命为天津领事馆领事的，依据给克尼平本人的任命信，他的薪酬是每年24000马克，每季支付一次，此外提供免费住宅。赴任时搬家的一般费用和特殊开支，将根据1879年4月23日通过的有关法律予以支付。克尼平在天津工作了7年，1913年7月调任驻上海总领事时方才离任。
克尼平上任伊始，仅半年多就提出如此一份详细的加薪要求，是有充分理由的。克尼平所搜集到的材料充分证明，日俄战争前后，天津地区的各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仅没有降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进一步推高了，加上汇率的影响，领事馆官员的收入在不断下降，以至影响其体面的外交官生活。
根据天津领事馆的其他档案材料，我们发现，这位领事反映的物价上涨和汇率攀升的情况，在此后的几年并没有变得更严重。例如，1909年1月11日，领事馆秘书沙尔芬贝尔格（Scharffenberg）的带四室的公寓，每月租金40两，较之于克尼平所说的1906年两居室公寓租金30两，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就汇率而论，根据档案文件显示，1909年银元与德国马克的兑换比例是1元兑2马克，较之于克尼平这里的数据并没有明显上扬。及时按照有的材料显示，1904年1元可以兑换1.818马克，5年间，马克也仅对于银元贬值10%左右，不算太大。
平心而论，德国外交官的薪水是很高的（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是如此）。例如，1901年，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Forck）在中国担任外交译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说，他1901年在上海担任外交翻译的年薪是12000马克，每月平均1000马克，并提供住房，但是他回到柏林当教师的年薪只有4500马克。佛尔克拥有博士学位，其收入相当于一个副领事的薪金。从档案文献看，领事馆译员有时也代行副领事的职务，一般排序也紧排在副领事之后，高于使馆律师和秘书。这就表明，到克尼平任领事的时候，领馆官员的薪水并没有增加，相反还有所下降。换句话说，这位秘书的40两租金的房子在1904年只需要支付109马克，在1909年却要支付120马克。工资不涨，汇率的提升就使收入相对下降了。
从外交译员到汉学教授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传
1888年7月的最后一天，一位刚刚从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肄业的青年人，作为新录取的见习翻译，奉德国外交部的派遣，登上了前往东方的轮船。20年后，德国第一个汉学讲座教授职位在汉堡设立，他成了德国第一个汉学系的第一位主任教授。这个人就是蜚声西方学术界、曾任汉堡学者联盟主席、柏林德国高等学校协会主席、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哥廷根科学院荣誉院士的著名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教授。
德国汉学发展史上，有3个重要里程碑：1887年成立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招收中文班学员，这是德国培养实际汉语人才的开始；1908年在汉堡设立汉学讲座教授职位，这是汉学在德国大学落户的开始；1912年柏林大学成立汉学系，则标志着德国汉学学科的正式建立。福兰阁的汉学生涯几乎都与这3个里程碑密切相关；他是柏林大学东语系的第一期学员，是汉堡殖民学院的第一位汉学讲座教授，他是柏林大学汉学系的主任教授，并把它办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最大的汉学教育与科研机构。可以这样说，福兰阁从外交官到汉学家的道路就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史的缩影。人们在论及他在德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时有这样的评价：福兰阁从高等教育和国际政治的高度来着手汉学学科在德国的建设，他既反对现有的语文学从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出发，把汉学看成迂腐的学究们古怪的文字游戏，也反对政治圈子的人害怕汉学政治化。他反对那种出于“历史的无知、文化上的陈见和伤人的种族优越感”而产生的对中国和中国学的偏见。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汉学从一种业余爱好发展成为在学术上和社会上得到承认的学科”；一个被要求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对现实的发展作出解释的学科；一个既把古代和现代研究联系起来，又根据不同的研究领域将研究对象作进一步的专业化分工的学科。可以说，福兰阁是近代德国大学里建设中国学科的最重要的奠基人。
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与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一样，在近代西方汉学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们都是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和近代西方学术发展的双重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国门洞开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这一批人中，有的如伦敦大学的马礼逊、剑桥大学的威妥玛，只是起了一个开风气的作用；有的如莱顿大学的薛力赫（Gustav Schlegel）、牛津大学的理雅各，还对本国的汉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那个时代，一个外交翻译是怎样成为一个汉学家的？也许福兰阁的经历能够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例证。
一、从中学到大学
中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德国，在1848年革命之后，工业和农业都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工业化速度加快，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变成了工业国，于是，政治上的统一成为仍然小邦林立的德意志面临的最重要课题。1862年10月8日，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致力于推进德国的统一，也是大势所趋。1866年成立北德意志联邦；1870年爆发了普法战争；1871年俾斯麦主导完成德国统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福兰阁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德国统一的暴风雨中度过的。
福兰阁的故乡属于北德小邦安哈尔特——贝恩堡（Anhalt—Bernburg），该邦公爵在俾斯麦就任首相的第二年无后而终，领地被当然地并入安哈尔特公国。同年9月27日，奥托·福兰阁出生于该邦哈尔兹（Harz）地区的小城格尔诺德（Gernode）。他们全家刚刚因为父亲一年前被任命为这个城市的市长而乔迁此地。
福兰阁12岁时到离家七八公里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读文科中学（Gymnasium）。后来，由于他父亲出任邦议会议员，并被任命为邦监狱的负责人，全家又迁到了科斯委克（Coswig）小城。福兰阁也于1876年转到附近的策尔布斯特（Zerbst）的中学就读。这座城市虽然不大，但是有一所古老的中学，大约建立于15世纪。宗教改革以前，这里有两所中学，一个属于邦主，一个属于城市市民。由于王权与城市的对立，这两所学校也针锋相对。1582年，两校一度合并。后来又几经战争及政治地理的变迁，取名弗朗西斯哥文科中学，但是当地人习惯上总是称之为“修道院”，因为其校舍原来是在修道院的基础上改建的。
中学时代的课程是典型的传统人文中学式的。古希腊文和古拉丁文占有相当比重，甚至有拉丁文作文和用拉丁文写诗等课程，有一个假期的作业是将歌德的剧本《依菲琴尼亚》（Iphigenie）中的第三幕第二场中俄瑞斯忒司（Orests）的长篇独白翻译成拉丁文的六音步诗行。重要课还有德语和历史，选修课有英文和希伯来文，很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历史课也不讲19世纪以来现代史。
普鲁士式的教育以纪律严明著称，幸运的是由于寄宿学校的宿舍被占满，福兰阁和比他年长一岁多的兄弟住在一个旋工师傅家里，享受到他那个年龄难得的自由。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晚上可以自由出入。福兰阁回忆说：“这有利于唤醒我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观念，”以致后来能很快适应大学的生活。福兰阁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合唱团的节目在该城颇受欢迎。他还酷爱远足，图林根的森林、山峦，莱茵河中部各地，大城市如莱比锡、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他在中学时代就都走遍了。
1882年3月中学毕业后，福兰阁根据父亲的愿望选择了法律专业，于当年4月来到了南德的富莱堡大学。半年后转学到柏林——当时帝国的首都。统一以后的柏林人口逾百万，繁华而喧闹。柏林大学的历史并不长，是威廉·洪堡1810年创建的。洪堡以柏林大学为试点，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认为自由是教育的第一和不可缺少的条件，教学内容应该多样化，第一次提出大学教学应当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思想。柏林大学一开始便注意延聘一流学者任教，经过70多年的发展，终于成为德国规模最大、名家云集的著名高等学府。
福兰阁19世纪80年代求学柏林大学时，在此执教的著名人文学者有历史学家蒙森（Monmsen）、德罗伊森（Droysen）、特赉奇克（Treitschke），著名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和鲍尔森（Paulsen），著名艺术史家H.格林（Hermann Grimm，1828—1901），德语文学家和实证主义者谢尔（Wilhelm Scherer，1841—1886）等等，可以说是群星灿烂。德国大学听课很自由，福兰阁选修了狄尔泰的“心理学”、德罗伊森的“方法论和历史百科全书”、瓦腾巴哈（Wattenbach）的“德国中世纪史史料学”、约翰·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的“印欧语言比较语法学导论”等。其中德罗伊森和施密特对他影响最大。
柏林大学历史上拥有不少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如黑格尔、尼波尔（Niebuhr）、兰克（L.V.Ranke，1795—1886）等等。福兰阁在柏林读书时，兰克仍然著述不辍，瓦腾巴哈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思想在福兰阁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也有影响。兰克学派之后，德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学派是普鲁士学派，而德罗伊森（1808—1884）正是这一学派的开山祖和最具影响的历史学家。普鲁士学派的史学思想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影响很大，德罗伊森也曾经在柏林大学亲炙哲学教授黑格尔的教译。德罗伊森的主要著作有《亚历山大大帝传》、《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普鲁士政策史》等。福兰阁回忆说，74岁高龄的德罗伊森站在讲坛上，语言优美，音调铿锵有力，其思想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众多的听众。与他同堂听讲的有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弗里德里希·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柏林大学的历史学学术传统和德罗伊森的个人魅力，使福兰阁决定选择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就在这时，福兰阁被抽到卫戍兵的轻骑兵团服役，尽管训练很辛苦，他还是到大学里去听“1870—1871年战争史”的课程。然而一年的兵役结束后，福兰阁却改变了主意，决定将参加国家语言考试作为未来的目标。他觉得，柏林大学太大，师生之间没有直接接触；柏林城市太嘈杂，他要找一所安静的小规模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于是，1884年春天，他转学哥廷根大学。
二、从学梵文到学汉语
哥廷根大学不算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但它与西欧中世纪的大学一般为教会所控制不同，是1737年由世俗政权建立的，是邦主推行教育和进修的高等学府，从而开创了欧洲大学的另一个新传统。福兰阁来到时，哥廷根城不过25000居民，大学生就占了1200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19世纪德国学术界的新兴学科之一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它与印度梵文的研究密切相关。在柏林听施密特教授的“印欧语言比较语法学导论”时，福兰阁就已经对此十分心许。哥廷根大学的梵语言文学研究在德国居于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当时有梵文学家基尔霍恩（Kielhorn）在此执教。基尔霍恩是福兰阁的“老乡”，是著名的梵文语法和碑铭学家，在印度工作和生活了15年，搜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和碑刻，藏于哥廷根大学。陈寅恪的老师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1858—1943）就是他在哥廷根培养的学生。福兰阁决定学习梵文专业，与这门学问的魅力和他对“老乡”的尊敬都有关系。
第一个学期，福兰阁选修了基氏的“初级梵文语法”，费克（Fick）教授的“印度日耳曼语言与民族发展史”。一个学年下来，福兰阁选读了基尔霍恩的全部课程，计有“高级梵文语法”、“梵文语法论著导读”、“梵文剧作选读”等。到1885—1886年冬学期，只有福兰阁一人听课，课堂移到了基尔霍恩家里，师生二人在一起阅读《梨俱吠陀》等印度文献，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严格的语言学方法的训练对福兰阁后来的治学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他晚年动情地回忆说：“基尔霍恩教会了我应该如何做学问。这是我求学哥廷根时最美好的终生受益的收获，对此，我永远怀着感激之情。”
1886年夏，福兰阁完成了梵文和比较语言学方面的博士论文，论文的内容是翻译和注解一篇与吠陀诗歌有关的梵文文献。他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翌年经基尔霍恩推荐，福兰阁到基尔大学雅可比（Jacobi）教授那里去继续研究Prakrit方言。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产生到中国去的想法。
福兰阁在柏林时有一个朋友叫瓦斯曼多夫（Wassmannsdorf），在外交部任一般职员。这位朋友建议他谋求外交部的翻译工作。由于统一后德国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利益不断扩大，帝国外交部广泛招聘懂得语言知识的青年人到设在国外的使领馆任职。特别是在东方国家例如中国和日本，翻译在外交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将来也有升迁的机会。福兰阁对此非常感兴趣。对中国，他并不陌生，在哥廷根他已经多次接触到七世纪中国高僧玄奘和义净关于印度和佛教历史的记述，并且对此留下了神秘而深刻的印象。“从印度学到中国学之间本来就有一座桥梁”，他这样想。
还没有等到外交部的答复，福兰阁就找来了一本《中文语法初阶》自学。但是收到外交部的复函却有些令人沮丧：法律知识是出任外交翻译的必备条件，语言知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这意味着福兰阁要到中国去，必须重新学习法律。福兰阁当机立断，再到柏林大学注册，补学法律课程。
1887年夏，福兰阁以法律专业的学生又出现在柏林大学，他修读了国家法、民法、商法甚至刑法等方面的课程。同年十月，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成立，福兰阁又成为这里的中文部的第一期学员。教师中有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阿仁特（Carl Arendt，1838—1902）等从使馆或海关退职者，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人。班上的学员有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米勒（F.W.K.Mueller，1863—1930）和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等人。
顾路柏原来是莱比锡大学比较语言学家兼汉语文法学家嘎伯冷兹（G.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的学生，当时是柏林民俗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同时兼任柏林大学非专任的教授，讲授汉文。但是与乃师一样，顾路柏在柏林大学兼职教授古代汉语，却不会北京口语，所以才同另外一位佛学家兼印度学学者F.W.K.米勒前来参加现代汉语班。福兰阁与顾路柏有师生之谊，关系比较深。他一到柏林就修读了顾氏的古代汉语课程，并且很快被古代汉语所吸引。最后福兰阁成为顾路柏古汉语阅读课程的唯一听众。共同的阅读给青年福兰阁以深刻的影响。这时候，福兰阁也认识了从莱比锡到柏林来的嘎伯冷兹。与这些早期从东方学家中分化出来的汉学家的交往，激起了福兰阁对于从事汉学学术研究的向往之情。
柏林学习一年有余，福兰阁焦急地等待着外交部的答复。后来托了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关系，终于有了结果。1888年7月6日，帝国总理的批文：任命奥托·福兰阁为帝国驻北京领事馆的见习翻译，“本月内立即启程”。
三、从外交官到汉学家
在1888年的德国，对于一般人来说，前往中国是一种冒险的事，因此当福兰阁办理离校手续时，大学秘书处的官员们的眼神和语气里充满了惋惜和同情。7月30日，福兰阁离开柏林，8月6日从不来梅乘L Loyd公司的Braunschweig号轮船出发，途经热那亚、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抵达上海。9月9日，福兰阁在上海下船，住在德国领事馆里。9月14日登上“重庆”号客轮北上，一路上雇了一位中国青年人做助手，福兰阁用在柏林学的汉语与之交谈，居然能够互相沟通，令他兴奋不已。18日下榻天津，23日到达北京德国驻华领事馆。
这时德国驻华公使是巴兰德（M.A.S.von Brandt）；使馆参赞克林德（K.A.B.von Ketteler）原来也是见习翻译，义和团时曾任德国公使，并被打死；使馆首席翻译连梓（Philipp Lenz），是接任阿仁特的职务的；福兰阁之外，还有两名见习翻译。见习翻译的任务首先是进修语言和熟悉中国概况，至于怎样获取这些知识，则由各人自己去做，见习一年后，要举行第一次测试。再过一年，再有一次考试。福兰阁也像别人一样，聘请一位中国的读书人做老师，提供全天候服务。学习的内容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言，使用的教材是威妥玛（Tomas Wade）编写的《北京字表》等教材。在华的外国人实际上没有多少与中国人直接交往的机会，因此私聘“家教”大约就是当时在华外交官系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普遍途径。福兰阁来中国前就怀着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初衷，公使巴兰德很理解也很支持他的属下在不妨碍公务的情况下多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为这是与中国人打交道所需要的。
福兰阁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的领事馆任翻译，义和团时期又被派到厦门的领事馆供职。福兰阁酷爱旅行的天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不仅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而且游览了大半个中国。通过在中国的所学所见所闻，使福兰阁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上落后贫穷，文化上却是十分富有。他说其他地区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或残编断简才能重建文化传统，而中国文化，不仅自古以来独立发展，历史悠久，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他为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的东方神韵的逐渐衰退而感到惋惜。这种心情，既有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有对异国情调的欣赏，当然也夹杂着文化人对殖民时代本土文化的衰落的无可奈何的留恋。
无论如何，福兰阁探究中国文化的学术兴趣是越来越浓了，虽然当时的情况并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连梓甚至警告他说，要把在柏林学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指在顾路柏课堂上听到的知识）忘掉，而且忘得越快越好。要在外交部门获得升迁，最重要的并不是语言水平，相反，如果翻译工作做得特别出色，倒可能长期被拴在了翻译员的职位上。这在当时的外交界似乎成了公开的秘密。福兰阁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他购置了许多西文汉学著作。当时有一个英国商人，每年两度从上海派人到北京销售新旧图书。福兰阁尽囊中所有，加以购买。为了买理雅各的《中文经典》（Chinese Classics），他不得不预支下月薪水。公使巴兰德提醒这位好学的年轻人，不要为买书搞得负担过重。事后福兰阁后悔当时没有多买一些中文古籍。笔者参观过后来被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购的福兰阁藏书，其中有一些线装书，但是善本、珍本则是谈不上的。
1889年秋，福兰阁通过了翻译水平考试，被转为正式译员。同年冬被派到天津领事馆任翻译。天津当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衙门所在地，福兰阁曾经在公务场合见过李鸿章。福兰阁这时游览了热河地区，凭吊当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谒见乾隆的旧地，有意识地搜寻当地的历史与地理资料。一年后（1890），福兰阁又被调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
在上海也和在北京一样，与中国人直接接触并不多，社交场合多是讲英文，而在北京讲法语比讲英语更通行。这时期福兰阁已经开始在公务之余研究中国佛教——这个课题跟他过去所学的梵文专业有密切关系。他还着手研究和整理在热河地区搜集的地理和历史资料。而对他日后走上汉学研究之路以更大影响的则是他与多位在华汉学家的交往。
当时的上海是西方汉学家聚集的中心，这一点甚至超过了北京。他认识了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艾约瑟1848年来华传教，任伦敦教会驻上海代理人。19世纪60年代艾约瑟先后在天津和北京传教。自1880年被英国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任海关翻译以来，于兹已有十载。艾约瑟曾翻译过《希腊罗马史》，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影响；著有《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1878）、《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等。赫德给他在上海海关统计处一个闲差，也有意让他有时间继续做学问。艾约瑟的夫人是德国人，家住德国领事馆对面，他广博的中文知识在当时就为人所称道。当时艾氏正致力于研究佛学，撰写《中国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A Volume of Sketches，Historical，Descriptive and Critical，1893）一书。各种因素都使福兰阁与他过从频密。福兰阁在上海期间研究佛学，很可能就受到艾约瑟的影响。艾约瑟治学十分勤奋，这显然也强化了福兰阁的成为一个学者的意识。但是，福兰阁对艾氏的治学方法却颇不以为然。
在福兰阁看来，艾约瑟也像他的大多数英国同行那样，缺乏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他们的作品显得肤浅和缺乏学术规范，总是停留在半瓶醋或者说业余爱好者的水平上。主要表现就是，他们喜欢提出一些新看法，但是并没有严格的论证；或者是他们提出一些新材料，人们无法加以验证。福兰阁回忆说，他曾经当面向艾氏提出方法论上的问题，艾约瑟振振有词地说，在他论述的这些问题上，证据并没有什么必要。例如，艾约瑟曾经将中文与其他语言作比较研究，不管是死语言，还是活语言，他都能从中找到其与中文的亲缘关系。福兰阁对此种研究方法颇有批评，他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中国和比较语言学》（China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对这种观点和方法提出了商榷。据说该刊编辑艾德（E.J.Eitel，1838—1908）对于福兰阁加入讨论，澄清真相，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在上海福兰阁结识的另外一个汉学家是德国人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花之安1865年代表礼贤会（Rheinish Missionary Society）到香港，后来到内地传教。后脱离该会，1885年参加同善会（Weimar Mission），1886年到上海。在福兰阁认识他之前，花之安已经发表了《儒学汇纂》、《中国宗教学导论》、《中国著名的男子》、《中国著名的女子》等论著。对于花之安在汉学上的造诣和成就，福兰阁赞赏有加，尤其是对他在中国植物学上的研究推崇备至。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据说学通中西的辜鸿铭一向瞧不起西方传教士，但是对花之安也另眼相看。
与福兰阁有密切交往的第三位汉学家是德国人穆麟德（P.G.von Moellendorff，1848—1901）。穆麟德1869年在中国海关任职，五年后入德国驻华使馆为翻译员，曾任德国驻天津领事馆领事。1883年李鸿章荐举他为朝鲜国王顾问。后被免职，到上海海关供职。穆麟德在汉学上颇有造诣，1876年在领事馆工作时就出版了《汉籍目录便览》（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他用德语发表的《中国人的家法》（Das Chinesische Familienrecht，1895），曾被译成英文出版。他富有藏书，死后其书被藏书家朱启钤购得，现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但是福兰阁认为，穆麟德的汉学知识肤浅而又不实在，他的一些观点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在上海是“亚洲协会”和“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所在地。因此经常有来沪上访问的学者的学术报告会。福兰阁积极地参加了这类活动，其中典型事例是接待印度摩诃菩提会的创始人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1864—1933）。
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1891年成立于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次年总部迁至印度的加尔各答。其宗旨是在印度和全世界复兴佛教。达摩波罗是该会的秘书长。大约是1893年末，达摩波罗来到中国上海，通过艾约瑟的介绍，与福兰阁相识。达摩波罗决定在上海最大的寺庙龙华寺举行盛大法会，以图唤起中国人对于复兴佛教的热情。福兰阁答应为达摩波罗的，公开演讲做翻译，即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为他们接洽其事。最后的演讲词中文本被广为散发。此事可见福兰阁的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福兰阁在荷兰出版的汉学杂志《通报》上撰文报道了这次活动。事后福兰阁甚至被达摩波罗委任为摩诃菩提会在中国的代表。
作为外交翻译，福兰阁在华活动的主要方面当然不是学术方面。他的回忆录毫不掩饰其为德国商业和外交利益服务的努力，在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时，他承认说，中国人是容易被说服的；说在北京总理衙门得不到的东西，在地方督抚那里便容易得到。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福兰阁说当时一般舆论都同情中国，但是这并不妨碍在贷款给清政府作为甲午战争赔款的问题上，他千方百计为德国争取最大利益。对于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谋求强占胶州湾的企图，福兰阁在回忆录中也说，此乃蓄谋已久。他是德中谈判的翻译，当时中德双方的代表谈崩，是福兰阁在双方穿梭传递意见，最终迫使清朝代表就范。福兰阁自称那是其外交翻译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任务。最后起草条约时，福兰阁与荫昌分别是德方和中方的翻译，负责条约的德、汉文本的文字翻译工作。由于这次与荫昌的共事，使得几年后，当荫昌出任清朝驻德公使，福兰阁因为不满把他安排在厦门领事馆任职，退出德国外交部门后，被荫昌聘为清朝驻德使馆的秘书，时在1903年秋。
福兰阁在中国使馆工作是获得德国外交部批准的。在上午半天的工作时间里，他的任务主要是往来书信。由于工作的关系，福兰阁自己订阅了多种中文报纸，追踪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的情况。他作为中国的外交官，不止一次以这种身份出席德国皇帝和政府招待外交使节的活动或招待会，享受作为一个德国人一般不会享有的待遇。跟中国人的接触也有了更多的机会，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户部侍郎戴鸿慈和湖南巡抚端方于美国、伦敦、巴黎之后来到柏林。福兰阁同端方的谈话除了关切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外，还向端方请教关于中国艺术品和古玩等方面的知识，自称“得益匪浅”。
在中国使馆工作期间，福兰阁更加努力阅读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像《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史。由于对热河地区历史和地理的研究，引发了他对中国西北史地的兴趣。而这样的研究在当时的柏林也不难找到知音。首先是柏林大学前校长、地理学教授李希霍芬（Ferdinand Riehthofen，1833—1905），晚年曾经同福兰阁有过交往。据福兰阁自己说，李希霍芬不仅对他的热河地区的史地研究感兴趣，甚至积极参与了他所做的研究工作，并曾向普鲁士文化部推荐福兰阁接替阿仁特担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部教授。还有一位名叫皮舍尔（Pischel）的梵文教授，福兰阁在1902年于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上与之相识。这一年正好皮舍尔从哈勒大学迁到柏林大学出任教授，从此两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从伦敦到巴黎，从斯德哥尔摩到柏林，东方学家们都在谈论新疆、敦煌等新发现。德国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enwedel，1856—1935）、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20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的几次发掘，为柏林民俗博物馆带回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与文书资料。其中的佛教文物和梵文文献，引起了印度学界的高度重视。皮舍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表现出对福兰阁的汉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和热情的。1904年福兰阁撰写了题为《论关于中亚突厥族和斯基泰历史的中文史料》（Beltrae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Tuerkvo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s）的论文，皮舍尔推荐给德国科学院通报，当即以最快的速度发表。第一次吐鲁番考古队带回一方5世纪的佛教石刻，皮舍尔请求福兰阁将它翻译成德文，福兰阁费了一番工夫，写成《吐鲁番出土的一个佛教碑刻》，在1907年的普鲁士科学院通报上发表。
总之，由于李希霍芬和皮舍尔的关系，福兰阁加入了柏林学术圈子。但是，当时对于汉学家来说，要在柏林谋求一个学术职位，并不容易。李希霍芬推荐福兰阁接替阿仁特的职位，目的也是想把他留在柏林。但是，福兰阁并不想去教中文，而是想研究汉学。所以那个职位，1903年由佛尔克接任。佛尔克后来曾谈到东方语言系只关注口语教学不重视学术工作的苦恼。在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的大学里，汉学教授职位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是当时的德国，只有莱比锡大学仅有一个“东亚语言学”的非讲座教授职位，柏林大学有一个不付报酬的编外汉学教授职位（即顾路柏的职位）。面对这一前景，皮舍尔劝福兰阁做教授论文（Habilitation），福兰阁当然不感兴趣。
但是1907年，福兰阁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向皮舍尔提出愿意申请教授资格。皮舍尔当时是柏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Fakultat fuer Philosophie），这个哲学学院几乎包括经济和法律之外的所有人文学科，院长的权力相当大。福兰阁将他发表过的有关论文作为“申请教授资格论文”报上，皮舍尔是论文评阅人，论文答辩很快通过，1907年10月12日，福兰阁在柏林大学作了题为“汉学的任务和方法”的公开演讲。从这年冬学期开始，福兰阁有权在柏林大学开设一些公共课程，被称为“私人讲师”（Privatdozent），实际上是未获得大学正式教职（即没有固定薪水）但可以自行开课（按照课时付酬）的候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