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汉学与中西关系（代自序）

借用雅斯贝斯的说法，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欧洲文明，以及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是轴心时代的五大文明。中华文明之外的四大文明，政治上、宗教上、军事上、甚至语言上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唯独中华文明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种种原因，相对独立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塑造着东亚世界的面貌，引领者该地区的文明走向。中国人把其他四大文明都称之为“西”。近代以前，中西关系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代名词。

一

我学习和研究中西关系史，是从20年前在德国教书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在那里也教授中西文化关系史方面的课程，所以，也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因为在德国大学的汉学系任教，后来应约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写“德国汉学史”的连载。在我看来，西方汉学史乃是中西交流史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对本国语言、文化与历史的研究称为“国学”，那么外国人（这里指西方人）的中国研究则可以称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简称“汉学”（Sinology）。虽然汉学的历史不过几百年，但是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却是源远流长的。且不说在西方享有“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第四卷所保留的希伯波里安人那些神奇怪诞的故事，且不说希腊拉丁语作家关于赛里斯和古典地理学著作关于秦尼国吉光片羽的记载，当l3世纪鲁布鲁克、马可·波罗们说他们耳闻目睹的契丹就是“古代的丝人”，晚明时代利玛窦又证实当时的大明就是前人所说的契丹时，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终于从星星点点变成了一条清晰可见的红线。

从16到18世纪，以利玛窦、卫匡国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不断地把中国文化翻译介绍到欧洲，以基尔谢、杜哈尔德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则依据这些知识来编织他们的中国图像，而这样的中国图像又影响到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生吞活剥的硬译、一知半解的介绍、郢书燕说式的发挥，是这个时期西方关于中国知识的特征。它是西方汉学的童年时代。

1815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教授讲座，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27岁的雷慕沙自学成才，成为首任教授。它标志着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高等学校的诞生。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的确立带来了近代意义上严密科学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外交官与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这些人回国后在牛津（1875）、剑桥（1886）、莱顿（1875）等大学纷纷创立汉学系，从而使汉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许多著名高校里安家落户。

与那些外交官和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批经过正规专业训练的汉学家逐渐出掌西方各国汉学讲坛。他们不再依据或者转译中国古书的注疏去解释中国历史，而是注意把西方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与理论，引入中国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二战”以后，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汉学研究成为国际显学，八十年代以来更是云蒸霞蔚，方兴未艾。西方汉学运用社会科学理论阐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点更加发扬光大，进一步显示了其区别于中国的“国学”、日本的“东洋学”的治学特色。

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如今已达到令中国同行不能视而不见的水平。比如，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绕开费正清的论著，研究科技史不能不读李约瑟的著作，研究中西交通史不能无视伯希和的成就，研究上古音韵不能忽视高本汉的作品。这只是举其荦荦大者。实际上鲁惟一之于秦汉史、崔瑞德之于隋唐史、柯立夫之于蒙元史、福赫伯之于宋辽金史、谢和耐之于社会文化史，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著值得中国的同行参考。

西方汉学史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学家关于中国的研究会对西方学术界、知识界乃至一般读者大众的中国观产生重要影响。汉学著作中反馈出来的西方思想文化背景、汉学家从西方看东方的观察问题的视角，会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学术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史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多多少少都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为20世纪中国学术范式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宗师，大都是那些对西方汉学十分熟悉、并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的学者。当然，研究西方汉学史，也包括通过平等的讨论与学术争鸣，对西方中国研究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进行批评。“横看成岭侧成峰”，中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探讨古老而又常青的中华文明，是展开东西文化对话的重要渠道。

这本文集中关于西方汉学的部分，除了收入了略作修订的德国汉学史之外，还收入了若干书评和汉学家的传记、札记，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曾经做出的努力。

二

在近代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中，山东问题是一个重点。记得我曾经开设过一门中德关系史料研读的课程，因此与接触到一些相关材料。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把山东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人在山东的重要动作之一，是修筑了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关于山东铁路的修建，德国波恩外交部档案、富莱堡帝国海军部档案以及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和欧伯豪森的历史档案馆均有丰富的资料。国内外也有一些研究著作出版，如施来克（John E.Schrecker）的《帝围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施密特（Vera Schmidt）《德国在山东的铁路政策，1898—1914》、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1916，台北）、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上海）、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1988，北京）等都较多地涉及到这个问题。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晚清胶济铁路总办锡乐巴的私人档案资料，资料收藏在德国莱茵—普法尔茨州毕特堡县立博物馆（Kreismuseum Bitburg），那里是锡乐巴的故乡。

锡乐巴，德文名海里希·西日得勃兰德（Heinrich Hildebrand），锡乐巴是根据他的姓而取的中文名。过去人们对于锡乐巴的生平知道的并不多。

档案中有一份锡乐巴的自传，生于1855年3月l2日生于毕特堡，1925年8月21日，从柏林建筑学院（Bauakademie Berlin）毕业之后不久，奉俾斯麦之派遣来到中国。

1891年9月锡乐巴来华，其时晚清政府正积极筹备修建铁路。锡乐巴的具体任务之一，是“观察中国在铁路技术上的动向”。次年，锡乐巴来到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担任筑路工程的专家，帮助修筑铁路。锡乐巴很得张之洞的赏识和器重。1894年他曾设计过京汉铁路，他的计划后来由英国公司实施。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张之洞和王文韶的力荐，盛宣怀被任命为清政府督办铁路公司事务大臣。锡乐巴又成为盛宣怀的顾问，从而使他介入了清末全国铁路的规划设计工作。锡乐巴之所以能受命负责修筑山东铁路，据说也是张之洞的推荐。1900年，锡乐巴与袁世凯的代表荫昌订立了《胶济铁路章程》，随后的《山东德华矿务公司章程》也是锡乐巴代德华矿务公司议定的。可见锡乐巴是近代中德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发现了锡乐巴本人的私人档案材料，无疑有利于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德国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几乎藏有山东省及其下属各县市的全部方志资料。但是，我的兴趣是传教士资料却十分有限，《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每月记传》，也并不齐备。很可能是郭实腊提供的。比较珍贵的倒是，17世纪米勒主教为其《中文之钥》与反对派的论战文字，被完整地装订在一起。柏林德国联邦档案馆有关天津领事馆的卷宗不多。其中大量内容是关于领事馆工作人员调动、休假、薪资，以及使馆装修之类的文字。

以上这些资料都十分零散，本文集中收入了我写的几篇介绍文字，雪泥鸿爪，聊供同行参考。经常有一些国内年轻学者向我打听相关资料的出处，他们甚至已经直接去当地找到了有关档案，可见其资料价值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三

我把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截至郑和下西洋时代即15世纪以前为第一个时段，可称为古典时期；1800即鸦片战争前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算第三个时段，是近代时期；而1500—1800中间的这三个世纪可以算第二个时段，这个时期一般称为近代早期（方之于欧洲，大体相当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

16—18世纪的中西交往与此前和此后相比都有鲜明特点。12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南亚的交往，而中国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这就不用说了。13、14世纪，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但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16世纪末期，随着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势力的扩张，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亦或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者很少，几乎只是俄国人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但成果微茫。这成为与16世纪之前中西交往的一大不同。

19世纪的中西交往中，欧洲人仍然是以海路前来为主。但与16—18世纪的显著区别在于中西文化交往的媒介。16—18世纪来华者虽不少，但能够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只以一个群体——耶稣会士——为主。耶稣会士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耶稣会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成为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16—18世纪与19世纪的中西交往的又一重大区别是，前者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进入19世纪，中学西传明显衰颓，但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能够自成一章。

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卷入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化进程中，方方面面都脱离不了与西方的关系。近代中国史应该是一部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史（梁启超叫世界之中国）。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成功西化，西方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居然出现在中国的东方，因此“西”的内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意义，完全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概念。原来那种地理和文化混合的“西”已经不复存在。而印度和西亚中东这些中国传统视域中的西方也变成了非常“东”的世界。我早年曾写过一篇《中西文明的碰撞》，后来与吴莉苇教授合作出版了《中西文化关系史》。本文收入的几篇相关文字也得到了吴教授的合作与帮助，再次向她衷心表示感谢。

还要感谢北师大出版社集团总编辑叶子女士，责任编辑刘东明、刘崧弢先生，没有他们的执着邀约，以及细致的工作，本书是不可能出版的。

本文集收入的文章写作时间前后长达二十年，文字风格前后不一，个别地方还有所重复，错误不当之处，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2012年7月10日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