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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25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车子平稳地奔驰在京福公路（104国道）上，从北京驶向济南……
我从车的后座上欣赏着掠过的北方冬季的旷野，整理着两天来有些杂乱的思绪。
耀眼的灯光，绚丽的舞台。中央电视台的颁奖晚会结束了，人民大会堂神圣的颁奖典礼结束了……此时此刻，一切都已经成为记忆。留下的是手中的这枚金质奖章和这尊晶莹的奖杯，一份属于母亲的殊荣--中国十大杰出母亲。
从北京领取属于个人的荣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条从北京到济南的路上，留下了我曾经的欣悦和自豪。
但这一次，没有惊喜，没有激动，我甚至有些惶恐。因为我觉得，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我不禁想起了远在英伦的儿子夏杨，我甚至想，会不会因为我所获得的荣誉，给儿子带来精神上的压力？要知道，从小到大，我给儿子的就是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一份不会因我的所为而对他有所伤害的爱。
手机铃响了，是儿子打来的。好多次，我们之间就是这样心有灵犀：当我想到他时，他的电话就来了。他在电话里向我祝贺。听得出，儿子是带着满心的欢喜。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这就是我的儿子，那个改写了我人生的轨迹，陪我一起成长的二十二岁的小男儿！
我想起今年暑假，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生物类自然科学专业本科毕业的儿子，把两张录取通知书拿到了我和丈夫的面前：一张是剑桥大学世界顶级生物实验室的博士录取通知书，附带剑桥大学每年只有不到十个名额的霍奇金全额奖学金；一张是美国某著名跨国投资银行香港亚太地区总部百万年薪的全职录用通知书。
那一刻，我看着一米八大个儿的儿子，心中难掩母亲的喜悦和自豪。
儿子幽默地开着我和他爸爸的玩笑：“我何德何能，居然比你们两万人大学校长的年薪都高啊？”丈夫摸着儿子的脑袋：“还是你厉害！”那份来自父亲的赞赏溢于言表。
儿子已经长大，我们再次让他自己选择。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尊重儿子的选择中，和儿子一起选择着他人生的路。
他选择了读博士。因为对科学的情结和景仰，让他对这个迄今为止已诞生了十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实验室充满向往。这个实验室是当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实验室，奠定了现代分子生物学乃至整个生命科学的根基，在全世界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夏杨专攻自己认为最有前途和最有待研究，也是对国内意义重大的神经生物学方向，研究大脑皮层的神经元网络对于电信息的计算、处理和传递。他要在这里，实现他科学探求的理想。
汽车继续行驶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
我对司机说：“小于，前面停一下。”司机默契地点点头。一起共事八年，他已经知道这个地方，在我的生命中是何等重要。以前我们从北京回济南，也是经常在这里停留片刻。
这个地方叫德州，是位于黄河下游山东西北部的一个城市，北京至济南必经之地。素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号称山东的北大门。每次路过，面对这片土地，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种特殊的情感。此时，遥望着这个刻满了我生命印痕的城市，我突然很想再次走入它的怀抱。
和我同行的，还有朋友麓雪。她很早就说要和我一起，写一本关于母亲和孩子的书。此时她说：“去看看你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恰是正午，回济南的时间还很宽裕，难得这样的心境和闲暇。那就让我和她一起，去追寻一下往日的回忆吧。
尽管已经离开了多年，但对这个城市我并不陌生。这里有我的亲人、同学、朋友，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方式，让我感受到我和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路越走越近，记忆却越推越远……
这是德州一中的校园。平房已经换成了楼房，小树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仿佛看见了三十多年前的操场上，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在高低杠上顽强地翻腾着……那是十三岁的我，两手已经脱皮，还在坚持训练。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了我的内心有着怎样的韧性和毅力……
这是德州行署的家属楼。就是在这栋红砖楼房里，我和丈夫共筑爱巢。我仿佛看见那个明丽的早晨，丈夫拉着一辆地排车，志得意满地从医院拉着我和刚出生的儿子回家。我把当时的情景说给朋友听。“那时，他哪想到他拉回的是中国十大杰出母亲和剑桥博士呢！”朋友说的话，让我们全笑了。这栋红砖小楼里，装满了一个新家庭建立之初，虽不富裕却满载幸福的回忆……
曾经感觉壮观的电影院，已经被包围在更壮观的建筑中，那是儿子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我仿佛看见丈夫用自行车载着我和儿子，一路歌声一路欢笑奔向电影院的情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了对儿子的随机教育……
这是儿子就读的小学。大门静静地关着，学生们已经午休。我仿佛看见一个六岁的男孩，头也不回地走向教室，全然不顾在校门外的妈妈泪水盈盈的顾盼……那是我十七年前儿子夏杨，和马上就要出国的我告别的一幕。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儿子那时为什么不回头看妈妈一眼……
这是少年宫，依然有孩子们进进出出。我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就是在这里，我贴出了我的第一张幼儿英语培训的招生广告。从那个时刻，我就被一个教育的梦想牵着，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到今天……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岁月的沉淀就会不停地泛起，而蓦然回首的时刻，却发现最初成长的印记，是那样渗透在灵魂的深处。
这里是我和儿子生命的缘起，即便人在天涯，那些岁月的轻涛细浪，依然拍打着记忆的脑海，发出袅袅不断的回音……
儿子改写我的人生
如果有人问我，这一生谁对你影响最大？我会说，是我的儿子夏杨。他的出生改写了我的历史，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二十多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初秋的早晨，窗外的树叶已经微微泛黄，我很虚弱地躺在产床上，孩子被包在小被子里，静静地躺在旁边另一张小床上，不哭也不闹。我的眼睛近视，当时没戴眼镜。我眼巴巴地朝着那张床，可怎么也看不清孩子的那张小脸儿。一种揪心的焦虑油然升起：他怎么了？为什么不哭也不动呢？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对这个小生命的牵挂，我将再也无法摆脱；这种爱的责任感将会伴随我一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自从有了儿子，我人生的梦就有了两个：一个是我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一个是儿子的成长和家人的幸福。
就是从那个初秋的早晨，我追梦的路上多了一种动力，那是母爱的力量。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英语教育专业，也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儿子出生前后，我又研读了四五十本幼儿教育的书籍。当时的中国，已经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邓小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前进方向。
我意识到，英语将会对儿子的将来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我把当年能收集到的儿童英语教材买回来，但发现大多都很枯燥。我就自己制作了一些教具，用纸壳剪成钟表，用火柴盒做成小汽车、小房子等有趣的东西，形象直观地教幼小的儿子学英语。
我发现儿子非常喜欢我教他学英语的方式，而且跟着一起学的朋友的孩子们也很喜欢。他们都对我的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到了自己的优势--英语+幼儿教育。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探索中国幼儿学习英语的有效方法。
我在少年宫贴出了我的第一张幼儿英语培训广告，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教材，录制了自己的第一盘录音带。每天晚上，我准时出现在少年宫幼儿英语的课堂里。我还联系到一家幼儿园，去给小朋友们上英语课。从我家到那儿，需要骑四十分钟的自行车，收入是每讲一次课两元钱。丈夫开我的玩笑：“杨老师，我看你别去讲课了。我每天在那里放上两元钱，你骑自行车去把它捡回来，权当锻炼身体。”奚落归奚落，实际上，他很支持我。
他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认准了一件事，一定要做到底。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做事情遇到困难是正常的，克服困难的多少和你做成事的大小，是成正比的。
多年后，我在清华总裁健康管理班学习时，老师问：
“你的业余兴趣是什么？”
我半调侃地说：“哭。”同学们哄堂大笑。
“你是在做事遇到困难时难哭了吧？”老师问得很关切。
我说：“不是，我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变得坚强。”
“那你什么时候哭？”老师疑惑了。
“我是在看电视剧时跟着里面的人哭。”
“人家是‘业余兴趣’嘛！”一位男同学的调侃，把大家又逗笑了。
确实，我是个不怕困难的人。
就这样，我开始了幼儿英语教学探索的第一步。
在儿子六岁时，我有机会出国，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学习。那时，我已经在儿子和其他孩子身上，进行了几年的幼儿英语教育的实践。我选择了专攻幼儿英语教学法。我要用我的探索和努力，让我的儿子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孩子，能够更好地学习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
我住到了一个英国单身母亲的家里。她有两个孩子。我的任务是在我上学、放学的途中，把她的两个孩子送去学校，再接回家。我把这个过程当成了观摩英国学校生活和观察英国儿童生活的好机会。
英国的新书很贵，买一本要十几到几十英镑。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每月只有两百多元人民币，买一本新书，一个月的工资就花光了。而英国的旧书市场很发达，一英镑可以买一大堆的旧书。我自制了三明治，拿一瓶凉开水，经常去旧书市场“淘金”。
回国时，我没给孩子和家人带什么像样的礼物，而是带回了整整八大箱儿童英语教学的书。那是我从成千上万的旧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丈夫和儿子到天津的港口帮我取海运回来的行李，他惊讶：一个并不强壮的女子，是怎么把这八大箱子书鼓捣到船上的。说真的，现在看看这八大箱沉甸甸的书，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能量，竟然把它们弄回了家。
这可能就是我的特点吧，每当需要实现的目标来临时，我都会愿意为之竭尽全力，为之调动我的潜能。
带着对儿子和家人的惦念，我完成了在英国的苦读。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并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国际儿童英语教育研讨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儿童英语教师学会会员。
如今，《杨文幼儿英语》已经连续十年在全国的上百所幼儿园里使用，由我独创的“全息全感幼儿英语教学法”被列入中国当代外语教学法十大流派，专著《幼儿英语教学法》一书填补了我国幼儿英语教学法的空白，我主讲的幼儿英语教学法课程被确定为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这是山东省民办高职院校唯一的国家精品课。我首创的幼儿英语师资专业，成为我们山东英才学院40多个专业中的特色专业，并被山东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示范专业，以在校生2400余人的规模，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幼儿师资培训基地之一。
就这样，对儿子的爱和责任，被数以万倍地放大。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学习，总结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把这些教育理念，应用到我们后来创办的学校里成千上万学子的身上。
让我感到幸福的是，在追梦的路上，不断成长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生命。和我一起追梦的儿子和丈夫，在这二十二年里，也同样触摸到了他们人生梦想的精彩。
二十二年，儿子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剑桥大学世界顶级实验室的在读博士生，成长为一个具有爱国情感、责任心和科学探求精神的青年学子；我从一个小小被服厂的工人，成长为今天的海归、教授、一个有两万学子的民办高校的创办者；而我的爱人，成为了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山东高职院校领军人物”、“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
有梦想的生活，才会永远有追求；有追求的人生，才会不断有惊喜出现。
练体操的少女
磁窑，泰安宁阳的一个小镇。
在我人生的履历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了我记忆中一个印象最深的地方，即使在我走过中国和世界的很多地方之后。
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借宿在一家农民家里。老鼠窜动的声音，还有黑夜里对这个陌生之地的恐惧，使得她蜷缩在墙的角落，一夜未眠。
那是离家求学的我。
当时，我的父母响应国家的号召，已经从德州前往沂蒙山区军工厂。山区的教学条件相对较差，为了让我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就把我送到德州一中，住校读初中和高中。
开学了。爸爸妈妈把我送上长途汽车，从蒙阴到磁窑，然后再转火车去德州。当时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心里有些恐惧。但就是从那天起，我的父母用“推出的爱”，锻炼了我独立的能力，让我一生受益。后来我对儿子夏杨的教育观念中，也很受这一点的影响。
记得有一次，我从德州回蒙阴，下火车后搭了一辆马车去汽车站，但中途那个马车夫把我放下，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一个人拿着东西走到汽车站，可车已经开走了。我就一个人借宿在了一个农民家里，第二天我把要带给家人的礼物，都给了那家农民。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做梦，梦见我拿着箱子坐不上车了。
中学四年的时光，是最快乐、最无忧的四年。
初一的时候，我的同桌是一个眼睛小小的男生，学习很好，很有组织能力，是班里的班长。有一次，我没完成作业，他向老师报告了。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父母这么远把你送来，你这样对得起他们吗？”狠狠地一顿批评。这是我学生生涯中，唯一一次挨老师批评。回到座位上，我哭得好伤心。我平时不是个爱哭的女孩，那次我却趴在桌子上不停地抽泣着，哭得眼睛红红的。
很多年以后，那个同桌的男生对我说，他当时看我哭得那么伤心，觉得有点对不起我。尽管他说“是他‘挽救’了我”，是尽他的职责，但我哭成那样，还是让他在心里不知所措。我才知道，原来是他“告的状”。这个曾经同桌一年的男生，后来不期而遇地再次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了我的丈夫。
中学的我一直是个很羞涩的女孩。其实直到现在，在公众场合，只要不是需要我说话，我也经常是少言寡语的。了解我的朋友说：“这个杨文啊，你要不是认识她，在人群中别想先注意到她，不言不语的。”
小时候，父母比较注重家庭教育，给了我很多教诲。爸爸只要有时间，就会带我和弟弟去公园。出差回来，也总会给我们买一些小画书、成语故事、词典等等。父母给我讲了很多寓言故事、成语故事。他们对孩子的品德教育、生活习惯、上进心和学习成绩，要求比较严格。
记得有一年，我放寒假在家，厂里的许多孩子去拿厂里的碎木头，回家生炉子。有一天中午，我去食堂买馒头，用一个布包提回家。爸爸在路上遇见我，以为我也拿了木头，就很生气地一把把包从我的手里拽掉，馒头顿时撒了一地，我也吓哭了。爸爸当时很内疚，说错怪了我。
爸爸经常对我说的话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语言的表达方式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但其中所包含的做人的准则，却给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合作、团队精神、诚信”。今天我能够真诚待人，与我的团队和伙伴良好合作，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以及内心里恪守的这些准则有很大关系。在儿子的教育上，我也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原则。
妈妈从小对我也很严格，要求我：女孩子要有女孩子样儿，说话不要张狂，很多人在一起时，不要去抢别人的话头儿，在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记得我10岁时，趁妈妈不在家，我用大大的水桶，小半桶小半桶地把家里的水缸担了满满一缸水，等着妈妈回家表扬我。没想到妈妈回家，看我有点得意的样子，只说了一句话--“不要骄傲！”
现在，妈妈会笑着对我的朋友说“那个时候我有点压抑她，经常对她说的话就是‘不要忘乎所以’。”当然，岁月的变迁中，我的性格也有所变化，但“不要骄傲”已经潜入我的灵魂。即使我获得了别人认为“不得了”的荣誉，我也会很清醒地知道“我是谁”。
缘于生命之初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我在以后教育我的儿子的过程中，一直注意的一个问题。
话题扯远了。那时我虽然不像我的同桌，那么出类拔萃，那么有号召力，但我也属于优秀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也都是班里的主要干部。
学生干部的经历，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它给予了我关爱他人、先人后己、与人合作、宽以待人的思想境界，是我以后做事时一直保持的一种心态。所以，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我也一直认为：很多有益的经历，都会成为一个人一生难得的财富。
那时中学里的活动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我们的生活很单调。我很认真刻苦地学习，但少年斑斓的心，还是希望有更多精彩的课外活动。学校里要组织业余体操队，体育老师在体育课上，让同学们在单、双杠上随便翻越，他要以此来选拔队员。记得我当时是那样兴奋，好像有一个梦想和希望，在心里腾起……
我被选中了。
那是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的经历。
那真是流血也流汗地练啊！记得练高低杠时，我的两只手掌上，茧子的肉皮全都掀开了，露上鲜红的肉火辣辣地疼。就是那样，我用绷带缠上手掌，还依然咬牙坚持着；在平衡木上翻跟头，头磕得“咚咚”响，下来时人是眩晕的，头是木木的，但心中有一种韧性，让我不能停下来。
记得有一次练前空翻时，我越翻越翻不好。老师对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到了快翻过去的时候，这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成功和失败就只有半步之遥。”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想起体操老师的关于量变、质变的教诲。在我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在我教育儿子时，这样的信念鼓舞着我，去克服眼前的困难，做到自己的最好！
当时，老师的这句话鼓舞了少年的我。刻苦训练的结果，就是我成了德州地区业余体操队的队长。
我在体操练习的时候，很多次坚持让自己练到极限。就是这种的坚持，养成了我以后做人做事要求完美的习惯。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毅力--如果我下了决心去做某件事，就一定尽全力去做。
后来有记者问我：“你做事的毅力从哪里来？”我说：“来源于我所经受的‘素质教育’”。
我所认同的“素质教育”，就是经过做某件事情的过程之后，所沉淀下来的使人终生受益的品质。除了妈妈对我从小要求的“志存高远，始于足下”的训律，还有在练体操中磨炼的一种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后来，人生平台上经历的一次次努力，一次次拼搏，我能够百折不挠，都源于这些过程沉淀在我生命中的这种素质。
所以，在我做母亲之后，我所看重的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他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各个过程带给他的综合素质。这种素质应该是他在生活体验中，烙印在灵魂深处的，是支撑着他战胜困难、走向人生更高平台的动力和源泉。
从纺织女工到大学生
山坳里一个漆黑的夜晚，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独自一人，背着书包，穿越一片坟地，赶往县城的高考补习班学习。她用手使劲掐着自己的手腕，让身体的疼痛来驱赶心里的悸怕。
那是已经成为纺织女工的我，在工作之余，为一个大学梦苦读着……
从德州一中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户口所在地沂蒙山区，被分配在一个只有几十个工人、几十架缝纫机的被服厂上班。当时我被选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我的师傅对我很好，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杨，虽然你没有被分配到国营大厂，但你应该长出息，干好了，我提拔你接我的班，当裁缝。”听了这话，别的工友都暗暗羡慕我。裁缝可是被服厂最高级的活儿，最好的工种。
对师傅的厚爱，我一直心存感激。但在我心里，总有一个梦想在远处召唤：我要继续读书，我想上大学！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可我多么渴望能够坐到大学的教室里读书啊！
小时候，在我开始阅读以后，我就是一个书虫。凡是一切能够拿到手的读物，我总会爱不释手地仔细阅读一番。我的同学至今记得，我到她家去玩，她的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我拿着他带回的报纸如获至宝，边看边记。那时能看到的书很少，只要是带字的纸张，我都会习惯性地看上几眼，从不会不看就丢弃。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甚至到了餐馆、商店，我也会对有字的纸多关注几眼。
那时我读《卡尔.马克思传》、《列宁传》等书，心里升腾着一种壮志：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就要为人类做贡献。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那个狭小的车间，用知识滋养自己，让生命更有价值。
到今天，那种激情已然不是年轻时的豪迈，但在人生几十年的努力之后，我依然坚信：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得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做对社会有更大价值的事。
1977年，当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激动万分。
但因为我们要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我只能在这十二小时之外复习功课。当时，我们的厂子要改成纺织厂，派我和一些同事到外地学习。住在旅馆里，很多人一个房间，我没法看书。于是，晚上我就早睡，请服务员在第二天早上三点钟叫我起床。
那时正是严冬，走廊里很冷，我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好心的服务员破例让我在她们的值班室里学。学到早上六点钟，我再和工友们一起赶车去上班。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个月。
回到厂子后，厂里安排我做质量检验员，这是个大家很羡慕的工种。都是些女孩子，下班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在别的工友纳鞋垫、织毛衣、聊天的时候，我埋头看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跟着广播学英语。晚上到县城的学校去旁听，必须经过一片坟地。小时候我听到的青面獠牙的鬼故事，就会出现在我脑子里。我用手掐着自己的手腕，对自己说：“人生最大的恐惧来自死亡。我不怕死，还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后来，我跟同事们换了班，只上夜班，早上八点下班后，再赶到学校去上课。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中午到了下班的时候，我就请求老师把我反锁在里面。我啃着带去的冷馒头，累了就在躺椅上睡一会，醒了接着学。那时，我经常为了去上课，下班后吃不上热饭，睡不了几小时的觉，更不用说娱乐和打扮了。
有人对我那么辛苦地考大学不理解，认为一个女孩子，有个好工种，何必自找苦吃！还有人对我说：“我能理解你，考上大学将来毕了业，就能挣五十多元的工资，比当个工人强。”听了这话，我不知该说什么。
那时大学毕业的人能领五十多元的月工资，但在我心中，考大学可不是一个钱的概念。我要的是实现我个人的价值，一个人对社会更大的价值。我当然对劳动者心存敬意，但我知道，用知识的力量为社会服务，可能比一个手工操作者为社会提供的价值多得多。
我终于考上了一所设在孔子故乡的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读英语专业。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翻译家。进入大学后，我学习非常刻苦，争分夺秒地吸收着知识的营养。那时，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就叫“肸淼”，取“惜秒”的谐音。
当时，我走着听，坐着学，甚至在食堂里买饭排队时，也在听英语，结果最后连饭盒也找不到了，让同学们忍俊不禁。我用最大的努力，很快过了口语和听力关。我们从小没有经过正规的英语学习，跨过这一步，也是一次对自己的挑战。
英语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之窗。以后的岁月里，我的生活和事业中的几个转折点，都得益于这门语言带给我的机遇。而我的儿子，也成了这门语言的受益者。
20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生活。青春的激情和斑斓的梦想，在一片精神的沃土上放飞着……我积极参与班级和学校的活动，成了校级三好学生标兵；从入学第一天，我就被辅导员指定为年级团支部书记。大学四年，在历次选举中，我都是全票当选。并且，我们年级大学里入党的只有三名同学，我是唯一的女党员。团干部经历和学生党员身份，一直让追求上进的自己引以为荣。
从过去到现在，我曾经拥有很多荣誉。但这一切，不是靠投机取巧，更不是靠阿谀奉承。一个人只有靠诚信和汗水，才能赢得他人的帮助，得到社会的认可，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有所收获的沃土；才会在收获中拥有一颗安宁快乐的心。
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德商、情商、自律、组织协调能力、与人为善的品性，对他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很感谢大学时光给我的锻炼机会。
青春岁月里的这些经历，是奠定我踏上人生更高平台的基石。
我告诉儿子，只要有机会，就应努力去体验和尝试。现在，我的儿子夏杨在剑桥大学也和我当初在大学里一样，活跃在各种社团活动中。他一度是剑桥大学生物社团主席、剑桥大学科学社团人事部长、三一学院科学社团理事、世界著名学生组织AIESEC联合会成员、剑桥中国象棋协会2004年度象棋联赛总裁判、剑桥中国文化社团首次话剧《雷雨》里的男主角周萍的扮演者……他还创立了剑桥大学中医协会，并担任首任主席。2004年，夏杨带着五名剑桥同学来到中国，与《齐鲁晚报》联合举办了“剑桥学子齐鲁行”。他们在山东六地市做巡回演讲，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之后，《叩开剑桥之门》的VCD出版发行。在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十六周年纪念庆典上，夏杨联络组织了剑桥学联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并捐款……在诸如此类的锻炼中，他的组织协调能力在一步步加强。
我相信，每一次经历都有它的意义存在。一个人有益的经历越丰富，沉淀在他精神中的有益素质就越丰厚和坚实。
我经常说，不同的命运是由不同的意识决定的。意识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而结果成就了不同的命运。无论是我自己的人生路，还是对儿子的教育，我都坚信：每个人的今天，都是他以往选择和积累的结果。
我很喜欢中央电视台那个公益广告：一袭红衣打扮的少女，在漫天的白雪中翩翩起舞，旋转，旋转……从乡村的小路，一直舞到大都市的广场。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我更相信一个朴素的真理：你所付出的，就是你所得到的。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从纺织女工到大学生；从出国留学到幼儿英语教师；从辞去国办大学公职到成为一个拥有两万名学子的民办大学的创办者……我承认，我不是个先天特别聪明的学生，但我是个比很多聪明人更努力的学生。美貌和先天的聪明，并不一定能保证人生目标的实现，而尽力拼搏的意愿、自律、毅力、合作……却是一个人自我实现中，最富有价值的特性。
我尽力把我曾经受益的这些特性，以一种儿子最能接受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传授给他。
二十六年后，我曾专程驱车去当年工作过的山沟工厂，寻找昔日的工友伙伴，但那里已物是人非。工厂早已经倒闭，那个要传“衣钵”给我的裁缝恩师和当年的小姐妹已不知去向……
站在那儿，我百感交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我不主动放弃过去的环境，那社会就会放弃我了。